张杨:三线建设初期党和政府协调工农关系的尝试(1964—1966)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7 次 更新时间:2021-09-18 08: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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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杨  

   【内容提要】 工农联盟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工业集中于大中城市,加之统购统销、户籍制度的实施,使工农之间的互动受到地域范围、国家政令的阻碍。三线建设要求大型工矿企业迁移到“靠山、分散、隐蔽”的内地乡村,为工农关系发展创造了新契机。三线单位在选址基建过程中不占、少占农田,支援农业用水用肥,改善农村基础设施等做法,受到农民欢迎。农民在三线建设中提供了大量劳动力,保证了后勤物资供应,接纳职工家属插队入社,使三线单位节省了建设成本。虽然在政策实践中,工农双方在经济利益等方面存在矛盾,但三线建设毕竟第一次实现了工业在全国分散布局,为协调工农关系提供了试验场地。三线单位作为嵌入乡村的工业飞地,被各级政府寄予厚望,不仅成为工业生产队,也扮演了政治工作队、思想宣传队的角色。

   【关键词】 三线建设,工农关系,备战,征地,亦工亦农

  

   三线建设是指自1964年起,由中共中央主导,以我国西南和西北为核心区域开展的以基础工业、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设施为重点的大规模备战活动。具体地域为山西雁门关以南 、广东韶关以北、京广铁路以西、甘肃乌鞘岭以东的广大地区。三线建设作为一项国家工程,是在国际冷战背景下开展的国防战备和工业迁移活动,对当代中国历史和当今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三线建设因涉及国防安全长期并未进入学术视野,改革开放后三线建设进入调整改造、发挥作用时期,学界开始关注这一历史事件。21世纪以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研究的深入,一些官方机构、学术研究者、三线建设者皆聚焦于此,该领域研究逐步走向繁荣。①

   出于备战需要,三线单位大多由沿海、沿边的大中城市迁移到内地乡村,以“靠山、分散、隐蔽”的原则布局于深山、河谷之中。大型工矿企业向农村转移,不但使农民第一次感知工业化生产方式,而且使工人深刻认识中国的基层现实。双方近距离的接触,展示了20世纪60年代官方主导下的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工人与农民之间的互动。目前学界关于三线建设时期工农关系的研究已经有一定基础,张勇将三线企业视为介于城乡之间特殊的单位社会,认为其呈现出“孤岛”特质;与此相反,崔一楠以绵阳三线企业为例,认为他们与周边乡村建立起一套工农互惠关系;而陈熙在分析二者互助之余,更重视冲突的面向,三线企业给农村带来了污染等问题,农民也存在谋取私利等负面行为;李德英和粟薪樾对“厂社结合”模式的分析显示二者关系陷入了工农并举的理想与资源有限的现实之间的矛盾。②

   上述学者的研究和讨论拓展了本文的视野。事实上,三线单位作为嵌入乡村社会的工业“飞地”,二者关系呈现明显的历时性特征:在初始阶段三线单位担负着加强工农联盟,促进乡村工业化,带领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重任,因而在国家倡导之下二者建构起温情脉脉的协作关系。然而,在生产阶段,二者作为独立经营、各自核算的经济单位,都希望从对方获取成本最低的资源,二者也日益陷入零和博弈的冲突泥潭。不过,三线建设第一次实现了大工业在全国的分散布局,其在初期与乡村社会的良性互动承载了中央高层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理想模型,有深入探讨的必要。因此,本文以三线建设中心地四川省(含重庆市)为例,拟从三线单位的选址与基建、亦工亦农劳动制度的推广以及工农双方相互支援三个层面入手,探讨三线建设初期党和政府协调工农关系的尝试。③

  

   一、不以牺牲农业为代价:三线单位的选址与基建

  

   20世纪60年代前期,随着国际形势动荡,中国的国防安全面临战争威胁,尤其是美国对越南北方的侵略不断扩大,经济备战问题摆到中央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④1964年5月2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指出:“在原子弹时代,没有后方不行的。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还要有个地方。”⑤1964年8月6日,北部湾事件消息传到北京,毛泽东当即意识到:“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⑥

   紧张的周边局势,使正在制订的“三五”计划重点由抓“吃穿用”向三线建设转移,刘少奇指出:“昨天在主席那里谈的基本的一点,就是搞四川这个第三线,现在要准备,要着手。现在不着手,耽误了时间,将来不利。”⑦此时中共中央对三线的设想还局限于在西南地区新建以攀枝花为中心的后方工业基地。然而,1964年4月25日,总参谋部作战部递交《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指出我国“工业过于集中”,“大城市人口多”,“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易在敌人轰炸城市时一起遭到破坏”,“水库紧急泄水能力很小”等一系列不利于战备的问题。⑧毛泽东亲自批示,要求国务院组织专案小组精心研究。

   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等人经过研究,于1964年8月19日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落实毛泽东对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批示的报告,明确提出:“在第一线的现有老企业,特别是工业集中的城市的老企业,要把能搬的企业或一个车间、特别是有关军工和机械工业的,能一分为二的,分一部分到三线、二线;能迁移的,也应有计划地有步骤地迁移。”“在一线的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设计机构,凡能迁移的,应有计划地迁移到三线、二线去,不能迁移的,应一分为二。”⑨如此,三线建设除了如攀枝花钢铁基地等属于新建之外,更多项目需要从一线地区迁移而来。

   不论新建还是迁建,三线单位都需要在三线地区寻找合适的厂址。西南三线建设指挥部提出:“要认真贯彻‘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应考虑把企业比较集中地区的工厂适当分散到企业较少的地方去。”⑩企业较少且符合备战功能的地方大多集中于远离城市的边远山区,占用农村耕地在所难免,加之我国建厂经验基本沿自苏联,“在建设工厂时,过多地考虑厂区的整齐美观和不切实际地多留发展余地,以至多占良田,多迁农户,损害农民的利益”。甚至有农民担忧地称:“搞了工业,挤了农业;搬来了工人,挤走了农民。”“以农业为基础,就是把工厂的基础下在农田里。”11

   工农双方在企业选址和布局上的观念差异是三线建设初期普遍存在的问题。位于陕西宝鸡的秦川机床厂由上海迁建。内迁人员动身前,厂领导虽然介绍了西北的实际情况,“但一些同志在建厂方面,仍表现有‘骄气、要求高标准’,比较突出的反映是贪大求全的思想比较严重,说什么‘建厂就得像个样子’‘生活福利标准太低’等。而周围农民最怕的是:多占地、占好地,影响他们的粮食收入”。12

   三线单位选择在农村建厂是希望工业分散布局,起到保密、隐蔽的效果,然而如果过度压缩农民生存空间,势将引发工农冲突,三线建设所需要的安全环境亦将荡然无存。1964年9月,国防工业各部门在赵尔陆的率领下,前往三线地区踏勘了适合作为厂址的682个点,罗瑞卿报告称:“这些选点,基本上靠山进沟,离开现有城市,少占耕地,尽量不占高产田,不迁居民。”13不占农田,不迁民居,成为中央高层的共识,全国搬迁工作会议明确了内迁企业“少占农田、不占高产田;尽量不让农民搬家”的原则。14而此时刚完成内迁的浦陵机器厂成为此方面的样板。

   浦陵机器厂原为上海动力机厂,1964年经国家计委批准全部搬迁到重庆郊区。施工之前,设计人员到公社进行调研,组织农民座谈,“节约土地的观念大大加强,有个设计人员说:过去我们在考虑占用土地时,只有公顷的概念,没有亩的概念,这次才知道一亩地可以养活一个半人,省一亩地是多么重要啊!”浦陵机器厂原计划迁移27户农民,征用30亩好地,但与农民座谈之后,规划总图经过7次修改,最终没有迁移1户农民,没有征用1亩土地。15

   浦陵机器厂的做法,在时任重庆市委书记鲁大东看来,是三线单位选址基建的正面典型。重庆市委将浦陵机器厂的建厂经验总结为“三不四要”,并在1965年10月20日全国基本建设工作会议上得到谷牧的大力推广:“不占良田好土、不让农民搬家、不搞高标准的民用建筑和在可能条件下支援农业用水、用电、用肥和养猪潲水等。”16“三不四要”中最重要的原则是不侵占农业用地,不侵犯农民住房,即三线建设不能以损害农业生产,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

   作为第一批迁建投产企业,浦陵机器厂的建厂经验经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大力推广后,成为三线单位选址建厂的基本原则。1965年,位于四川江油的长城钢厂建设工委在建厂之初就以浦陵机器厂为样板,“实行厂址靠山、车间集中、宿舍上山、家属下乡、与地方合办学校等办法,少占农田一百九十亩。”17据时任国家计委三线建设调整办公室主任王春才回忆:“上海上钢五厂在四川江油建长城钢厂,上海动员的时候对上三线的职工说那里有房子,下了火车到了那里之后什么都没有,只能住老百姓家中。”18非但如此,长城钢厂还把已经征用但尚未使用的319亩土地,本着“能种一季则抢种一季”的精神,全部交给生产队耕种。19

   除了不多占地、不占好地之外,以开荒改土的方式弥补建厂所占耕地成为另一种不牺牲农业的途径。四川石油工业虽坚持“小厂上山、大厂靠山”的原则,但占地仍然较多,四川石油会战领导小组在全省组织开荒改土,支援农业:“有开荒条件的地区尽可能做到占地一分开荒一分,没有条件的地区进行改土,全战区累计已开荒造田三百九十四亩。”如此做法,非但农业不减产,反而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还有所增加:“威远县红星公社杨柳大队,去年以来工业共占用大队土地四十一亩,领导和职工一起上阵开荒造田,一周多时间就开出荒地六十亩,造田二十五亩。这个队在职工的支援下不但做到了工业占地不减产,反而有较大幅度的增产。”20

   同时,在征用耕地和迁移农户时,三线单位依据“国家不浪费、群众(集体)不吃亏”的原则,确定了具体的补偿标准:“对于一般土地,以它最近二年至四年定产量(三定产量)的总值为标准。”“撤迁房屋补偿,应该在保证原来的住户有房屋居住的原则下给房屋所有人相当的房屋,或者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发给补偿费。”21此时农村已处于人民公社时期,土地大多为集体所有,且经过十余年的统购统销,粮食产量基本确定,在征地补偿标准方面,三线单位与地方公社纠纷较少。

   土地是农业的基础,也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虽然三线单位大力学习浦陵机器厂的经验,但仍存在征地范围过大、征地时间过早、拖延补偿发放等问题。宜宾专区支援重点建设办公室调查发现:“现在仍有宽打窄用,早征迟用,甚至不征就用的事情发生;除此之外,愿意用平地,不愿意用坡地、荒地,愿意用近地,不愿意用边远地,而片面强调设计布置和投资的现象也还比较突出。”如宜宾糖厂要求在南溪李庄划拨52亩土地作基建之用,结果只用了16亩3分荒地和4亩1分熟土;799厂要求划拨修建职工宿舍用地,宜宾市同意划给坡地使用,但该厂借口土方工程大,投资多,自来水不上楼等,要求划给平地;芙蓉矿区预制厂、机修厂等工程屡次选址皆不愿在傍山的坡地修建。22

   对三线单位而言,建厂需要考虑基建成本和工作、生活的便利程度,坡地、山地投资较大且交通不便,并非三线单位的首选,因而它们不断向地方申请好地、平地。三线单位大多归属中央各部委直管,三线建设又是涉及国防安全的国家战略,地方政府需要在三线单位的需求和地方农民的利益之间寻求平衡,如果三线单位的要求过度侵犯公社利益,则会被地方政府视为破坏工农关系而加以拒绝。宜宾专区支援重点建设办公室在全区范围内展开清查治理:“对过去多征少用、征而未用及厂区禁区内的可耕地退还给生产队或经过政历审查后社员进禁区内耕种收割,单泸州天然气化工厂、泸州化工厂即退出耕地434亩。”23

绵阳专区亦根据浦陵机器厂的经验,在全区范围内核查基建用地,开展土地清退工作:“先后共清退出征而未用和暂时不用的土地一千六百五十六点七八亩,交当地生产队耕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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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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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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