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松弟:中国旧海关内部出版物的形成、结构与学术价值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85 次 更新时间:2021-01-28 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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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松弟  

摘    要:

海关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为了顺利完成各项业务,海关按照西方的做法,建立包括统计和出版在内的海关管理制度,贸易统计的格式逐渐形成。各种文献,又可分成未加印行出版的原始档案和已经印行出版的出版物两种。自1882年2月2日起,规定只有统计、特种、杂项三类出版物在海关内部赠送和造册处留存之外剩余部分才可以发售,其他仅供海关内部使用。本文详细介绍内部出版物的七大系列和“他类之书”,尤其是年报。最后,说明海关内部出版物除了卷帙浩繁之外,更具有系统、科学、内容无所不包、记载详实精细等四个近代中文文献多不具备的优点,可以说是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乃至近代其他方面的最庞大、最科学、最系统、最详实的资料宝库。

关键词: 旧海关; 内部出版物; 形成; 结构; 学术价值; 


近二十年来,随着海关总署办公厅、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170册,吴松弟整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未刊中国旧海关史料1860—1949》283册,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通令全编》46册,李克农主编、吴松弟执行副主编《海关总署档案馆藏未刊中国旧海关出版物》60册的问世,全部的旧海关内部出版物四大套计559册已经出版。全世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从此不再为寻找、阅读这559册资料而四处奔波。然而,他们却需要掌握从这套内容海量、构造复杂的图书中,快速找到自己所要的图书的本领。如果缺少一位对旧海关资料全面了解者的整理,并用简明的文字,说明资料的分类、撰写方法和收藏单位,广大的读者要迅速利用是难以做到的。由于笔者整理了全部559册的61.4%,并较早带领研究生将这些图书用于近代经济地理和近代史研究,在2019年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旧海关内部出版物的整理与研究”之后,便着手将重大项目的部分内容整理成论文出版,试图满足读者的一些需求。

中国近代的海关是由外国人创立的。1858年,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战败,被迫与英、法、美等国签订《天津条约》,附约《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确立由总理各国事务大臣邀请英、法、美人帮办税务的做法。此后,海关的最高领导总税务司一职长期由外国人担任,总税务司署和各地海关的关员大多是外国人。到了清朝后期,由于官员的无能和低效,朝廷将大部分征收沿海国内贸易税收的常关也交由海关接管。

近代海关除了承担管理对外贸易、征税、缉私等海关的基本职能外,还负责各地的航船停泊、引水、沿海灯塔和航标的设置与保养、疏浚航道、气象观测、各口岸的疾病检疫等工作。海关还负责办理中国最早的近代邮政通信业务和准领事业务、处理华工出国事宜、清偿对外赔款、主办各类在国外召开的世界博览会。同时,还参与各种外交与洋务活动,如改造同文馆、派遣留学生出国、协助处理使节出访、在中国设立外国使领馆、经办新式海军、购买外国军火、充当清政府官员出使外国的随员、参加通商贸易关税的谈判等等。可以说,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海关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859年1月英国人李泰国首任中国海关的领导人总税务司,为了顺利地完成各项业务,开始按照西方的做法,建立包括统计和出版在内的海关管理制度。1859年起陆续出版的各口岸《进出口贸易统计》(Returns of the Import and Export Trade)1,被看成是海关最早刊行的内部出版物,也被视为近代中国专业性年鉴(Year Book)的一个起源。为了顺利地完成各项业务,从1860年开始,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按照西方的管理和统计理念,建立起一套严格的申报、汇总制度。总税务司署还设立造册处(后期改称统计处),印行各种供海关人员和地方官员阅读的出版物。1863年冬,英国人赫德接任李泰国的职务,开始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并在这一位置长达近半个世纪。赫德努力扩大海关业务,逐步建立全面而系统的海关管理制度,贸易统计的格式也逐渐形成。这种制度一直维持到1949年。

一 什么是“中国旧海关内部出版物”?

学术界对保留下来的大量的旧海关文献,往往统称为“海关文献”“旧海关资料”“海关报告”或“海关贸易报告”。笔者以为学界所讲的“海关文献”“旧海关资料”,应指包括各种海关档案和海关出版物在内的全部海关文献;而“海关报告”应指海关处理内外事务形成的各种报告;“海关贸易报告”有时专指关于贸易状况的报告,因海关业务多与贸易有关,有时亦泛指海关的各种报告。

中国旧海关形成的各种文献,以当时是否印行出版为标准,又可分成未加印行出版的原始档案和已经印行出版的出版物两种,“中国旧海关出版物”即指由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的造册处(后期改称统计处)刊印,或由总税务司署请人撰写,在另外出版社出版的出版物。由于它是用铅字排印,以书本形式出版的出版物,因此不同于保持原始面貌的其他海关报告、文献、资料和源文件。撰写和出版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海关工作的需要,并非为了向公众发售,只有海关内部分发完毕以后仍有多余的出版物——尤其是年报——少量对外销售。2因此,它属于海关的内部出版物,自然不同于保持原始面貌的海关档案。

1864年赫德颁发当年的第1号“总税务司署通令”,指出设在上海的江海关税务司已奉命承办全国海关的出版事务,要求各关税务司将1863年的贸易统计册送交江海关税务司出版。3在当年第8号“总税务司通令”中,赫德明确要求:“每个月末,各税务司应向总税务司呈送简短的月报,内容包括当月发生的主要事件、口岸贸易情况、税收摘要、办公支出以及罚没款数额。总税务司要求各位税务司对此项工作必须十分认真,使得贸易统计(尤其是汉文格式)各细节都必须准确无误,书写整洁并无涂改。”4按照第1号通令,月报以及其他的贸易报告实际上都送到江海关出版。

1865年1月6日,赫德发出当年的第3号通令,重申各关须向江海关税务司递送本年度贸易统计年度报告以供出版的规定,并规定报告的日期应为1月31日,要求报告力求内容正确、生动。5自1867年起,赫德指定各口副税务司负责统计造册。

1865年海关总税务司在上海设立了印书房(Printing Office)与表报处(Returns Department),专门印刷各关的贸易报告和统计。此后,由于海关统计与报告数量的逐渐增多,设在上海的印刷与表报部门工作量骤增,海关统计与出版工作的重要性愈见增强。1873年10月27日,根据赫德的第17号“总税务司通令”,将江海关的印书房与表报处合并,并从江海关独立出来,成立Statistical Department,中文名为造册处,归总税务司署管辖,仍设在上海。61932年Statistical Department的中文名改称统计科。

造册处须向各海关提供统一表格和单据,编印海关季度、年度的贸易报告、统计以及其他正式或非正式出版的书籍,逐渐形成了一套规范、完整、有序的编印、发行的制度,一直高效运行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前,抗战胜利后恢复工作到1949年。李度、丁贵堂组织编写的《海关制度概略丛刊》12种,署名为“总税务司统计科”,于1949年5月出版,这部丛刊或许是目前所知旧海关所出的最后一批图书。7

海关总税务司署1882年2月2日第179号通令规定海关当时已出版的六个系列中,只有“统计、专著、杂项类出版物向公众发售”(相当于第一、第二和第三类三个系列)。而“关务类供全关使用,办公类供主管人员使用,总署类供总税务司使用”;统计、专著、杂项此三个系列的出售,都是在海关内部赠送和造册处留存之外的剩余部分才可以发售,8而且相当长的时间之内仅仅在上海、香港、伦敦、横滨等四个国内外著名商埠的各一家书店公开出售。

1883年在上海和国外开始发行《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等少量出版物。按《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的第一卷出现于光绪元年(1875),是该年的统计系列第5号、英文版Returns of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in China for the year1875的中文摘译本,但笔者在此报告及稍后几年的报告中并未找到向公众发售的迹象。光绪九年(1883)编制的第九卷的扉页上出现旁注:“设立上海通商海关造册处译印,交香港、上海以及日本横滨等三口于别发洋行发售”,可见总册是在光绪九年才开始在以上三口通过别发洋行发售的。

据此可见,由于海关总税务司署1882年2月2日的第179号通令作出统计、专著、杂项类出版物向公众发售的决定,海关出版物才开始进入国内外少数城市的书店。但依据笔者的阅读,即使在1883年以后,似乎只有那些用中文刊行、或一书同用中英两种文字的海关出版物,才得以在书店发行。或许由于这样的原因,国内外绝大部分的图书馆都无法找到稍多的海关出版物,而由于它是出版物而非档案馆收藏的档案,在各地档案馆中寻找自然更难。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地方档案馆的部分海关档案才移入省市级的档案馆。

二 旧海关内部出版物的结构:统计系列

海关出版物系统复杂,种类众多,加上约九十年的漫长岁月中各种报告名称的一再改变,一共出了多少种书,很难回答清楚。海关出版物分为七大系列,按海关统计处1936年出版的中文版《海关出版图书目录》,分别是:

第一类统计系列(Statistical Series);

第二类特种系列(Special Series);

第三类杂项系列(Miscellaneous Series);

第四类关务系列(Service Series);

第五类官署系列(Office Series);

第六类总署系列(Inspectorate Series);

第七类邮政系列(Postal Series)。

此外,还有百本左右由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编辑或出版,但未列入任何丛书之书,可称为“他类之书”。

第一系列统计系列(Statistical Series)是海关最主要的出版物。本系列最重要的是贸易统计(Trade Returns)和贸易报告(Trade Reports),贸易统计基本上是数据,贸易报告则以文字论述为主,两者都于1860年代陆续形成,最初以各口岸为单位。从1882年起,贸易统计和贸易报告合并,以全国与各海关为单位,先有全国总述,再有各关的论述。原先只使用英文,后来同时用英文和中文,中文版即《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总税务司和各地的税务司通过贸易统计和贸易报告,分析各地的贸易和相关的政治、经济、交通、自然灾害等方面的状况,《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则提供给清朝的中央和口岸地区的官员阅读,供其了解贸易状况和影响贸易的各种因素。

本系列中的各种贸易统计和贸易报告基本上定期发表,或月报,或季报,或年报,某些重要的海关如江海关、粤海关还有日报和旬报等。其中,年报是统计丛书的主体部分,学界用来研究近代中国进出口贸易的资料大部分来自于此。

1882年海关总税务司署又下令编撰《十年各埠海关报告》(Decennial Reports on the Trade, Navigation, Industries, etc.,of the Ports Open to Foreign Commerce in China and Corea, and on the Cond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reaty Port Provinces, 1882—91)。它从1882年编起,每十年编一次,一直编到1931年,共出5期。它以文字为主,少量统计为辅,有时还附有相当详尽的地图,用以显示海关关区范围和关区内的山河、交通、城市、村镇。报告内容各期不一,但都相当庞杂。例如,第三期(1902—1911)的内容涉及21项:贸易与航运、税收、鸦片、货币和金融、人口、港口设施、灯塔航标、邮政电报、各省行政和省议会、司法、农业、矿业、制造业、铁路公路、教育、卫生、移民、物价和工资、饥荒和灾害及传染病、陆海军、当地报刊等等。十年报告详述各关所在省区十年间各方面的经济文化社会变迁,宛如一部区域百科全书。

以下说明第一系列各部分的形成和存在的时间、册数。先将《中国海关出版物目录》(List of Chinese Customs Publications)9中第一系列目录的报告专刊列出,然后予以说明:

1.《江海关进出口日报》(Shanghai Customs Daily Returns),1866年开始印行。此后长期出版,《中华民国九年通商海关进出货品分别产销全年总册》书末附1920年的第一系列的现存种类中,第1号仍是《江海关进出口日报》。

2.《贸易统计季册》(Quarterly Trade Returns),按季度出版。据1880年海关季报后所附的目录,季报于1869年开始出版。以1869年第1季度为第1号,此后依次编号,1931年停止出版,约印行248期。

3.《贸易统计年册》(Annual Returns of Trade),1859年始印行,未见,颇疑它是年刊《进出口贸易统计年册1859—1866》(Returns of the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1859—1866)之误。现哈佛和《中国旧海关史料》存有该年刊的厦门、广州、芝罘、镇江、福州、汉口、九江、牛庄、宁波、上海、汕头、淡水、天津、打狗等14个海关早期的61期报告(每港每年的报告为1期)。紧接着此书的,是《中国条约口岸贸易统计册1867—1881》(Returns of Trade at the Ports in China Open by Treaty, 1867—1881),一年一期,共15期。

4.《贸易报告》(Reports on Trade),1865年始印行。按此报告全称《条约口岸贸易报告1864—1881》(Reports on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for the Year 1864—1881),一年一期,共18期。

5.《贸易统计中文版》(Chinese Version of Returns of Trade),1875年始印行,另有《贸易报告中文版》(Chinese Version of Reports of Trade)1889年始印行。

按《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为统计系列中唯一的中文出版物,系年刊《〈贸易统计〉第24—61期和〈贸易报告〉第18—55期》(Returns of Trade(24th—61st issue) and Trade Repost ( 18th —55th issue)的中文版(但内容有所减少)。1882年以前,《贸易统计》和《贸易报告》各自分别发表,1882年以后合并发表,称《贸易统计和贸易报告》(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但各部分仍接续原来的卷数,并在书名上体现出来。每年一期,出到1919年的第38期。

据海关出版物第一系列所收的《常关报告》(Native Customs Trade Returns)的第三卷扉页所列,《贸易统计》和《贸易报告》分别于1875年、1889年开始出版第1卷,而1878年(光绪四年)《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的封底印着“照英文第二十册摘译汉文第四册”诸字。可见,《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始刊印于1875年,而1878年印行的总册,乃摘译当年印行的英文Returns of Trade的第20册,按顺序是汉文的第4册,而Reports of Trade的汉文译本则始于1889年。由于这一原因,1889年以前的总册都只是表格而无任何文字论述,1889年以后才加入文字论述(称《贸易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一年一期,至1912年共刊行38期。

1913年总册改名《通商海关华洋贸易总册》,但仍是英文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的中文版。1920年以后不再出版,代之以《中华民国通商海关华洋贸易全年总册》(Foreign Trade of China)。一年一期,每期1册,出版至1931年,共12期。

文字兼用中文和英文的,还有:

《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1932—1948》(The Trade of China, 1932—1948)。1936年以前每年2册,以后增至4册,共60册。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上海对外贸易统计年刊》(Shanghai Aannual Returns of Foreign Trade,1936, Analysis of Imports and Exports),1册。

6.《通商口岸的贸易、工业与口岸所在省份发展状况十年报告1882—1931》(Decennial Reports on the Trade, Industries, etc. of the Ports Open to Foreign Commerce, and on the Cond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reaty Port Provinces,1882—1931),简称《十年报告》,10年一期,共5期。

7.《常关报告1904—1907》(Native Customs Trade Returns,1904—1907),3卷。

8.《中华民国海关进出口贸易统计月报》(Monthly Returns of 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1932年始,1948年止,每月一期,约204期。

9.《江海关进出口贸易统计月报》(Shanghai Monthly Returns of Foreign Trade),1931年始印行。

除《中国海关出版物目录》所列以上9种外,另有4种未列其中,为笔者在哈佛大学阅读到的专刊:

1.《各关年度贸易报告和贸易册1923—1928》(Annual Trade Reports and Returns, 1923—1928),总税务司署交由各关按年度自行编辑而成,无统一的书名,而是在中文“贸易册”和英文Annual Trade Reports and Returns上加关名和年度。均用中文和英文,一年一期,共6期,1923—1924年一期一巨册,1925—1928年一期二巨册,共10巨册。

2.《各通商口岸贸易月报1867》(Monthly Reports on Trade at the Ports in China Open by Treaty to Foreign Trade,1867),每月一期,哈佛所收共6期,其他不详。

3.《江海关进出口贸易统计月报》(Monthly Returns of the Foreign Trade of Shanghai), 据郑友揆的研究,始印行于1931年10月。10

4.《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上海对外贸易统计年刊》(Shanghai Annual Returns of Foreign Trade,1936, Analysis of Imports and Exports),1册。

考虑到日报、月表、月报属于基础报告的性质,学者们基本依靠季度、年度和十年度的报告进行研究,而且相当一部分日报、月表和月报无从得知收藏情况,我们不必对全部报告进行统计,只须统计季度、年度和十年度的报告。据上所述,季度、年度和十年度全部共有506期(卷)。

三 旧海关内部出版物的结构:其他六大系列和“他类之书”

在统计系列这一最大的系列之外,还有6个不同的系列以及“他类之书”。它们的编排格式颇不同于第一系列,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针对某一具体事物或活动的专项报告或专业论文,大多不定期出版;另一种是定期出版的专刊,如第二系列中的《医学报告》(Medical Reports),第三系列中的《中国沿海及内河航路标识总册》(List of Lighthouses, Light-vessels, Buoys, Beacons, etc., on the Coast and Rivers of China),第四系列中的《总税务司通令》(Inspector General's Circulars)、《海关职员题名录》(Service List)等。

各系列都有自己特定的工作内容:

第二系列特种系列(Special Series),44个编号。最大的门类是医学报告(Medical Reports),每半年一期,自1871年到1910年结束,共出了80期,哈佛装订成9巨册。除医学报告之外的其他的编号,几乎都是一个编号一本书,均为各方面的调查报告。内容五花八门,首先是土产鸦片、进口鸦片、浙江蚕桑、东北柞蚕丝、长江中游的药材、南方茶叶、东北大豆、黄麻等商品进出口情况的调查。其次是中国内地市场和交通状况的调查,如重庆商务、长江宜昌—镇江段的水路和经济、长江上游宜渝间航行指南、上海吴淞江的疏浚、广西水上交通、云南西部贸易路线等等。此外,还收录了黄河堤坝、海员须知、台风规律、中国音乐,以及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海关的税收等方面的调查报告。

第三系列杂项系列(Miscellaneous Series)。54个编号,每个编号基本是一本书。以中国参加早期历次世界博览会的展品报告数量最多,包括1873年维也纳、1876年费城、1878年巴黎、1884—1885年新奥尔良、1900年巴黎、1902年河内、1904年路易斯安那、1905年列日等多个世界博览会,以及1880年柏林国际渔业、1883年伦敦国际渔业、1884年伦敦世界卫生等专业博览会的展品详细介绍。各个博览会的报告往往都用相当的篇幅介绍中国的通商口岸、人口经济和对外贸易的状况。

第三系列的其他门类内容亦极为繁杂,大致包括:各海关关区地名录,海关内部出版品名称,海关法规和条例,海关的规则和办事程序,船货立据专章,各时期的关税表,进出口税及其分类表格,度量衡的换算,中国药材出口情况,中国灯塔分布图,四川船只,长江的帆船和舢板,上海的货船,中国和外国签订的条约与协定,朝鲜与大国签订的条约,1876—1889年大国在朝鲜的外交角逐,等等。其中,有的是数十年连续发表的专业期刊,如《中国沿海及内河航路标识总册》,约3 000余页。

第四系列关务系列(Service Series)。共75个编号,主要是为了某一方面的工作而长期发行的专刊。数量最多的是《总税务司通令》,第1号发行于1861年,终结于1938年的第5700号。为总税务司赫德及其继任者下发海关各部门和各地海关的文件,以及与他们的内部信函,内容都属于海关内部的行政事务。此外,还有《海关职员题名录》(Service List)、《指导外班工作人员的临时说明》(Provisional Instructions for the Guidance of the Out-door Staff)、《灯塔说明》(Lighthouse Instructions)、《编制贸易表格和关税收入的说明》(Instructions for Preparing Returns of Trade and Revenue, etc.)等不同的专刊。

除了专刊,一些可供研究海关内部工作的著名的文件,如《新关内班诫程》(Provisional Instructions for the Guidance of the In-door Staff) 、《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Documents Illustrative of the Origin, Development and Activies of the Chinese Customs Service )等,也都属于第四系列。

第五系列官署系列(Office Series)。132个编号,一个编号一个报告。相当部分为海关解决历年工作所遇到的问题的文献,例如:1876年古巴的中国移民,通商口岸的鸦片贸易和香港、广东沿海的鸦片走私与海关对策,九龙海关,1876年镇江因外轮停泊与租界等问题引起的外交文书,长江沿线和苏州、杭州的厘金,常关的国内税收,港口疏浚,帆船的登记和管理,1865—1872年的关税修订,湖南岳阳开关报告,盐的生产和税收,以及1911年武昌起义和1933年长城各口商务等专项报告。还有一部分与商业和贸易的规则有关,如海关总税务司署向总理衙门提出的建立良好商业规范的建议书、通商口岸货物装卸章程。反映当时的金融状况,如通商口岸海关银号和本地货币、马蹄银的重量和价值、铜钱、中国的通货,也都有报告。此外,还有一些报告与灯塔灯船、关员名录、关员组织、各地常关报告、海运部门报告,以及海关关员在内地的旅行见闻有关。

第六系列总署系列(Inspectorate Series)。10个编号,一个编号一个报告,内容包括电报码文本、海关出版物名单、关于修改长江通航条例的建议、1854年海关建立过程的回忆、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海关和常关税收的征收和支出、香港和中国海关,以及1911—1933年间总税务司的通告等等。

第七系列邮政系列(Postal Series)。按清朝邮政由中国海关创办,1896年3月20日清政府设立“大清邮政官局”,任命赫德出任中国第一任总邮政司,仍由海关兼办邮政。由于赫德这一新的任职,此后“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改称“中国海关和邮政总税务司署”。1907年清朝建立邮传部,统管交通、船政、铁路、电政等方面的事务,海关兼办邮政的局面不久结束,“中国海关和邮政总税务司署”重新改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11基于邮政工作的需要,总税务司署造册处1896年创建邮政丛书,至1909年停止出版。共出版10个号,涉及邮政业务介绍、各地邮政机构分布、邮政服务职员名单等。

尽管邮政系列在七大系列中最后形成,却是读者最少且最易受人误解的系列。按滨下武志列出此系列的10种报告,其他人均未提及过。滨下武志读到其中的三项报告,第3号是北京等16地设立书信、包裹等业务及邮寄费用的规定,第4号是1878年设立主要通过轮船招商局处理与海外中国使馆通信工作的文报局的规定,第5号则规定在邮政、电报业务上采用中文发音罗马字化的方式。12笔者读到其中的两项,第6号《邮政地图地名索引》(Index to the Postal Working Maps),1903年出第一版;第10号《邮局名录和邮政指南》(Postal Guide and List of Post Offices),1910年出版,主要介绍各类邮局的工作以及各地邮局名称。

值得注意的是邮政报告的封面标示前后有所不同。第6号标明书是中国海关出版物,依据中国海关和邮政总税务司署命令出版,而第10号标明书是中国邮政出版物,由清朝邮传部编辑。按清朝邮政由海关创办,1896年3月20日清政府设立“大清邮政官局”,任命赫德出任中国第一任总邮政司,仍由海关兼办邮政,直到1911年,海关连同人员、房产等一并移交邮传部。显然,第6号是1896年3月20日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兼任总邮政司以后的产物,而第10号则是邮政归属邮传部以后的产物。令人费解的是1911年5月邮传部始正式接管中国邮政,而在此前近一年的邮政报告已不再用“中国海关和邮政总税务司署”,径改为“邮传部”了。

除了以上的7个系列,还有数十本由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编辑或出版,但未列入任何系列之书,不妨简称为“他类之书”。根据 《中国海关出版物目录》 记载,系列外书有73种。笔者在哈佛大学查到36种,后在上海海关档案室又查到50种,合计已达86种,估计仍不完全。“他类之书”主要有下述门类:

1.海关法典和工作手册,如海关法规汇编、上海海关工作手册、海关职员临时题名录,以及海关进口、出口和转口的税则和记载海关的起源、发展和活动的文献集。

2.海关内部工作文件,涉及税则、统计数据、边疆状况、社会调查等内容。

3.银行和货币报告,如1901年的中国货币、1905年的银行和物价;

4.中外关系和朝鲜,如1689—1886年的中外条约和协议、1894—1895年的朝鲜宪政。

以上的第二至第七系列,加上他类之书,一般都是一个编号一本书,但也有少量是一个编号多本书或者装订成多册的。它们是:

第二系列的《医学报告》,哈佛将80期装订为9巨册;

第三系列的《中国沿海沿江河的灯塔、灯船、浮标、路灯名录》,哈佛将其装成6册。

第四系列的《海关职员题名录,1884—1888,1902—1905》,共10册;《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1937—40》,共7册;《总税务司通令》(Inspector General's Circulars),始于1861年,结束于1949年,2015年中国海关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通令全集》收入,主体部分达42卷,另加1卷索引、3卷副卷,共达46卷(册)。

他类之书还有《语言自迩集》,3册;《海关职员临时题名录》,3册;《关税案牍汇编》,3册;《新关文件录》(Text Book of Modern Documentary Chinese for the Special Use of the Chinese Customs Service),2册。

以上所说的第二至第七系列加上系列外书,约504期(卷)。如加上第一系列,大约1 500期(卷),可以汇集出版者将达到560册左右。这一数字,还不包括大批的日报、月册和月报。因此,旧海关出版物应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最大的资料库。

四 旧海关内部出版物的学术价值

除了卷帙浩繁之外,海关内部出版物具有近代中文文献多不具备的优点:

第一,系统。自1860年开始,海关建立起一套严格的申报、汇总的制度,海关总税务司署在此基础上定期编辑发布报告,月有月报、季有季报,年有年报,专题有专题报告,单项活动有单项活动的报告,重要口岸甚至还有日报、周报或旬报。这种定期汇报、发布的制度,一直维持到1949年,其时间覆盖近代中国80%的年份。在有关中国近代的各种文献中,估计没有比海关内部出版物更为系统的资料了。

第二,科学。海关出版物中的数据和文字描述,都是按照西方经济制度和科学标准,按统一的要求和格式汇总上报的,比清朝官员漫不经心的统计和士大夫的随意性描述明显具有科学性和严谨性。其实,中国今天仍在使用的经济、贸易甚至科学的词汇,相当一部分都首先出现在海关内部出版物。由于这些词汇至今仍然使用,海关的各项报告均可拿来就用,不必转换成现代词汇。甚至医学报告也都由海关中的西医医生撰写,完全采用沿用至今的现代医学语言,医学史研究者同样可以拿来就用。

第三,丰富。内容五花八门,无所不包。海关内部出版物不仅是研究中国近代的海关史、对外贸易史的基本资料,也是研究交通史、产业史、政治史、医学史、生态变迁史和地区历史的多方面的资料宝库。以上第二至第七系列以及他类之书的内容,从部分报告的名称便可想到其内容之无所不包,而第一系列的贸易表格和贸易报告也同样涉及到与贸易有关的一切。甚至研究近代的生态变迁,离开贸易报告也会困难重重。例如,自1860年代开始的长江近10个口岸的贸易报告,每年便有反映当地河段各月份水位涨落的曲线图,有关数据一目了然。而各城市最早的关于气温、降水的记载,最早的用科学方法绘制的城市地图,黄河、长江、闽江、西江等河流最早用科学方法绘制的河道图,往往都较早见诸各地的贸易报告。

第四,准确。记载详实精细,且多用数据说明问题,远胜于绝大多数中国文献的笼而统之的描述。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1889年8月22日和25日,宁波府遭受大风大雨的袭击,良田受淹,灾民众多,乡志、县志、省志以及海关对此均有记载,而内容的丰简、准确程度,相差不啻天地。试引述如下:

中国地方志的记载:

秋八月至十月雨不止,禾稼减收。13

自八月至十月淫雨大水,田禾淹腐。饥,减粮三分,于次年粮内除征。14

(鄞县)八月,大雨不止,水暴涨,伤禾。15

海关贸易报告的记载:

1889年8月22日和25日,8级大风伴以倾盆大雨,使宁波及周边地区大受其害。江河猛涨,水流湍急,冲走宁波城内2座浮桥,淹没外国租界堤岸,流入大街。周围农村遭水淹,多人淹死。24日降雨达10英寸,奉化地区500多幢房屋被水浪冲走,稻、棉等收成严重受损。同年9月20日,再次连续大雨,一直下到10月27日。许多地区洪水泛滥,人死财亡非常大。大部分收成损失,引起老百姓、士绅和官员的困苦和忧虑。米价暴涨,当地官衙每天为乡民所围困,叫嚷豁免捐税或其他方面的救援。许多地方发生动乱,有些富户住宅遭愤懑农民群起抢劫。到11月的上半月,天气良好,使农民获得一半的收成,事态好转,米价回跌。贫困者多有受雇于公益事业。为救济贫困,皇帝和太后发下10万两,本省藩台取出15万两,以及为此目的成立的委员会募集的大量钱款,得以度过随之而来的冬天,困苦减轻,不法行为也罕见。1890年春天以后,即不再有任何非常措施。16

据上可见,乡志、县志和省志普遍记载简略而又笼统,只提下雨的时间,对水灾只是简单的“禾稼减收”、“伤禾”聊聊数字。这些方志的记载,最长的26个字,最短的只有11个字,且少有定量分析。然而,当年的海关贸易报告,却用了近400字,予以详细的记载。不仅记载了风雨的时间、风力的级别、降雨量和宁波城内被冲走的浮桥数量、奉化县被冲走的房屋数量,还记载了朝廷和浙江省发放的赈济银两的数量,甚至提到乡民包围官衙、富户遭抢劫,以及政府的有效赈济使不法行为大减等内容。

类似中文文献记载简略且无数据,海关报告记载详细且有数据的例子,还可以找到许多。笔者在多年阅读海关报告和相关的中文文献上形成这样的印象:同样的事件,凡是海关报告有记载的,一般比中文文献的记载详细,且有数量的记载,而且还有一定的分析。因此,在近代史研究时,凡海关文献有所记载的,一般都应该首先阅读并利用。

总之,有关近代中国的资料固然浩如烟海,但类似海关出版物这样,在时间上覆盖近代中国80%的年度,在内容上如此丰富,在分析标准和统计方法上严格按照西方的科学制度,在论述上力求详细且常用数据的文献,却并不多见。中国旧海关出版物可以说是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乃至近代其他方面的最庞大、最科学、最系统、最详实的资料宝库。

注释

1据海关贸易报告《常关贸易统计》(Native Customs Trade Returns)第3卷扉页所载。

220世纪三四十年代,海关总税务司署统计科几次印行《海关出版图书目录》,列出尚有剩余可供销售的海关图书。

3海关总署编译委员会:《旧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通令选编》第1卷(1861—1910年),中国海关出版社2003年版,第27页。

4刘武坤译,虞佩曹校《海关总税务司赫德1864年第8号通札》,《历史档案》1999年第2期。

5海关总署编译委员会:《旧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通令选编》第1卷(1861—1910年),第38页。

6《为设立造册处事》,海关总署编译委员会:《旧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通令选编》第1卷(1861—1910年),第179—180页。

7章宏伟:《海关造册处与中国近代出版》,《十六—十九世纪中国出版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99—535页。

8《为发海关出版物分发、保管及使用之指令事》,海关总署编译委员会:《旧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通令选编》第1卷(1861—1910年),第247页。

9为旧海关出版物第四系列“关务系列”(Service Series)的第69号《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Documents Illustrative of the Origin,Development and Activities of the Chinese Customs Service)一书所附录。

10郑友揆:《我国海关贸易统计编制方法及其内容之沿革考》,《社会科学杂志》(北平)1934年第3期。

11吴松弟:《中国旧海关出版物评述:以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为中心》,《史学月刊》2011年第12期。

12滨下武志:《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01页。

13光绪《忠义乡志》卷20《祥异》,《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600号,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781页。

14光绪《慈溪县志》卷55《祥异》,《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213号,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75年版,第1204页。

15民国《续纂浙江通志》卷73《灾异》,民国稿本,无页码。

16《浙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年)》,杭州海关译编《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浙海关、瓯海关、杭州关贸易报告集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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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 史林. 2020,(06),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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