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春松 宋立林:如何从思想和社会的互动中把握儒学的精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5 次 更新时间:2021-06-30 07: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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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春松 (进入专栏)   宋立林  

   宋立林:干先生您好!我自己对您也有些了解,您走上学术道路,受哪些人影响比较大?

  

   干春松先生(以下简称干先生):我曾经在《南方周末》说过这个问题。当时《南方周末》有一个栏目叫《我的秘密书架》,即让我谈谈对我影响最大的书籍,这跟您问我的问题其实是一回事。对于学术研究而言,书与作者是一体的。我在文中提到了李泽厚先生和瞿同祖先生。

  

   就学术进路而言,如果说,本科毕业后我之所以选择中国哲学作为专业,是受到了两个人的重要影响,一位是方立天老师;1984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上本科二年级的时候,方老师最后一次给本科生上课,他不会故作惊人之语,特别平实,讲课和文章都是这样。他讲的先秦魏晋思想以及佛教文献,正好是他的特长。他的课对我们影响很大,我们班当时有好几个人要考中哲,大都是受他的影响。

  

   另外一个重要的人是李泽厚,八十年代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会读他的书,我接触比较早的是《中国近代思想史论》。这儿得插播一个令我骄傲的事,李泽厚先生所著、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腰封上使用了我的话,2012年我们去李泽厚家与他做了一个访谈,他说:我用了你的话做我的书腰封上的推荐语。这可以说是“缘分了”。

  

   李先生有许多特点,记得叶秀山先生说过,他是大才子。就我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阅读记忆来说,主要有两点:一是他的文笔很好,二是他能提出很多问题。比如积淀、文化心灵模式、乐感文化、儒道互补等等。他特别善于提出各种“说法”,初学者特别喜欢一些概括性的结论,而李先生的各种“说法”在当时特别吸引我。当然,后来我才逐渐体会到这些说法背后的深刻含义。

  

   但我自己所做的研究和大多数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人也不太一样。我自己可能受到瞿同祖之类学者的影响,他对于儒学问题的讨论,不是从概念出发,而是喜欢从儒学和社会的互动中着眼。他进入儒学问题的方式,决定了我后来讨论儒学问题的基本模式:除了研究思想本身,很关注思想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当然,还有一位是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沙莲香老师,她当时带我做一些研究,也迫使我阅读大量社会学方面的著作。2003年,我的博士论文《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出版的时候,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主要大家也是觉得本书讨论的角度与以往的研究作品有一些不同,余敦康先生就特别肯定这样的一个方式。当然我也会用大家习惯的概念分析和范畴演变的方式进行一些哲学史研究,比如最近写过一些关于荀子和《论语》研究的文章。

  

   不过,总体来说,我依然习惯于用思潮和社会的交互式视野观察问题。2015年4月,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我关于康有为研究的作品,依然延续了这样的风格,书名是《保教立国:康有为的现代方略》,聚焦于孔教会和现代国家建立的问题,即康有为面对一个新国家要建立时候的思考,这与我以前的研究有连续性。

  

   在中国讨论任何制度创新,必然要考虑已有的制度,而原先的制度体系与儒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难处也恰恰在于,儒学如何在这个制度建构中发挥他的作用。由现代性而带出的许多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这是一种根本性的转变,而如何应对这样的转变,不是简单的持有某种信仰就可以解决的。西方政教体系在面对现代性的挑战的时候,所采取的方法是政教分离,而儒家在传统中国的存在方式则是一种“弥散性的”,即与社会政治秩序密不可分,所以,一旦与制度分离,那么儒学就变得“居无定所”了。

  

   因此,在新文化运动以后的新儒家总体而言倾向于从道德层面去发掘儒家的现代价值。(亦有学者愿意从制度层面出发进行思考,比如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运动,张君劢先生的宪政努力,但总体而言这样的努力不占主流)他们认为儒学在制度层面起不到什么作用,要从道德方面发挥儒学的作用。我认为这样做有其必要性,因为道德和价值作为一种抽象意义上的“上层建筑”,一旦形成,有其超越性,即作为一种民族精神的凝聚,它会超越时代。比如儒家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这些都是所有时代所需要的。但是,道德和制度不是可以截然分开的,也就是说,制度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的,那么我们亦可以知道原有的秩序并不可以完全否定,而要改变和创造的则是如何让这种价值在现代性的环境中获得重现。这就是常和变的关系。

  

   因此,对于现代儒学价值的关注就不能仅仅停留在道德层面,而也要在制度创新的层面下功夫。

  

   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界,有一种对于西方的制度迷信。新文化运动的时候,一部分知识分子,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没有采用西方的国家体制和个人价值观。因此,提出了民主和科学的口号,这样的口号本身没有错,错就错在只有口号,而对于如何实施民主、如何落实科学意识并无具体的办法,所以民主变成了“民主主义”。中华民国成立之后,模仿两院制建立了新的政府和国家的体制,但是很快就发现制度和人心的差距并非是激进的方法所可以解决的。导致的结果是军阀割据和国内的战争层出不穷。当然并不是说实行民主就一定会有军阀割据,而是说在当时的情况下,盲目模仿西方的制度,其结局只有一个:制度失灵。1949年之后,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执政者又有快步跑进共产主义的激进做法,因此,最终经济崩溃、社会失范,必须进行改革和调整。这一百年的实践告诉我们,制度的建构不是凭空设想就可以,而是要跟风俗人心相结合。而要了解中国人的风俗人心,对儒家的价值和制度进行分析和理解则是必须的。

  

   一句耳熟能详的话是:民主制度不是最好的制度,但是不坏的制度。而且民主也并非只有一种模式,所以,当破除口号化的民主迷障之后,现在我们要考虑的是这样的问题:既然美国的民主和法国的民主不一样,为什么就不能有中国的民主?中国如何能避免劣质的民主。当然有人会问,你说的中国民主是什么?如何界定现在的政治体制中的民主性成分?这些都是值得讨论的大问题。

  

   其它诸如:民主是多数人决定的制度,但是当我们承认多数人原则的时候,怎么来考虑少数人的利益以及超大规模国家的民主成本的问题和中央权力的配置问题。一提国家利益的问题,很多人会说你是个国家主义者,民主在规模较小的国家运行比较顺利,而许多大国会出现一些困难。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探索民主制度的时候,遇到的问题比想象的要多得多,至少应该考虑在这样的情况下,它的民主制度应该怎么建立。

  

   但如陈独秀那样认为儒家和宪政、民主是绝对对立的说法,我是不能赞同的。

  

   再如平等问题,也是大家喜欢考虑的问题,自由民主平等是现代政治的核心概念,我和大多数人的观点一致,梁漱溟等人说过,传统中国是很自由的,这种自由有两个来源,一是原来政府的权力没那么强,给了民众很大空间。

  

   中国人批评儒家和平等的紧张主要的依据是差序格局。的确,传统儒家的礼制特别强调别尊卑的问题,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社会身份的尊卑和血缘的尊卑是始终存在的,然而中国历史上一直不甚艰固的却是阶级身份。我去曲阜的周公庙拜谒的时候,看到门口有一则介绍,说周公是奴隶主统治者。这种介绍很有问题,中国有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奴隶制度,还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在平等的体制上,中国在某种意义上的确超过了西方,即在大多数的历史时期中,并不存在天生的贱民,以决定上升性社会流动的主要制度科举制而言,除却少数犯过法的人之外,人人都有参加科举的权力,传统中国社会并没有太多因社会地位而产生的限制。

  

   宋立林:现在大家都在提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政府大于社会,社会的东西在建国后被全部砍掉了,现在要实现法制也好,自由也好,平等也好,民主也好,很重要的一方面在于社会,在未来,社会组织的形成前景如何?

  

   干先生:我觉得应该会比较快地成长,现在很明显,大家还说政府统得过死,但比起几十年前,控制的范围已经大大收缩了。虽然,对民间组织的发展还有一定的限制,不过,当政府逐渐认清楚它不可能把所有问题都解决的时候,必然要依靠非政府组织,就会有很大变化。我个人认为政府已经逐渐认识到民间组织的力量,但是民间组织合法化的进程有多快还不好说。

  

   宋立林:最近几年,思想界比较活跃,知识分子的分化与对立比较明显,包括大家常讲的新左派、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等,您觉得是否有真正的这种分野?

  

   干先生:有,2013年有一个“牛津共识”的会议,儒家这边是秋风、陈明和我与会。左派有黄纪苏、吕新雨、罗岗等人,自由派有秦晖、徐友渔等,会议形成了一个“牛津共识”,这几派的人坐在一起,试图达成共识,这意味是大家有明显的立场差异,当然愿意坐在一起讨论,则说明大家也在分歧中寻求共识。

  

   学界一般认为一九八十年代有共识,即改革的共识。在当时的社会危机面前,改革被认为是大势所趋。一九八九事件以后,思想倾向就开始出现一些变化。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后,不同的社会利益阶层开始形成,共识就慢慢分化。

  

   那时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大量下海经商。说一个有趣的事,我1990年代,我住在人大东门附近的一栋筒子楼里,因为大家都在楼道里做饭,但忽然发现楼道逐渐冷清了,我的左右邻居都去了海南和云南。

  

   一九九零年代最重要的学术事件是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李泽厚说了一句话,即“学术凸显,思想淡出”。这指的是大家都不再关心那些大的问题,而将精力放在具体的学术问题上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思想界开始分化。首先是自由派开始分化。其中一些人对怎样改革有了不同看法,特别是对中国所面对的国际格局和对于自由主义理论所内在的困难有了认识。这时,汪晖的许多看法引发了人们的关注。一些新左派对西方殖民历史和中西不平等的格局有直接的批评。由西方人主导的世界格局并非是一个平等的世界,而是不断借助他们的实力获取私利。因此,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参与世界市场的时候,要重视国家的力量。这样,他们的思想倾向于自由主义就有很大的不同了:自由主义主张市场自由竞争,新左派认为根本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他们认为对共产党的评价也应该一分为二,虽然犯过很多错误,但也有许多贡献,比如国家的独立。

  

   还有一个争论也极具象征意义,即关于“国父论”的争论。这个争论的核心就是如何看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问题。

  

   而对于如何评价毛泽东的问题,儒家群体里面也有两种看法,一些人认为毛泽东因为隆法反儒,他的继续革命理论强调对中国传统的彻底否定。另一些人则认为中国的未来必须是处理儒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因此,要重新理解毛泽东和儒家的关系。

  

目前中国思想界的分歧是社会发展的复杂性的一种体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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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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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孔子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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