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以田野教学为特色的田野政治学(田野政治学的构建·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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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华中师大) (进入专栏)  


田野政治学的对象是农村,方法是调查,进路是制度,引导是实验,思维是实证。这一路径不仅是构建者个人的思路,更重要的是贯穿于人才培养之中。田野政治学的调查、实验和研究的主要力量是学生,田野政治学能否传承在于人才培养。田野政治学以田野作为对象和方法,人才培养的重要特色便是将校园与田园结合起来,强调田野教学,在田野调查和实验中实现教学相长,由此构成田野政治学与其他政治学研究的不同路径。

一、以学生主体为基础

田野政治学的主体是从事田野研究的人。从事田野研究的人是在一定环境下生长和培养出来的。教师是人才培养者。只有将学生作为主体,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发挥其自主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培养出人才。

田野政治学得以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一种特色路径并长期坚持,起步于一个以学生为主体的环境和老师。

华中师范大学从事农村研究的学者,最初的教学科研单位是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的特点是宏大理论问题,研究依据是文献。张厚安教授1951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是马列主义专业的研究生,之后在华中师范大学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工作。改革开放后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的老师,并率先从事政治学研究,在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之下成立政治学研究室。1986年以张厚安老师等人为主申报政治学硕士点,并开始指导硕士生。当张厚安老师走向田野时,也将学生带入田野。

我1982年大学毕业留校在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担任助理工作。1984年就读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的硕士生,指导教师是李会滨教授。李老师长期从事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非常熟悉,治学特别严谨,长期担任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

科学社会主义专业是1978年后才建立的一个学科专业。我校的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在全国处于前列。学界流行“北有高放,南有高原”一说。高放即中国人民大学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高原则是我校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的首创者。正是在高原、杨宏禹、张厚安、李会滨、胡原、徐育苗等一批老师的带领下,我校的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很早便获得硕士和博士授权点,培养了一大批人才,更重要的是形成了良好的育人环境,这就是以学生为主体,和一个宽松、宽容、宽厚的学术氛围。

首先,为学生的学习提供宽松的学术环境。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是独立建制的科学研究机构,只招收研究生。而1980年代的研究生大多年纪较大,思路较成熟。当时,国家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思想特别活跃。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的教学特别重视基础理论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是必修课。与此同时,对于学生接受外来思想,老师持开放态度。徐育苗等老师还亲自引领我们1983、1984年级研究生到我国四个特区实地考察。

其次,对学生的一时偏差持宽容态度。1980年代发生两次学潮。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一是学生多,二是距离政治近,不可避免卷入其中。老师们对于出现一时偏差的学生持宽容态度,以严格教育为主。这一态度经过实践证明对于人才培养是有利的。这些学生进入社会后成为积极的建设者,有的还担任了党政重要职务。

再次,对学生的学术选择持包容宽厚态度。我是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硕士生,我的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并不是指导老师的专长。硕士毕业后,因为承担科研项目,我与政治学专业的张厚安老师较为接近,开始从事农村研究。当时,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虽然分设两个研究室,但相互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正如张厚安老师所回顾的:“科学社会主义与政治学在课程设置上虽然是分开的,但是研究的内容却存在着共同点,二者是相通的。”1993年,已是破格教授的我攻读博士学位,指导老师仍然是李会滨教授。我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与运作》,与指导老师的专长距离更远。李老师不仅不加限制,还充分鼓励我大胆探索。正是在李老师的支持和鼓励下,这篇博士学位论文获得首届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之后,我便继续沿着学位论文的方向从事农村研究了。如果没有李老师的宽厚大度,我可能不会从事这一方向的研究。

类似我的情况还有项继权教授。项继权教授是华东师范大学的硕士生。后来师从徐育苗老师,其博士论文选题是徐老师不擅长的农村政治,博士学位论文获得了第二届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如果没有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的老师营造的以学生为主体,形成宽松、宽容、宽厚的学术氛围,是不可能有后来的田野政治学的。

二、以方向方法为路径

我是在以学生为主体的宽松、宽容和宽厚的氛围里进入学术殿堂的。这种氛围成为我从事人才培养的底色,并在田野调查和研究中形成以方向方法为路径的特色。

我是华中师范大学从事农村研究的第一个博士,也是第一个博士生导师。因为年岁已高,张厚安老师没有能够直接担任博士生指导工作。我博士生一毕业,便开始招收博士生。之后培养了一大批硕士和博士生。最有代表性的是有两位博士生的学位论文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一位获得提名奖。

他们三人有共同的特点,就是对农村不熟悉。于同学大学毕业后没有从事学术工作,他是在1990年代中期感觉到农民问题突出而先到我这里做访问学者,后就读博士的。吴同学长期生活在大城市,过往没有农村生活经历,来我校前是一名在高校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老师。马同学虽然出生于农村,但一直成长于校园之中。

他们就读我的博士生,我的要求是两点:一是方向,就是做农村政治研究:二是方法,农村研究必须做调查。

于同学本身是因为对农民问题感兴趣而来的。他来之前已在经商方面小有成就,出于湖南人天生的政治使命感,认为农民问题太重要,所以到我这里来。他有强烈的政治情怀和价值取向。我没有急于回答他希望弄清的问题,只是告诉他,沿着70年前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走过的路再走一次。他回来报告老师,湖南农民又在运动了。这就是因为负担沉重引起的农民抗争。我进一步要他继续调查,为什么农民会“运动”?并与他一起去湖南,途经毛泽东、刘少奇和彭德怀的家乡。在调查中我也在思考,为什么这几位中共领袖都出自农家?革命后又因为农民问题的争议造成巨大的历史悲剧?只有将农民问题置于历史长河里深入考察,才能找到答案。于是,我希望于同学找一个点进行深入的实地调查。他听了我的建议,在湖南衡阳选择了一个最早成立农民协会的村庄进行驻村调查,时间长达一年。在驻村调查的寒冬季节,我到现场看望和指导,住的是20元一晚的乡镇小店。在充分调查基础上,于同学写成博士学位论文《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因为我所在机构已产生两篇全国百优论文,于同学的论文获得提名奖。他在博士学位基础上写成的著作成为热门学术著作。

于同学有强烈的使命感,因此对调查有天然的热爱和才能。他在衡阳农村调查点上发现,当年农民组织的领导人多有在安源煤矿的经历。他沿着这一线索,到江西安源做调查。安源是中共早期工人运动的重要地点。于同学到安源后,我去过两次。印象最深刻的是安源大广场上的时钟停止了。这极具象征意义,它意味着什么?我希望于同学进一步挖掘。在这一敏感时刻和敏感地点做调查自然不容易。在他的努力之下,出版了《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这一研究引起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学者裴宜理教授的关注,并作出进一步研究,写出《安源:中国革命的发祥地》(2012)的重要著作。

吴同学先是我校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毕业的硕士生,过往没有农村调查的经历。我1996年在湖南省临澧县农村做调查时,带他一起进村入户。当时正值寒冷的冬天,两人每天奔走于乡间。他的感悟能力很强。我们所调查的村是全国村民自治示范村。也许调查经历使他认识到村民自治的实际运行与文本话语存在的距离,后来参与黄梅实验使他对村民自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就读博士学位时,去四川省一个村庄进行深度调查,最后写出了博士学位论文《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并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奖。当时,在调查和实验中,我已注意到他的研究取向与我有所差别,但我并没有要求必须根据我的取向进行研究,而是持宽松、宽容、宽厚态度。这是因为我自己是在这一氛围中成长出来的。我2002年为他出版的博士学位论文所作序言中,对他和于同学的论文作了比较:

《岳村政治》的研究对象是湖南省中部的一个村庄,这里是改变整个中国政治面貌的农民革命的发源地,处于国家政治漩涡的中心地带,政治风浪此起彼伏一直相伴于村庄生活。本书所选择的研究对象则是四川省东部地区的一个山村,尽管这里不可避免地卷入政治漩涡,但毕竟处于整个国家政治的边缘地带,冲突性的政治更多的犹如闪电风暴,伴随村庄生活的是平和与宁静,因此在这里也保留着许多传统的样式。

《岳村政治》的研究路径是外向内,由国家到乡村社会。由县到乡,再至村,由此考察中国政治是怎样一步步将一个小村庄结构化于国家政治体系之内的,并分析其结构化过程中村庄自身的反映,从而把握村庄与国家的互动关系。本书的研究路路径则是由内向外,由乡土社会到国家,由村庄到乡,再至县,由此考察村庄自身的政治原生形态,并分析当国家政治介入后村庄权威与秩序的更迭,国家对村庄政治的改造和重新塑造。如果说岳村由于在激荡的政治风云中形成的村庄自主性和挑战性使乡村社会与国家处于互动之中,那么,20世纪的双村更多的是国家对乡村社会再塑造的结果,是国家介入乡村社会的产物。所以,在那里,乡村政治缺乏岳村般的激情,但却反映着大多数村庄的常态性。

《岳村政治》的作者在乡村生活过,自身是乡村“熟人社会”的一员。他运用政治社会学的方法,从查阅历史文献数据入手,一步步进入村庄,注重乡村社会与国家政治的互动关系。本书的作者一直生活在大都市,没有任何乡村记忆,是乡村社会的“陌生人”。作为一个好奇的“异文化者”,为写作本书,他径直闯入崇山峻岭之中的双村,在那里与农民共同生活,在直接的生活体验和感悟中考察乡村政治,感受乡村是怎样为国家政治所塑造的。他运用的是政治人类学的方法。虽然这一方法在中国才刚刚起步。

马同学与以上同学不同,他从校门到校门。在我们这里就读硕士生时,做过一些调查,但只是走马观花、浮光掠影式的调查。2006年,“南农实验”得以启动。这一实验开始是以志愿者为主体。由于对实验的困难缺乏足够的准备,当实验难以持续时,具体负责项目的志愿者不再从事这一实验。为难之际,我让刚就读我的博士生的马华主持这一工作,我指导的硕士生任路等参与,从而使得实验得以持续下去。在实验进程中,我长途跋涉到广东与福建交界的蕉岭县现场指导。实验时,该村的矛盾较大,特别是各自然村相互冲突,实验难度较大。我到现场后,发现这个地方的农家厕所很整洁。我们到农村调查最害怕的就是上厕所。进一步了解,得知这个村的自然村都属于宗族村。人们对本家本族更为关心,与此相反的是家族之间缺乏凝聚力。实验要充分考虑这一村情,开展工作。马同学是一个积极的行动主义者,贯彻能力很强。在他的主持和推动下,“南农实验”取得了突出的成效。他以实验为基础写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民主学步:农民的民主能力建设——以“南农实验”为例》,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我在为他以博士学位为基础写成的著作序言中谈到:

实验是非常艰苦的。它要通过外部力量的输入改变农村内部状态,会出现许多预想不到的困难和问题。它不仅需要激情,更需要耐心和毅力。实验开始不久,实验的主持者就难以工作下去,要求退出。情急之下,我召唤入学不久的博士生马华,让他接任主持。在他努力下,实验继续下去,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他博士生期间的大部分时间就住在实验村里,并以实验村为个案,写出博士生论文。这篇论文后来获得全国最后一届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我本人因为以村民自治为主题写的博士论文获得全国首届优秀博士论文。我指导的博士生的论文因为村民自治的实验而获得全国最后一届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也算是一种历史的机缘和对我们工作的回报。

当然,这三篇论文只是一个代表。方向方法一直是我指导学生的一种路径。如有一位黄同学是江西兴国人。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曾经做过著名的“兴国调查”,距今已有80年了。“在选取博士论文题目时,我给他提出要求,希望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学习八十多年前毛泽东对八户农民进行调查的方法,了解和发现八十多年来农民的状态发生了什么变化,这种变化对于政府治理提出了什么要求。”他根据指导意见,对八户农民八十多年的变化作了深入的调查,写出博士学位论文,并以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出版了《家户变迁与政府治理——基于家户的政治人类学考察》。该书一出版便为美国的出版社引进。由此也看出,愈是中国的,愈是深入中国大地的成果,愈能走向世界!

三、以能力提升为目标

我本人就读研究生期间,属于精英教育,研究生数量很少。记得我们一个指导组一个上午只答辩了一位学生。当时是名符其实的答和辩。学生受益,老师也提高。这位学生后来在省委机关工作,提升很快。2000年后,高等教育转向大众教育,一是研究生数量扩大,二是学生大多是应试教育的产物。特别是文科研究生,只要会背书,就容易被录取。知识不少,能力不强。研究生多了,指导老师也相应增加了。过往的老师要成为研究生导师,非常不易。因为学生增加了,研究生导师资格的获得不是那么难了。这是人才培养面临的新问题。研究生无疑是重要的学术资源,但需要将资源转换为财富,将数量转换为质量。为此,我们于2012年设立了重点基地研究生班,加强研究生的统一培养,设立校园和田园两个课堂,以提升学生能力为目标。

一是强化基础理论。我们为研究生统一开设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政治学基础理论、农村农民理论、农村调查方法等基础课题。老师们都参与课堂教学,还专门聘请院外的老师讲座,让研究生在校园里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是提升行动能力。重点基地研究生班承担“百村十年观察计划”的调查。基地班的每位同学都要从校园走向田园,进行田野调查。学生自己进入观察点,到观察点获得第一手资料。他们是积极的行动者。在调查中获得的行动能力是在校园里永远也无法获得的。

三是提升表达能力。基地班开设有“百村讲坛”,由调查者向老师和同学报告调查过程、结果和体会,由此提升自己的口头表达能力。通过百村观察计划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和数据,基地班同学要加以整理,在老师指导下写成调查咨询报告,由此提升自己的文字表达能力。

四是提升管理能力。基地班是围绕学习、调查、讲坛、写作展开的,有大量的日常管理事务。这些事务由同学们自己承担,并在工作中提升了自己的管理能力。

我在2012年调查工作启动会上讲话中谈到:

从2012年我们又进入到第三个阶段,也就是我们走向了一个正规化、专业化、固定化这么一个阶段。正规化是指我们要受到严格的专门训练,以前我们的学生人数相对不够,大多数是志愿者,有的是其他专业的,今年以来在座的绝大多数是我们本专业的同学,在这方面,我也要特别感谢石挺处长,他不仅是我们“百村观察”计划实施的最大支持者,而且给我们提供一个平台,就是特别招收了我们基地班的学生。……基地班有“三高”:高门槛、高要求、高水平,它的目标就是培养北京大学元培班一样那种优秀人才,复合型人才,以人为主的人才。今天在座的绝大多数是我们本专业的同学,当然也有少部分校外,或者院外的优秀学生,这方面要受到严格的训练,按照石处长的意思要持证上岗,今后我们恐怕还要走到这一步,你要经过培训合格以后,才能够参与到这项工作中。

第二个就是专业化。我们所说的专业化,它不仅仅是一个专业训练的问题,而是一个人生取向。因为专业化是现代化对人的要求,它的特点就是以学术为天职,具有强烈的敬业精神。人们都知道有一个大社会科学家,叫韦伯,他有一个重要理论就是说,资本主义为什么在西方产生而不是在中国?就是因为资本主义有那么一批人,有强烈的职业精神,孜孜不倦、不计名利,不计任何其他的东西,专注于某一项事业。所以我们“百村观察”工作,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荣耀,但是这个荣耀一定是产生于我们的行动之后、奉献之后,在我们的行动之前,我们可以说不计功利。这个就是我们的专业化,它为了知识和真理,所以“百村观察”一定要求大家求真,这是第一位的,真实是生命。

第三个就是固定化。因为我们在这些村里面的观察要长期固定下来,今年大家要肩负一些重担,……代表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去给人家村里面授牌,同时我们还要给他们建立“农家书屋”,……我们不仅仅是请他们支持帮助,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一种回报的精神和理念,我们要回报农民。所以“百村观察”的村,它们给我们提供了养料,成就了我们,我们那么多报告被批示,我们今后以“百村观察”为荣,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我们的荣耀都是来自于父老乡亲们对我们的厚爱、支持和协助。所以我们要尽我们所能,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我们从今年开始给每个村建立一个“农家书屋”,今年考虑到大家的负重和我们的经济财力,我们今年带去不多,但是我们每年带一点,我想带一百年,那总会数量巨大了。我们建立一些固定联系了,我们就跟走亲戚一样,就不需要再借助介绍信,就跟走村入户一样,我们直接常来常往,这里才真正感受和体验到农村和农民。这就是我们今年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在2012年调查工作启动会上讲话时,我也提出了希望:

一是要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大家知道最近即将举办伦敦奥运会,这个奥运会当中,最受人欢迎的是什么项目?马拉松。马拉松你看,到达最后的终点,这个过程太艰难了,跑了一圈又一圈,不仅是跑的人不耐烦了,看的人也不耐烦了,我们“百村观察”也像马拉松,要一棒接一棒、一代接一代下去,所以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对我们来讲特别重要。红军长征的时候大家知道是30万人,最后到终点的时候有多少人,其中主要除了被战死的以外,大量是掉队的。我们这个“百村观察”也像一个长征一样,今后能够到达终点的,需要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

二是团队意识。最近欧洲的足球,现在说谈体育比较多,虽然我这个人不擅长体育,一看就不是体育身材。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观看体育,因为中国看足球的人比踢足球的人还多,但是中国最受人关注的,但又最不争气的是什么?男足。……男足有什么问题?这也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这种观念,集体行动的这种观念。几千年来的这种一家一户的个体经济,培养高度具有个体精神的人,它很难形成一种团队互助。对于我们“百村观察”,它是要求具有高度的团队意识的这么一个公共项目。它是要集体行动,我们出去以后,要分到各个村,行程遥远,特别需要我们相互帮助。集体行动它强调整体意识相互配合,同时也非常珍惜每个成员,……我们这种集体主义是要建立在个体之间相互帮助这个基础上。大家经常看美国大片,好像美国大片就是那种高度的个体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其实不然。我平时去看电影很少,到农村去,晚上也没什么事,就是数星星,没别的娱乐活动,数星星实在数不清楚了,最后睡觉了。再就是看电影,在县城里面待着看电影,我的印象最深的,就是和我的一个学生,现在在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已经当上了副教授了,我和他看了一场电影——美国大片《拯救大兵瑞恩》。我建议你们去看一下,你看美国军队为了拯救这么一个受伤的兵员,不惜代价,珍惜每一个人的生命,你要珍惜每一个人的生命,每个人才有这种对祖国、对集体的尊崇感。虽然我们女足很强,但是我们女观察员也要像女足一样更强。但是毕竟还是女同学,你们家长不放心,虽然你们很有坚强的决心,但是你们的家长不放心,所以说我们男同学多帮帮女同学,我们建议大家分组,咱们相互有个照应。

三是考验。这个考验我想从现在就开始了。……武汉是火炉,这个火炉现在开始冒烟了,身在武汉学习过的同学已经经受过一些考验,但是没有在武汉学习的同学,可能就要开始接受这种考验。有的同学想武汉怎么这么热,但是你们要想到热有热的好处,在火炉里面出来的人,什么世面都可以见。我记得的老祖宗,我们院的长辈,开创人物——张厚安先生。我曾经和他老人家在1998年大水时,去下乡,真的是水深火热,头顶上面有大太阳。但是他很乐观。他说只要我们经历过这个过程,我们今后即便告别人生,到阎王那里去我们都不怕。你说阎王那里最难受的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们从火炉里面来怕什么。我觉得我们经过这个考验,会锤炼我们坚强的意志。我前面讲了,那么多学生还回味我们“百村观察”的历程,不是回味它的荣耀,更重要是回味这个艰难的过程。所以我们相信你们经历了这些考验之后,在你们的人生会留下深刻的影响。

以能力提升为目标的培养方式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一是田野调查专业化。二是产生了大量的调查咨询成果,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三是指导老师的水平得到提高。四是研究生的能力得到提升。这一点是最重要的。经过基地班培养的研究生的综合能力有非常突出的提升。我对已经毕业的基地班学生进行过回访。他们普遍反映:在工作中,知识不如能力,能力不如平台。正是因为有基地班这个平台,他们的能力得到提升,能够在工作中运用所学到的知识解决问题,因此得到工作单位很好的评价。

四、以现场教学为特色

通过对村民自治的调查、实验和跟踪研究,我们将研究的重点转向传统农村社会形态,并于2015年启动了“深度中国调查”计划。这一计划具有调查自觉,是一种目的性、规划性很强,参与人数较多的调查。在调查之前,我们提出了调查目的,专门编写了调查提纲,进行了培训。即使如此,仍然有相当多数的调查员对这一调查理解不深不透,对于在调查中遇到的问题难以破解。这就需要老师进行现场教学。在现场教学中发现提纲的不完善之处,与调查员一起共同破解调查难题,同时老师在这一过程中也提到提升。这一调查将全国分为七大区域,调查时间历时数年。

我是调查计划的设计者,就调查计划提出了设想。2015年6月29日我在暑期调研会议上发表“新起点再出发”的讲话,表示:

自今年开始,我们的调研在原有基础上有了全新的提升,被称之为“2015年版的中国农村调查”。这一调查除了已启动9年的“百村观察”以外,还新增加了口述史、家户、村庄、地方、专题调查五大类。核心是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调查。大家都知道,中国创造了世界最为灿烂的农业文明。文明创造的主体是农民。进入20世纪,中国农村经历了巨大的变革,付出巨大的艰辛,甚至沉重的代价。我们都知道包产到户,但不知道这一政策的实行付出了多少代价。我们访问的当年探索者戴洁天老人,今年93岁,因为探索农村责任制而打成右派,全家人的命运遭受巨大痛苦。但是,我们的历史主要是以大人物为中心的历史,无数个小人物的生产生活和命运被历史所忽略了。如果我们不去记录,作为农民的后代会愧对自己的前辈和祖先,也会愧对丰富复杂的历史。当今中国正处在深刻的文明更替之中,传统农村和农民正在迅速消逝,历史事件也会很快为人遗忘。在山西,去一家名为“人民公社饭店”吃饭,问服务员“什么是人民公社”,她想了半天,说好象是唐朝的吧!前几天硕士生论文开题,有同学不知道20多年前中国还有个赵总书记。所以,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对历史的抢救”,是“对现实的记录”,也是一个世纪性伟大工程。

我作为计划的设计者,通过现场教学的方式,全程参与了调查,去过的村庄达100多个。在调查中通过微信朋友圈的方式加以记录和分享。以下是部分节选:

人丁兴旺,家族治理。这几天已看了十来个宗族性村庄。今天到的陈姓村,双轨治理。穿红T恤的是支部书记兼村长,年龄不大辈份高。他旁边的是族长,专管宗族历史传承。另一边是理事会总理事。理事会分别由六房产生,多少不一。理事会讨论村中事务。通过宗族,家国连通。历史上有一位族人因护皇朝有功,下旨表彰。加官晋爵成为宗族信仰。为保证秩序,村中有空余房屋也不容许出租外人。本村有一青年违反村规民约,在镇领导默认下,饱尝了族人一顿痛打。正是在严格秩序下,宗族人丁兴旺。400年前仅一个老祖宗,生有六子,为六房,现族人巳达上千。土地有限,人地矛盾尖锐。改革开放后,族人外出务工经商,但不忘根源。一在新疆经商的族人一次捐款38万元。饮水思源。每年清明,先供奉共同祖先,再供奉六房祖先,最后供奉小家先人,极具秩序感,以维系共同体,由此也提供了自治的组织基础和内在机理。中国人多地大,因地制宜,得将每块地的结构属性弄清楚。现代国家的统一性必须考虑地方多样性。否则,强大的国家行为也难以成功。(2015年7月13日)

慰问之旅:今日开启暑假农村调查慰问之旅,第一站为浙西南山区。这两年所在学校以出花边新闻出名,如连续两年千名男女同学到体育馆睡特大统铺,享受空调的清凉。因为90后的学生每个细胞都有空调的因子。而我们中农院学生的每个细胞都得有烈日的因子。不是命苦,实在是姓农的就与苦结下不解之缘。田野调查是基本功。暑期我们的400多位师生全部走向田野,沐浴在烈日炎炎之下,经历了火热的烤验。照片上的女生为15级博士生,还未新生报到,就独自一人在村里呆了40多天了,人晒黑了,村姑模样。但得到了当地人的高度赞赏。老人家说,这孩子才是真正做调查的,有耐心。她成了乡政府食堂做饭阿姨的好帮手。晚上特地为我们做了好几个可口的农家菜,看她俩笑得!(2015年8月18日)

因地制宜。今年8月在长江区域跑了近30个村。自上月始至今,在黄河区域跑了18个村。相对熟悉的长江区域,黄河区域给人以强烈的震撼,一个字:大。平原大。我的行程西至8百里秦川西端,东至江苏徐州,数千公里大平原一望无际。村庄大。少则三千人,一般五六千人,多的上万人。一个村庄由若干行政村聚合而成。村墙大。村庄有大城墙,有的厚度达数丈,城门厚度达一尺多。城内还有堡。院落大。一般占地七分,有的一亩多。院门大。院落门楼达五米,院墙也有丈余。面积大。有的大户有数千亩地。一般小户也有数十亩地。农具大。从居住地到生产地达10多里,骡马大车必不可少,也最贵。家户大。数十人上百人的大家族比比皆是,都在一口大锅里吃饭。人体大。过去只是在书本上看到“人高马大”,如今得以见识……。国家由地方构成,国家治理需因地制宜。最近,中央下发关于以自然村和村民小组为村民自治基本单元的文件,方向很对。但南北的“自然村”范围相差太大。这正需要分区域调查。(2016年11月18日)

见识奴隶。彝族以奴隶社会而知名,称之为奴隶社会博物馆。下午专程访问的是一对奴隶老夫妇。男性奴隶的父亲作为主人家女儿的陪嫁奴隶,10多岁从邻县而来,成年后与另一女奴结合,有了访谈男性老人,且与父亲一起在主人家当奴隶。女性奴隶是作为主人家女儿的陪嫁奴隶到此地。家内奴隶吃住在主人家。穿的是主人家给的衣服。主人家农活由奴隶做,主人在旁边看着。如有不会做的农活,主人会教,一般不会打。奴隶并不是完全一无所有,自己建的房子归奴隶所有,且为自己的后代所继承。只是后代仍然为奴。由奴隶赎身为白彝,有,很少。两位原为奴隶的老人历经奴隶时代、民主改革、人民公社和分田到户,有两个时期曾吃不饱。只是自改革开放后,再没有饿过饭了……(2017年8月1日)

终于走出茫茫大草原了!昨天在内蒙古阿旗北部牧区访谈。得知牧民已赶着牛羊去100多里的夏营地放牧。为了感受和体验游牧生活,我们一路颠簸驱车到更北的夏营地。晚饭后离开时突降大雨。平时干涸的河顿时水流湍急。小兴安岭的山坡也哗哗流水。此时夜色降临。我们?过河流,翻越山坡。为越过一个高坡,车冲越数次。当快走出草原时,一条河流成了拦路虎。先是车陷进沙滩。经过一个多小时推拉才上来。接下来河流道路被冲毀,无法渡河。此时巳是夜晚,手机没有信号,四下无人,连牛羊都没有,只有黑漆漆的夜晚和雨点。巳临深夜,只好就地寻找帮助。夜色中几近迷路。好在开车的小伙有经验,在茫茫草原和夜色中找到一个蒙古包。包里只有一位50多岁女性。她非常热情地接待,让我们在包里住下。年轻人在车上睡。今晨5时,天亮了,雨停了。但乌云又巳密布。我们赶紧出发,来到河边,趁着没有下雨,挖出一条路来。当第三辆车开足马力冲过河滩,冲上河边的路,我们欢呼雀跃,留下合影。这是我巡访中最艰辛也是终身难忘的一次!多亏当地人向导,多亏蒙古包女主人,多亏开车的小伙,也多亏学生家长。现在刚入坦途,让人不由得感受部落的力量---生死相伴,患难与共!(2017年8月21日)

认主独一!西部农村调查现场教学第九站。几经周转,由内蒙古大草原来到甘肃天水。此地与“苦甲天下”的定西接壤。但今天去的地方是更东边的一个回族自治县。本院一位女硕士研究生在该县一个偏远乡村调查了近两个月,特别有激情,特别能吃苦,也特别有办法,边调查边写了近20万字报告。唯一的缺憾是两个月没有吃过鱼了。中午吃饭专门为这个来自鱼米之乡的女生点了条鱼。以前去过甘肃省会兰州,见过气派的清真寺。昨晚到作为地级市的天水,有清真寺,也有教堂,还有佛教、道教场所。今天到的天水市下的回族自治县,处处可见的是淸真寺。仅仅在县城,就有好几座。我们走进一个镇的清真寺,向教职人员讨教伊斯兰教义,核心理念是“认主独一”,这与前几天得知的喇嘛教“众生平等”似有不同。乡镇之下的自然聚落都有自己的清真寺。调查员所在村的清真寺气派壮观,花费甚巨,仅在新疆就募得数十万元。与正在兴建中的村委会办公楼形成强烈反差。更重要的是村民每天要去五次清真寺,而村委会可能十天半月难得去一次。我们访谈的88岁老人,眼睛巳无视力,但记忆甚好。他回忆该村是由陕西省迁居而来。三户人家一安顿下来第一件大事就是修建清真寺,哪怕简陋些。随着条件改善,淸真寺修建的越气派。人到那里,清真寺就会到那里。这可能是许多当政者都不一定了解的民族特性……(2017年8月24日)

高温极值下的东北村调。本想先到东北,避避长江带的持续高温,不料火炉随人,东北的高温达到历史极值。更重要的是,东北猝不及防。这几天的空调卖断,安装不及,沈阳紧急从南方调配安装人员。而我们的老师同学在烈日下走村入户,不可能有空调降温。牡丹江一女生除调查外,还在乡镇做义工半月。访谈老人家里什么降温手段都没有,一女生抄起秧歌扇子使劲给老人扇风,唯恐老人中署。在黑龙江绥化的是云南的小女生,专程赶到呼兰见老师。在大庆偏僻小村做调查的女老师,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为追寻当年日本满铁调查的踪迹,主动选了一个偏远的小窝棚村,住村长家,与两条凶猛的藏獒为伴。吉林、辽宁的两位同学,有丰富经验,但明显晒得黑红。东北不仅温度高,更是干燥,吼咙都会干得起烟。一位主人家准备了西瓜,可唠得兴起,没有说让我们吃。馋得我隔一会儿要望下大片西瓜。后来实在等不到主人开口,只好自己主动拿瓜,滋润下冒烟的嗓子。我们的师生在这里巳近一月,还会继续一些时间,要在酷署中经受着身体和意志的“烤”验。不过,来年还是建议,避开高温,为调查员,更为调查对象考虑……(2018年8月4日)

强分化弱整合。东南区域调查现场教学第一站。今天到浙江东阳市的白坦村。调查员巳在这里两月有余。该村600年前由吴姓先祖定居。先祖有两子,分家立业形成一村、二村,实际上是大房二房。两房延续,生子不等。因诸子均分,财富大体相同。此村位于河道止点,成为商品集散地。出现农业与商业的分业。吴姓中的一支因商致富,修建了大宅院,做工精致令人惊叹!还购置了田产。另一支务农,贫困潦倒。富户供子弟读书做官,有权有势。村里的保甲长多要巴结。土改时,富户中的六兄弟全部划为地主,大宅院分给贫户。直到20多年前,各家经济状况大体平衡,少量土地与各家户的手工工场,产生了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分业。当时的家庭手工业比垮了生产同类产品的国家企业,金银丝线占全国市场三分之一多。20多年过去了,少量家庭手工业提升为企业公司,扩大再生产拓展了市场。如今占全国市场80%,世界市场的三分之一。扩大再生产造成了第二次社会大分化。少数企业家成为富户。其中的一个企业家是原贫困户的后代。同一祖先,600年繁衍,充满着房、支、家的分化竞争,却因利益在先,缺乏整合。前些年,政府将地域相邻的一村二村合并,但名合实不合。各房支贫富分化,因家庭为核心单位也只能各奔前程。20多年前,家庭手工业时期,各家新建了房屋,但公共道路泥泞不堪。如今到了工厂化时期,道路硬化了,却垃圾遍地,公共治理急待强化。1949年前大宅院主人的后代基本上都读书外出了。一位与我们交谈的留守者谈到土改时说,当时的六兄弟也不均,但都划成地主。因房子多些,比别人好过些。不划地主,别人分不了房子。土改是对存量的均分。贫户的后代在扩大再生产中才使自己真正富起来。同一祖先的贫富分化与命运翻转,几位老人家的话意味无穷……(2018年9月18日)

五、以志同道合为纽带

自从担任研究生指导老师以来,直接指导的学生在百名以上,间接指导过的学生难以计数。培养人才的历程正是我国经济社会和高等教育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人才培养的环境和价值取向都有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数千年遵循的“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观念早已为“文革”所荡涤。改革后,市场经济蕴含的个体化和功利化更是使得“师父”传统遭受根本性的颠覆。我当学生时流行的是“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这一理念现在不太流行了,反倒出现了“我爱我师,我更爱自己”。我们正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进行人才培养的,并通过以田野教学为特色的人才培养为田野政治学提供了人才基础,使得田野政治学的调查、实验、资料收集等基础性工作得以展开,并产生了一批有价值的科研成果。

当然,田野政治学作为一种学术路径,作为在这一路径上建立起来的有共识和认同的学术共同体,具有开放性和持续性,以志同道合为纽带。

现代教育建立在独立的人格基础上。从师承关系看,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职业型师生。现代教育的重要特点便是职业化。老师教育学生,需要按照职业规范,尽职尽责。学生是独立的个体,是学习的主体。只有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自主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达到比较好的教育效果。学生按照规范,认真学习,敬重老师,毕竟还需要老师引进门。双方都履行着各自的职责。

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指导老师不是从事农村研究的,我选择做农村研究,但老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教育让我受益终身;张厚安教授不是我直接的研究生导师,我参与农村研究,从张老师那里学习到政治学和农村研究知识。他们肯定我是独立的主体,至今都为我所敬重。

田野政治学的田野教学是基于政治学的田野研究路径产生一种教学方式。这种方式比一般文本教学的难度更大,但也属于一种职业的内在要求。这也是我经常讲的,做农业研究的要到田头,做农村研究的要到村头,做农民研究的要到炕头。到田间地头,可以说是田野研究天经地义的教学规范。2000年,华中师范大学做农村研究的学者能够争取到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依据之一便是将田野调查作为基础性方法。后来的田野教学便是沿着过往的特色继续前行,并在实践中显示优势。没有田野教学,也就无所谓田野政治学。

当然,作为一种职业行为,当职业到期后,由职业产生的师生关系便已结束。“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只是一种尊重,而不是要求。毕竟,老师和学生都是独立的个体。约定的职业时间结束后,学生有自我选择的完全自由,从事自己所选择的工作。这种职业行为已与老师无关。

我指导的博士生于同学,毕业后继续深造,根据他对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兴趣,从事抗争政治研究,开辟出新的天地,并被评为全国“风云人物”,名气比我大得多。一次一个省级党校请我和他同时讲课。在介绍我时,介绍人说,这是于教授的老师。我觉得很正常:高徒出“名师”!他上课讲的是“社会抗争”,激情澎湃;我上课讲的是“社会建设”,条分缕析,各美其美。让我讲抗争,是为难我,我从来不会抗争。让他讲建设,是为难他,他有天生的激情。而抗争与建设都不可或缺,所谓美美与共。

一类是志业型师生。所谓志业型师生,便是因为志同道合而形成的师承关系。这种关系不是因为就读的“师门”出身决定的,而是因为共同的学术理念,并基于共同学术理念而不断结成和深化的。这在于学者是以“学”为生的。每个人有自己对“学”的理解,且这种理解会发生变化。只有那些具有共同学术理念或认同这一理念的人,才能形成志业型师生。

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人从事农村研究最初只是个别人和少数人的行为,后来不断增加,也不断有人退出。我本人和张厚安教授的研究起点和路径也不一样。但在研究中,我对张老师的理念、思维和方法是认同的,在研究中形成愈来愈多的共识,并将张老师开创的农村研究坚持下去。所以讲田野政治学必须从张老师的工作开始。我和张老师不是直接的职业型师生关系,但是志业型师生关系。

华中师范大学最初从事农村研究的学人,是一种高度自由的学术联合体,合则来,不合则去。作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其成员具有职业性。尽管在一个职业机构工作,学术理念并不一致,且会发生变化,即使是原来的职业型师生关系也会这样。只是在长期的研究中,作为学术团体已形成基本的政治观、学术观和人生观。这“三观”是形成学术共同体的基础。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田野政治学作为一种研究路径,长期坚持“三实”,特别强调基于田野调查内生出具有原创性的理论。这是华中师范大学从事田野研究的数代人努力,经过无数艰难曲折形成的基本理念。没有从田野调查中内生的研究,与其他政治学研究路径就没有不同,也就无所谓田野政治学了。田野政治学作为一种研究路径,作为一个因为这一路径形成的学术共同体,是开放的动态的,是以志业型师生为基础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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