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行之:记忆一个远去的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90 次 更新时间:2021-05-15 20:3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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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行之 (进入专栏)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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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篇很不愿意写的文章。就像人通常不愿意触碰让人不愉快的事情一样,虽然四五年前就听说他去世了,而且我的确对这个曾经是我最紧密朋友的人进行过一番思索,认为应当写一写他,都因上面这个原因迟迟没有动笔。现在为什么又要写了呢?同样和任何事情都会过去一样,这个人遽然离世带给我的那种复杂感受历经时间浇濯,已经不那么没有间隙也不那么尖锐了,“他”似乎正在远去,成为了一个被我从一定距离观察的对象而非朋友,我面对的是一个社会标本,是一个毁于社会及其自身人性的人。这就是说,无论情感还是理智上,这个人都跟我没有了关系,他仅只是我进行思考的一个对象,就像出现在我随笔中任何一个历史与现实中的人物一样。这样的人物在政治学、社会学的意义上往往是有意味的,是值得谈论的。

  

   这个人叫叶锦玉——我这里没有任何回避,这就是他的真实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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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年9月,我终于结束自己并不喜欢的排字工人工作,入延安大学读书。我读的是中文系。这个选择,与我当时确立的文学志向有关,也与偶然性有关。那是一个很难自由选择的年代,即使是关乎个人前途的事情,你也得听凭命运的安排,所以我必须说,我是很幸运的。跟我同样幸运的还有另外46个同班同学,他们大部分来自陕北,也有一小部分来自关中地区。通常意义上的陕北包括榆林和延安两个地区。在那个年代,榆林地区相较于延安地区自然条件更贫瘠一些,经济也更落后一些,因此国家在考虑北京知识青年插队落户地点时,便把榆林地区排除了,这就是说,所谓“北京知青到陕北插队落户”,实际上只分布在条件相对较好的延安地区的12个县市。榆林地区的人并没有真正接触过北京知青,他们对北京知青的印象,很大程度来源于五花八门的传说,这些传说往往是扭曲的。

  

   因此,当我同宿舍同学叶锦玉携着行李看到架子床上躺着一个鬓发没耳的家伙时,“心里怕怕儿的”,既不敢惊扰,也不敢搭讪,有些手足无措。这个“家伙”就是我。不过这种没来由的恐惧很快就消除了,经过几句交谈,叶锦玉很快确认眼前这个说北京话的“家伙”并不是开口就骂、抬手就打的强盗式人物,挺随和的。我们很快就成为了朋友——这里所谓的“朋友”,指的是超越与同班其他人的友谊——并且一直延续了二十多年。至于我与叶锦玉为什么会成为如此这般的朋友,就很值得说一说了。

  

   宿舍是窑洞,每孔窑洞住七个学生,除了我之外,清一色是从榆林、延安各县来的。脱离开北京知青群体——我所在的印刷厂一下子从农村招收了50名北京知青,因此在此之前我等于没有离开过这个群体——置身于这些陕北人中间,就像他们对我很好奇一样,我对他们也很好奇。

  

   我很快发现叶锦玉粗犷豪爽,坦荡率真,乐观开朗,我很喜欢他这种心地干净、不拘小节的性格。这种性格只有在阅历不深或对他人缺少警觉的人中才有。“心地干净、不拘小节”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不处于优势地位,这是因为进行心理算计的人太多的缘故。“心地干净、不拘小节”还有一个消极后果,那就是它容易给周围人提供自以为比他聪明的条件,因此尽管他会拉手风琴,多才多艺,并且成为了学生会的文艺部长,但是在班上却始终没有得到一个较好位置,有时候甚至会成为人们不怀恶意的戏耍对象。奇怪的是他并不反感这种戏耍,我甚至觉得以这种方式成为大家的注意力中心其实正是他所乐意的。

  

   陕北的冬天来得早,不到供暖的日子天气就很冷了,这时候我们就趁风高月黑之夜到学校储煤场偷煤,提前生炉子取暖。叶锦玉身体强壮,力气极大,我们搬二三十斤的煤块就累得气喘吁吁了,他却有力气搬大得多的煤块。同宿舍的人总是藉着开玩笑激励他怂恿他,他果真就“人来疯”,搬的煤块儿越来越大。有一次,他竟然在哄笑和鼓动声中,“哞”的一声把一百多斤重的煤块抱到了怀里,并且一直小跑着抱到宿舍,放下的时候脸色都白了。我觉得玩笑开得有些残忍,就劝老帅以后不要这样干。他认真地看了我一会儿,什么都没说,我注意到他眼睛中颤动着一种很温柔的东西。他大概没想到竟然还会有人体贴他。

  

   或许诸如此类的事情太多了,在我对锦玉的喜爱中就有了某种同情的色彩。他跟别人太不一样了。逐渐加深的友谊使我们能够彼此交谈对别人不能说的话。譬如,没有任何人比我更了解他追求班上女同学C的细节。C后来成为了他的妻子。我体会得到他把我作为兄长(他年龄上比我略小一些)的信任,这种信任贯穿了我们大学生活的始终,并决定了我们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相处状态。我很珍重他对我的信任,也很欣赏他豁达的人生态度。

  

   当然,欣赏是相互的。当他看到我经常在读厚厚的书籍时,表现出的惊讶和钦敬总是不吝于言表,而他表达的方式又总是一句感叹:“啊呀!老总可足劲(“足劲”中的“足”字在陕北话中发音“掬”)了!”“老总”是叶锦玉给我起的绰号,这个绰号伴随了我数十年,陕北、西安的一些朋友至今都还这样称呼着我。我则称他为“老帅”,这个绰号也伴随了他几十年,在当年的朋友中,也是至今都在使用这个绰号。就连他妻子也都习惯于称呼他为“老帅”而不叫他“锦玉”了。我得到他凶讯那天,电话那边的朋友仍然用的是这个绰号:“老帅死了。”

  

   是老帅的率真才使得我在大学记忆中留下了忘年的内容,自以为还是个孩子。

  

   3

  

   1977年大学毕业分配贯彻“从哪里来回那里去”的原则,大部分陕北同学都回家乡去了。

  

   凡是自然条件恶劣、生活艰苦的地方,权力的作用就越大,权力对人也就越有吸引力,如何获取权力,在当时已经不仅是某种个别的社会现象,而是普遍的社会价值、社会文化。这就是说,一个人所占据的权力位置决定着这个人的价值,其他什么也不是。或者说,在权力掌握一切社会精神资源和物质资源的世界,作为权力对象的人只能成为权力的附庸和奴隶。

  

   1977年,文革形式上结束而实际上并没有结束的陕北,恰巧就是这样的地方。在这样的地方,实现自我的手段或者说途径极为狭窄。既然权力支配和占有了社会的全部资源,那么,人们向往权力、想方设法不择手段攫取权力就成为了很正当的事情,就像白天将尽夜晚必然来临一样。我这样说,实际上是不包含价值判断的,我的意思是,不是说当官不好,事实上在我们班同学中,有的人在仕途上的确干得很出色,我只能说,我指认的不过是一种独特的社会生态类型而已。我还想说的是,人常常会羁绊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之中,有时候单凭个人的精神抗拒是很难使自己挣脱的,更何况绝大多数人连抗拒的意识也没有,他们从善如流,认真地扮演着社会赋予他们的角色,你怎么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做价值的判断和评价?你是没有办法的。

  

   具体到我们这届大学毕业生,怎样获取权力,用通俗的话说,怎样想方设法当上官,明里暗里就成为了人们唯一的念想。“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分配原则恰好投合了至少一部分人利用当地人脉资源图谋发展的需要。怎么会是这样呢?众所周知,“工农兵学员”这个群体的产生,是文化大革命导致全国性教育溃败崩解的最重要表征,这些人是经过所谓推荐(也就是不经过考试)获得上大学资格的,这就导致良莠不齐,相当一些完全不具备大学生资格素养的人成为了所谓的“大学生”。我曾亲眼目睹过几乎不具备最起码读写能力、连小学文化程度都达不到的家伙目光茫然地走进了校门;校园里完全没有学习气氛,老师授课谨小慎微,无法显示水准;学生也不认为学习是多么重要的事情;有一些极致的家伙,硬是在大学活活儿地睡了三年,基本上什么书都没读过,毕业以后分配到工作岗位,教不了中学,甚至连小学也教不了,后来我听说丫沦落到给小学校看大门去了。

  

   正是因为“工农兵学员”不是经由考试而是“推荐”上来的,这就导致其中相当一些人在当地是有一定家庭背景的,这通常意味着父母亲的权势地位可以成为可资利用的社会政治资源,这对于一个人的起步和发展当然极为重要。后来我们班很多同学都在当地县委、地委当上了官儿,不能不说家庭背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我前面说了,陕北地域的政治文化特点决定了那个时候人们的基本价值观,而基本价值观反过来又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社会品貌,这种景况延续了很久,直到目前你都不能说完全绝迹了——我的意思是,截至目前,西北某些由于没有建立起自由经济制度而极端落后的地方,也还延续着过往的社会运行态势。

  

   我举一个例子。大约是我们班毕业十周年吧,有同学费劲巴拉地张罗了一次同学聚会,结果那次聚会失败了。简简单单的聚会,怎么还“失败”了呢?原因仍然是奠定人的价值尺度出现了巨大的偏移和扭曲,本应是回味同学少年时光、分享人生苦乐悲喜的同学聚会,竟然成为了这些曾经的同学相互炫耀成功——唯一标准是手里有没有权势,有多大的可供驱使的权势——的手段,结果在几天时间里就连续发生了数起因虚假炫耀而引发的尴尬事件,聚会不欢而散。我没有参加那次聚会,但是当我从同学嘴里听说这件事时,我对那种庸俗、浅薄、虚荣甚至可怜可气的感知,可以说历历在目,痛彻而深切——毕竟,我是从那些人当中走出来的。

  

   老帅上大学之前是乡村教师,父母亲都是农民,他没有回家乡去,而是藉着与著名陕北说书艺人韩起祥的亲戚关系破例留在了延安,到延安地区曲艺馆工作。韩起祥是延安时期(1935-1947)陕北说书《刘巧儿》的原作者,这个反对包办婚姻的作品曾经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后来被改编成了由新凤霞主演的评剧。也正因为这样,韩起祥的社会政治地位很高,有政协委员或者常委或者更高的身份,属于“领导阶层”了。我认为这是老帅的聪明选择,就像那些打算利用家乡资源图谋发展的同学一样。与此同时,我也依照自己的文学理想,到延安地区文艺创作研究室工作去了。不久,我们都各自拥有了自己的家庭。

  

毕业以后没多久,具体说是1978年,我和老帅有机会去榆林游历了一趟,原因是老帅要为韩起祥出访榆林打前站,这样我们便有机会提前出发,老帅先把我带到他老家去了。老家离榆林不远,却已经很偏僻了,就像我插队的地方一样,贫瘠而荒凉,极目之处到处都是黄土。老帅家是两孔土窑洞,窑里窑外,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日子过得很拮据。贫困是那个年代陕北的普遍状况,如果不用“饿殍遍野”形容的话,那么“满目凄凉”这个词就绝对是准确的,因此我对老帅家的景象并不感到惊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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