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萍:媒介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传播、物质性与数字劳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1 次 更新时间:2021-08-13 13:0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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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萍  

   摘要: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传播研究过于关注虚拟层面的媒介传输,却忽视了背后物理性的基础设施和政治经济景观。文章试图跳出传播功能主义视角,来论证媒介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成为一种研究方法并展现传播的物质性特征。本文以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送餐员及其电动车的使用为例,通过田野访谈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电动车作为一种媒介如何展现物质的传输与交换、社会权力关系的建立与维持,以及政治话语的抗争与赋权。送餐员与电动车所建构的"人""物"关系凸显了中国数字劳动的形貌与内里,并影响着数字经济下的劳动政治和中国的社会转型。

   关键词:物质性; 传播; 电动车; 数字劳动; 媒介

  

   一、问题的提出

  

   自工业革命以来,新闻传播学历经百余年的发展,从讨论报纸、电报、宣传单到探究新媒体、互联网和虚拟经济,逐渐形成了一套重内容轻物质、重效果轻过程、重文化建构轻基础建设的研究议程。怀特海德(Whitehead,1920)将其称之为“二分世界”(bifurcated world),在新闻传播领域即表现为过于关注符号、信息、情感和效果等虚拟现实,而忽视传播渠道背后可见的、物理性的基础设施和社会劳作(Murdock,2018)。本文试图从这样一个研究断层出发,来探究数字经济背景下传播的物质性。学界有关物质性的呼声由来已久,但目前仅有的传播与物质性的讨论除了文章数量少,又多集中于形而上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或宏观层面的批判政治经济学研究(例如Cooren,2018;Fuchs,2017)。如何将传播与物质性的关系通过实证研究进行落地讨论成为当下传播学研究的重要议题。我们如何从物理现实的角度理解传播的意涵,再现传播的多维面向?在新技术、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如何打破认识惯习,从更广阔的视野理解媒介与传播的关系?物质性的概念可以在何种程度上扩展或延伸我们对于传播意涵的阐释?以上问题亟待解答。

   本文以平台经济下外卖送餐员及其电动车的使用为例,来探讨媒介与传播的物质性关联。文章试图跳脱传统的媒介功能主义视角,将媒介与传播的意涵扩展至更具工具性和物理性的层面,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来探讨传播与物质性的关系。本文的主要研究问题是:作为基本交通工具、遍布城镇大街小巷的电动自行车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一种媒介,它又是如何凸显传播的物质性特征的?

  

   二、文献综述

  

   (一)物质性:对核心概念的理解

   有关物质性(materiality)的概念和理论探究层次丰富,主要集中于媒介考古学和人类学领域,如在基础设施(Larkin,2013;Rossiter,2017;Von Schnitzler,2008)、技术可供性(陈昌凤,仇筠茜,2018;章戈浩,2018)、城市研究(Kittler&Griffin,1996;孙玮,2012)等领域的探讨。在这些领域,物质性通常被看作是与社会、文化、政治发展并行的社会属性。根据里诺(Lievrouw,2016)的观点,物质性指物体的物理存在属性,即该物体在特定情况下可以用于某种目的或发挥某种效能的特征。在2018年《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的“新酵母专刊”(Ferment of the Field)中,学者开始尝试对传播学的物质性研究进行反思。例如库伦(Cooren,2018)讨论了传播的物质性本体论,认为物质性是事物相对于时空而言较为稳定的本质特征;默多克(Murdock,2018)给出了一个更加明晰的物质性定义:它指代支持我们日常传播行为得以产生的原材料、资源、设备、劳动和基础设施。

   纵览传播学的历史发展脉络,媒介技术成为传播学者探讨物质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最早的结绳记事到洞穴壁画,从纸莎草到甲骨文,从古登堡的印刷术到工业革命时期的报刊,从大众传播时代的广播、电视到信息时代的互联网与新媒体,媒介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带来了载体、渠道、传播介质和社会基础架构等物质上的革新。虽然大众传播时代的媒介效果研究更关注媒介内容,但部分学者在研究中也提到了与物质性相关的概念,如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提出的“5W模式”,其中讲到的“通过什么途径”进行传播,点明了物理途径对于后续传播效果的奠基作用。到了20世纪50-60年代,以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等为代表的多伦多学派崛起,将传播的物质性议题重新提出。他们将传播技术的内容承载剥离,认为媒介本身是人体的物质性延伸,它重构了人与物的社会关系(Wasser&Breslow,2005)。

   20世纪末,发展传播学和信息传播技术研究(ICTs)日渐兴起,媒介技术的接受与使用研究(adoption studies)受到关注。这一学术思潮以社会学特有的视角关注传播过程中人与社会、网络的物质性结合与整合问题(articulation and assemblage)。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Rogers,2003)。这一理论通过探究人们对于新观念和实践的接受过程,展示了传播网络的物质整合,包括农产品的推广、社会关系的建立和传递渠道的改变等。与此并行的另一学术脉络是科学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简称STS)。STS强调媒介技术的存在性,将技术作为与社会文化和政治体制并行的特征,并关注人与物的互动关系。

   在雅克·艾吕尔(Jacques Ellul)和朗顿·温纳(Langdon Winner)关于“自主性技术”(autonomous technology)的理论中,物质技术与人体的互动体现在,技术本身是既有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体现或“具身化”(embodiment),它表征并内含了设计者的价值观念、预想期待和喜爱偏好;而与此同时,该物体本身一旦被投入使用,便存在不可逆和不可变性(Ellul,1964,1980;Winner,1977,1980)。相似的理论概述包括托马斯·休斯(Thomas Hughs)的技术动力论(technological momentum),迈克·卡伦(Michel Callon)、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和约翰·罗(John Law)等人所提出的著名的“ANT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Callon,1984,1999;Latour,1996;Law,1987)以及希拉·贾桑诺夫(Sheila Jasanoff)提出的合作生产概念(Co-production)(Jasanoff,2004)。因篇幅关系,这些理论概述暂不展开。归纳来讲,这些论述的共同特征是凸显技术的多元物质属性,即媒介技术的存在除了社会文化层面的表征,还有更多实体象征,包括物质、实践、知识体系等元素,也包括这些元素里更多元的次元素和联系。

   虽然大众传播、信息技术传播、发展传播和科技传播等分支曾在不同程度上对媒介技术的物质属性进行了探究,但传播学领域的物质性研究存在两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首先,对“媒介”的定义框架依旧狭隘,大众媒介的急速发展使得传播学领域对媒介的理解依旧“落在文字、影像方式的信息传递上……传播的内涵因此不断被削弱、窄化”(孙玮,2012)。其次,对物质性的探讨过于强调将技术物体本身作为标准化、程式化、静态化的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其社会影响的探讨,却忽略了技术物体的嵌入情境和背景,以及其本身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的物理变化。而随着近些年社会建构思潮和智能技术的不断勃兴,媒介的虚拟表征和意涵得到持续拓展,物质性研究却处于边缘化的尴尬情境之中。

   (二)电动车的媒介属性

   本文试图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电动车如何成为一种媒介并凸显与传播、物质性的关联。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究的前提是跳脱媒介的功能主义视角,在更加宏观和开放的面向上理解媒介。在此之前,不少学者都关注过媒介的广义化概念。如林·怀特(Lynn White)在其著名的《中世纪技术与社会变迁》(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一书中,阐释了马镫、马掌和马颈圈何以成为封建社会的延伸媒介,促成了骑兵装备的改进并催生新的阶级划分和经济制度(White,1962)。作为这一研究脉络的继承,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Understanding Media:The Extensions of Man)一书中,对轮子、自行车和飞机带来的媒介延伸和社会加速做了详细的阐释。在他看来,媒介技术的每一项变革和拓展都会带来社会形貌的改变。如轮子作为加速器对城镇现代化所起到的助推作用,轮子串联在一起的协作滚动,即产生了自行车和脚踏车,飞机依赖轮子机械化的高速运动,将“公路卷起来带到天上”(Mc Luhan,1994:231)。在这里,轮子、自行车、飞机既是人体的延伸,也是社会加速发展的“助推器”,它们在节省人的体力劳动的同时将信息和需求带到更远的地方,形成都市的“外向爆炸”。

   而其后的媒介理论家基特勒(Kittler,2010)则认为麦克卢汉“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的方法论建构过于“人类中心主义”,在他看来,媒介技术的发展有着自己的发展逻辑,人类及其身体不再是技术发展的动因,而是媒介自身发展的结果(车致新,2019)。可以说,基特勒的这种后人类的批判观点与前文所提到的艾吕尔、温纳、拉图尔等学者的物质性阐释在理论假设上具有一致性,即试图摆脱人文中心,将物和技术作为平等、独立的媒介因素纳入社会关系的建立。基特勒和格林芬(Kittler&Griffin,1996)在有关城市与媒介的研究中试图指出,城市中的建筑、交通、军事联络、公共空间等都是承载社会生活的独立媒介,这些公共渠道的存在使城市的网络结构和各项功能得以持续性的发挥作用。

   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城镇化背景下电动车的媒介属性?电动车的媒介化又如何与人、技术发生关联?本文在承接艾吕尔、温纳、基特勒等有关媒介自主发展逻辑的基础上,不再强调“物”与“人”的分离或者依附,而是试图论证“物”与“人”的情景式融合。文章认为,在平台经济日益崛起的背景下,中国电动车的媒介属性不再仅限于物理技术的改进和物资的传输,而是与平台经济下的数字劳动(digital labour)紧密结合在一起。换句话说,作为交通工具的电动车和作为平台发展的外卖送餐员绑定在一起,共同组成了平台经济下的“媒介”,形塑了现代数字经济的物流网和关系网。

电动自行车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中国城镇化和数字化的进程加快,这种无需人力驱动的交通工具以其便捷、便宜和无需驾驶号牌等特性而迅速占领市场,成为城市运作的重要载体。与此同时,中国平台经济的急速发展也催生了城市物流和快递业的增长,孕育出一大批依靠电动车为生的“数字工人”(digital labor),包括快递员、外卖员、代驾、网约工等。这些“数字工人”通过移动通讯等设备加入数字劳动大军,而作为迅速形成的“电动车社群”,他们的工作承接了飞机、火车和汽车无法到达的街头巷尾,其灵巧性和便捷性成为城市交流和对外延展的最后一道“触角”。(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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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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