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四林 曲伟杰:西方“人权高于主权”学说的局限及其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0 次 更新时间:2020-12-09 23:5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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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四林   曲伟杰  

   内容提要:西方自由主义学者提出的“人权高于主权”的口号与《联合国宪章》中规定的不干涉原则相违背。西方人权观念包括自然主义与底线主义两种主要的证成方式,无论是采取哪种方式,它们都不能实质性地证成人权的超出现实之上的普遍性。这也就决定了主权与人权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辩证的、相辅相成的关系。失去国家主权的依托,人权无法得到根本保障。“人权高于主权”学说所隐含的文化中心主义的心态不利于国际合作。只有以一种非强制性的、平等包容的方式展开对话,才有可能达成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底线共识。

   关键词:人权/ 主权/ 自然主义/ 底线主义/ 人道主义干涉/

   作者简介:艾四林,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曲伟杰,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标题注释: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国家主权是人权的基本保障”[项目编号:11@ZH01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从20世纪晚期以来,尤其是自1999年科索沃战争、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为了寻求发动一系列局部战争的正当性,西方国家提出了“人权高于主权”的口号。不过,这一口号所传达出的理念与《联合国宪章》中所规定的主权平等原则、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等一系列国际法原则存在冲突。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指出:“《联合国宪章》当中对禁止干预又加以强调;但是,禁止干预从一开始就和国际人权保护问题产生了冲突。”①本文试图在批判性地反思西方人权观念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主权与人权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西方人权观念的两种证成方式:自然主义与底线主义

  

   一般认为,普遍主义的人权理念源自于近代西方的自然权利观念。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关于权利观念的最初起源,西方政治学界并没有达成完全一致的共识。理查德·达格尔在追溯权利观念的演变时写道,作为一个英文词汇,“right”是从拉丁语词汇“rectus”(直的)演化而来,而拉丁语中的“rectus”一词又可以追溯到希腊语中的“orektos”(伸直的,正直的)一词。②可见,从词源上看,“right”这个词汇在一开始并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权利”的内涵。直到中世纪后期,政治学意义上的权利概念才伴随着“自然权利”观念的出现而比较完整地呈现在西方人的视野中。查尔斯·贝兹、詹姆斯·格里芬等研究人权问题的西方政治学者认为,虽然人权的概念和自然权利的概念有着内涵上的区别,不过历史地看,西方现代人权观念的源头与自然权利学说密不可分,而自然权利学说又与中世纪托马斯·阿奎那提出的自然法学说直接相关。在近代自然科学和启蒙运动的影响下,托马斯主义的自然法理论逐渐被启蒙理性主义所置换,由此导致自然权利观念中的神学因素被逐渐剥离。由此出发,合乎自然的个人观念在实践哲学中获得了基础性的地位。世俗化的“人权”概念在18世纪晚期开始出现。贝兹指出:“自然权利传统对当代的人权思想最具影响力的贡献在于这样一种观念:人权属于人‘本身’或者‘仅凭他们的本性’的人。”③贝兹把这种人权证成方式称之为“自然主义”的人权观。自然主义的观点是最为常见的人权证成思路之一,它的核心论点是把人性概念作为人权的普遍性的依据,而人性本身又是合乎自然的。“按照他们关于人性的观念,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④在近现代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里,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既可以像康德主义那样被设想成是理性的存在物,又可以像经验主义者那样被设想为是感觉的集合体。无论采取何种规定,“祛魅”后的人权观念试图凭借自然主义的观点成就其普遍主义的诉求。

   但是,自然主义观点的最大问题在于它忽视了人的历史性的一面。为了保证个人权利的优先性,个人本身被剔除了附属于其上的角色、地位等社会身份信息,转变为形而上学意义上的道德主体概念。马克思透彻地指出,近代西方思想家所构建的道德主体概念只不过是封建社会解体以及市民社会走向成熟的产物。从抽象的自然人性的角度出发来阐释人权,这一思路剥离掉了人权发展的历史维度,导致我们对权利的理解是非历史的。实际上,人权概念的产生和应用必然是奠定在一定的社会实践和历史条件基础之上的,因此,它也必然会伴随着社会实践和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化。人权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始终处在动态演化的过程当中。从这种意义上讲,自然主义观点势必会遭到历史主义的挑战。从历史主义的角度讲,所有的政治和道德观念既不是天赋的,也不是由某个人任意创造出来的。每一个观念都是历史的产物,它们的形成需要一定的社会实践基础和客观历史条件。人权观念同样经历了长时期的历史发展过程,绝非一成不变。早在启蒙运动时代,西方的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就提出了“人人生而平等”的口号,但是,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论证的那样,这一口号只不过是“相当于一张期票,一张不能马上被兑现的期票”⑤。仅就选举和被选举权而言,妇女获得相应的权利是20世纪20年代的事情了;至于非洲裔美国人的权利,则需要等到20世纪60年代的平权运动兴起后才会得到较为全面的保护。时至今日,身份平等、经济平等问题依然困扰着西方社会的各阶层群体。

   自然主义的人权观可以看作是格里芬所说的“自上而下”⑥的人权研究路径,即根据某一个或某些抽象的原则把人权推导出来。自然主义的人权观仅仅依赖于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人本身”或“人性”的概念。事实上,人权的演变历史告诉我们,无论我们把人性理解为是事实性的东西,还是把它理解为是规范性的东西,它都并不构成人权的充分条件。仅凭事实性的人性概念或者规范性的人格概念本身,我们无法自然而然地演绎出一组复数的权利概念。我们对现代人权观念的理解更多的是依赖于一种“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对人权理论的具体研究开始于实际的社会生活中被许多人所广泛使用的人权观念。通过考察各种不同的人权类型,政治理论家试图在所有已知的人权观念中寻找出能够被世界各国人民普遍接受的共识。与“自上而下”的人权研究路径不同的是,“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首先承认,不同的思想家会把不同的权利清单放在人权的范畴下,而且对于同一种权利,不同的思想家也会有不同的阐释和理解。查尔斯·泰勒认为,人权包含行为规范和正当性依据这两个层面的内容:第一,由各国的法律条文和国际公约所规定的各项权利;第二,正当性依据是指某种关于人性和社会的形而上学层面的哲学观点,这些观点构成了与人权有关的行为规范的哲学基础。在泰勒看来,不同文化传统中的人们会在人权的深层次的正当性依据上存在差别,但这并不妨碍我们通过对话与交流寻求行为规范层面的共识。这种共识类似于约翰·罗尔斯所提出的“重叠共识”,是各方能够接受的最低限度的共识。泰勒进一步指出:“人们大概可以在所有的文化中都发现对种族灭绝、谋杀、酷刑和奴隶制的谴责。”⑦泰勒将这些行为规范当作是多元文化世界中的重叠共识,这种人权观念可以称为“底线主义”的人权观念。在西方学界,加拿大政治学者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是比较早地倡导人权底线论的思想家,他将底线主义的人权观念等同于以赛亚·伯林所说的“消极自由”,用于保护个人免于人身安全的威胁。⑧无独有偶,诸如迈克尔·沃尔泽、戴维·米勒、约书亚·科恩等西方政治学者都不同程度地倡导一种底线主义的人权观。沃尔泽把反对谋杀、欺骗、酷刑和压迫等“否定性的禁令”⑨作为所有社会的道德底线。

   一个类康德式的问题是,底线主义的共识何以可能?在一个文化多元的世界中,我们有可能通过非强制性的方式就人权问题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获得一份为世界各国所广泛认可的人权清单吗?对于这一问题,许多研究人权问题的西方学者比较乐观,比如格里芬教授就强调:“处在世界主义时代的当下,我们倾向于夸大不同社会间的差别。”⑩基于经验主义的观察,不同国家中的人可以信奉不同的宗教,拥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追求不同的生活方式,但是有一些基本的前提条件对所有人都是适用的,没有人会否定食物、健康、安全等对人的生活的价值。据此,我们可以把这些条件转换成相应的权利要求,从而得到一份最低限度的人权清单。借用沃尔泽的观点,这将会是一张“薄”(thin)的人权清单,它不依赖“厚”(thick)的、深层次的形而上学或宗教资源作为正当性依据,而仅仅是从一些无可争议的人类需求或利益出发。面对着纷繁多样的世界,许多西方学者都意识到一张“厚”的人权表很难被广泛接受,除非在获得这张表格的同时伴随着强制甚至是武力,但是一旦我们是用这样的手段来获得一张人权清单的,那么获得人权清单的过程本身就是对人权的侵犯与不尊重。米勒认为:“在多元文化世界里,真正的人权表将不得不是一个薄的人权表。”(11)正因为其“薄”,所以才有希望被广泛认可与接受。不难发现,底线主义的人权观念符合我们的经验直觉,它的基本方法论是经验主义的。既然是立足于经验归纳,问题也便由此产生。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关于最低限度的人权清单到底应该包括哪些内容的争论从来都没有停歇过。另外,被各种人权公约所规定的众多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也都不会出现在“薄”的人权表之中,因为很多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的实现依赖于国家财政的大量支出,以至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往往很难兑现承诺这些权利的高昂成本。

   正是因为底线主义的人权观需要各国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达成重叠共识,这就决定了“人权高于主权”的观点不可能成为世界各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底线共识。这是因为,“人权高于主权”的背后隐藏着单边主义和干涉主义的国际事务处理思路,而这一思路不会被主权平等理念支持下的其他国家所接受。

  

   二、人道主义干涉的界限及其问题

  

   现代世俗化的人权观念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广泛的影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事情。二战期间的法西斯主义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空前的灾难,尤其是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屠杀令人触目惊心。许多人主张有必要倡导一种前瞻性的国际政治,以便更好地维护人权。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世界人权宣言》以权利清单的方式囊括了一系列人人都有资格享受的权利,意在为世界范围内的人权保障提供一般性的规范依据。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西方国家的“人权外交”开始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开展,以“人道主义干涉”的名义发动战争迅速凸显出来,对古典国际法的主权观念构成了极大的挑战。那么,保障人权是不是必然意味着要彻底放弃国际法中的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

针对这一问题,主张底线主义人权观念的西方政治学者认为,支持人道主义干涉绝不是要放弃国际关系中的不干涉原则,而只是重视一些特别的“例外情况”,这些“例外情况”构成了人道主义干涉适用的界限和范围。在西方人权发展史上,沃尔泽是最早论述人道主义干涉的政治思想家之一。他的基本观点是:“原则是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是自决。”(12)通常情况下,处理国际事务遵照的是不干涉原则;但是,当一国之内发生了“震撼人类道德良知”(13)的行为且没有任何当地的政治组织有力量结束这种局面的时候,此时的人道主义干涉就是正当的。据此可见,主权行使的失效是主权国家隐退的必要条件之一。主权国家隐退的必要条件之二就是发生了震撼人类道德良知的“例外情况”。因此,具备正当性的人道主义干涉从本质上讲是消极的,它的适用范围非常狭小。米勒指出,只要国际社会就人权被侵犯的规模是否已经超过人们所能容忍的界限达成广泛的一致,那么不干涉原则就会被放在一边。就目前来讲,“这样的一致存在于种族灭绝的案例中”(14)。当这类行为发生的时候,对于被屠杀的人群而言,除了来自外国的帮助之外不存在任何抵抗的可能,此时国际法中规定的禁止干涉别国内政原则暂时失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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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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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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