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祥记 易美宇:恩格斯反贫困思想的逻辑理路及其现实启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82 次 更新时间:2021-09-14 20:25

进入专题: 恩格斯   反贫困思想  

卜祥记   易美宇  

作者简介:卜祥记(1963- ),男,江苏省丰县人,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社会认识论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经济哲学、生态哲学。上海 200240;易美宇(1989- ),男,重庆市云阳县人,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经济哲学。上海 200433


原发信息:《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0211期


内容提要:反贫困是贯穿恩格斯一生理论探索和实践活动的主题,并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创建和《资本论》研究有重大的触动和贡献。恩格斯的反贫困思想具有清晰的历史脉络,经历了从思想突围中的初步呈现到“从另一条道路”对马克思的激活与触动,再到与马克思合作后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双向建构的历史阶段。恩格斯反贫困思想具有完整的逻辑理路与独特的理论贡献,主要表现为:从对无产阶级现实贫困的多维审视到对无产阶级贫困根源的深层透视,再到无产阶级反贫困的现实实践。超越贫困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核心议题。恩格斯反贫困思想对当代中国反贫困实践具有重要启示:在制度选择上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内涵拓展上应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形态升级上应积极促进绿色发展的生态进阶;在动能转换上应大力激发科技创新的反贫潜力。


关键词:全面贫困/反贫困/美好生活/唯物史观




在全面深化对恩格斯的理论贡献及其当代意义的研究中,从反贫困的角度切入恩格斯的思想空间是一个较为新颖的视角。通过对恩格斯思想行程的梳理,不仅可以发现反贫困乃是贯穿恩格斯一生理论和实践的重要主题,而且也可以看到恩格斯反贫困思想对马克思产生了何等重要的思想触动和思想互动,因而反贫困思想也成为理解恩格斯和马克思学术关系的又一关联点。恩格斯反贫困思想具有较为清晰的历史脉络和完整的逻辑理路,经历了从思想突围中的初步呈现到“从另一条道路”对马克思的激活与触动,再到与马克思合作后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双向建构的历史阶段。历史地看,恩格斯反贫困思想形成了从对无产阶级现实贫困的多维审视到对无产阶级贫困根源的深层透视,再到无产阶级反贫困的现实实践的逻辑理路。思想的价值在不断发展的实践中实现,梳理恩格斯反贫困思想对中国反贫困实践的深入推进具有重大意义。


一、恩格斯反贫困思想的历史脉络


恩格斯反贫困思想具有较为清晰的历史脉络。从对贫困的直观经验到对贫困现象进行具有原则高度的哲学审视,进而确证贫困的真正根源及其历史演变,再到以消灭自发分工、消灭私有制为主题的共产主义运动,这是恩格斯反贫困思想在理论和实践层面进行双向建构的历史脉络。


1.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思想突围:反贫困思想的初步呈现


早在少年时期,恩格斯就对巴门和埃尔伯费尔德的工人贫困现象有所了解并表示同情。虽然这仅仅是由恩格斯自发的自由天性所引起的对贫困的一种直观感受,但是也为其反贫困思想的萌发埋下了种子。1838年7—8月,恩格斯遵从父亲之命来到不来梅学习经商,并先后接触到了德国当时两大激进自由思潮——“青年德意志”文学思潮和“青年黑格尔”哲学政治思潮。通过前者,恩格斯完成了从自发自由立场向自由民主立场的思想转变,著于1838年9月的《贝都因人》就是其介入社会政治问题的开端,而1839年发表在《德意志电讯》上的《伍珀河谷来信》则表明恩格斯完成了向革命民主主义的转向。


如果说恩格斯在《贝都因人》中从自然和文化(社会)之对立来理解自由和奴役之对立的尝试还是一种“拙劣的诗歌”的话,那么在《伍珀河谷来信》中则能发现其对贫困现象有了深层次的认识。在文中,恩格斯把贫困现象归于两点:一是大工业给“下层等级”带来的强制劳动;二是宗教对人的思想的钳制。尤其是虔诚主义的滥觞使得伍珀河谷的工人甘于忍受工厂主的剥削、接受贫困的命运。尽管此时恩格斯还处于从基督教虔诚主义向理性主义转向、由自发的天性自由向革命民主主义接近的思想行程中,但是与青年马克思早期的反对封建专制的革命民主主义不同,恩格斯看到的恰恰是由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1]。这表明恩格斯关键性地抓住了资本主义的现实症候,超越了传统的批判视域和反贫困思想。基于此,柏林时期的恩格斯先后与宗教和“自由人”决裂,逐渐确立起唯物主义原则和共产主义立场,进而在赫斯的影响下,迅速成为共产主义者[2]。


恩格斯唯物主义原则和共产主义立场的确立使反贫困思想成为与马克思的学术关联点成为可能,也意味着恩格斯反贫困思想必然要深入到历史本质的维度中去强化自身的科学性与现实性,而这一重大推进是在与马克思胜利“会师”之后,由他们二人共同实现的。


2.从“另一条道路”触动马克思:作为学术关联点的反贫困思想


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所经历的“物质利益的困惑”和对共产主义的讨论这两大事件实际上体现了其在贫困问题上的困惑:一是《林木盗窃法》的通过使马克思对黑格尔理性国家产生怀疑,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还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二是如果共产主义不是“教条主义的观念”,那么共产主义的真正本质是什么?换言之,为什么作为协调市民社会利益冲突的理性国家在现实中仍然存在着大量的贫困现象?共产主义能否摆脱“教条主义的观念”的桎梏进而成为消灭贫困的现实路径?通过克罗茨纳赫时期的理论探索,马克思得出三点结论和遗留三个问题:其一,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但是这一结论需要论证。其二,黑格尔于《法哲学原理》中提出的“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这一错误观点,在根本意义上乃是黑格尔一般哲学(逻辑学)的错误,有必要进一步批判黑格尔的逻辑学。其三,黑格尔的理性国家无法消除市民社会的贫困,而只有共产主义才是可能的,虽然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论犹太人问题》中可以发现马克思已经放弃了对抽象自由和平等的追求而成为共产主义者,但是他认为仍需对共产主义本质进行深入探究。由此可见,马克思已清晰地认识到政治斗争、阶级斗争与经济利益的密切联系,要解决这里遗留下来的三个问题就必须利用政治经济学对市民社会加以解剖,而此时的马克思在经济学学科知识储备和研究方法上显然是非常缺乏的。


当马克思在贫困问题上感到困惑时,在曼彻斯特的恩格斯已经敏锐地注意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产生现代阶级对立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础”[3]。在此基础上,恩格斯反贫困思想的逻辑理路逐渐呈现——从英国无产阶级贫困的“经济事实”出发,使用实证方法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来寻找导致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本原因,再到对作为反贫困路径的社会革命(共产主义运动)的探索。恩格斯反贫困思想恰逢其时地进入到马克思的视野中①,为解决马克思的困惑和激活马克思的灵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提示。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年手稿》)是被激活后的马克思对遗留下来的三个问题的初步解答,也是马克思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的初步表达。马克思在文中毫不讳言自己得自恩格斯的启示:“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德国人为了这门科学而撰写的内容丰富而有独创性的著作,除去魏特林的著作,就要算《二十一印张》文集中赫斯的几篇论文和《德法年鉴》上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4]111-112这种“完全经验的”批判研究方法显然受到了恩格斯的直接启发。另外,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十八世纪》中将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源导向对“私有制存在合理性”的批判,是恩格斯反贫困思想中最为关键性的环节,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直接性地延续和推进了恩格斯这一批判性工作,其在“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部分推导出异化劳动导致私有财产这一颠覆性论断。在“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部分进一步阐释了共产主义的本质,即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部分把劳动从认识论领域拉回到本体论领域,并把劳动界定为感性对象性活动,进而把黑格尔的精神劳动辩证法改造为现实人的劳动辩证法。梅林的说法也提供了佐证:“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对马克思的启发很大,帮助他克服了对资产阶级社会、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的还有些抽象的理解,使他认识到必须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矛盾性来批判这一制度。”[5]恩格斯反贫困思想对马克思产生的思想触动程度之深可见一斑。


概而言之,反贫困思想是恩格斯和马克思的重要学术关联点。恩格斯从“另外一条道路”达致的反贫困思想为困惑中的马克思提供了学科视野、研究方法和关键性提示,直接性开启了他和马克思之后的反贫困思想的理论路向:树立全新的哲学立场(无产阶级的哲学立场)是反贫困的基础工作,在此基础上对政治经济学理论前提的澄清和重构(构建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是反贫困的关键环节,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革命)是反贫困的根本途径,而实现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则是反贫困的终极目标。


3.理论与实践:反贫困思想的双向建构


在理论建构方面,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延续了在《1844年手稿》中所开启的实践唯物主义境域,实现了实践哲学的范式革命。然后恩格斯与其一道,在作为实践哲学具象化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在澄清历史前提的同时完成了唯物史观草创,即无产阶级立场的哲学范式的伟大创制。另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继续从自发分工出发将私有制的起源追溯至史前时期,弥补了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前时期的解释空场。恩格斯反贫困思想最终深入到历史的本质维度中去,具备了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性、现实性和革命性。随后,恩格斯与马克思将理论任务放在了构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上。作为这一任务的重大成果,《资本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反贫困思想的科学表达,它以唯物史观视角澄清了贫困的现代性起源,确认它根源于资本的生产积累制度,并塑造出诸如工人贫困、生态贫困、精神贫困与全球贫困等四大贫困问题[6]。


在实践建构方面,主要表现为:其一,深入到无产阶级中去,全面研究无产阶级贫困问题。其二,积极投身于各国工人运动并参加多次革命起义,如埃尔伯费尔德的反政府起义、巴登和普法尔茨农民起义。不仅如此,恩格斯还投入了大量精力研究军事理论,积极为革命运动提供具体的军事指导。其三,与各种错误的社会主义思潮论战,为工人运动提供科学的共产主义理论指导。其四,恩格斯为整理和出版《资本论》遗稿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工作,直到生命终点。这表明恩格斯与马克思在反贫困思想上的高度一致。恩格斯借此再次表明,消除贫困、实现无产阶级自由解放是其毕生信念和全部的实践旨归。


二、恩格斯反贫困思想的逻辑理路与独特贡献


恩格斯反贫困思想具有完整的逻辑理路,表现为从对无产阶级现实贫困的多维审视到对无产阶级贫困根源的深层透视,再到无产阶级反贫困的现实实践。尽管在与马克思“会师”后,恩格斯反贫困思想以马克思为主导,但这并未掩盖其独特的理论贡献与现实价值。


1.全面贫困:无产阶级现实贫困的多维审视


一般来说,人们对贫困的理解主要是指物质贫困。但是在恩格斯那里,无产阶级的贫困绝不仅仅表现为物质贫困,而是表现为一个具有多向度、多层次的贫困结构。总体上来看,无产阶级贫困的内涵表现为全面贫困。具体来讲,无产阶级贫困的内涵表现为物质贫困、精神贫困、政治权利贫困、生态贫困。


其一,物质生活极度贫困。一是工资微薄。出卖劳动力是无产阶级仅有的谋生方式。残酷的竞争使得工人被迫接受仅能维持其基本生存繁衍的微薄工资,“商品的价格平均总是和这种商品的生产费用相等的。因此,劳动的价格也是和劳动的生产费用相等的。而劳动的生产费用正好是使工人能够维持他们的劳动能力并使工人阶级不致灭绝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数量”[4]678。二是居住环境恶劣。无产阶级大多生活在肮脏、粗陋、狭小的贫民窟中,还有许多人根本没有固定的居所,饥饿、犯罪、疾病、道德的堕落充斥在穷人的聚居地。三是衣食条件极差。绝大多数工人穿得很差,即使是完好的,也很少能适应不同的气候。无产阶级只能吃到质量很差的食物,激烈的竞争使得供给食物的商贩不仅在食物中掺假,还在量上缺斤少两,“给他们穿的衣服是坏的、破烂的或不结实的。给他们吃的食物是劣质的、掺假的和难消化的”[4]411。四是身体健康状况堪忧。高强度的劳动和恶劣的生存环境威胁着无产阶级的身体健康。肺结核、消化不良、瘰疬、佝偻症等疾病是大多数无产阶级身上常见的慢性病,伤寒、热病、瘟疫也随时威胁着无产阶级的生命。无产阶级所能享受的医疗资源十分短缺且费用高昂,不仅如此,假药、庸医还趁机大行其道。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大都快速衰老、寿命短暂。对此,恩格斯发出诘问:“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最贫穷的阶级怎么能够健康和长寿呢?在这种情况下,除了过高的死亡率,除了不断发生的流行病,除了工人的体质注定越来越衰弱,还能指望些什么呢?”[4]411他认为这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对无产阶级的“谋杀”:“社会知道这种状况对工人的健康和生命是多么有害,却一点也不设法来改善这种状况。社会知道它所建立的制度会引起怎样的后果,因而它的行为不单纯是杀人,而且是谋杀。”[4]409


其二,精神生活空虚堕落。恩格斯转引西蒙斯的话指出:“贫穷对精神所起的毁灭性的影响,正如酗酒对身体一样。”[4]429导致无产阶级精神贫困的原因大致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教育资源稀缺。资产阶级提供给无产阶级的是充满教条和偏见的宗教教育,“孩子们脑子里塞满了各种无法理解的教条和神学上的奥义,从很小的时候起就激起教派的仇恨和狂热的迷信,而一切理性的、精神的和道德的教育却被严重地忽视了”[4]424-425,这直接性地导致工人阶级缺乏阶级意识,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力量。二是劳动活动的强制性。作为机器的一部分,无产阶级必须严格遵循机器的节奏。长时间的强制劳动“是一种最残酷最带侮辱性的折磨”[4]432,导致工人失去了鲜活的生机和丰富的情感,“这种强制劳动剥夺了工人的一切可支配的时间,工人只有一点时间用于吃饭和睡觉,而没有时间从事户外活动,在大自然中获得一点享受,更不用说从事精神活动了,这种工作怎能不使人沦为牲口呢!”[4]433。三是家庭伦理瓦解。妇女和儿童由于能够充分满足资本家最大化降低成本和延长工时的要求,逐渐成为工厂的主要劳动力,大部分男人则失业在家操持家务。这样一来,无产阶级传统的家庭分工模式受到严重冲击,“共同利益的最后痕迹,即家庭的财产共有被工厂制度破坏了,至少在这里,在英国已处在瓦解的过程中。孩子一到能劳动的时候,就是说,到了九岁,就靠自己的工钱过活,把父母的家只看做一个寄宿处,付给父母一定的膳宿费”[4]63。家庭生活日益扭曲,工人失去了家庭这一最后的精神家园。四是被偶然性支配的恐惧。无产阶级“受各种各样的偶然事件支配,没有丝毫的保障可以使自己能够获得最必要的生活必需品”[4]429,失业随时都可能到来,工人们生活在对不确定性的恐惧之中。恩格斯指出:“这种生活方式比别的任何生活方式都更使人堕落。”[4]431


其三,政治权利丧失殆尽。资产阶级通过实行代议制,赋予资产者以选举权,从而组成议会和政府,从贵族、行东和代表他们的君主专制手中夺取了全部政治权利。这样一来,财产成为权力的代名词。恩格斯指出:“这里是财产统治一切,因此这种恩惠只赐予‘值得尊敬的’犯人,而穷人、贱民、无产者却承受着法定野蛮行为的全部重压。”[7]702以宪法为主的法律也成为抽象的概念和纯粹的形式,沦为资产阶级奴役穷人的工具,“穷人是无权的,他们备受压迫和凌辱,宪法不承认他们,法律压制他们”[7]705。贫穷与罪恶成了同义词,“贫穷本身就已经使无产者受到犯有各种罪行的怀疑,同时也剥夺了他对付当局专横行为的法律手段。因此,对无产者来说,法律的保护作用是不存在的”[4]482,享受法律所规定之权利和减免法律所规定之惩罚的前提是拥有足够的金钱,而无产阶级就理所当然地丧失掉一切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权利。无产者争夺政治权利的方式还仅仅局限于“政治原则”,试图通过议会改革来谋求政治权利,改变自身的悲惨境地,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摆脱政治权利贫困的唯一方式只能是通过暴力革命,夺取国家政权,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消灭一切阶级差别。


其四,生存环境不断恶化。一方面,农村的生态环境被工业城市肆意侵占和破坏。恩格斯描述了美丽的伍珀河谷被工业污染的情况:“这条狭窄的河流,时而徐徐向前蠕动,时而泛起它那红色的波浪,急速地奔过烟雾弥漫的工厂建筑和棉纱遍布的漂白工厂。然而它那鲜红的颜色并不是来自某个流血的战场……而只是流自许多使用鲜红色染料的染坊。”[7]493工业集中化把无数环境优美的农村改造为工厂城市:“在农村建立的每一个新工厂都包含工厂城市的萌芽。如果工业的这种疯狂的活动还能这样持续100年,那么英国的每一个工业区都会变成一个巨大的工厂城市,曼彻斯特和利物浦就会在沃灵顿或牛顿一带相互毗连。”[4]407无产阶级被剥夺了享受良好生态环境的权利。另一方面,工业城市环境污染严重到非人的地步,无产阶级的工作与生活环境更加恶劣。杂乱无章的建筑使工人区出现严重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给无产阶级“住的是潮湿的房屋,不是下面冒水的地下室,就是上面漏雨的阁楼。为他们建造的房子不能使恶浊的空气流通出去”[4]411,“一切可以保持清洁的手段都被剥夺了,水也被剥夺了,因为自来水管只有出钱才能安装,而河水又被污染,根本不能用于清洁目的。他们被迫把所有的废弃物和垃圾、把所有的脏水、甚至还常常把令人作呕的污物和粪便倒在街上,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别的办法处理这些东西”[4]410。


2.资本主义制度:无产阶级贫困根源的历史透视


在对无产阶级全面贫困的“经济事实”进行了实证研究后,使用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来透视无产阶级贫困根源,是恩格斯反贫困思想得以进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境域的关键。


在恩格斯看来,较之于重商主义时期对商业不道德本质赤裸裸地呈现,经历了18世纪产业革命的英国政治经济学也仅仅“前进了半步”。因为“经济学没有想去过问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因此,新的经济学只前进了半步;它不得不背弃和否认它自己的前提,不得不求助于诡辩和伪善,以便掩盖它所陷入的矛盾,以便得出那些不是由它自己的前提而是由这个世纪的人道精神得出的结论”[4]57。这里的“新的经济学”指的是由亚当?斯密开启的自由贸易学说,它宣称自由的商业活动是“各民族、各个人之间的友谊和团结的纽带”[4]58,是人类幸福的泉源。但是无产阶级陷入全面贫困的现实揭示了它在理论与现实之间所存在着的巨大矛盾,因此它不得不借助于“诡辩和伪善”来掩盖这种矛盾,把自由贸易学说包装成消除贫困的“万能药方”。恩格斯认为,“新的经济学”之所以陷入理论与现实的巨大矛盾之中,原因就在于“没有想到提出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正因如此,马尔萨斯的贫困思想才显得如此荒谬,以至于恩格斯严厉谴责道:“这种理论是迄今存在过的体系中最粗陋最野蛮的体系,是一种彻底否定关于仁爱和世界公民的一切美好言词的绝望体系。”[4]58也正基于此,一代代经济学家才越来越走向“诡辩和伪善”的极致,其学说愈是系统和完整,其结论就愈荒谬,“经济学家离我们的时代越近,离诚实就越远。时代每前进一步,为把经济学保持在时代的水平上,诡辩术就必须提高一步。因此,比如说,李嘉图的罪过比亚当·斯密大,而麦克库洛赫和穆勒的罪过又比李嘉图大”[4]59。恩格斯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学家极其失望,因为他们都是站在私有制的立场上来思考贫困问题,怎么能期望他们找到贫困产生的真正原因和消除贫困呢?


恩格斯认为私有制是导致贫困的根本原因,正是“这些前提创造并发展了工厂制度和现代的奴隶制度,这种奴隶制度就它的无人性和残酷性来说不亚于古代的奴隶制度”[4]58。国民经济学家从不过问“私有制的合理性”,这是他们贫困理论之所以荒谬的原因。在这种理论的影响下,不仅无法解决贫困,反而加重了无产阶级的苦难。例如,在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影响下颁布的《新济贫法》创建了被称为“济贫法巴士底狱”的习艺所,给贫困的无产阶级带来更为深重的灾难。因此,恩格斯意识到仅仅停留于把私有制视为贫困根源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进一步研究私有制的本质来历,即资本主义制度前史,必须找到人类社会的真正前提,并以此重构国民经济学体系理论前提,创建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实际上,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已经涉足了这一工作,他从政治经济学家对商品的生产费用的组成要素的界定中推断出“资本和劳动是同一个东西,因为经济学家自己就承认资本是‘积累起来的劳动’。于是,剩下的就只有两个方面,即自然的、客观的方面——土地和人的、主观的方面——劳动。劳动……还包括经济学家想也想不到的第三要素,我指的是发明和思想这一精神要素……这样,我们就有了两个生产要素——自然和人,而后者还包括他的肉体活动和精神活动”[7]607。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明确了历史的真正前提乃是现实的个人的劳动活动:“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4]516-519在确定了真正的历史前提之后,他们借助于对自发分工史的梳理,初步阐明了私有制的历史演变,进而厘清了无产阶级贫困的历史生成逻辑:自发分工导致异化劳动,异化劳动导致私有制。在资本主义社会大分工阶段,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无产阶级贫困在强度和广度上都达到了历史顶点。也正是在这里,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制度是无产阶级贫困根源的论断才得到了科学论证,其反贫困思想终于深入到历史本质中,从而具备了科学的内涵。因此,他断定:“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弊病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4]368


3.共产主义运动:无产阶级反贫困的现实实践


把无产阶级确立为反贫困主体是恩格斯反贫困思想的重要贡献。当马克思还在对德国农民和小所有者深受君主制压迫而表示同情时,恩格斯就早在赫斯的影响下敏锐地发现工人阶级才是贫困与反贫困的真正主体,并着手研究工人阶级的历史生成与世界历史意义。


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认为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是无产阶级得以产生的直接原因,并且由于产业革命在世界范围内陆续展开,无产阶级逐渐登上世界历史舞台。在机器被广泛应用之前,工人们普遍散居于农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一辈子都没进入过城市。在生活方面,他们收入稳定,并能自主决定工作时长,拥有足够的空闲时间去从事对身体健康有利的休闲活动。在思想方面,他们“极其虔诚、受人尊敬,过着正直而又平静的生活”[4]389。他们恪守宗法秩序,“过着合乎道德的生活,因为他们那里没有使人过不道德生活的诱因——附近没有酒馆和妓院”[4]389-390。但是狂飙猛进的圈地运动和产业革命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命运,“英国的工业和整个市民社会运动把最后的一些还对人类共同利益漠不关心的阶级卷入了历史的旋涡”[4]390。机器生产方式几乎在所有生产部门中排挤掉手工生产方式,大工厂基本取代了效率低下的手工作坊,激烈的竞争使绝大多数的中等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纷纷陷入破产而成为无产者,同时也把原本“为少数贵族服务”的工人和自耕农变成彻底的工业无产阶级和农业无产阶级。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无产者们被赶进大城市,靠出卖廉价的劳动力才能生存下去。工业运动“把居民的一切差别化为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4]403。由于工业革命向全世界蔓延和世界市场的开辟,资本主义制度得以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来,整个人类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对立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所遭受的奴役比历史上任何一种奴隶制都要深重,因而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为反贫困主体。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只有现代大工业所造成的、摆脱了一切历来的枷锁、也摆脱了将其束缚在土地上的枷锁并且被一起赶进大城市的无产阶级,才能实现消灭一切阶级剥削和一切阶级统治的伟大社会变革。”[8]149-150


社会革命(共产主义运动)是无产阶级反贫困的根本途径。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通过“合法革命”来消除贫困是不可能的,“这种思想本身就是矛盾,事实上不可能实现的,正因为他们想要实现这种思想才遭到失败”[7]550。他强调,“只有通过暴力消灭现有的反常关系,根本推翻门阀贵族和工业贵族,才能改善无产者的物质状况”,“这个革命的开始和进行将是为了利益,而不是为了原则,只有利益能够发展成为原则,这就是说,革命将不是政治革命,而是社会革命”[7]550-551。恩格斯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论断: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暴力的社会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才能消除贫困。这表明,恩格斯拒绝一切不彻底的反贫困幻想,认为只有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彻底打破贫困枷锁。


同时,恩格斯提出辩证的科学技术观,把提高生产力水平视为反贫困的关键。恩格斯认为,马尔萨斯关于土地生产力的算术级数增长的论断之所以是错误的,原因在于他忽视了科学的作用。恩格斯认为,科学本身就是生产力的表现,而它的发展是快速而无止境的,“在最普通的情况下,科学也是按几何级数发展的”[4]82。他以化学在农业上取得的巨大推动作用为例,充分论证了科学对于应对人口过剩的重要作用。尽管马尔萨斯的理论极为荒谬可笑,但恩格斯认为它“却是一个推动我们不断前进的、绝对必要的中转站。我们由于他的理论,总的来说由于经济学,才注意到土地和人类的生产力,而且我们在战胜了这种经济学上的绝望以后,就保证永远不惧怕人口过剩”[4]81。在恩格斯看来,在消灭了私有制、建立起共产主义经济制度之后,“土地和人类的生产力”就可以成为反贫困的重要力量。在《论住宅问题》中,恩格斯一以贯之地强调生产力的重要作用。他尖锐地批判了蒲鲁东的狭隘的“永恒公平”倾向:“整个蒲鲁东主义都渗透着一种反动的特性:厌恶工业革命,时而公开时而隐蔽地表示希望把全部现代工业、蒸汽机、纺纱机以及其他一切坏东西统统抛弃,而返回到旧日的规规矩矩的手工劳动。哪怕这样做我们会丧失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生产力,整个人类注定会陷入极可怕的劳动奴隶状态,饥饿将成为一种常规,那也没什么了不起,只要我们能搞好交换,使每个人都能得到‘十足的劳动所得’并且能实现‘永恒公平’就行了!”[8]151

三、恩格斯反贫困思想的当代启示


恩格斯反贫困思想虽然生成于19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世界,但是因为它具有鲜明的人民性、科学性和现实性特质,提出了诸多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观点,因此能够穿越时空,为正在进行中的中国反贫困伟大实践提供重要启示。


1.制度选择: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资本主义制度是无产阶级贫困根源这一论断是恩格斯反贫困思想的重要内核。他认为只有在“消灭私有制、消灭竞争和利益对立”,建立起共产主义经济制度后,贫困才能真正地被消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反贫困实践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正在不断地证明这一论断,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将得到全面展示。


按照2011年购买力平均每天1.9美元的贫困标准计算,1981-2012年全球贫困人口减少了11亿人,降幅55.1%,同期中国贫困人口共减少了7.9亿人,占全球减贫人口的71.82%。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贫困实践不断取得新成绩。从减贫速度和规模来看,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末的9899万人减少至2018年末的1660万人,累计减贫8239万人,连续六年年度减贫规模超过1000万人”[9];从农村贫困发生率来看,由1978年末的97.5%降至2012年末的10.2%,再到2018年末的1.7%。可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反贫困在规模、速度和质量上都得到了有效推进。同时,中国向全国人民庄严承诺,到2020年要实现全国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这意味着中国反贫困实践已经到达紧要关头,即从全面消灭绝对贫困到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伟大转折点。实践证明,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反贫困实践的必然选择,中国反贫困实践充分证明了恩格斯的深刻洞见。


2.内涵拓展: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恩格斯从物质贫困、精神贫困、政治权利贫困、生态贫困等维度对无产阶级的现实贫困进行了审视,一方面展示了无产阶级陷入全面贫困的悲惨境况,另一方面又拓展了反贫困的内涵,为反贫困实践提供了多向度的着力点。就当前中国反贫困实践而言,恩格斯这一思想无疑契合了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主要矛盾的变化对反贫困实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换言之,主要矛盾的转变要求我国反贫困实践重心要逐渐从消灭绝对贫困问题向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倾斜,即从以物质脱贫为主转变为努力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应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其一,物质扶贫。应不断提高贫困人群的收入水平,保障就业机会供给;持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交通、水电、网络、公共卫生体系等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其二,精神扶贫。应注重教育扶贫,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抓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根本大计,要让贫困家庭的孩子都能接受公平的有质量的教育,起码学会一项有用的技能,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尽力阻断贫困代际传递。”[10]良好的教育对一个人知识技能的获得、正确“三观”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使每个人都能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应注重文化扶贫,积极提升贫困人口文化素养和培育其现代文化观念,促进贫困地区文化事业发展。同时,应加强对贫困地区文化产业的扶持和引导,在传承原生态传统文化的同时创造出巨大的经济效益。其三,权利扶贫。在贫困人民的政治权利得到根本性保障的前提下,应将权利扶贫的重点放在经济权利方面。虽然市场经济在配置资源、创造财富方面具有巨大作用,但是资本的唯一意志是实现增值,贫困地区和群体在市场权力体系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积极对资本逻辑加以导控,不仅应通过建立普惠性制度来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保障贫困群体和地区在市场中的基本经济权利,还应加大特惠性政策供给,如金融政策、税收政策等。


3.形态升级:促进绿色发展的生态进阶


恩格斯提出的生态贫困对于中国当下的反贫困实践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恩格斯对工业文明中的无产阶级贫困与生态污染之间的内在关联作了提示。在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生产方式下,人民贫困与生态恶化往往形成恶性循环的闭环怪圈。作为异化劳动之最高表现形式的大工业,一方面极大提升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另一方面却在资本逻辑的座驾下不费分文地攫取自然和无产阶级的自然力。自然生态遭到巨大侵害,无产阶级也因而陷入无限贫困之境地。在当代中国发展的语境之下,恩格斯这一提示应被置换为对传统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工业文明中不可避免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悖论在生态文明形态中能否得到妥善解决?与恩格斯这一提示遥相呼应,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彻底打破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悖论,为中国反贫困实践提供了重要指引。因此,中国反贫困实践应自觉进入生态文明语境之中,走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核心内涵的绿色反贫困道路。总体来看,应切实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大力发展绿色生产方式,推进产业链绿色升级。具体来说,应通过实施重大生态工程建设、加大生态补偿力度、大力发展生态产业、创新生态扶贫方式等,加大对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支持力度,以实现反贫困实践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双赢”。


4.动能转换:激发科技创新的反贫困潜力


恩格斯认为科学技术是反贫困的重要力量。在他看来,大工业实际上是人的本质力量的集中体现,一旦私有制被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形式所取代,大工业就能够真正地回归为人的本质力量进而成为消除贫困的重要力量。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在现今社会中造成一切贫困和商业危机的大工业的那种特性,在另一种社会组织中正是消灭这种贫困和这些灾难性的波动的因素。”[4]683这里的“大工业的那种特性”就是生产力。人类的生产力是从人的自然力、自然界的自然力、社会劳动的自然力(生产系统组织的管理能力)这三种自然力转化而来的,这种作为前提的转化能力就是科学技术,因此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生产力的灵魂,是人类实现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前提和决定性力量。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推动着人类文明浩荡前行,已经成为推动每个民族、每个国家不断发展的核心动能。“加快科技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是实现人民高品质生活的需要,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需要,是顺利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需要。”[11]因此,中国反贫困实践必须持续推进科学技术的变革创新,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大力提升物质文化生产力,不断创造能够满足人民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具体而言,应不断激发科技创新的反贫困潜力,使科技创新成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现代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推动力。


参考文献:


①曼彻斯特时期,恩格斯反贫困思想主要集中体现于1843-1844年两年中撰写的三篇文章:1.著于1843年9月底或10月初至1844年1月并发表在马克思担任主编的《德法年鉴》上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2.著于1844年1月初至2月初并发表在马克思承担编辑工作的《前进报》上的《十八世纪》;3.著于1844年9月至1845年3月并以德文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在被马克思誉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发表后,恩格斯就和马克思开始“不断通信交换意见”,所以马克思对恩格斯即将写作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思路和意图也应该有所了解。


[1]张一兵,周嘉昕.青年恩格斯在现实中探索资本主义的理论逻辑[J].湖南社会科学,2008(3):1.


[2]麦克莱伦.恩格斯传[M].臧峰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10.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32.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梅林.马克思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124.


[6]周露平.《资本论》的反贫困哲学及其新时代价值[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12):83.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9]汪三贵,冯紫曦.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逻辑关系、内涵与重点内容[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8.


[10]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京举行[EB/OL].(2014-12-11)[2020-12-01].


http://news.12371.cn/2014/12/11/ARTI1418295777211338.shtml.


[11]习近平.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2020-09-11)[2020-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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