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进:中华文化与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17 次 更新时间:2021-02-08 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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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进  


现代国际关系产生于西方,是在西方文化孕育下生成的一种国际关系模式,这种国际关系模式信奉的是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和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这种国际关系模式扩张的结果是殖民体系的建立和对弱小国家的奴役。尽管这种国际关系体系经过了各种改良,但其弱肉强食的基本性质并未改变,强权政治变化为新殖民主义、新干涉主义,政治交恶、军事对抗、经济剥夺、文化侵略仍然存在,世界依然摆脱不了“大国政治的悲剧”逻辑。最近一些年来,中国提出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主张,这是根据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提出的国际关系模式的新主张,这种“新型的国家间关系模式,应该建立在政治互信、经济互利、社会互助、文化互鉴的基础上,如此才能真正形成强强和平共处、强弱守望相助、大小有序共生、贫富救济有道的和谐秩序”。①这种关于国际关系的新主张,将代表着未来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新方向。


一、西方文化孕育了现代国际关系模式

随着国家主权概念的诞生,现代国际关系就开始在欧洲出现,并伴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向全世界扩展,形成了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模式。当出现试图修正这种国际关系模式的新理念的时候,难免会遭遇质疑和诘难。当中国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之后,受到西方学者的广泛的质疑,认为这不过是中国的一种宣传手段,目的是为了打消世界对中国威胁的担心。之所以出现这种质疑,原因就在于中国关于新型国际关系的基本主张不符合西方国际关系的历史,不符合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逻辑和理念。

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逻辑意味着大国必然冲突。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看来,国际政治就是在一个资源缺少的世界上,国家间为了权力、声望、安全而不断进行的斗争。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使每个国家压倒一切的目标就是最大化地占有世界权力,这意味着一国获取权力是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的。而大国的最终目标是成为霸权,成为体系中的唯一大国,新兴大国终究会挑战守成国和现有的国际秩序,很可能是通过体系战争来实现自身的崛起。作为崛起的大国,中国日益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从本质上来讲是对国际体系的威胁,中国最终会与当代的霸权国家美国发生冲突。②

西方对中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努力的怀疑,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西方国际关系历史经验的总结。从西方国家间尤其是大国关系发展的历史来看,这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几乎是不可理解的。自欧洲建立了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元的国际体系以来,大国从来都是伴随着战争的硝烟崛起的。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意大利、奥匈帝国等国家的崛起,都伴随着大量的战争。有西方学者统计,自1495年~1975年间,共发生了119次大国战争,在此期间,大国有60%的时间都在相互厮杀,其中崛起大国与霸权国同时参加对立双方作战的战争有64次。回顾西方文明史,正如陈独秀先生说:“欧罗巴之全部文明史,无一字非鲜血所书。”③

西方人对国际关系的这种认识,也是西方文化的特点所决定的。很多人通过对比中西方文明指出了西方文化的特点。陈独秀认为,东西方民族文化方面的差异体现在:“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自古迄今,彻头彻尾,个人主义之民族也。宗法社会以家为本位,而个人无权利,一家之人听家长。”④季羡林说,东西方的差别在于,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西方的思维模式是分析的;西方强调征服自然,东方则强调天人合一,⑤等等。虽然在具体说法上有所不同,但都说出了西方文化的一些突出特征。

一是外向性。古希腊文化发源于沿海岛屿地区,那里土壤贫瘠,不适于农耕,但海湾众多,适于海洋贸易和渔业生产,而与狂风海浪搏斗的经历造就西方文化中的冒险和进取精神,形成了一种外向型的文化性格。另外,基督教的原罪说把所有的事物分为人的世界和神的世界,人由于原罪而不是一个自足的存在,只有不断地向外探求,从外部吸取力量,才能由一个非自足的存在向一个自足的存在转变,因此,基督教文化又加强了西方文化的这种外向性。这种外向型文化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就是对自然的征服;体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上,就是对他国的掠夺和征服。

二是竞争性。古希腊最早出现的是一些相互之间互不隶属的小城邦,从而形成了对西方文化影响深远的独立意识,所以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从集体中突出,依靠个人的力量去竞争,在这样的过程中实现个人价值。个人是中心,是目的,具有最高价值,而社会只是实现个人目的的手段。在这种突出个人和强调竞争的环境下,西方诞生了以提高竞争力为代表的高技术型文化,培养了一种崇拜“力”的文化,使在价值上视“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⑥民族国家兴起以后,国家被视为放大了的个人,“两个国家的关系就像两个人在自然状态下的相互关系,他们各谋私利,本质上相互反对。”⑦民族国家的个人主义内涵使国家走向了对强力的崇拜和追求,这种对强力的崇拜就演变成了武力竞争和扩张意识,国家之间战祸不断。

三是排他性。西方文化认识世界的方法是二分法的类属性思维方法。类属性法把所有的物体都视为分离、独立的实体,不同的实体具有不同的本质属性,A就是A,B就是B。而冲突性辩证法又强化了这种思维方法。这种辩证法认为整个世界是由相互独立的不同类属构成,在每一种结构中都存在正反两个对立面,对立面之间的关系是矛盾、对立和冲突,只有当一个占据了主导地位,消灭了另一方,这种内在的非调和性矛盾才能得以解决,才会形成一种新的矛盾结合体。这种思维方式与西方宗教上的一元论结合起来,则为对不同文明的征服提供了合理藉口。宗教上的一元论坚持人都只能信仰一个神,一种宗教,其他宗教都是非法的、不被允许存在的,信仰这些非法宗教的人被称为异教徒,应该受到惩罚甚至被消灭,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战争十分频繁,迫害异教徒的事件源远流长。西方文化中特有的思维方式加上其宗教观念,使西方文化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这种思维方式已经形成了西方认识世界、认识国家之间关系的定式,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征服与被征服被认为是国际关系的常态。

总之,生成西方文明的地理及历史环境催生了对个体价值的重视和强烈的竞争意识,形成了对物质力量的崇拜,其认识世界的方法催生了现代工业文明,进一步增强了人们对力量的崇拜,强化了人们对自然、对世界的征服意识。而宗教上的一元论则使得西方文化的宽容性大大降低。这些因素构成了西方文化中最突出的基因:征服——对自然的征服、对其他国家的征服。这种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国际关系是一种相互对抗的关系,合作共赢是难以想象的。西方现实主义对国际关系的经典认识就是国际社会是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每个国家都必须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战,国家要赢得生存必须使自己强大,要么通过扩张,要么通过联盟。国家之间的和平只能通过均势来维持,但这种均势是动态的,一旦均势被打破,战争就会爆发,从而形成新的均势。这种悲观的历史循环论是这种国际体系的必然逻辑。


二、中国文化与新型国际关系的养成

中国与西方国际关系模式的接触开启了上百年的羞辱历史,遭受了世界列强的入侵和掠夺。中国在接受西方国际关系模式、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体系的同时,也对这种强调斗争性、富有侵略性和扩张性的国际关系深恶痛绝,一直谋求建立一种有别于现代国际关系模式的新型国际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谋求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建立新型国际关系,认为这种关系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完全新型的国际关系,这种关系的基础,是互相帮助和求得共同经济高涨的真诚愿望”。⑧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倡导并积极推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是中国为推动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而作出的努力。冷战结束后,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建立了各种类型的“伙伴关系”,被认为不仅是国家关系内容和形式的更新,还是21世纪大国关系的新形态。⑨

中国对新型国际关系的追求,既受到中国近代以来与西方主导的现代国际关系模式接触的痛苦记忆的影响,也和中华文明的文化性格有关。中国与西方有着不同的文化发展道路,中华文明是一个独立的文化体系,是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唯一延续下来的文明。在漫长的历史中,经常吸收外来文明,但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这造就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类型。这种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独特文化类型,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可能。

中国自古以来以“天”为神,崇拜的是一种自然神,皇帝自命为“天子”,代表上天统治人间,他所统治的范围就是“天下”。“天下”的核心区是“中国”,而边缘地带则有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四方。中国与四方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一种文化关系而不是利益关系。中国文化的向外延伸,异族文化的融入,并不是靠武力征服,而是靠文化的吸引力以及和平教化。中国文化还发展出了一种有别于西方国家体系的东亚国际体系,也有人称之为“朝贡体系”或“华夷秩序”:即在东亚地区形成的以册封关系为纽带的一种不平等的、但保持各国独立的国际秩序。中国统治者以各国向其朝贡而感到满足,得到的是“名分”;中国让与各朝贡国大量的实际经济利益,各朝贡国得到的是“实利”,各朝贡国也以接受中国的文化为荣,形成了一个大的中国文化圈,而这种状态的形成并不是靠武力征服实现的。赵汀阳称支配这种秩序的理念为“天下主义”。他说,支配英美文化的从来都只有国家概念,从来都只考虑自己国家的利益,它们的世界思维只不过是维护自己的价值观。在世界政治问题上,中国古代的世界主义,即“天下”观,才是唯一考虑到世界秩序和世界制度合法性的理论。⑩

中国文明的这种发展史,特别是中国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模式,与西方文明依靠武力征服与扩张形成了鲜明对比,为我们理解中国的崛起提供了一个不同于理解西方大国争霸史的视角。而中国文明这种独特的发展道路,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内在特点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是内敛性。首先,中国文化的起源地黄河流域土壤肥沃、气候适宜,非常适于农耕,形成了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东方是浩瀚的大海,北边和西北边是环境恶劣的沙漠戈壁,西南是难以逾越的高原,周边恶劣的环境限制了人们对外界的探索;自古以来,周边地区的文明程度远低于中原,也增强了中原地带人们的自足感。因此,特殊自然条件下的农耕文明使中国人没有向外拓展的野心,养成了独自经营及和平温顺的性格,造就了中国文化的内敛性。其次,与西方文化中的“原罪论”不同,中国文化认为人在天地之间是自足的,不需要任何外来的帮助,儒家认为“人之初,性本善”,要致力于内在的道德完善,“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道家主张人的本性应该在自然中寻找,把外在的自然内化为人性,要求取消人的主观能动性以顺乎自然;印度佛教本来强调通过对佛的信仰向上向外追求彼岸的外在超越世界,在传入中国后也主张“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这种主张内在道德修养,而不是对外的征服的文化特性,造就了中华文化的内敛性的另一个方面。

二是中庸之道。中国文化中和平的性格是传统文化中庸精神的体现。中庸精神备受儒家推崇,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这里,中庸精神不仅是一种思想方法,还是一种道德规范。而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中道观更加具有消极退缩的色彩,倡导“柔弱之道”和“不争之德”,老子一再强调“不敢为天下先”、“不以兵强天下”等等,主张避开锋芒仇怨,以善心对待一切。佛教倡导的“圆融无碍”也是中庸精神的体现。这种中庸思想的流传,对中国人的伦理道德、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形成了一种平和宽大的精神和以德报怨的品格,这使历史上中国在与异族的战争中往往是抗战御侮,军事战备主要用于自卫而不是侵略、压迫和吞并弱小民族。

三是包容性。和西方的类属性思维方式不同的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看重的是事物个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关系性思维。这种关系性思维认为事物相互关联,行为体是关系中的行为体。世界存在诸多两极偶对,并认为它们相互依赖,互为补充,而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这就是“共存逻辑”。中国的辩证法是一种互容性辩证法,主张每对对立物以一种非冲突方式互动,转化为一个相互包含而非同质的新合体。?中国宗教多神并立,也强化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品格。这种包容性又决定了中国人在处理与世界的关系时,并不谋求消灭异己。历史上,中华文明的繁荣与发展,都是吸收周边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的结果。

因此,中国文化是一种和解型的文化,正如李大钊先生所说,中华文明“为与自然和解、与同类和解之文明”。当前,西方文化所主导的人类发展道路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弊端,工业文明广受诟病,大国争霸传播战祸,人类应该从古老的中国文化中吸收营养,探索国际关系的新模式,而中国的崛起正是试图走出大国争霸的恶性循环的一种探索。


三、新型国际关系是对现代国际关系模式的超越

超越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中的西方文化特性,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模式成为大势所趋。西方文明所唤起的科技进步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已经形成了对产生于西方文化的国际关系模式构成了冲击,呼唤新型国际关系的诞生。科技的进步在促进生产力极大发展同时,也产生了毁灭人类文明的力量。核武器的出现使核大国之间的战争不可想象,而核扩散的前景则使人们对建立在征服和权力争夺概念之上的西方国际关系模式产生了怀疑,因为这种国际关系模式使人们看不到未来。构建新型的国际关系模式,尤其是新型的大国关系模式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

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在全球扩张的过程中,也向人们展示了其否定自身的可能性。首先,在现代国际体系的发展演变过程中,人们已经认识到这种国际关系模式的危害性,试图抑制其中的危害因素。在现代国际体系的发源地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就认识到民族主义的危害,出现了欧洲联合运动,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一种实践。结束欧洲内部残酷的战争,消除民族主义的危害是欧洲一体化的主要目的,现在欧洲成为令人称道的安全共同体,欧洲国家被不少人认为是超越了民族国家的后现代国家。尽管很多人怀疑它能在多大程度上超越欧洲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但毕竟在一定区域内取得了巨大成就。其次,国际行为体的多样化、国际制度的完善以及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良了现代国际体系。国家不再是国际政治的唯一行为体,各种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数量剧增,在国际舞台上日趋活跃,跨国公司的力量异常强大。各式各样的国际制度对国家的行为形成巨大的制约。全球化使各国之间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相互依赖关系。所有这些,都使当代国际体系不能完全等同于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第三,现代国际体系扩张的过程中在吸纳其他文明的同时也受到其他文明的改造。现代国际体系不再是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的理想形态,世界主要大国很少是由单一民族组成的。一些文明虽然在现代国际体系下被迫接受了民族国家,但其自身的文化对现代国际体系并不认同。而中国接受民族主义也被人认为是“道德上的让步”。在国际体系面临重大转型的关头,非西方文明必然会为新的国际体系的构建提出自己的选择。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一些学者就有感于西方国际关系模式的不可持续性,试图从天下主义和东亚华夷秩序中探讨国际关系的未来模式,得出的基本结论就是,西方民族国家国际体系不能继续进行下去了,需要从东方的天下主义或者古代的东亚秩序汲取智慧。?近些年来,有关国际体系的变迁或国际关系模式的讨论仍然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话题,尽管有一些学者并未从天下主义视角来进行探讨,但也认为,未来的国际体系将从体现西方文化的“泛欧国际体系”转向“非泛欧国际体系”,未来的国际体系将不能由西方主导,而要更多反映非西方国家的观念和利益诉求。“未来国际体系的转型过程虽然也将充满艰难、曲折,充斥着竞争与冲突,但不会像前两次国际体系转型那样处处充斥着战争血腥,更不太可能发生类似两次世界大战那样的全球性战争。”?这些讨论有个共同的特点是,都认为新型国际关系模式的建立必须超越现代国际体系,从非西方文化因素中寻找营养和生长点,其中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更有可能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首先,新型国际关系追求的不是霸权的轮替。用“修昔底德陷阱”来讨论中美关系似乎成为时下潮流,中美之间必有一战成为某些人的信条,但其实这只是一种假想。?中国文化的品格决定了中国有可能摆脱西方大国争霸的传统逻辑,而在不与当今霸权国家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实现民族的复兴。依据中国互容式辩证法,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并不必然导致其他大国影响力的下降,中国的崛起并不必然伴随其他国家的衰落,大国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一种零和游戏。因此,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应该产生的是一种共生共荣的境界。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一条根本原则就是,中国反霸但不称霸、不争霸,永远不做超级大国。中国主张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商的新安全观,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恰恰体现了这种共生共荣理念。

其次,新型国际关系是包容性国际关系。包容性崛起就是不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价值观念,不谋求消除异己的崛起。一是对体系的包容。尽管中国认为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不公正、不合理,造成了中国发展中的一些障碍,但中国也认为这种体系能为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一定的机会,因此在国际舞台上积极维护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制度,并不谋求推翻这种国际体系,避免了崛起过程中对现存体系的冲击,实现了与当前体系的共存。二是对对手的包容。尽管世界上常有国家把中国当成对手,但中国在外交上从来不预设假想敌,相信矛盾可以通过寻找折中的途径加以解决。?三是对他者的包容。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品格是中国不断学习、吸收一切文明的先进成果,当前中国主张文化的多样性,降低了因文化意识形态因素与其他国家爆发冲突的可能性。

最后,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关键在于自身的发展。中国文化向来强调内省和自修。在现时代,中国首先要强大起来,才能有资格谈论崛起,谈论为人类文明作出较大的贡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我国建设发展和对社会主要矛盾进行科学分析得出的重要结论,也是解决中国当前一切矛盾的关键。同时要建立和谐文明、积极向上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建设和谐社会,推动和谐世界的建立。

总而言之,在国际体系面临重大转型的关头,非西方文明必然会为新的国际体系的构建作出自己特殊的贡献。中国的复兴和中国文化的品格决定了中国能为摆脱西方大国争霸的传统逻辑、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智慧,这也是为什么即便中美关系受到贸易战等严重冲击的当下,中国仍然保持足够的定力,对中美关系充满信心和期待的原因。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已经基于自己的文明积淀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向世界表明和平发展的意图,表明要构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的意图,而不做自私而贪婪的权力和利益的攫取者,不做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奉者,不做霸权的追逐者。中国独特的文化积淀使中国有能力为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提供丰富的营养,中国的发展和复兴使中国有能力承担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历史使命。


注释:

①苏长和:《新型国际关系,大国应为表率》,载《解放日报》,2012年5月28日。

②最典型的是以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参见[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③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之差异》,载《新青年》,第一卷第4号。

④同上。

⑤季羡林,张光璘编选:《东西文化议论集》,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53、56、64-66、69、82页。

⑥江西元:《大国关系与文化本原》,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105页。

⑦转引自王堂家等:《17世纪形而上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8页。

⑧半月述评:《新型国际关系的新发展》,载《世界知识》1954年第15期。

⑨李义虎:《论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载《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5期。

⑩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

11《孟子·尽心上》。

12秦亚青:《作为关系过程的国际社会》,载《国际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13参阅: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载《太平洋学报》,1994年第2期;盛洪:《从民族主义到天下主义》,载《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1期;何芳川:《“华夷秩序”论》,载《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

14林利民:《21世纪国际体系转型析论》,载《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6期。

15潘蓉、肖河:《尚未触发的“修昔底德陷阱”与美国对华政策》,《国际论坛》2020年第三期。

16朱立群:“国内政治过程与中国对外政治及外交行为”,载秦亚青等主编:《国际体系与中国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第254—256页。


王明进,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来源:《中国评论》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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