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毅:政治媒介化的历史考察——评马建标《权力与媒介:近代中国的政治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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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  

  

   人类社会在历经口语传播和文字传播时代以后,随着十五世纪中叶古登堡(Johannes Gutenberg)金属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与推广,开始步入印刷传播的时代。至十九世纪中叶,印刷技术的改进及应用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更成为推动公共教育发展、普及知识、传播思想、促进政治变革的重要推手。正如传播学大家施拉姆(Wilbur Schramm)等人所述,印刷媒介的技术进步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社会需求相结合,对随后的历史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这一发展在满足人们对知识渴求的同时,也激发了对于既有权利资源配置的质疑与挑战。由此至十七、十八世纪,以书籍与政治印刷品为代表的印刷媒介开始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介入到政治生活与革命运动中去[i]。

  

   自十九世纪起,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促使西方国家急需开拓全球市场。随着国际贸易日趋频繁,大批西方传教士前往中国,他们创办近代中文报刊,传播基督教义和现代科学知识,沟通商情,由此悄无声息地撼动着当时的清廷统治。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初大约七十年的时间里,不断衰微的满清统治最终走向土崩瓦解,中华民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得以孕育而生。议会共和取代皇权统治,中国随着天朝朝贡体系的崩塌开始融入现代国际秩序。

  

   近代中国经历着正统衰落、边缘上升的“权势转移”,传统士人面对西潮冲击做出应对,由此引发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及社会生活的变革[ii]。然而,除了上述这些显性因素外,隐藏在历史深处的媒介因素却难以在主流历史书写中获得足够重视。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马建标教授的著作《权力与媒介:近代中国的政治与传播》(以下简称《权力与媒介》,引用只注页码)则注意到在近代中国权力斗争与思想文化变革背后,资讯传播媒介所发挥的推动作用。作者试图从传播媒介的发展以及传播技术的应用切入,探讨十九世纪40年代以后七十年的时间里,新式传播媒介的发展与近代中国政治演进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以此呈现传播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何以掀开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在随后的历史演进中,它又如何改变人们的思想认知与社会行为方式;进而探讨它在推动近代中国政治剧变过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本文首先简介该书的内容,然后围绕近代中国的政治与传播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即新式传播手段与近代中国变革,以及资讯传播视域下的政治史叙述,展开进一步探讨。

  

一 內容提要

  

   《权力与媒介》全书共有七章,作者基于时间顺序与个案研究建构论述框架,同时也结合传播技术的发展、应用及其在近代中国政治舞台所扮演的角色,审视清末民初资讯技术及媒介发展所形塑的近代中国权力更迭与政治变迁。

  

   在第一章“徘徊在帝国边缘的异类”中,作者观察到撼动着看似固若金汤的清廷中央权力的,恰恰是那些游走于帝国边缘的人物,如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洪秀全和王韬。他们因掌握新式传播媒介,得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治权力中心。马礼逊印刷发行宗教报刊,不仅为随后的西方传教士步入中国提供了示范,也在一定程度上建构起清廷官僚体系了解外部世界的平台。对此作者提出,“没有传教士的文化传播,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日程也许会大大推迟”(页13)。洪秀全之所以能够掀起风起云涌的反清浪潮,在作者看来,并非由于他在领悟宗教教义方面有过人之处,而是源于他能够熟练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与灵魂附体的巫术仪式,对基督教义进行本土化传播。此外,带有宗教性质的领袖崇拜与颠覆现有习俗礼制的社会狂热也将这场反清社会动员推向高潮(页31-32)。王韬通过创办《循环日报》获得了对资讯的掌控权和传播权,并将其转化为引导社会行动的资本,由此形塑出口岸知识份子主导的“信息中心”,从而形成某种全新的“中心—边缘的权势网络”(页54-55)。

  

   第二章“盛宣怀与晚清媒介网络”重点探讨资讯媒介在十九世纪中叶洋务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作者认为,洋务运动的内涵不仅限于模仿西方工业技术,亦是一场近代中国的媒介革命,对清廷的权力结构、疆域控制以及社会治理均产生一定影响(页56-57)。随着电信媒介网络的形成,盛宣怀建构起了一个横跨航运、邮电、铁路、金融资本的媒介帝国。盛宣怀的崛起反映出庶民借助电信技术可以积累大量经济财富,成为他们与当权者进行政治交易的资本,并借此跻身于清廷的权势网络之中(页67)。对满清统治集团而言,这一传播技术也有助于朝廷强化对帝国疆域和基层社会的治理。作者指出,除看到清廷统治集团内部因面对西方殖民压力而被迫推动洋务运动外,也不能忽视他们在维护其统治的过程中愈来愈依赖这场运动。洋务运动中电信技术的应用,强化了清廷对地方社会的治理能力,一定程度上使其摆脱了十九世纪末所面临的空前统治危机。然而,电信技术也赋予了地方精英参与朝廷决策的资本(页63-65)。在这个过程中,清廷传统权力结构开始被打破,逐渐形成新的“信息中心和边缘结构”(页60)。这一点从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等沪上士绅联名通电反对慈禧太后废立光绪帝一案可见一斑(页69)。

  

   在第三章“晚期帝国传播的政治化”中,作者透过梁启超、孙中山与袁世凯在引领清末政治鼎革过程中对传播媒介的使用,旨在阐释近代中国的知识精英得以引发重大社会变革的机制。传播技术的进步实现了精英与社会大众之间的资讯流通,变革思想通过资讯传播从极少数的精英阶层流动到社会基层,进而触发政治与社会的变革。无论是梁启超推动的改良、孙中山宣导的革命,还是袁世凯在满清体制内实现的权力急剧扩张,背后均离不开现代传播手段的应用。作者分析指出,梁启超认识到传播与政治的关系,即清廷衰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官僚间的言路堵塞,资讯沟通不畅;而办报是打通言路,开启民智与官智的良方(页82),也正是通过办报,梁启超实现了媒介与政治的紧密结合,从而掌握参政资本。在孙中山传播革命理念的过程中,宗教力量与秘密社会团体是其推动革命动员与募捐工作的重要媒介。孙中山透过宗教与民间结社组织,将基督教文明与民族主义观念相互结合并予以传播,进而在社会中形成某种推翻满清统治的共识,为日后发动辛亥革命奠定了社会基础(页96)。袁世凯则利用当时最新的摄影技术,拍摄一张“洹上渔翁”的照片,刊载在《东方杂志》上,为其成功塑造了一个超脱于政治的公众形象,以此掩人耳目,为其随后在政治上的反击积蓄了力量(页126)。

  

   在第三章“晚期帝国传播的政治化”中,作者透过梁启超、孙中山与袁世凯在引领清末政治鼎革过程中对传播媒介的使用,旨在阐释近代中国的知识精英得以引发重大社会变革的机制。传播技术的进步实现了精英与社会大众之间的资讯流通,变革思想通过资讯传播从极少数的精英阶层流动到社会基层,进而触发政治与社会的变革。无论是梁启超推动的改良、孙中山宣导的革命,还是袁世凯在满清体制内实现的权力急剧扩张,背后均离不开现代传播手段的应用。作者分析指出,梁启超认识到传播与政治的关系,即清廷衰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官僚间的言路堵塞,资讯沟通不畅;而办报是打通言路,开启民智与官智的良方(页82),也正是通过办报,梁启超实现了媒介与政治的紧密结合,从而掌握参政资本。在孙中山传播革命理念的过程中,宗教力量与秘密社会团体是其推动革命动员与募捐工作的重要媒介。孙中山透过宗教与民间结社组织,将基督教文明与民族主义观念相互结合并予以传播,进而在社会中形成某种推翻满清统治的共识,为日后发动辛亥革命奠定了社会基础(页96)。袁世凯则利用当时最新的摄影技术,拍摄一张“洹上渔翁”的照片,刊载在《东方杂志》上,为其成功塑造了一个超脱于政治的公众形象,以此掩人耳目,为其随后在政治上的反击积蓄了力量(页126)。

  

   在第四章“民国初年的媒介与政治”中,作者关注到自十九世纪90年代起,民族危机的加剧促使中国的印刷媒介承担起传播民族主义的新使命,并由此被赋予了政治意义。在此背景下,无论媒体是否在主观上试图突出其政治属性,均在客观上直接或间接地承担起救亡的政治职责(页133)。为此作者指出,在近代众多印刷企业中,商务印书馆表现卓尔不群,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它在培育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过程中,扮演起理性的民族主义的提倡者(页135)。在晚清的舆论场中,各种思想观念充斥其间,其中既有革命党的排满主义,也有改良主义,商务印书馆在张元济主持下所宣导的是一种理性的民族主义,强调提高国民素质是一切政治革新的基础(页139)。这是当时权势网络所看重的,商务印书馆由此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并在北洋政府时期迎来黄金时代,这与其和政界、学界和报界所营造的权势网络密不可分(页146)。然而,媒介与权力的结合又充满了危险性与不确定性,曾任职于上海《时报》、《申报》的民初杰出记者黄远生的遭遇便是一个鲜活的例子。袁世凯深知控制公共舆论对维护政权稳定的利害关系,意图收买黄远生,后者不可避免地被动陷入不安定的政局中,为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和三藩市洪门所不容,最终惨遭暗杀(页164)。这是民初报界与政界维持暧昧关系,以及报人群体在寻求职业理念时面临生存困境的缩影。

  

   在第五章“作为媒介的北京大学”中,作者聚焦到二十世纪初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所实施的一系列改革,最终促使北大成为推动新文化运动的传播中心,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作者将当时的北大视为一种唤醒青年政治参与意识的媒介,这里的“媒介”已经不单单是一种传播渠道,而是作为组织机构存在。这是因为现代教育机构具有广泛的知识传播能力,改变了以政治军事途径作为正统救国手段的传统认知(页175-76)。虽然蔡元培改革北大的初衷是将其办成学术机构而非政治舞台,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甚嚣尘上的国际和平主义大潮让蔡元培对政治参与乐观起来,加之他本人也热衷于国内政治,受此影响,北大随后卷入到政治漩涡中。此时,如何在读书与救国间取得平衡成为蔡元培亟待解决的问题(页179-80)。至五四运动时期,大学已成为各方政治力量竞相争夺的对象,难以恢复往日的平静。由此作者提出,五四运动激发了大学参与政治的常态化(页182)。尽管蔡元培已经意识到这样的趋势不利于教育的健康发展,但他却无力阻止(页183-84)。

  

在第六章“‘一战’时期的国际传播”中,作者着重论述了威尔逊主义(Wilsonianism)与布尔什维克主义(Bolshevism)在中国通过报章传播形成的舆论战。五四运动前,威尔逊主义在媒体的宣传攻势下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强势话语,进而影响到政治决策层与精英思想,因此坚持以和平主义理念应对一战结局的人在社会不同阶层、领域中呈现出立体分布,其中包括总统徐世昌、北大校长蔡元培与思想界领袖梁启超,他们均赞成在中国发起和平运动,致使拥有军权的北洋军事首领难以公开唱反调(页226)。而对于俄国革命,北洋政府认为主要威胁在于其革命输出,而报刊等出版物则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如李大钊、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页191-92)。作者观察到这一时期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与北洋政府的一系列反传播力量互相角逐。期间,中国政坛多次上演上海地方政府应北洋政府之请求,阻止布尔什维克在沪上的宣传活动。与此同时,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知识份子又不断努力,以更具有时代感召力的方式向公众传播马克思主义。在这一过程中,两股力量此消彼长,最终在五四运动过后,支持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舆论获得了优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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