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开军:中国古代史学概念的界定、意蕴及其与史学话语的建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5 次 更新时间:2021-03-02 18: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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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开军  

  

   内容提要:中国古代史学经历两千多年的发展,在自我表达方面形成了大量的概念。古代史家界定概念的方式主要有四种:直接定义、概括特征、举例证、打比方。概念的出现与运用都离不开具体的时代背景、立场与语境。概念传递出史家的诉求与关切,寓含特定的学术价值。按照我们对学术话语衍生次序的理解,大致可作这样的排列:一般语汇、常见词汇、关键词、术语、概念、范畴、话语。回顾中国古代史学概念史,可知概念化是史学从实践层面走向理论阐释的一个重要环节。史学繁荣的时代,往往是概念的井喷期。大致从隋唐时期开始,史学概念史进入了新阶段,表现为若干相关联的单一概念构成概念群,在史学话语体系中获得了更强大的表现力和更丰富的内涵。厘清史学概念史上新旧概念的缘起与流变,无异于对古代史学话语变迁的一次深度梳理。在这样回环往复的厘清与辨析中,古代史学话语体系也逐渐显现出它清晰的轮廓。

   关 键 词:概念/史学话语/刘知幾/核心要素/建构

  

   中国古代史学经历两千多年的发展,在自我表达方面形成了大量的概念。这是史学话语体系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有了概念,才有了以简驭繁、表达抽象认识与理论思考的学术工具、话语符号。而缺乏概念,则意味着学术表达的苍白与涣散,也就没有成熟的学术话语可言。既有的概念史研究热度不减,已涌现了一批可观的成果,指向大体有二:一是引入以源出德国的概念史为主的域外相关研究;二是对近代中国的思想、文化与政治概念的探讨。研究者称:“我们进行概念史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慎终追远,探讨中国传统的知识形态,而是要探讨17世纪,特别是19世纪以来中国乃至东亚近代知识空间形成之问题。”①探讨近代以来的概念及其相关问题,对于认识近代中国的知识系统与话语体系固然重要,而对古代史学概念作慎终追远的探究,对认知中国古代史学话语体系也尤为迫切。

   概念界定的四种方式

   古人赞誉优秀的史学家,称为“良史”,评价史书记载真实可信,叫做“信史”;相反,记事失实,则属“曲笔”,因为某些政治原因而记载隐讳,当归于“回护”,若是有意失真,那就是“秽史”,简直不堪入目了。谁也无法否认,中国古代史学家善于提出并运用概念表达他们对史学的理论思考。这些概念构成了一个看似杂乱实则有机联系的话语体系。在这个复杂的问题中,我们首先关心的是,这些概念最初是怎样被界定的,它们以何种形态存在于古代史学话语体系中。由目前所能确认的概念入手,梳理它们被提出与解释的过程,大致可以归纳出以下四种主要的界定方式。

   第一,直接给概念下定义。

   以简要的文字解释一个词语或概念,在先秦诸子中已有表现。《荀子》中说:“是是、非非谓之知,非是、是非谓之愚。伤良曰谗,害良曰贼。是谓是、非谓非曰直。窃货曰盗,匿行曰诈,易言曰诞。趣舍无定谓之无常,保利弃义谓之至贼。多闻曰博,少闻曰浅;多见曰闲,少见曰陋。”②这段话不足百字,却一连解释了十四个词语,其中有些词语近于概念,如“直”“陋”。《韩非子·显学》云:“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③“愚”“诬”之释义也要言不烦。先秦诸子这种解释词语或概念的做法及其认识深刻影响了秦汉史家。东汉史家解释“实录”:“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④不仅扼要地界定了“实录”之意,而且其中的“文直”大体上也不离《荀子》所说的“是谓是、非谓非曰直”。此后,人们一再使用“实录”这个概念,却没有人再费口舌解释它,因为这十二个字足够经典。刘知幾阐释“直笔”亦复如是:“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但举其宏纲,存其大体而已。非谓丝毫必录,琐细无遗者也。”⑤刘知幾还在叙事审美上,提出了“显”“晦”两个概念。“显也者,繁词缛说,理尽于篇中;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⑥不过十八个字,却道出了显、晦之意及其优劣,对概念的表达直截了当,毫无窒碍之感。不止刘知幾具有这样的本领,宋人吴缜给“事实”和“褒贬”的定义也都只用了七个字,“事实”是“有是事而如是书”;“褒贬”是“因事实而寓惩劝”。⑦唯有经过长期的学术积累,对概念有独到的思索,加之出色的文辞陶熔才华,方能作出如此简要的定义。直接定义在概念界定上具有明显的优点,即理论性较强,内涵明确,边界清晰,在传播和接受中一般不会被曲解和误解,即不会在概念的提出者与接受者之间出现太大偏差。

   第二,指出概念的关键特征。

   如上所述,下定义并非易事,注定不会是古代史家表达概念的唯一方式。人们还会选择提炼概念关键特征的方法,传递他们的相关思考。刘知幾论“曲笔”时,就这样写道:

   舞词弄札,饰非文过,若王隐、虞预毁辱相凌,子野、休文释纷相谢。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斯乃作者之丑行,人伦所同疾也。亦有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⑧

   刘知幾不是采取“所谓曲笔者”云云这样的句式,而是指出它的若干特征,包括“舞词弄札,饰非文过”“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和“事每凭虚,词多乌有”。北宋官修的《册府元龟》解释何谓“秽史”,也采取了这样的方式:“因嫌而沮善,渎货以隐恶,或畏威而曲加文饰,或徇时而蔑纪勋伐,恣笔端而溢美,擅胸臆以厚诬,宜当秽史之名。”⑨不管是“沮善”,还是“隐恶”,抑或“曲加文饰”,肆意“厚诬”,所说的都是“秽史”的主要特征。经过这般解说,“曲笔”“秽史”的指向也就明确了。“撰述”与“记注”是章学诚提出的一对重要概念。但章学诚也不曾径直给出二者的定义,而是耐心地解释:“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决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⑩在这里,章学诚没有直接说“撰述”是什么,“记注”是什么,但他又一直在探讨它们到底是怎样的。“撰述”对应“圆而神”“知来”“例不拘常”;“记注”对应“方以智”“藏往”“体有一定”。通过这些特征的限定,明确了“撰述”与“记注”的内涵及其区别。可见,准确提炼概念的特征,也就抓住了它的内核。后人则可以根据这些特征,实现概念与所指之间的匹配。

   第三,举例证传递对概念的理解。

   举例说明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久远的传统。当孔子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11)一语时,已开此先河。孔子这一句话就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良史”和“书法”,但孔子没有作多少说明,他把对“良史”和“书法”的理解都浓缩到董狐一人和“赵盾弑其君”一例上。通俗地说,什么是“良史”,董狐就是良史;“良史”是什么,是董狐这样的史家;什么是“书法”,“赵盾弑其君”就是书法。孔子这种诉诸例证、心照不宣的方法,称得上事半功倍,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这种界定概念的方法启发了后代史家。至刘知幾,已将此法运用到了非常熟练的程度,他举《尚书》和《左传》的记事为例,论说“断限”:“书之立约,其来尚矣。如尼父之定《虞书》也,以舜为始,而云‘粤若稽古帝尧’;丘明之传鲁史也,以隐为先,而云‘惠公元妃孟子’。此皆正其疆里,开其首端。因有沿革,遂相交互,事势当然,非为滥轶也。过此已往,可谓狂简不知所裁者焉。”(12)人们读到这里,自然也就明白了“断限”的含义。《史通》解释“君子之史”和“小人之史”,也是通过举例完成的:“左丘明、司马迁,君子之史也;吴均、魏收,小人之史也。”(13)刘知幾虽未作阐述,但因所举例证具有代表性,固也不难接受。胡应麟即推演子玄之说,称:“《尚书》《春秋》,圣人之史也。《檀弓》《左传》,贤人之史也。《史记》《汉书》,文人之史也。《后汉》《宋书》,乱人之史也。《三国》、元魏,小人之史也。赵宋、辽、金,夷人之史也。”(14)我们在清人齐召南的《史论》一文中看到了与刘知幾、胡应麟如出一辙的举例方式。齐召南提出“史官之史”“文人之史”和“小人之史”三个概念,称:“迁、固其史官之史乎。陈寿简质,独为近之。……欧阳修,君子也,其书亦文人之史也。……宋、魏二书以小人而为小人之史。”(15)在这里,司马迁、班固、陈寿、欧阳修、《宋书》和《魏书》不再只是一人一书的名称,而是齐召南阐发概念的特定例证。这类概念在古代史学概念史上数量不少。提出者的贡献在于发明新概念,但缺少精细的雕琢,这就对概念的接受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为接受者只能通过例证揣摩概念,必须对这些例证的本相和由此延伸出来的理论有比较全面的认识。

   第四,打比方表达对概念的认识。

   和举例证相似但又有所不同的另一种概念阐述手段,是打比方。这也是古代史家运用得炉火纯青的一项技能。有些概念本不易讲清楚,但又必须作些交代。这时候,打比方这种质朴的方式就显示出了它特有的诠释优势。当郑惟忠询问刘知幾“自古已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时,刘知幾提出了著名的“史才三长”说。刘知幾是怎样向郑惟忠解释才、学这两个概念的呢?他说:

   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16)

   这是刘知幾的智慧。他用愚者营生的尴尬和巧妇面对无米之炊的无奈比喻有学无才和有才无学,把原本抽象的概念具象为日常见闻,打个比方就回应了疑惑与不解,并且“时人以为知言”(17),可见这个比方非常成功。刘知幾解释“史例”:“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18)以国法喻史例,史例之意及其重要性不言自明。吴缜接着说:“史之义例,犹网之有纲,而匠之绳墨也。”(19)吴缜借“网纲”和“绳墨”比作“史例”,与刘知幾异曲同工。就连长于抽象思维的章学诚,也是打比方的高手。他在分析“独断之学”和“考索之功”时,就说:“独断之学,非是不为取裁;考索之功,非是不为按据。如旨酒之不离乎糟粕,嘉禾之不离乎粪土,是以职官故事案牍图牒之书,不可轻议也。”(20)“独断之学”和“考索之功”不是一目了然的概念,但“旨酒”与“糟粕”、“嘉禾”与“粪土”之喻,却使它们变得不那么难于理解了。不过,这还算不上章学诚譬喻的经典。他讲“文辞”和“志识”,竟接连打出七个比方,堪称以比喻疏通概念的典范:“譬彼禽鸟,志识其身,文辞其羽翼也。”“文辞,犹三军也;志识,其将帅也。”“文辞,犹舟车也;志识,其乘者也。”“文辞,犹品物也;志识,其工师也。”“文辞,犹金石也;志识,其炉锤也。”“文辞,犹财货也;志识,其良贾也。”“文辞,犹药毒也;志识,其医工也。”(21)章学诚笔下的“禽鸟”“三军”“舟车”“品物”“金石”“财货”“药毒”之喻,对史家文辞与志识的主次关系和角色作了精到的描述。打比方的阐述方式,固然缺乏理论色彩,但却不能据此视之为缺陷。因为直接定义也好,比喻也罢,只要能够界定概念,并使他人理解和接受,也就行之有效,无所谓优劣。

   概念的上述四种界定方式,并非对立关系,而是相互渗透、相辅相成。概念界定者有时提炼特征后,还会举例加以说明;或在定义后又举例;又或者先打比方,再罗举事例。界定方式虽有差别,但目的则是一样的:为了对概念的说明更准确与周全。至此,我们是否可以说,中国古代史家并非不擅长对概念的辨析与阐释,相反,他们在实践中创造并界定了丰富的概念。至于这些概念的意蕴,尚需进一步的挖掘。

   概念背后的意蕴

初步讨论古代史学概念史,会形成这样一种认识:古代史家非常重视概念的审慎与准确,在“属辞”上用心良苦。如所周知,吴缜把自己的心血之作命名为《新唐书纠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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