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军:1960年代中国国家安全战略转变的若干问题再探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0 次 更新时间:2018-06-12 00:18:45

进入专题: 国家安全战略  

牛军  

   摘要:1960年代中期,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其结果是导致1970年代初中国对外政策的一次历史性转变,即与美国从对抗逐步转向和解。这次历史性转变大致从1964—1965年开始,主要是在两个系统的互动中展开和实现的。这两个系统分别是:一、在冷战体系中构建的中国分别同美苏两国的安全关系;二、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处理战争、危机和国防事务而逐步形成的中国战略决策体系。深入分析和阐述这两个系统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的演变和它们之间的互动,特别是这种互动如何引发和推动了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的转变,对于理解冷战时代中国战略决策的演变和基本特征有重要价值,也为解读之后相继出现的中美建交(1969—1978)和中苏关系"正常化"(1979—1989)都用了将近十年这种特殊的历史进程,提供了更确切的出发点。

   关键词:中国对外政策;国家安全战略;决策;冷战;“四人小组”

   牛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本文的目的是研究1960年代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以下简称中国安全战略)转变中两个重要领域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

   第一个领域是在国际冷战体系中,中国分别与美国和苏联等的安全关系的演变。一方面,中美在地缘安全领域的对抗如何在几次危机中逐步缓解,直到1965年出现转折,这为1969年中美和解提供了必要条件;另一方面,中苏在1960年代初开始的边界领土纠纷如何发展为包括军事冲突在内的全面对抗,从而推动中国安全战略发生根本转变。鉴于学界对中美、中苏关系的复杂性的研究已经达到的深度,有必要界定出并将研究聚焦于中国同美苏在战略安全领域的关系,从而更准确地叙述中国安全战略与冷战体系之间的互动,以及为解读之后相继出现的中美建交(1969—1978)和中苏关系“正常化”(1979—1989)都用了将近十年这种特殊的历史进程,提供更确切的开端。

   第二个领域是中国安全战略转变的决策过程。1960年代中国安全战略转变包括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联苏抗美”转变为“同时对抗美苏”(1964—1965);第二个阶段从“美苏并重”到“联美抗苏”(1969)。中国与美苏安全关系的演变是中国安全战略转变的主要外部动力,不过,如同所有的战略决策一样,中国决策者也是根据他们认识中的外部环境和在既定的决策体制中做出选择的,所以,有必要揭示这个时期中国决策过程的主要特点及其同中国与美苏等的安全关系演变之间特殊的互动。

   本文使用“中国安全战略”这个概念是为了更准确地界定研究对象和范围,以区别于以往研究成果分别从中美和解、中苏分裂、“备战”、国内政治等视角和框架的叙述和避免由此产生的叙事范围模糊等问题,因篇幅限制不专门阐述,只在论述过程中做具体说明。

  

一    危机中的中美地缘对抗消退

  

   中国决策者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朝鲜战争后,就将美国视为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与美国全面对抗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要内容。在他们的认知中,塑造安全环境的各项政策尽管包含了复杂的历史诉求和源自国家内部的动力,但与美国的对抗有更直接的关联,因为中国四周任何方向的安全形势恶化,即使不是美国直接介入的结果,也意味着中国与美国对抗的战略地位有可能被削弱。

   1950年代中期,中国领导人曾经尝试通过中美大使级会谈,改善同美国的关系。主要是由于美国政府奉行相当僵化的敌对政策,谈判未取得实质性进展。1958年夏季,中国领导人曾设想利用炮击金门这种战争边缘政策,迫使美国在谈判中让步,但未达目的。这之后他们确定了“台湾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都谈不上”的“一揽子”原则。1959年10月5日,毛泽东在一次内部谈话中说:“我们要求美军撤出台湾,他们不干,我们只能等,他们要多少时间撤出,我们就等多少时间。”不过,他们并没有因此放弃保持外交沟通,特别是在危机时刻通过沟通来控制爆发战争的风险。从1960年到1965年,中美有过三次深度不同的沟通和危机管理,从中可以勾画出中美地缘对抗逐步缓解和双方累积安全互信的曲线,中国决策者也是在此过程中积累了经验,并找到了在关键时刻能跨越历史鸿沟的具体途径。

   1960年夏季,老挝危机爆发。中国领导人最初并不希望危机升级,所以,积极支持和参与第二次日内瓦会议,这使他们有了一次在多边机制下与美国处理地区危机的机会。1961年5月16日,第二次日内瓦会议召开,中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率团出席,得以直接同美国高级外交代表交往。美国代表哈里曼曾请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牵线与陈毅结识,被后者回绝。后来他利用一次会间陈毅正喝咖啡的机会,由“刚好”站在旁边的加拿大代表介绍哈里曼夫人先与陈毅握手,然后他利用轻松的气氛趁势伸出手来,陈毅当时没有(大概也难以)回避,中美高级别外交代表在多边外交场合不公开握手的禁忌就这样戏剧性地打破了。后来中方曾邀请美方参加中方举办的招待会,美方既未出席,也没退回请帖。8月10日,陈毅在北京的一次外交形势报告中,介绍了美方“总想和中国代表团拉关系”的具体情况,以及他在日内瓦会议上“看不出美国现在就要打世界大战”。

   1961年夏天的“握手”很快有了新进展。1962年春夏,台湾当局展开“反攻大陆”的政治和军事动员,这引发了新的台海危机。5月30日,中央军委战略小组专门开会研究了台海局势,与会者认为蒋介石很可能在美国支持和配合下派军队进犯大陆。之后不久,毛泽东在杭州听取总参谋长罗瑞卿汇报后,立即指示“要大家准备打仗”,对“大战、中战、小战”都要有所准备。6月10日,中共中央下发东南沿海备战指示,军委遂命令33个步兵师、10个炮兵师、2个铁道兵师、3个坦克团和5个工兵团等进入战备,另调集10万老兵作预备兵员。

   与此同时,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奉命中断在国内的休假,紧急返回华沙向美方转达中方对台海局势的严重关切,以及确切了解肯尼迪政府的政策。6月23日,王炳南主动约见美国驻波兰大使卡伯特,强调美国必须为蒋介石大规模集结军队导致的严重后果负责,卡伯特则明确表示,美国决无进攻中国之意图。此前华盛顿曾考虑过让卡伯特提前约见中方代表,以便转达华盛顿无意加剧台海紧张的立场。所以双方在23日的会谈中,很容易地达成了降低台海紧张的共识。

   除中美在华沙的直接接触,美国也在通过苏联传递信息。6月28日,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会见陈毅,告之肯尼迪总统通过其弟转告苏方,美军将在10到14天内从泰国撤出,同时也不希望台海发生“复杂事件”。美方这样做是在回应中方通过华沙非正式会谈表达的对东南亚局势和台海紧张的关切,而中方则因此判断:“现在美国似乎要缓和”。第二次日内瓦会议在7月21日达成《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和《关于老挝中立宣言的议定书》,台海局势也很快明显降温。7月26日,毛泽东批准一天前中央军委关于疏散进入福建备战部队的报告,该报告判断蒋军“大、中规模窜犯东南沿海的可能至少已经推迟”。

   老挝危机和第三次台海危机的同时解决当然不足以、实际上也没有给中美关系立即带来转机。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美国政府继续其对华的敌视政策;另一方面,处理对美关系在此时中国的对外政策中排序很低,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以往研究低估甚至无视中国政策中轻重缓急排序的重要影响是不合理的。根据前引陈毅报告的解释,对美政策的重要性不仅低于对苏联阵营政策,而且也低于支援亚非拉革命的政策,即中国领导人认为:处理中美关系不能损害中国在亚非拉革命运动中的地位。9月24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的发言中阐述说,同美国对抗的长期性是由“阶级”和“矛盾”等根本问题决定的,“全世界人民跟帝国主义的矛盾首先是美国的矛盾”。两天后,周恩来呼应了毛泽东的这个战略指导思想,即“从全盘的国际关系来说,我们同美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是主要矛盾”,“毛主席抓住了这个中心环节,就调动了全局”。不过,从这些发言的逻辑也可以看出,中国领导人是从理论的高度阐述中美全面对抗仍是首要问题,而不是认为中美在地缘安全领域的对抗正变得越来越严峻。

   从1963年春季开始,中国领导人形成了一种对世界政治的新看法,即世界政治开始大动荡,特别是亚非拉革命正成为决定世界前途的越来越重要的潮流,当年夏天开始的中苏论战不断强化这一判断。不论是为了支援亚非拉革命,还是为了国际共运中加强反修斗争,坚决与美国斗争都成了中国外交中最有象征性的行动,国际反美统一战线政策几乎贯彻到对外关系的各个领域,典型地体现在援越抗美和推动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前者被视为是反帝斗争的典范,“越南革命也是十月革命的继续”,北越“坚定地守卫着社会主义阵营的东南前线”,在南越开展的武装斗争是“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一个光辉的榜样”,等等。后者则是“一场很伟大的斗争”,要将第二次亚非会议办成“审判美帝的讲坛”。这时与其说美国对中国安全的威胁加大了,不如说它主要是对中国支持亚非拉革命这个对外政策目标的威胁增加了。这并不是说中国领导人不够关注国家安全,而是说他们的思考逻辑是如何在积极支援亚非拉反美革命时,应对由此导致的安全环境恶化。从这个角度分析中国应对美国在越南军事干涉升级,有重要参考价值,因为印支是当时中美地缘对抗最突出的地区。

   1964年8月上旬,毛泽东一度对与美国发生战争做出了相当严峻的估计,这是事出有因的。7月27日,毛泽东刚刚向越南领导人承诺,如果美国“轰炸或登陆”北越,“我们就要打”。8月3日就爆发了“北部湾事件”,美军轰炸了北越的海防港和一些设施,美国参众两院很快通过了《东京湾决议案》。毛泽东第二天就在中国政府声明稿上批示“要打仗了”,并取消了经过长时间准备的上溯黄河源头的行程。8月中旬,毛泽东在一次书记处会议上再次提出要抓紧备战,并强调三线建设“是长远的战略性的大问题,现在不为,后悔无及”。

   毛泽东的反应与越南局势升温肯定有关联,但不等于他断定美国会入侵中国。从事情发生的顺序看,他并不是担心美国立即要进攻中国,而是考虑中国一旦不得不出兵越南,会不会导致与美国的战争。实际上,中国领导人最初也不确定,“北部湾事件”的起因就是美国蓄意扩大战争,甚至都不能确定越南高层是否了解这一突发事件,他们当天还建议后者“查清情况”。之后不久,他们就断定美国不会进攻北越,战争不仅不会扩大到北越,甚至还可能“会有一个时期的缓和”。8月13日,毛泽东会见到访的越劳中央总书记黎笋,详细阐述了他了解的“北部湾事件”,并说美军不会进攻北越,“几家都不想打,所以打不起来”;他还建议最好10到15年“不打大仗,只打小仗,像南越那样”。10月5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总理范文同时说得更清楚,即美国是否进攻北越“现在还没有定”,而且越美“谈一谈也有好处”。范文同则解释越方会“力争不使战争扩大到越南北方”。显然,“北部湾事件”也不是越南高层有计划引发的,他们也不打算主动选择那种会将中国拖入战争的政策。

1965年3月2日,美军发动对北越的大规模持续轰炸,之后轰炸一度突破北纬20度线,美地面部队大规模进入南越直接参战,美海、空军侵扰中国领海领空的活动也增加了,这导致中国决策层一度出现准备应付美国入侵的炽热气氛。4月9日,中共中央起草了加强战备的指示,指出美国在越南扩大战争“严重威胁了我国的安全”,现“应当准备应付最严重的情况”,包括美国发动空中战争“以致在我国国土上作战”。以往论著绝大多数以此为根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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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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