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著重讨论民营经济、中国市场化改革与中国经济发展三者的关系，通过对民营企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中所起作用以及发展民营企业重要性的讨论，探讨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前景及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本文首先讨论中国经济改革以来发展民营经济所取得的成就，其次分析民营经济发展与中国经济体制平稳转型相互作用。然后探讨民营企业对解决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将发挥的作用。最后讨论民营企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政策性建议。

以市场为取向的中国经济改革在过去25年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1979年到2002年中国大陆的GDP的平均年增长率达到9.4%左右，这种强劲的经济增长使得中国大陆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和地区。取得如此成就的主要原因是非国有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得中国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总产值的比率迅速下降，已从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央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一个民营经济为主体的经济体制。中国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总产值中的比重1978年为78%，到1999年已下降到37.4%，以超过20%的平均年速度增长，非国有经济现在占据了超过62.6%的GDP份额，其中集体经济占18.4%, 而私营经济占44.3%，民营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体推动力量。按工业总产值变化，中国所有制变化更为显著。1978年中国工业总产值构成中，国有经济占78.2%，集体经济占20%，民营经济只占2%。到2001年，国有经济下降到20%左右，非国有经济上升到80%左右，其中民营经济已占50%以上，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2002年中国的GDP为102，398亿元，其中大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500万以上) 产值为16，638亿元，只占16.25%。现在，中国民营企业已发展到年产值超过5万亿人民币，已经占据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以上。

民营经济是中国25年来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改革的产物。民营经济从最初个体户的资本积累到目前私营经济的蓬勃发展经历了一段顽强而忍性的发展过程，并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发挥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投资领域，民间的投资自改革开放以来，也显著上升。2000年，民间投资(不含外资)已占全社会投资的41%，其中，投入高科技的占19%，传统制造业21%，建筑业43%，房地产55%，服务贸易(主要批发零售与餐饮业)36%。由此看出，民营经济在竟争行业具有竟争优势，为国有经济退出竟争性行业消除了顾虑，也说明民营经济全面进入竟争性领域的条件已经成熟。

2002年中国经济增长的2/3来自非国有经济。其中，个体经济、外资经济与股份制经济一起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大非公有经济。截至2002年底，我国各级工商系统注册的企业达1000万家，其中98%为非国有企业。至2001年底， 私营企业已达202.85万户，比2000年增长15.14%。注册资本18，212亿元，比上2000年增加4904.55亿元，增长36.86元。从业人员2713，86万人，比2000年增加307万人，增长12.77%。全国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39万多个，合同资金7，459亿美元。2001全国新批准外商投资企业26，139家，比上年增长16.01%。2001年与1995年相比，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的民营工业企业达64433家，比1995年多47749家，实现年销售收入18542亿元。在对外贸易方面，自1999年政府放宽了对民营企业进出口经营权的限制后，根据国家规定的标准，注册资本净值850万元人民币以上，连续两年年销售收入过5000万元(机电产品3000万元)，出口供货100万美元以上的私营企业开始进入外贸领域。近20年来，民营企业的出口交货值超过了50%，成为出口创汇的主要力量。

可以预测，民营经济是今后中国经济的主体部份，是中国经济长期持续性高速发展最主要推动力。

一、民营经济的发展与中国经济体制转型模式

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和民营经济会如此迅速增长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界定中国民营经济的范畴及给出企业产权的定义。

中国民营经济主要指的是民有、民营、民收益的经济实体。民营经济自筹资金，自己创业，不仅涵盖了私营经济与股份制经济形式，也包括非国有控制企业，如被租赁、托管的国企等。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学者一直在努力解释民营经济与私营经济的区别，认为民营经济的主体是股份制经济，而股份制是民有、民营、民收受益的财产社会所有的所有有制形式，力图使人们在观念上接受民营经济是一种财产社会化的所有制形式。

一般来说，企业产权指的是对企业的权利和义务的划分，不同的划分将决定不同的产权安排从而产生了不同的企业产权结构和产权制度。私有产权指的是当个人行使某权利时就排斥了其他人行使同样的权利。这样，私有产权在理论上它的产权是明确界定的。清晰界定的产权一般包括三个要素（参见Demsetz(1967), Furubotn与Pejovich(1974)）：第一，财产明确界定给一个或者一组人，而其他人不具有拥有权；第二，财产所有者可以根据其财产份额享有剩余收入；第三，所有者对财产拥有控制权或决策权、处置权、以及出售或租赁权。非私有产权指的是当个人行使某权利时不排斥他人行使同样的权利，因而非私有产权不是明确界定的。需要提到的是私有产权并不意味着所有与产权有关的权利都掌握在一个人手里，它可由两个或多个人拥有。例如，股东、经理和员工掌握的权利都是私人的权力。股东对资产具有占有权，有权阻止经理出让资产;经理对资产如何利用具有决定权;而员工有权力排斥股东或经理在契约期内为个人私利出让资产。现代产权和不完全契约理论(Grossman与Hart, 1986; Hart与Moore， 1990) 所论及的企业产权主要指的是对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划分。它假定企业产权是一种契约关系，且契约是不完全的。剩余控制权就是对契约没说清楚的地方划分谁作决定的权力，谁有控制权，谁作决定。现代产权和不完全契约理论认为所有权与产权最重要的方面是对财产的控制权和决策权，因而中国的民营经济基本上满足现代产权和企业理论所强调的财产的控制权和决策权。

民营经济与其他经济形式相比一般来说有两个明显的优势，第一，纯市场化运作方式，竞争意识强，机制灵活，市场反映灵敏；第二，股份制企业可以让劳者有其股，激励机制明显，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结合，具有完全的经营自主性。民营经济发展到今天就是对其存在合理性的最好诠释。虽然目前民营企业多数以私营经济或集体所有制形式为主要存在方式，但最终民营企业仍将以产权的私有化为终结。事实上，民营经济未来发展方向就是产权的私有制，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必要遮遮掩掩。

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和民营经济会如此迅速增长是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方式和次序分不开的。在现今转型国家主要采用两种转轨方式。一种是激进式的转轨方式，象许多东欧国家，包括俄罗斯，主要采用同时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自由化以及市场化改革的转型方式。激进式的转轨方式主要是基於标准的现代经济学产权理论，它认为清晰界定的产权是经济繁荣的先决条件 。由于私有化通过将剩余收入与控制权转移到私人投资者手中的方式限制了收入的再分配以及改善了努力工作的激励，所有权的迅速转换应该是有利的。从而导致一个广泛的看法，相信界定清楚的私有产权制度安排在任何情况下是最优的经济制度安排。正是基于这个结论，迅速的私有化被认为是计划经济向市场制度转型的首要步骤。但这个结论事实上是基於经济制度环境是完善和规范化的。与此同时，中国采取的是渐进式的转轨方式。它主要是通过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的改革来改善经济环境，使得民营经济得到蓬勃发展，直到最近还没有对国有企业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令人吃惊的是，这两种转轨方式的差别很大，但殊途同归。实行大规模私有化的大多国家在经济增长与稳定方面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经历了产出的显著下降以及高通货膨胀率 ，而中国却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较低的通货膨胀率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别呢？

本文的作者之一田国强早在1995年《经济研究》上的一篇文章中就讨论过中国经济改革要平稳地完成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需要经过三个阶段：经济自由化，市场化，和民营(私有)化。中国经济改革早期阶段主要进行的是经济自由化改革。改革的取向主要是建立和改进一个经济机制运行良好所需要的基本先决条件和环境：承认个人利益；给予人们更多的经济自由；采用分散化决策；及引进激励机制，即鼓励人们“发家致富” ；实行“松绑”；采用“放权”及调动人们积极性的经济政策。由于经济自由化将生产与交易决策分散到企业与家庭，并且直接针对集权化决策缺乏激励与信息这两个基本弱点，即使市场体系没有完全建立或完善情况下，它导致了非国有经济，特别是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这种间接的、自发的、不知不觉的体制转换过程是一种让非国有经济发展壮大的过程，而不是直接针对国有企业所进行的改革。这避免了在改革的早期阶段和国有经济发生正面冲突。通过让各种所有制企业竞争，市场体系和非国有经济得到了发展，同时也对国有企业有明显的示范和推动效应，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相对于改革前也大大提高。它使得在国有企业没有大规模私有化的情况下，国有经济比重大幅度下降，从而保证了社会经济的持续性高速增长，为随后的改革提供了物质基础，也提高了人们对改革的支持和参与意识。

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第二阶段是市场化的改革，以中共十四大正式决定搞市场经济作为标志。随着经济自由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市场经济的不断引入，和非国有经济蓬勃发展，人们对经济体制全面市场化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一个完善的现代市场体系不是简单地放开价格，给予人们更多的经济自由就可以了。在实行经济自由化的同时, 建立完善市场体系势在必行。一个完善的现代市场体系包括自由竞争、市场价格调节体系、宏观调控系统、现代企业制度体系、税制(收入分配)体系、社会保障体系、法规和法治体系、反垄断(反不公平竞争)体系,开放的劳动和金融要素市场体系等。随着市场经济环境的不断改进，它更有利于非国有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更迅速的发展，使得国有经济的比重更进一步的下降，从而为中国经济体制平稳转型的最后阶段，国有企业民营化奠定了基础。

随后，田国强(1996，2001) 从理论上证明了中国平稳转型三阶段方式的合理性。平稳转型的首要步骤是实施经济自由化与市场化改革来改善经济制度环境，而不应该是大规模地实施私有化。这是由於在经济自由化与市场化的转期间，不仅经济制度环境而且政府体制都是不完善的，非常规的集体所有权的安排从而成为相对有效或”次优”(second best)，从而在转型与发展过程中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中间形式的所有权安排形式。这是由于不同经济制度环境将影响不同产权所有制安排的最优选择，国有、集体，民有产权所有制在不同经济制度环境下都可能具有相对优势。当经济自由和市场体系完善的程度非常低下时，政府的指令性经济活动很强，国有企业将比民有和集体合作企业更具有相对优越性；如果经济自由和市场体系完善的程度处于某种中间状态，经济制度环境和政府制度环境都处於非规范状态，则集体企业将比国有企业和民有企业具有相对优越性；如果具有高度的经济自由和完善的市场体系，则民有企业将是最优的产权安排形式。

尽管许多理论，如Weitzman and Xu (1994), Li (1995), Chang and Wang (1995), Che and Qian (1998), Tian (1996，2001) 及其他文章(参见文玫(2002)),论证了在转型过程中，非常规的乡镇企业、集体企业等模糊产权企业是相对最优(次优)的产权安排，但所有这些结果仅仅表明了在给定经济制度环境下，即转轨过程中的相对效率，并不能说明集体所有权安排的绝对最优(first best)。这些结果只是表明经济自由化与市场化的重要性，因而也表明改进总体制度环境的重要性。尽管当制度环境不规范时集体产权会优于私有产权，在规范的制度环境下，集体产权安排并不会优于私有产权安排，即它不是绝对最优。当制度环境足够规范时，私有产权安排不仅相对而且绝对有效，它不但是次优，也是最优。事实上，不规范制度环境要使得企业承受更高的交易成本，而且要求使用额外资源来提高获取能力。如果外部管理技能以及与政府干预相关的成本对于生产运营不再必要，则私人所有权将更有效率。从长远看，为使市场有效运行，明晰产权及大规模地将国有产权民营化将成为必要。这样，所有这些论证模糊产权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的理论与标准产权理论并不矛盾，只是传统标准产权理论的推广和延伸。文献中的许多这样的理论只是认识到在不规范经济的转型中期，外部管理技能(关系或公关能力)将会得到显著的回报。为达到资源的有效分配，私有产权最终是一个更为优越和恰当的所有权制度安排。因此，从指令性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的最终转型将会是最优的。并且这些理论为市场化的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且告诉人们市场化最终会导致民营化，那时私有产权将会是最优产权安排。这些理论只是说明了平稳转型的恰当程序不是迅速私有化国有企业，而应该首先改进经济制度环境。经济自由化与市场化不仅能够让许多新企业进入，而且将制度环境改善到更适于私产权安排。但是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是一个漫长的动态时间过程，经济和政府制度都不停地演变，因此政府制度和市场制度都处於某种“失灵” 状态。从而，在转型早中期阶段，非规范的集体所有权安排是一个相对有效的中间所有权安排制度，并且不能很快跳过这一阶段。只有当经济制度环境显著改进后，国有企业才应进行大规模的民营化。

实证分析也可看出此点。在中国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的转轨过程的前20年中，乡镇企业、集体企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随着经济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许多中、小性国有企业通过各种方式逐步实现了民营化，大部份乡镇企业也迅速完成了民营的改造，据统计，85%左右的乡镇企业已成为私营企业或股份合作制企业。1997年的中共15大报告明确指出：“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经济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份”，将民营经济的地位由过去的“补充地位”更进一步上升为“重要组成部份”。事实上的确如此，在最近5年中，随着人们具有更多的经济上的选择自由和市场体系不断完善，民营经济开始起主导作用，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2002年《民间投资态势分析》报告中显示：国内民间在全社会投资中的份额呈升势，而国有投资与外商(含港澳台)投资逐年下降。2001年与1994年相比，国有经济投资比重由54.1%下降到47.3%，降低9.1个百分点；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下降3.1个百分点；个体经济投资比重由13.2%上升到14.6%；股份制经济投资比重由6.9%上升到15.2%。自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尽管国有投资不断加大，也曾在1998、1999年占社会总投资的比重小有回升，但与民间投资相比，仍呈下降趋势。民间投资的活跃程超过国有投资，尤其是股份制经济的投资活力最为强劲。

总之，随着经济制度和政府制度的不断完善，要保持中国经济长久持续发展，从根本上来说，要大力发展非国有企业，特别是民营、私有企业，这才是经济长久发展的根本出路。

二、民营经济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

现实环境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民营经济无论从各方面都将在中国经济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加入WTO后，中国承诺将全面开放国内市场，这也为民营经济迎来了极好的发展契机。具体说来，民营经济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中有下面几个作用：

1，民间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由於社会投资具有“乘数效应” ，能够起到放大经济增长的作用，因此投资一直被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助推器。近年来，政府投资和外商投资一直比较活跃，民间投资由於多种原因没有受到重视，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在政府投入没有更大挖掘潜力的情况下，民间资本由于其分散性与灵活性的特点因而具有较强的投资弹性。民间投资不仅可以弥补国有投资的不足，还可以分散金融风险。如果政府利用好流散于民间的资本金，利用对民间资本金的灵活操作，来调节社会投资总量，进而能够增加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弹性。

“九五” 期间私营经济注册资本的年增长速度在36.3% 至 43.1% 之间，总产值的年增长速度在 21.6% 至 49.2%之间。民间资本的高速增长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保证。2002年计委主任曾培炎曾提出：“赞成部分讲信用有实力的私营企业发行债券。”十六大在肯定民营经济的地位与作用时强调：放宽民营资本的市场准入领域；在投资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采取措施，使民营企业与其他国企和外企实现公平竟争。这些政策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对起动民间投资发挥了一定作用。在民间资本的高增长过程中，对固定资本的投资比例偏低，这不仅说明民间资本投入形式分散化、多样化并具灵活性，另一方面也说明民间资本投资更具风险性。

民间投资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领域：第一，投资于金融企业。如参股银行、保险公司等。目前民生、华夏等股份制银行、城市合作银行、地方发展银行中都有民间资本注入；第二，投资于股票、证券等金融资产。目前的中国的股票、证券市场主要以民间资本为主；第三，投资于产权市场。通过参与国有企业重组并购实现资本扩张与产业能力的扩张。这三种投资方式的共性在于其行为介于投资行为与储蓄行为之间，而不直接进行固定资产投资。

现实中，从影响国民经济增长的因素来看，固定资产投入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最大。虽然但在社会投资增长过程中，民间投资对总的社会投入增长的拉动力最大，如2001年与1996年比较，国有经济投资占社会总投资的比重由52.5%下降到47.3%，同期，民间投资(含集体、个体、股份制、外资及港澳台投资)比重由47.5%上升到52.7%。而且，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止2001年底，中国民间拥有的金融资产超过12万亿元人民币，同期，财政部公布的国有资产总归模为11万亿元。但是，由於民间投资中，对固定资产的投入比例偏低，一定成度上弱化了民间资本对产业的推动作用，大部份民间资本活跃在具有“中间投资” 色彩的金融市场中。当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从积极面看，是由於投资领域的拓宽导致了投资重点的转移，进而“摊薄” 了固定资产投资；消极面讲，固定资产的减少一定程度上会制约产业发展和产业的技术升级，并增加社会投资的风险。因此，民间资本投入，应重视其结构的合理性。

国家统计局领导在总结2002年经济发展情况时说，中国经济增长三分之一的贡献来自国有经济，三分之二的贡献来自非国有经济，其中，外资经济、股份制经济和私营经济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三支重要力量。

总之，民间资本极具潜力，特别是在风险投资方面，我国将主要依靠民间资本的力量，采取市场化运作方式，推动我国国民经的总体的发展。

2，风向标的作用

由於民营经济具有经营灵活、与市场经济接轨程度高、对政府的依赖性弱的特点，可以直接反映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广度与深度，因而可将民营经济视为中国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风向标。

中国政府提出：国有经济应有进有退。但是民营经济如何进，国有经济如何退是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关键。如在国有经济应当退出的领域，为了实现公平竟争，国有企业无论大小好坏都要通过产权转让，将国有资本退出竟争型领域。针对这一点，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能否完全做到，也是一个关键问题。无论如何，今后，国有经济有可能完全退出竞争型企业，这一趋势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中国经济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要舍弃国有经济中的一部分传统产业，大力扶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民营企业可以成为国企调整后的传统产业的接受者，充当“接力棒”的角色，积极进入竞争型市场。民营经济将以参股、兼并、租赁等形式参与国有经济的改革。民营经济的发展可以加速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成为国企改革与发展的重要依托。由於受政府投资的限制，国企融资将来可能更多地依靠民间资本。同时政府也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企重组，从而实现股权的多元化。同过发展民营经济，增强企业的竟争意识，激活国企的竟争力，这对于促进国企的建立归范的法人治理结构，促进国企转换经营机制，进而实现国有大中型企业与民营中小企业的优势互补。

民营企业还可充当高新技术产业“先头兵”，成为产业结构调整中技术创新的依托。我国民营科技企业走过了 20年的历程，20年来，民营科技企业在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民营科技之所以 能 够 极大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 第一 是因为它是民营的 ， 机制比较灵活 ； 第二是因为它是科技型的 ， 能够不断进行创 新 ； 第 三 是 因为它的产权形式明确 ， 实有 “ 劳 者 有 其 股 ” ，使 企 业 的 发 展 和劳动者 ， (包括体力劳 动者 和 脑力 者 )的 个利 益 很 好地 结合 起来 ，调动 全体员工的积极性 。特别是一些民营科技中小企业，在科技成果转化、技术创新、风险投资等方面，充当先头兵，推动了我国科技中小企业的发展。

3，民营经济的投资方向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将成为就业市场中吸纳劳动力的主要载体。

民营企业还成为社会稳定的基本力量和解决失业压力的主要载体。随著新增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失业下岗人员的剧增，就业问题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然而国企仍处于减员增效的改革期，不仅不能成为吸纳就业的主体，反而成释放下岗人员的主源。而非公有经济正处于上升阶段，而民营经济涉足的领域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成为劳动力就业的主要渠道。1995年，国企就业人数1亿1千万，2000年时下降到8000万，意味著有3000万工人下岗，同期城镇新增劳动力每年400至500万。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90至1999年私营企业职工净增2796万；外资企业净增546万；个体从业人员超过6000万。自1998年以来，民营企业每年吸收就业人数1200至1500万。中国是个劳动密集型的发展中国家，然而国家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投入来实现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结合，要开辟新的就业渠道，必须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三、民营经济所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3. 1. 发展民营企业所面临的问题

从上两节的讨论可以看出，中国民营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改革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也给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今后，中国经济能否继续保持高增长的势头，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尽管民营经济在过去几年中得到了长足发展，民营企业在当前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民营经济仍然面临诸多体制上的制约因素。

私营经济在中国发展20多年了，但私营企业在中国500强工业企业中仅占2个席位，主要原因在於私营经济虽然在产权所有制机制上具有优势，但其产权运行的外部环境约束力强，既体制上的制约因素较多，严重阻碍了其资本积累与规 模扩展的速度。尽管国家政策对民营经济已全面放开，但由於金融服务体系不够完善，民间资本运营仍存操作上的障碍，表现为：一方面，民间资本充分，绝大部分处于闲置状态；另一方面，民营企业资本需求强烈，但因缺少融资渠道陷入资金匮乏的困境。而且市场准入的不平等，限制了民间资本进入市场的广度与深度。十六大已明确表示：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享有同等待遇。2001年计委就颁布了《关于促进和引导民间投资的若干意见》，强调要逐步放宽民间经济的投资领域。政策归政策，在具体执行中，由於地方保护、行业垄断等体制性问题，在市场准入上对民营企业的排斥现象依然严重，抑制了民营企业的扩张。

资本市场在企业扩张过程中起关键性作用，但是目前我国资本市场运行机制并不健全，一方面，经营不善的企业难被淘汰；另一方面，优质的私营企业又难得到正常的资金供给。虽然有二板市场为民营企业提供了融资渠道，但有于市场本身的局限性，民营企业“入市” 并非易事。

由于民间资本运营机制尚不成熟，企业信用体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这种情况使得民营企业内部竞争存在不平等现象。有实力的大型民营企业与小企业比无论在融资投资上，还是市场准入上均具明显优势。而且对于投资方来讲，即便政策环境上没有障碍，投资者出於对风险规避的理性考虑，仍会谨慎行事。因此，短期来看，如果只强调政策环境的改善，而民营企业内部及其整个市场的运行机制不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民营企业融资问题仍将是其发展的主要瓶颈。

政府一直强调“民子民用，民用民资”。积极鼓励民间资本向公有和非公有经济投资，但对民营企业如何从国有机构获得融资问题保持比较低调的态度。这样形成一个矛盾，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的发展容易断裂为两个系统，而且民营经济承受了比国有经济更大的压力和风险，使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仍然处于不公平竟争壮态。

2，技术创新能力弱与投资布局不合理成为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主要障碍。大部分民营企业起点低，产业形式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科技含量低，投资布局不合理，抵御风险的能力差。尽管国家鼓励民营中小科技企业的发展，但由於融资难，因而多数民营企业涉足资金少、门槛低的传统行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仍占主导地位，占整个民营企业的73，1%。对於科技含量高的高新技术领域，由於资金需求大，技术要求高，风险大，民营企业进入的较少。而且，大部分民营企业没有摆脱小企业的经营状态，缺乏规模效益，技 术创新能力弱，制约了企业的扩张能力。以2001年为例，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下的企业占规模民营工业的88.2%。尽管民营企业投资总量发展较快，但是，要使民营企业在产业结构及归模效益上再上一个台阶，仍需多方努力。

另外，投资布局不合理，金融投资比重大于产业投入，固定资产投入比例更低，制约民营产业的发展。由於金融市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吸引了大量的民间资本。目前，民营资本金拥有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14，6%的股权；拥有全国保险公司总收入7，4%的保费；控股证券公司13%的资本；全国12家金融租赁公司中半数由民营企业控股(资料来自：中国经济导报：“中国民营企业的现状与发展”) 。民间资本投入对于活跃我国金融市场，分散金融风险有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民间资本分散性与游离性特点，反过来一定成度上会增加金融市场的风险。如何规范民间资本运营是主要问题。

3，企 业自身的问题

我国大多数民营企业原始积累不足，进入市场的起点底，急功近利，缺乏战略眼光，特别是多数民营企业建立的初期，以家族成员或亲朋好友为主要参与形式。这种企业组织形式有较强的凝聚力，便於灵活决策，经营者责任感强，但随著企业资本积累的扩大，更容易暴露出许多问题，企业决策容易染上浓重的个人或集权成分，决策缺乏科学性。

中国民营企业同常在起步阶段发展迅速，但真正能够健康发展并不断扩张的企业并不占多数。原因既有外部环境的问题也有企业自身管理上的问题。民营企业发展的过程本身也是对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企业淘汰的过程，如何使民营企业步入现代化企业行列，对民营企业如何选择自身发展方向是一 个考验。

3. 2. 促进发展民营经济的对策

如何解决以上民营企业所面临的问题呢？下面我们给出解决问题的一些对策和政策性建议。

1、要继续深入地进行自由化和市场化的经济改革，逐步地完善和建立适合经济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体系。

通过市场化经济制度的转型使得更有利于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完善的市场体系作为保证基础，民营经济就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这是由于价格机制能有效、迅速地传递经济(供给和需求方面的)信息，明晰的产权制度能激励投资者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而进行最有效地生产，竞争的市场使得消费者能以最便宜的价格买到自己满意的商品和服务。如果没有竞争，企业也没有动力来提高经济效率，从而需要反垄断法来保证竞争。这样，产权明晰的自由竞争市场机制使得人们在自由选择和自愿合作的基础上交换产品和生产要素，从而导致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当然，市场能正常运转和公平竞争需要有规范的法律和法规以及法治作为保证，保证投资者和股东的利益不受侵犯，保证契约合同条款得以执行及在公平的条件下进行竞争，同时也保证政府受到约束。没有一个权威的法律体系和法规，企业合同、契约就不能严格被执行，企业的经营者就可能滥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私利，从而增大投资者利益被损害的风险。有了法律和法规，还需要法治，政府和个人都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不受法律约束的政府，一定是一个无效的政府，只有有限政府才能导致有效政府。因而我们可以说，中国经济平稳高速地发展将取决于中国经济自由化改革和市场化的改革能否更深入地进行，经济制度环境最终是否适应于民营经济的发展。

2. 更新观念，完善产权保护制度。

至今私有财产和私有企业还没有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应尽快指定财产保护法。由于对私人企业还存在政策性歧视并得不到法律保护，私有企业往往在许多地方成为被敲诈勒索的对象。比如，民营企业在行业准入、赋税、银行贷款和企业上市等方面还存在着政策性歧视。另外，如何看待私人财富，如何看待贫富分化；如何在讲究效率优先的同时处理好公平，这是观念问题，对此我们应有正确的认识。财富的不平等将伴随中国改革开放整个进程并将长期存在，不能因为担心贫富差距加大而制约整个经济的发展进程。解决这一问题，应依靠政府，通过建立社会保障机制和对收入的再分配来调节财富分配不均的现象。

3. 要大力发展民营和私有企业。

中国要搞市场经济和真正地做到富民强国，首先就要彻底地解放思想，彻底和尽快地放弃国营企业能搞好的幻想，让国有企业从竞争行业中退出，明确和果断地表明市场化与民营化应是改革的最终目标和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

这样，若要经济继续增长，就必须开辟新的增长来源，在国企效益日益低下及外国投资减少的情况下，私有企业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佳希望。浙江省的改革实践就说明了这点。浙江在过去十多年来经济增长率10％以上。浙江之所以取得这样骄人的成绩，是浙江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特别是私有经济的结果。目前国有和国有控股经济在工业产值中所占比重只有10％左右，而集体经济和私有经济所占比重已达到85％左右。现在，全省私营工业企业总户数已有20多万家。在全国500家最大私营企业中，浙江占了五分之一以上，总量居全国第一。在短短25年间，浙江从一个“资源小省”迅速发展成为“经济大省”，成为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最快、最具活力的省份之一。之所以会这样，民营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全省人均GDP增长最快的20个县市中，2/3以上县市私营营工业产值比重超过50％。在中国过去20年中出现了许多经济改革模式：有“江苏苏南模式”，“广东珠江金三角模式”，“浙江温州模式”和其他模式。从现有的改革实践结果来看，温州模式似乎最具活力。现在温州基本没有下岗问题，只有换岗问题。温州的社会保障做得也很有成绩。

4 大张旗鼓的进行民营化的产权改革。

当前，当国企改革面临困境，无法完全担负起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与增加就业的重任时，只有迅速地发展非国有经济，当非国有经济比重大大提升后，才能提供广大的空间来吸收国企的下岗、失业人员。如果不打破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落后的行为观念，不放弃低效率的经济体制，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长久、持续性的经济发展问题。如果中国决定要搞市场经济，要经济保持长久持续性地高速增长，国有经济民营化将会是最佳选择和唯一根本出路。一般来说，国有企业不仅导致经济的低效率，而且也导致了人为的社会不公和社会矛盾。国有企业效率不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其根本原因是产权不清，因为用别人的钱无论如何都不如用自己的钱来得小心。尽管1998-2000年的3年间，中国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如降利息，减员，冲帐，发股等)努力扭转国有企业大幅亏损的局面，使得相当多的国有企业扭亏为盈，但这种国企解困是在全社会耗费了巨大成本的条件下发生的，并且国有企业的效率仍然十分低下。在2000年，非国有经济只用了10%左右的资金提供了50%以上的工业产值，就可看出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的状况。由于国企的厂长经理不是企业的真正主人，他们大多没有什么开拓、创新精神，其资产的经营风险、盈利也就无人真正负责，而大量的国有资产又是这样被少数特权者占有、调动、支配，其结果是破坏了整个市场的公平竞争，造成财富被少数人占有，整个社会不公平的现象也就愈演愈烈。这种社会不公无论是在改革前还是后一直都存在着。差别只是程度和幅度。经济改革前的社会不公主要表现在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差别。国有经济创造的财富主要只是被城市居民分享，占80％左右的农村人口没有享受到什么好处。经济改革后国有经济所导致的社会不公的程度和幅度都大大增加，主要表现在城市职工与掌握各种权力官员之间的收入巨大差别和机会不平等。现在国有资产流失到少数人手中，从而造成了社会不公，贫富差别也越来越大，权力的市场化使得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导致了收入巨大的不平等。目前中国民间的9万亿人民币的存款中，有高达80％是掌握在10％的少数人手中。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国有企业的日子更难过，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革将会更为迫切。应对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行股份制改造。

5 通过法治减少政府干预，增加政府效率

尽量减少政府的干预，只要市场能做的，就要让市场去作，当市场失灵时，政府才需要发挥作用。许多人对市场的功能仍然认识不够。市场是最有效的激励机制和传递信息的机制，它能够提供人们需要什么商品，从而生产什么商品的信息。当经济运作不好的时候，政府不需直接参与经济活动，而是要提供一个环境，让企业能够按照市场规则运行。如制定规范的股票市场及产权交易市场规则，制定有关法律和法规能保证契约合同条款得以执行及在公平的条件下进行竞争等。我们不仅需要法制，也需要法治。政府以法律为工具来管制经济人，但政府行为也必须受到约束。如果政府不受约束，就会出现寻租现象，就容易用手中的权力换取利益。因此，需要通过法治和舆论监督的手段来约束政府的行为就显得非常重要。我们不应强调规范化而增加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而是应通过法治的方式来减少政府的干预经济的程度，使得政府成为一个有限，从而有可能成为一个有效政府。一个有限和有效政府是现代市场经济得到有效运转的必要条件。

参考文献

[1] 文玫：《民营化 (私有化) 的理论和实证分析》，载由田国强主编的《现代经济学与金融学前沿发展》，商务印书馆，2002年，564-609。

[2] 田国强：《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与经济体制的平稳转轨的方式和步骤--中国经济的改革三阶段论》，《经济研究》1994年第11期，3-9。

[3] 田国强：《内生产权所有制理论与济体制平稳转轨》，《经济研究》1996年第10期，11-20。

[4] 田国强： 《一个关于转型经济中最优所以权安排的理论》，《经济学季刊》12001年，第一卷，第1期，45-70。

[5]钟志文：<<民营银行：中国民营经济的加速器>>，“大地”2001年，30期

[6] <<民营经济的经济学解释与发展对策>> “国研网”2003-03-04

[7] 剧锦文<<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1978-1998)

[8] Chang, C. and Y. Wang, “On the Nature of the Chinese Township and Village Enterprise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995) 19, 434-452.

[9] Che, J. and Y. Qian,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Community government,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Understanding China's Township-Village Enterprises，” Journal of Lo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1998) 14, 1-23.

[10] Demsetz, H., “Towards a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7) 57, 347-359.

[11] Furubotn, E.G. and S. Pejovich, “Introduction: The New Property Rights Literature, ” In Eric G. Furubotn and Svetozar Pejovich, Eds. The Economics of Property Rights, Bollinger: Cambridge MA， 1974.

[12] Grossman, S.J. and O. D. Hart，“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Ownership: A Theory of Vertical and Lateral Integration, ”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6) 94, 691-719.

[13] Hart, O. and J. Moore，“Property Rights and the Nature of the Firm，”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ics, (1990) 98, 1119-58.

[14] Li, D. [1995], “A Theory of Ambiguous Property Rights: The Case of the Chinese Non-state Sector，”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3, 1-19.

[15] Weitzman, M.L. and C. Xu, “Chinese Township-Village Enterprises as Vaguely Defined Cooperative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994) 18, 121-145.

美国德州A&M大学经济系 崔伟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

200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