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部:作家书信中的“晚年浩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32 次 更新时间:2021-02-26 11: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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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部  

   摘要:“晚年”之于作家不仅是一个生理的概念,也可以是一个文学研究的概念。1990年代以后,浩然与亲友的往来书信记录了作家此期的处境与心境,大致勾勒出“晚年浩然”的轮廓。其中,对于病的描述和感受形成了一条以悲观沉郁为基调的人生线索。旧作重印、旧事重提和文艺绿化这三项文学活动形塑了晚年浩然的文化姿态。可以说,晚年浩然是1950-1970年代文学在1990年代的映像,在“告别革命”的文化语境中,留存了一份社会主义文学实践的活的遗产和内心。

   关键词:晚年浩然;作家书信;文化姿态

   叙述当代作家在“新时期”的分化和重组时,洪子诚先生曾将浩然归入“无法更新自己的感受和表达方式”的作家行列,认为他们“对历史、对人生、对文学的观点,以及据以观察、体验现实世界的方法,都属于已经结束的那一时代。”①经历1978年的重评时,浩然本人也一度有过“我的时代已然过去,所剩下的只有回忆了”②的悲观情绪。尤其是1978年上半年,浩然俨然成为众矢之的。他陷入惶惑与苦恼之中,以整理、修订旧作的方式消磨时间,甚至有“为死后事先小事料理”③的打算。

   然而,无论是文学史家的论断还是作家晦暗的心理感受,在1980年代宣告浩然文学生命的“终结”尚且为时过早。对于作家来讲,四十余岁正是创作的壮年,人生的阅历、文学的技巧与身体的机能处于调和的状态,何况浩然又是心气高而好强争胜的性格。短暂的苦闷之后,他在一封家书中便透露了雄心勃勃的“翻身”计划:“一九七八年我算白白度过了;明年想干点事情;我计划十年(从一九七六年起算)翻身,但现在就得努力,否则变成空想。”④次年,长孙出生,浩然为他取名“东山”,取“东山再起”之意。某种程度上,“东山再起”构成了“1980年代浩然”的内驱力。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他仿佛重新找到了1960年代中前期的文学感觉。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长篇小说《苍生》寄寓了浩然重回中心位置的期待。小说赶在1986年4月定稿,正是要以此与“倒霉的十年”告别。

   然而,作家期待与评论界接受的反差,入围茅奖而又失之交臂的结局,终于让浩然心灰意冷。此后,他文学上再无大的进展,无奈地落入他所不屑的“不写作而卖名”过日子的状态,“只是还感到苦恼与勉强;待到觉得很高兴,很自然,那我就是个彻底挂着空牌子的废物了”。⑤浩然与亲友的往来书信记录了他如何一步步走向这无法挽回的沉落。写作于他变成了一种“挣扎”的表现,且不说“东山再起”无望,就连那个淬砺自新的“自我”也陷入精神危机之中。外界的负面反馈又进而促使他只能选择固守自己的“感受和表达方式”。终于,迟来的“终结”以更为漫长的方式表现出来。浩然的人生与文学由此进入新的阶段,为了方便讨论,笔者姑且称之为“晚年浩然”。

  

   一

   1986年12月,浩然“不顾家人劝阻”以及朋友“这步没迈对”的指责,由北京来到河北省三河县段甲岭镇。原本他想按照以往的惯例,下到基层当一名村干部。彼时,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早已废除,听人说“村里的组织都瘫痪了,一个人住下没法儿活”,只好选择做个挂名副镇长。随着《苍生》的写作告一段落,浩然一方面有超脱之感,另一方面也渐觉“已然老化”,为了“再挣扎写几年”,他意识到,“一定得往农民和基层干部身边靠近,否则我的艺术生命不会再有一个十年了。”⑥浩然希望在此经营出自己的一方生活根据地,显然还有在文学上再进一步的抱负。

   下乡的浩然重新过上了他喜欢的生活:“自己管取暖的煤炉,一边工作一边煮白薯、棒子、豆粥吃”,“与农民里的能人——基层干部都吃住在一起,时时刻刻都在体验着社会和人生”。⑦但隐然袭来的“老化”的感觉却也同时困扰着他。浩然清醒地认识到:“一个五十岁的中国作家,还有多少往前跋涉的力气呢?”⑧对于像他这种与时代保持同步关系的作家而言,失去“跋涉的力气”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也是一个无奈的衰落过程。一般来说,总会有一個事件、一场变故等外部因素作为契机或触媒让作家坐实自己的感觉。梳理浩然书信可以发现,浩然自身以及围绕在他周围的“病”对这一过程起到了催化作用。

   如王富仁先生所说,作家除了受到外部大环境的影响,“人的体质发生着变化,人的知识结构发生着变化,人的文化心理发生着变化,人的人事关系也发生着变化。”⑨这些晚年阶段的变化,常是并发式地缠绕在一起。论及晚年浩然的文化心理,脱不开对“病”的考察。不仅浩然本人是一个多病的暮年,老伴杨朴桥的身体状况、1990年代国内外剧变也影响到他的心理和行为。对于“病”的描述和感受在晚年浩然的书信中形成了一条以悲观沉郁为基调的人生线索。

   浩然的病暂且按下不提,先说一下杨朴桥的情况。浩然与妻子的婚姻带有“半包办”的性质。岳父杨泽是附近刘吉素村的村长,早年参加过冀东暴动,曾为保护区长,在山洞里躲藏了整整一冬。后在三河、顺义等地负责开辟根据地,建立抗日组织,是乡村中的传奇人物。这位享有很高威望的老革命,曾亲自向浩然表示嫁女的意愿。浩然的婚姻选择,掺杂了中间人的说和、姐姐的压力、对老革命的敬重,并且多少带有一点孤儿姐弟在乡村立足的现实考虑。因而,浩然接受安排,在十五岁时与年长四岁的妻子结婚。杨朴桥不识字,少言寡语,如同大多数普通的农家女子一样,是以家庭为中心的传统女性。婚后甜蜜的庄稼人生活一度让浩然感到满足。随着浩然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从蓟县农村基层调到通州,再调到当时的河北省会保定,夫妻之间的文化差距拉大,一度还曾闹起过离婚风波。风波过后,浩然回归家庭,始终是一位忠贞和负责的丈夫。长久以来,二人“互相影响,互相塑造,互相适应,不仅不能再有半点改变,而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也不能代替和给予,谁走了,另一个就必然死亡”。⑩1987年4月,杨朴桥第一次因心绞痛发作住院,其后便成为需要照顾的病人,浩然的平静生活因之改变。

   彼时的浩然既有文学创作的心力,又有文学活动的牵扰,再添上妻子的病,经常北京、三河两地跑,身体和精神面临极大的考验。日渐衰老的浩然在这场考验中败下阵来。1990年,他在书信中说:“老杨的身体每况愈下,半年间基本卧床,已经把我的快乐带走了,如今被病魔完全折磨倒,使我的生活半毁;如果她逝然而去,她将带走我的一切,我将会全部地毁灭。我明知这样想和看问题不理智,又没办法使自己理智起来。”11尤其是1991年后,妻子病情加剧,身体每况愈下,给浩然带来沉重的精神负担。他这时期的日记开始频频透露出求死而又畏死的念头:“怎么办呢?真是活着难,死也难,或许更难。我一狠心死了,老杨怎么办?诸多杂事怎么料理?……这一切,或许都属于自我折磨。”12“病人守候着病人,其苦难熬”,浩然感慨生活中“没有光亮,活着很痛苦又不能不活下去,日子实在难过”。13家庭的小气候由此笼罩在“病”的阴影中。

   与此同时,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大环境又加重了浩然的负面情绪。浩然对于社会主义的接受是个人体验与外在学习相结合的产物。民主政府为他“当家做主”,使他对新生政权由衷地认可,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辽沈战役结束后,随着冀东地区解放,县区机关急需从农民中培养基层干部。蓟县县委从各个村庄选拔积极分子,以二十多岁的青年为主要对象,办起了一次短期培训班。培训班的学习内容有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任务》《将革命进行到底》等教育材料。此后,浩然成为一名脱产干部,不久调到冀东十四地委党校学习。其 间,学校讲授了《社会发展简史》《政治经济学》,组织大家观看苏联集体农庄的纪录片,还请来一位访问过苏联的人,给大家讲社会主义的情景。除了三年学堂、半年私塾的常规教育之外,党校(培训班)的社会主义课程是浩然接受的最为系统的教育。浩然自此确立了社会主义信仰,并将集体农庄的影像想象为中国农村的未来。半个世纪过去以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宣告失败,社会主义运动本身的合法性也一度受到质疑。这一事变深切地影响到浩然在1990年代的思想心态与文化姿态。“精神上如此巨大的压力,使父亲生不如死的感觉更加深重,不仅在日记中,也对知心朋友吐露过这样的想法:‘如果有一天社会主义真的在中国垮台了,我宁肯做它的殉葬品!”14叶嘉莹也将外部的剧变视为浩然痛苦的一个原因:“除去疾病的折磨以外,我以为更使作者痛苦的,实在该是以作者当时的对革命之热情与理想,面对今日社会之剧变所造成的一种惶惑和失落的感觉。”在这种心理状态中,浩然在1990年代的表态往往趋于激烈。

   家国多“病”,无处排遣,浩然因此情绪低沉,显示出忧郁症的症状。外部的“病”终而反噬了作家,将他掷向去日苦多、日暮途穷的愁闷之中。

  

   二

   1991年至1992年,浩然总体上处于低气压的生活状态:“这两年日子过得很糟,几乎活着都十分艰难。生理方面的病是其一部分,更严重的病在心理。我从不向任何人诉苦,也很少有人理解。”15起初是“不思茶饭,嗜睡”,继而受到苏联解体的震动,“惊惊扰扰,变为失眠,焦虑不安,如同失魂落魄,活着都难过”。16去通县医院就诊,被告知是“老人更年期综合征”。

   男性更年期综合征是一个医学术语,指“男性由中年迈向老年的一个转折阶段”,表明“生命的前半部分已经结束,准备过渡到后半部分的生命……也是男性由生理上的全盛期开始转入衰老的关键时期”。17多数男性可以在不知不覺中度过这一段过渡期。部分男性则会出现与女性更年期综合征相似的临床症状。外部的责任与自身的衰弱,造成患者精神心理压力过重,出现不同程度的焦虑。而它的发作往往由“一个无法控制的生活改变或疾病所引发”。在这种状态下,患者“更加愿意将现在的自我和过去的自我进行比较,结果让他们更加感觉到明显的挫败和衰老而不思进取,同时深陷于体能精力下降、心理失恒,并且彼此促进的恶性循环之中而不能自拔”。18男性更年期综合征的症状表现为持续心情不好,反复出现轻生念头,精力不集中,无价值感,爱睡觉,对生活没有兴趣等。这些病症都可以在浩然书信中得到印证。

   从以上医学描述可以见出,更年期综合征与其说是器质性疾病,倒不如说是一种心理病、社会病。它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晚年浩然的症候,暗示了在作家世代更替的铁律下,浩然日薄西山的没落。创作上难以为继,生活上又遇到麻烦,多方面的现实困扰迫使他沉浸于对过往岁月的缅怀。在现在自我和过去自我的比较中,渐渐生出对于自己一生的相对稳定的评价。如他对于《金光大道》的喜爱,就掺杂了这种极为隐秘的心绪。需要注意到,晚年浩然的公开辩护及表态,都是在这一极为隐秘的个体化情境中做出的,他的文化姿态中亦有许多晚年心态的成分。

   经过药物治疗和心理调适,浩然的更年期综合症到了1992年中期有所缓解。他重又激发起生活的热情,有闯过一关之感,甚至在创作上也跃跃欲试。然而,多病的身体、家庭的负累,为他的晚年埋下了健康隐患。病在心理和生理之间的恶性循环,加重了晚年浩然的悲剧性处境。

《浩然口述自传》中,早年的“病”被浩然叙述为命运的眷顾。“反右”期间,浩然曾感染肺病,诊断为肺结核,因外出疗养而避开了单位内部的争鸣座谈会。1970年代,浩然因高血压住进医院,虽然确有此一病症,但主要还是为了创造一个写作《金光大道》的环境——他因病而得以完成文学的事功。至于具体的病,无外乎是颈椎骨质增生之类的作家职业病。时间来到1980年代,浩然书信中关于病的记录多起来一些,但都是常见的感冒、高血压等。病程中期,浩然以回忆童年往事为乐,激发了新的创作灵感,开始进行自传体小说的尝试,《两个小蝌蚪》和《书迷》就是这种状态下写出的。由此开启的自传体写作是晚年浩然最为重要的创作活动。可以说,不是作家无病,而是那种昂扬的生命力战胜了对疾病的感知,甚至从病中激活了创作的激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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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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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文坛 2021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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