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军:世界的中国:21世纪初的中国外交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77 次 更新时间:2007-01-07 20:4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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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军  

  

  本文的目的是对21世纪前五年中国学术界有关21世纪初中国外交的研究,作一大致的述评。如果同上个世纪最后20年相关研究的状况作简单的比较,最近五年发表的研究成果不论是质量还是在数量上,都给人以大幅度进步的印象。以往有关研究的成果大量地反映在教科书中,内容多为描述各个时期中国外交各方面的发展和一些重大事件的发展过程。这些描述同样令人印象深刻,但也有一些差强人意的特点,如重策论而轻学术、重诠释而轻批判、重描述而轻思辨等。这些特点表现在研究成果中,则是欠缺独立思考,不重视学术规范,以及文化品位不高等等。远不能说学术界在21世纪的头五年里已经根本改变了这种状况,但取得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这里主要是就取得的明显进步做初步的分析,以利于今后研究的发展。

  有关21世纪初中国外交的研究成果也有一部分反映在教科书或通论类的著作中,如谢益显主编的《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1)》(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出版),杨福昌主编的Contemporary China and Its Foreign Policy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出版),张清敏主编的《对外关系读本》(中国人事出版社2003年出版),洪停杓、张植荣所著《当代中国外交新论》(励志出版社2004年出版)等等。这些论著中涉及的有关内容,在此不做评述。

  

  一

  

  若干年前,在学术界、文化界已经开始思考和议论这样的命题,即“中国之世界”和“世界之中国”。这可以概括为中国人认识“中国与世界之关系”的不同视角。这个命题之所以出现,显然是同学术界存在不同的认知和争论联系在一起的。不过,在21世纪头几年中国学者发表的论著中,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到,学术界开始有意或者有可能是下意识地展示认知的一致性,即不论他们是研究中国外交所涉及的哪个领域或哪一类问题,也不论其观点和结论为何,甚或他们之间在同一问题上本来就存在明显不同的看法,他们都有着几乎一致的视角,都是从“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这个基本认同出发的。这一认同几乎反映在每一个作者的论著中,并突出地表现为一些概念的高频率出现,诸如“融入国际社会”、“国家角色转变”、“国家身份”、“负责任的大国”、“学习过程”,等等。①

  “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不是什么新鲜的观点,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相对陈旧的话语。如果以其对中国政治产生决定性影响为标志,那么早在上个世纪的抗日战争中,中国的政治领袖人物差不多都认识到这个基本命题的含义和重要性。用他们当时的话语就是中国的前途与世界的前途“密不可分”。他们当时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抗战的胜利有赖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②这个认识是毛泽东之所以提出、蒋介石之所以同意中国抗战必胜和必须坚持“持久战”之大战略的基本依据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作为其一部分的抗日战争,是中国与外部世界之关系的一次历史性转折。这场世界范围的战争将中国与世界最终联结在一起,也最终使中国人在观念上,将自己的国家、民族的命运,与世界最终联结在一起。同时也使中国人更加深切地认识到,中国对世界局势的影响和推动,主要取决于中国人能否有决心、意志和能力,自立于世界民族自林,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复兴。

  尽管如此,中国现代历史上曾经出现的某些事件反复证明,真正认识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并在国家的政治和外交实践中自觉地甚至应该是下意识地坚持它,并不是很容易的,事实上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且不说曾经出现过的那个“光荣孤立”的年代,即使时至今日,仍然存在着大量这样的讨论题目,如“国际形势的变化”,等等。这类问题的前提是,中国与世界似乎是可以截然分开的,世界上还存在着一个不包含中国的“国际”。

  21世纪头五年世界政治中的一个简单事实是,世界政治的很多变化,特别是中国周边形势的变化,是中国的变化引起的。离开中国的变化,遑论国际形势的变化。不研究中国的变化,就很难解释清楚当今世界政治中的很多现象。今天中国与世界联系之密切,其程度已经到了使中国人必须放弃一些习惯的用语及其那些用语背后的思考逻辑。从这个角度说,这些论著在认识论的层次上做出了很大贡献。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中国已经强大到可以或已经左右了世界政治中的所有事态发展。

  这几年中国外交研究的一个突出的变化是,绝大部分参与其中的是研究国际政治理论、国际关系史和中国独特的“国际问题研究”等学科或领域的学者、专家。他们在21世纪初好像是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向中国外交,并且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推出了许多高质量的学术成果,除了必不可少的专业素质和知识修为外,至少还有以下两个原因。

  其一是作为中国学者,自然有着无法割舍的、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的关怀,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学者的一种终极关怀,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本性在这个群体中的一种表现。

  另一个原因就是研究当代世界政治或“国际问题”,不研究中国的外交,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已经不可能了。诚如一位学者所说:“外交历来是一个神秘的领域,或者说是一比较封闭的领域,用很多研究者的话说,它属于一种特权”,“在中国,‘外事无小事’的政治要求更是一直起着重要作用,一般说来外交决策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运行的”。③简单地说,中国外交在很长时间里,属于“肉食者谋之”的事情。惟其如此,才更显示出学术界为什么非研究中国外交不可的必然性。这项研究即便对于研究世界政治或“国际问题”、“国际形势”什么的来说,也已经是不可或缺的了。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中国学术界这几年的贡献并不仅仅如上所述,只是凸显了“世界的中国”这个并不新颖的命题,更重要的是揭示了这个命题在21世纪的内涵有多丰富,“中国与世界密不可分”到了什么程度。有关论著的论述表明,已经不能再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只是理解为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和外交行为,必须更深入地分析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所受到的影响、中国社会在与外部世界互动中发生的深刻变化。在这方面王逸舟的著作《全球政治和中国外交》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另外秦亚青、张清敏、门洪华等人的论文也从不同的研究视角,揭示了这个命题的丰富性。④

  

  二

  

  对21世纪初中国外交的研究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部分,即“历史与哲学的思考”、“战略与政策”、“对外关系”。做这样粗略的分类更多地是为了提供一个了解和把握这类研究的深度和知识厚度的基本线索,以便大致了解中国学术界对21世纪初中国外交的研究已经达到的范围,并能比较容易地发现其中是否有自己需要的内容。事实上很多论著是可以被分别置于两个甚至三个部分中的。

  在“历史与哲学的思考”这类论著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包括:章百家的《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时殷弘、宋德星的《21世纪前期中国国际态度、外交哲学和根本战略思考》,王逸舟的《市民社会与中国外交》、俞新天的《中国对外战略的文化思考》等。有关论著大致从历史、外交哲学和文化等三个层面,分别探讨了中国外交在21世纪所面临的“伟大历史机遇”和“严峻考验”,中国外交战略的历史、哲学与文化思想之依据,中国在当今国际社会中立足和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学习”,以及中国外交可能面临的不仅是来自外部的、而且更有可能是来自内部的巨大挑战。

  这些论著的重要价值在于,一方面揭示了中国外交在中国融入国际社会过程中的互动与反思,另一方面进一步深化了“世界的中国”这个命题。这对中国外交研究来说可能更重要,更富有启发意义。在读过它们之后难免会思考这样的问题:作为世界之一部分的中国,它的内部事务或一部分内部事务,是否将成为世界性的问题。从有关论著中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内政与中国外交的关系已经是研究中国外交所不可回避的问题,甚至可能是更为根本性的问题。任何人,包括制定和执行对外政策的人,都不应想当然地断定,可以罔顾国内的种种因素,便制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对外政策或外交战略。

  例如,章百家的论文在回顾了上个世纪的中国外交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改变自己是中国力量的主要来源,改变自己也是中国影响世界的主要方式。综观20世纪,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都出现了巨大的变化,这两方面变化都对中国外交产生了重要影响。不过,相比之下,还是中国内部的变化对中国外交的影响更强烈、更深刻。”⑤时殷弘等同样认为,中国所处的外部环境和它的国家战略目标等,均需要中国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中国“改造世界的前提是改造自己”。⑥

  王逸舟在探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市民社会的孕育与发展对中国外交的影响之后,提出了非常值得重视和研究的问题,即中国外交是在“国内进步”——包括市民社会的孕育与成长——的基础上进行调整的。他认为:“二十多年的改革与开放,不仅带来器物层面的巨大改变,创造出许多新的社会阶层,加速了社会分化过程,更造成人们观念和思想的深刻革命,带来广泛的社会自我独立和审视意识,这对中国融入国际主流社会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虽然总体的政治体制仍然处于一个改革和转变的过程,许多根本性的矛盾仍然未能得到解决;但原有结构内部出现了深刻的变化,公众的日益强烈的呼声已经越来越多地传递到决策层那里,成为不容忽视的变革压力”,“全球化的讨论使中国人把自己与外部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更多地用从外部世界获得的知识和信息评价本国的各方面的情况”。尽管他指出,“不宜高估市民社会对中国外交决策过程的作用”,不过当前更重要的是不应忽视中国社会变化已经造成的影响,并应该相应地扩展中国外交研究的领域。⑦

  俞新天对外交战略所涉及的文化问题的论述异常清楚地揭示了“内”与“外”之关系的内在逻辑:“中国的价值观在对内和对外上应当是一致的,并非有专门的对外价值观。国民都不认同的价值观,国家政府就无法在对外战略中加以实施,从而就无法使外界对这个国家有一个统一的形象认识。”⑧

  “战略与政策”一类的论著数量相当大,这多少表明了中国学术界的主要关注所在。这类论著有代表性的包括:叶自成的著作《中国大战略: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主要问题及战略选择》、唐世平的著作《塑造中国的理想安全环境》。前者在全面和系统地论述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内,充分地阐述了中国外交的战略设想和相关的政策思考。⑨后者则以塑造中国的国家安全环境为视角,比较深入地分析了中国为达到塑造理想的安全环境的目的,必须采取什么样的外交战略。⑩另外还有一些有代表性的论文,如楚树龙的《全面建设小康时期的中国外交战略》、唐世平和张蕴岭的《中国的地区战略》、庞中英的《中国的亚洲战略:灵活的多边主义》、肖欢容《中国的大国责任与地区主义战略》,等等。

  这类研究成果的标题大致表明了有关研究中的一些特点。首先是中国学者相当关注对中国外交战略的研究,或者说是关注对比较宏观的方针和规划的研究。这部分地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正处在一个“伟大历史机遇”和“严峻考验”并存的时期,迫切需要一个合理的“大战略”。时殷弘的论述很有代表性,他强调“作为一个应有长期性国际政治抱负的大国,中国需要有某种从长远来看合理的和有利的外交哲学,它一方面足以在政治文化意义上构成经久扎根于全民族意识内的对外传统,另一方面能够在基本政策意义上成为(或者仅经简易的推理便能导出)整个历史时期内的最佳大战略,据此开发、动员和运用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精神资源来实现其根本对外目的。”(11)

  也许是一种思维的习惯,中国学者通常愿意在一个勾勒出来的战略规划的框架里,提出一些具体的设想。例如楚树龙相当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外交战略的主要理论问题和基本要素,然后在此框架中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外交战略不是‘独立自主’战略,而是‘和平环境’战略,即为国内现代化建设创造和保持良好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的战略”,而“未来20年,中国总体外交思路和外交战略将不可避免地逐步发生转变,由主要为自己发展利益服务的‘和平环境’战略,转向同亚洲和世界谋求‘共同发展与安全’的战略”。据此他提出了对亚洲、对美欧俄等大国和对第三世界等国家和地区的不同战略。(12)时殷弘也提出,“中国应当主要选择‘搭车’和‘超越’作为世纪性对外战略”。(13)

  在对外交战略的宏观研究中,相比较而言,多数中国学者更注重对中国的地区战略、特别是对周边或亚洲地区的战略的研究。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地区战略(指中国对亚太地区的战略——作者)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其大战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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