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迎春:丝绸之路与文明互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9 次 更新时间:2021-02-22 15:0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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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迎春  

  

   丝绸之路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通途。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指出,敦煌文化是各种文明长期交流融汇的结晶。中华文明以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广阔胸襟,不断吸收借鉴域外优秀文明成果,造就了独具特色的敦煌文化和丝路精神。

   世界文明体系如同百花齐放一般,独立却又包容,共生共存,一同构成了灿烂绚丽的人类文明;而各种文明之间并非完全对立冲突,彼此存在着交流融汇的契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就扮演着文明互鉴大会场的角色。季羡林先生曾经在《敦煌和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书中讲道:“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丝绸之路自开通以来,不断向东西延展,在数千年的经贸和文化交流中不断养护着东西方世界。这条道路上不仅有用来进行贸易的丝绸、茶叶、瓷器、青金石、金银器、碧玉,还有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肤色人群的文化,可以说,丝绸之路构建起了一架文明融合的桥梁。丝绸之路千年的发展历史正是一部文明交流融汇的历史,也用事实证明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同样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

   和而不同,是文明互鉴的原则。孔子有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由于个体认识的局限性,也因个体立场的不同,“君子”对同一事物的认识也许存在差异,但是彼此之间互相尊重。“小人”虽然表面上认同彼此的观点,但是内心却挟持偏见。这是古代先贤的做人准则,影响了中国社会数千年。

   丝绸之路上的敦煌莫高窟就对此作了一个完美的阐释。佛教来自古代印度,传入中国之后,和古代汉地文化融合,形成富有特色的佛教文化。莫高窟虽然是一所佛教殿堂,但是它并没有排斥其他文化的存在和发展。以莫高窟第285窟和249窟为例,在这个佛教殿堂里,工匠依据佛教典籍,对传自古印度的佛教图像加以改造和创新绘制出来,同时按照《山海经》等汉地典籍,又绘制了神仙世界的图像;不仅如此,他们还吸收了古代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经典中的图像元素,还有学者指出这里也可见来自古代希腊地区的图像元素。置身于这些洞窟,我们似乎能够感受到几种文明在此形成鲜明的“撞色”效应,反差虽然很大,但在古代工匠的丹青妙笔之下,却又充满和谐。佛教有云: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在此,一窟一世界,可谓得之。

   开放包容,是文明互鉴的前提。人类的进步离不开文明的交流与借鉴。文明的发展也不可能建构在“闭门造车”基础之上。只有对外开放,互相包容,彼此之间才会增进了解,开展对话。

   唐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展示出无与伦比的大国风貌。究其原因,开放的对外政策,海纳百川的气度,是其中之一。唐朝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成为人们心目中东方世界的经济、文化中心,绚丽迷人,不断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到访者。他们有政府使节、商人、艺术家、僧人,还有来华留学生。为了处理日益纷杂的外交事务,唐王朝专门在中央设置了鸿胪寺。此外随着唐朝统治的稳定,无论是陆路还是海路,交通网络畅通发达。据记载,唐朝和世界上7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使交好。汇集在长安的外国人部分短暂停留,也有人长期定居并逐渐融入当时生活,有的经商,有的甚至入朝为官。孙光宪在《北梦琐言》云:“唐自大中至咸通,白中令入拜相,次毕相諴,曹相确,罗相劭,权使相也,继升岩廊。崔相慎曰:‘近日中书,尽是蕃人。’蕃人,盖以毕白曹罗为蕃姓也。”也就是说唐代朝堂之上外籍官员不在少数,主要来自古代大食、波斯、新罗、高丽、百济和日本。著名留学生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在中国生活了50余年,官至唐左散骑常侍安南都护,为中日两国的友好交流作出了贡献。

   在包容的环境之下,普通外籍民众入华之后的生活也并没有受到影响,特别是在宗教信仰方面。长安城内佛教寺院遍布各处,著名的有大兴善寺、慈恩寺、西明寺、大云经寺、青龙寺、荐福寺、兴福寺、千佛寺、光宅寺等。外籍人口的大量涌入,也促进了新兴宗教的传播。今天的中亚地区,在唐代时生活着被称为“粟特”的民族,他们善于经商、信仰琐罗亚斯德教,崇拜光明。他们牵引着骆驼和驴子,驮运着商品,从中亚地区一路向东,在丝绸之路的沿线建立起自己的聚落。长安就是粟特人聚集的城市之一。李白《少年行》有云:“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所谓胡姬就是粟特商女,可见他们已经完全融入唐人的生活之中。据学者考证,粟特人主要生活在长安西市这个贸易集散地周围的坊间,而且这里还建有举行宗教仪式的祆祠。除此之外,《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显示,长安还立有景教寺院大秦寺,信奉者主要是波斯人。如此一来,长安宗教就形成了一派色彩斑斓的景象,这种景象的产生无疑和大唐的开放与包容不无关系,而长安仅仅是漫漫丝绸之路上的一站。

   经贸合作,互惠互利,是文明互鉴的有效途径。丝绸之路繁盛的时代,贸易往来,互通有无,在维护丝路沿线国家的和平稳定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隋炀帝曾经派遣裴矩在甘肃张掖设立互市,管理对外贸易,裴矩依照胡商所述西域各国情况,撰成《西域图记》。此后盘踞青海的吐谷浑向北扩张,一度中断丝绸之路。隋炀帝因此派兵击败吐谷浑,并邀请西域各国使者商人游览东都。唐王朝实行积极对外开放政策,在边远地区设置互市监、市舶使。需要说明的是,络绎不绝的使节带来的不仅是遥远国家的友好问候,更有迫切的经贸需求。据专家研究,唐朝时期来自欧洲以及亚洲周边国家的使团入华之时,在沿途和长安都会开展贸易活动;在向唐王朝贡献方物之后,唐朝皇帝又会对这些国家君王或者使臣赐爵封赏,回赠大量金帛财物。这种外交活动不仅加强了两国之间的政治联系,还促进了双方的贸易往来。

   经贸合作,交换有无,自始至终是人类经济活动发展的需求。任何一种文明不可能生产自身所需要的所有物品。也正因此,来自西方的石榴、葡萄、黄瓜、胡椒、西瓜……摆上了我们的餐桌;也正因此,我们欣赏到了琵琶所发出的美妙声音,“大珠小珠落玉盘”;更是因为这一点,当陆路丝绸之路被阻断以后,海上丝绸之路迅速成熟,中国的瓷器和茶叶乘风破浪,源源不断输往欧洲。

   人类文明的交流融汇是不可阻挡的,和平相处是发展的主流。孔子有云,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在千年丝绸之路发展历史中,中华民族以海纳百川的气度和自信,张开臂膀,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到访者,在人类文明交流融汇的进程中不断扮演着大国应有的角色。

  

   (作者:魏迎春,系甘肃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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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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