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街头贴报、阅报社和讲报社是清末北京中下层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905年至1906年间,北京出现了创办阅报社的高潮,推动白话报和白话文走向街头、茶馆和寺庙,进入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作为一种新式公共文化载体,阅报社的选址附着在北京原有的城市体系之中,折射出清代北京特有的族群空间结构。阅报社既是北京中下层社会超越固有界域的联合,也体现了四民社会松动后新型社会力量的重组尝试。众多贴报人和讲报人的发言,尤其反映了满汉族群对启蒙事业的广泛参与和旗民之间的通力合作。

关键词：贴报; 讲报; 阅报社; 京师; 旗人;

阅报社是清末下层社会启蒙运动的基本形式之一,最初零散兴起于国内各地,1905—1906年左右在北京大量创办。民间自发兴办的阅报社因其简便易行,在推广新知、启发民智方面效果良好,故清政府将其纳入官方举办的新政事业中。阅报社逐渐成为政府和民间普遍认可和接受的启蒙载体。

阅报社宗旨首要在于启蒙大众,因此提供的报纸和宣讲的内容倾向简易,并不侧重于精深的理论研讨。学界关于阅报社的研究大多着眼于阅报社阅什么报,宣讲什么“内容”以及阅报社所具有的“开民智”意义1,这些问题无疑十分重要,但若仅从“内容”的角度考察阅报社,则显然有所局限。

作为一种启蒙方式,阅报社的特别之处还在于其组织形式的意义。李斯颐提出阅报社的深层意义在于:“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报刊与大量普通群众结合在一起,在纵向上一直触及到文盲这一最低层次。”2李孝悌曾对清末下层社会启蒙运动进行过全景式考察,一一考辨白话报刊、阅报社、宣讲(讲报、演说)、戏曲等启蒙形式。他对这一运动进行理论总结时,不仅表彰其“开民智”意义,而且进一步将此运动与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工农运动联系在一起。全书最后一段写道:“中国共产党的信念当然与二十世纪初的启蒙者有着各种深刻的差异,但他们走向人民做宣导、教育工作的基本假设和方式,却和世纪初的启蒙者没有什么差别。……在形式上共产党采用的各种方式和二十世纪初的启蒙者没有什么差异,甚至更为民间化,在技巧上也更趋完善。”3李孝悌的总结与阐释正显示出清末下层社会启蒙运动在组织形式方面所具有的重要实验意义。

基于上述思考,本文在继续解读阅报社提供的“内容”的同时,还将进一步考察阅报社本身的“形式”。这种解读和考察不以阅报社所提供的报刊或宣讲内容为重心,而是侧重于组织管理层面,更注重考辨阅报社创办人、宣讲人的身份,阅报社的选址、空间性质,阅报社之间的联结和互动等问题。在已有的“开民智”意义叙述模式之外,本文主要从“空间”和“族群”等角度考察京师阅报社的发展:第一,阅报社这一具体而微的小空间如何镶嵌于北京这一城市大空间?第二,作为一种民间自发组织,京师阅报社最初是被谁、以什么样的方式号召和组织起来的?通过对时间、地点、人物完整链条的解读,展现清末新政时期北京中下层社会的启蒙和日常。

一、 沿街贴报

阅报社兴起之前,北京城首先出现了自发的街头贴报行为。这些街头的贴报启蒙者与日后阅报社的创办者多有重合,不少阅报社的创办人都是从贴报开始其启蒙事业。贴报近乎阅报社的“前身”,具有先期实验的性质。贴报一事,因其简便,出现最早,对于报纸的宣传和普及功效甚大:“始都中无肯阅报者,由热心人士一二辈多方倡导,张报纸于牌,植立通衢供众阅览。”4

光绪三十一年(1905)新春刚过,北京的大街上开始出现自发的贴报事业。当时的北京街道多风多尘,但贴报的不少,看报的更多,撕报的也有,构成了清末北京街面上的特殊景观:“自从三十一年二月起,一时出了几位热心人。一位松俊三,一位文哲臣,一位刘瀛东。第一处在京城界上贴报的,就是松俊三跟文哲臣。随后刘瀛东、马稚松诸位,约了同志的人,创办阅报处,又制造木牌,沿街贴报。”5“满街上贴报的,从松俊三刘瀛东起首,各处捐贴的,也就越来越多。”6其中,张贴最多的报刊是由彭翼仲创办的《京话日报》。《京话日报》创刊于光绪三十年(1904)七月,是北京第一份白话日报,“都下商家百姓于《京话日报》则尤人手一纸、家有其书,虽妇孺无不知有彭先生。于是声动宫廷,太后遣内侍采购,特嘱进呈”。7《京话日报》及其引领的北京白话报创办热潮,为京师贴报和阅报社、讲报社的发展提供了可贴、可阅、可讲的基本素材。

街头贴报兴起于光绪三十一年年初,恰好是《京话日报》经营半年在北京渐有声望之 时。《京话日报》第227号报页中缝专门登载《敬谢松俊三先生》的告白,时间为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初二,考虑到广告页的缺失,亦能推论约从二月起,北京城首先出现了松俊三、文哲臣等人自发贴报的行为。8

最初贴报的松俊三、文哲臣生平事迹不详,他们的名字曾在另外一则消息中被提及:“东城闹市口,一直的到小街子北边,人烟稠密,多贴《京话日报》,才能够供给大家观看。今约会同志,量力捐助,稍尽中国人爱中国人的心。……这报不是洋报,这个报馆是中国人开的。报上的话,若与诸君有碍,可以函商,千万别撕别扯。继立堂 松子□ 荣炽臣 松俊三 荣预华 文哲臣 李道生 英□香 兴寿彭 荣馥亭同启。”9这是同年四月的一则报道,从中可知,松俊三和文哲臣一直持续推动贴报事业,并且约会同志,结成团体。署名人中除松俊三、文哲臣之外,第一位署名人继立堂最为知名。继立堂,名爱新觉罗·继极,是一位满洲宗室。清末之际不少旗人参与北京民间办报、兴学、抵美约、国民捐等开民智运动,继极是其中的活跃人物之一。他曾以宗室身份在白话报上撰写演说,直言宗室“生戴中国天,死葬中国土”,万不能因为这根黄带子而惹来黄祸。10松俊三、文哲臣之名本就有旗人姓名的色彩,松、文二人二月份贴报,四月份就与继立堂等旗人合作,显示出二人与旗人团体的亲近。

这则启示的开头标明十位贴报人所负责的区域是“东城闹市口,一直的到小街子北边”,表明贴报的地点位于闹市口附近的北京内城。启示末尾,列了九处贴报的具体位置。对照《乾隆北京城图》等北京城图,可确认沙帽翅胡同、大方家胡同、裱褙胡同、西裱褙胡同、六条胡同、新开路胡同、总部胡同、井儿胡同这八条具体胡同以及无明确地址的“齐化门内三元子处”均属镶白旗驻地。贴报人日常贴报往往都会选择自己生活或工作的周边区域,从镶白旗这一地点证据,辅之以松、文二人的姓名以及与继立堂的交往,可推断出松俊三、文哲臣的旗人身份。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北京最早自发在街头张贴近代报刊的或是两位普通旗人,贴报的地点在内城镶白旗治下,主要读者应为镶白旗下的旗人。

在松俊三、文哲臣之后,广东人刘瀛东也开始在宣南地区街头贴报,并撰演说《沿街贴报》,鼓励这一风气。11刘瀛东时任湘学堂英文教习,湘学堂是在京湖南官员创办的乡学,位于北京化石桥路北12,他自费订购了30份单面印刷的《京话日报》,沿街张贴,共有“30个贴报点在南城,从贾家胡同中间东墙到后孙公园练勇局对过”,“每天步行两个小时左右,依次张贴《京话日报》,风雨无阻”。13刘瀛东每日贴报的起点贾家胡同是宣南多家会馆的所在地,曾国藩曾在此租住。然后他需向北行进,穿过骡马市大街,沿途张贴。终点后孙公园最初系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孙承泽的私家宅园,同治时期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将领购置部分屋舍营建“安徽会馆”,戊戌变法期间强学会和《万国公报》均创办于此。14这些具体的贴报地点浓缩了清代汉人京官的日常居住生活。刘瀛东贴报的主要服务对象显然是居住于宣南地区的士子、学生和汉人百姓。

刘瀛东的贴报事业不单是他本人的一片热心,《京话日报》亦有相助之功。刘瀛东负责捐报,彭翼仲则“捐助木牌数十面,插立通衢,张贴报纸,供人观看,从此才开了贴报的风气”。15紧随刘瀛东第248号的演说《沿街贴报》,第249号又登载了讷弇演说《保护贴报》。经《京话日报》的宣传鼓动,贴报这一义举立即获得了热烈的呼应,而这一呼应有明显的北京地域色彩。

刘瀛东在南城贴报之后,东北城立即有了回应:“现在我们大家,也商量了商量,凑了十分,在我们东北城儿,天天去贴:崇松石捐三分,荣伟卿捐二分,安文光捐一分,忧心人捐一分,熙缉园捐一分,康穀臣捐一分,疯子暂捐一分。安定门二条胡同路北恒宅具。”这些在东北城捐钱贴报的人也难以考证,倒是彭翼仲对这一来函的回复提供了少许信息:“玮臣兄台鉴:今天的来函,我想一定是你办的事,所以要加上这段回话。你们大家贴《京话日报》,为的是众人,我也不能道谢。”16现无法确知玮臣是上述捐报人中的哪一位;但同继立堂一样,玮臣不仅组织贴报,同时也是《京话日报》的演说作者,而且是一位旗人。崇松石、熙缉园等名字也明显有旗人色彩。“东北城”“安定门”则显示贴报主要在镶黄旗地界。这是旗人呼应贴报的另一实例。

一周之内,北京西北城春治先也准备贴报:“要打算开民智,叫人人明白国家的大局,除了看报,没别的法子。现在南城跟东北城一带,有明白人出钱,捐贴贵报,实在是劝化人的好法子。因此我也生了一点热心。我住在德胜门内,北京城里属我们西北角上的人傻,风气最难开。我打算跟着人家学,也要专贴这中国的《京话日报》。春治先顿首。”17春治先也是旗人,曾为《京话日报》撰演说13篇,日后成为《京话日报》的编辑之一。“西北城”“德胜门”的方位描述指向了正黄旗。在清末“排满”思潮中,北京旗人有时大胆宣言:“风俗人心之坏,就全地球而论,莫胜于中国。就中国而论,莫胜于北京。就北京而论,又莫胜于旗人。”18有时则行事低调,如贴报一事,往往罗列具体地名,而不明言旗籍身份。德胜门、安定门这类地名对于一般读者甚至当时的外地人,并不具有特别意义,只是一个贴报地点而已。但对于北京本地居民,则多能心领神会地点背后的族群意味。

从闹市口、南城开始,进而东北城,再到西北城,民间贴报遍地开花,得到了北京各处呼应。住在贡院东门的伊树轩也要贴报19,跑生意的赵壁臣还将《京话日报》贴在沿途各处。20大街上各处的报牌,也确能引人注意,颇有功用,将一位来京城王府交租的奉天庄头的朋友都感动了。《京话日报》曾登载:“奉省各庄头向例年前到京,到各府交租。这次有某王府的庄头,跟他的一位朋友同来。朋友姓洪名万全,原是奉天一个财主,到京各处闲游。这天走在后门外,看见木牌上贴的报,向人访问情由,十分乐意,赶忙找到西城阅报处,听了半天的演说,正遇讲说国民捐,心中大为感动,自己立定主意,回去到本地劝捐,说这样的好事,不能专让京城里人作,迟到下月底,必亲自来京交捐。正月初七日,已经坐火车出关。洪万全这一去,不知要引起多少洪万全来,这可是贴报的功劳阿!”21

面对各处贴报的热情,《京话日报》的创办者彭翼仲不禁感慨:“满街上贴报的,从松俊三刘瀛东起首,各处捐贴的,也就越来越多。直引动了固安县的官绅,和保定涞水等处,都照这样儿办。风气一开,传布得狠快。就是宗室旗人里头,也出了几位明白人。大家都知道白话报的益处了,所以又出了一两种。这真是北京城的大快事。”22诚如彭翼仲所言,贴报等启蒙事业迅速波及、影响到了旗人,“在宗室旗人里头,也出了几位明白人”。不过更为确切的描述是,旗人不只是受此风气之渲染,亦不仅是被动的受影响者;旗人本身就是这项事业的兴起者和参与者。以继立堂、玮臣、春治先等为代表的旗人和以刘瀛东为代表的汉人共同构成了清末北京贴报事业的中坚力量。

街头的贴报和讲报、大众的围观和议论,成为清末北京热闹的街景。这一行为持续甚久,只不过由于北京白话报的封禁和流行等因素,粘贴的具体报纸时有变化:“西砖儿胡同北头,住户刘荣廷君,每日在门口儿,粘贴本报,跟《京都日报》《图画日报》三种,并且时常贴在门前,对着大众演说。又京西海甸永春堂药铺,掌柜的冯君,为人很是热心,往往谈到时局,必说非白话报纸不能开通民智,故此买了些份报纸,在真武庙墙下粘贴,海甸一带的住户,都上那里去看。”23“另外,崇文门外北小市口内,有热心志士,戴芝甫、端木斋、伊凤歧、连君、明子贞五位公捐进化、爱国、京话实、京都日四种报,贴在墙上,任人观看。”24

街头贴报因其花费不高,简便易行,成为清末北京下层社会启蒙运动中的一种基本形式,并贯穿于运动全过程。借助于贴报,报刊溢出了报馆、官衙、学校等精英空间,走上十字街头,进入更为广阔的公共视野。通过对贴报人身份、贴报地点等细节的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北京的沿街贴报有如下特点:第一,贴报遍及京师内外城,并影响奉天等邻近北方地区。但最集中的区域在北京城墙以内地区,即由内城和外城构成的“凸”字形格局之内。第二,北京贴报人的主力是内城旗人和外城宣南地区新式学堂的师生、小商人等,从区域上形成了从旗人到旗人、从民人到民人的两条启蒙路线。第三,在舆论的塑造和引导上,贴报人往往使用区域差异来喊话,刺激本处百姓看报贴报。由此,北京城贴报的发起顺序是按照区域展开的:从内城东南、外城宣南开始,进而到内城东北,再到内城西北等。在表层的“空间”因素背后还隐含着潜在的“族群”因素。

二、 京师阅报社的兴起

阅报处的创设,非始自北京,山东、直隶、浙江、广东、江苏、福建、江西、湖北、河南等地都陆续出现过零散的阅报社。1905年,北京阅报社大量出现并迅速发展,成为国内阅报社最为发达的地区。李斯颐观察到,“阅讲报所的地域分布特征,大体以京师为中心,向周边地区散射,越靠近中心,密度越高”。25李孝悌指出:“北京一地到1905年7月底前为止,有十几处;到1906年的2月就已经增加到二十几所;到6月时共有二十六所。”26闵杰利用《大公报》总结了1905—1907年间北京45家阅报讲报社的创办情况。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笔者综合《京话日报》以及其他京内外报刊和档案记录,发现高峰时期北京一年之内创办的阅报社就有近40家。27现初步列举光绪三十一、三十二年(1906)北京阅讲报社设立情况,展现其数量与规模(见表1、表2):

表1 光绪三十一年设立的北京阅报社(37所) 

名称 创办时间 地点 参与者 

西城阅报处三月十四日前西城甘石桥西斜街路北刑部主政黄琮

会友讲报处四月初六前东城东四牌楼北会友堂卜广海

首善阅报处四月二十一日西河沿大宛试馆朱仲孚、朱景龢

尚友阅报处四月西城甘石桥南边西单牌楼北边路西王子贞、魏华轩 陆达夫、赵承绪、蓝少衡

中外阅报处四月东城东单牌楼观音寺

第二讲报处四月东直门外关厢李星五、陈乐园

日新阅报处五月十四日北城安定门宽街博济庵宝梦伯、李润山、曾荫、李达初、长林、恩祝川、春秀

克明阅报处五月二十二或二十三日东城崇文门内方巾巷东的东观音寺恒十丰、维藻轩、文时泉、俊子良、蒋范五、姜鑑泉、景春泉

瀹智阅报所六月五城学堂

乐群讲报处六月朝阳门外大街路南关帝庙内马瑜臣、赵鼎臣

经正阅报社六月米市胡同吴云庵

西北城阅报处六月十五日西城护国寺对过宝禅寺庙内春治先、乐绶卿、崇芳

广益阅报处七月初,至迟七月初十日西安门内路南李松石、陆达夫、王武亭、张式儒

讲报说书处七月十六日果子巷口路东雨来散茶馆内刘瀛东、程启元、王松泉、蓝少衡

灯市口讲报处七月二十日灯市口

海淀阅报处七月二十一日海淀西栅栏外火神庙内

左安阅报处七月二十三日东南城左安门外关厢张子江、史魁俊

进化阅报社八月东直门内北新桥北大街路西乐绶卿、松友梅、贵福

爱国阅报社八月二十六日北新桥东吴绍埙

健锐营讲报处至迟九月初二健锐营厢蓝旗广梦九

多闻阅报社九月初三日西直门大街文彝之、赵月臣、恩荫、继昌、刘廷懋、赵廷弼

合群阅报社秋东直门李福

草市讲报处至迟九月十二 范明辅、刘绍五

宣化阅报研究所至迟九月十六 郝汝霖

爱群阅报社 西单牌楼旧刑部街东口内路北志仲悌

女讲报处十月十九之前东四牌楼五条胡同

通志讲报社十月底十一月初地安门外帽儿胡同真武庙王子光、文华章 十一月前门大街五斗居南边回民茶馆回民刘域真 十一月安定门二条胡同医院美国医士□君

识字义塾讲报处十一月二十一日左安门外关厢桥头二合居茶社后堂白庆海、白庆山;讲员:陈锦枫、喻云五

正俗报社十一月十七日之前地安门外烟袋斜街多祝三、春治先、高子江;讲员:李荫卿、聚云章、文晓山

内务府公立阅报社至迟十二月 社员:文竹坪(淇)

同德阅报处本年门头村健锐营内荫锡有、善冬华

半日讲报社约为光绪三十一年底至三十二年初前门大街朱克忠

同人阅报社同上皇城根马光润

代立阅报社同上朝阳门外灵瑞寺续成(僧人)

草市讲报说书处同上 陈汉章窗体顶端

表2 光绪三十二年设立的北京阅报社(33所)

名称 创办时间 地点 参与者 

强心报社正月后兵部湾北头马神庙内王星桥宣明阅报社三月宣武门内北门洞官厅间壁觉先(僧人)

公议阅报社至迟三月前门西城根左近扁担胡同雷德润

香山阅报社至迟三月香山门头村

福禄轩讲报社至迟三月西四牌楼福禄轩勋荩臣

永顺轩说书讲报处三月西四牌楼西永顺轩讲员:张智兰

同仁阅报社至迟五月  

阜城阅报社至迟五月顺城街祥瑞卿;讲员:李子岐、蒋义峰

通俗半日讲报社五月李铁拐斜街路南宝丰居茶馆保泰、吉陞 五月十五日昇平楼茶馆茶馆主人:穆子光

化俗讲报社六月初九德胜门外关厢路西杨家茶馆王考亭、马弼臣、孙济川、马少云、张茂

勉志阅报社六月初十地安门陈兰圃

柳荫山庄讲报处六月十一日齐化门外柳荫山庄

半日讲报说书处六月十八日樱桃斜街路西万福轩李振江、玉来荣、李振海

公益讲报处六月永定门外西罗家园吕瑞臣、吕福亭、王云亭、贺仁安、张永德、单于庸、崔智泉 六月德胜门外大关茶馆茶馆主人杨某 六月东安市场茶馆茶馆主人李某;讲员:李星五 六七月间内西华门内城中局巡捕乐斌、巡长锡琛 七月京北关厢王汉池

北营宣讲所七月德胜门外德安水会公所空房沈锡五、何子郁、任子琴、石淄崑

东城阅报社 花儿市马云峰、澄性、岳峻峰、萧益三

公立讲报社七月二十八日或二十九罗圈胡同公所内城七处戒烟公所创设

日新阅报分社七月二十九日交道口

阅报处夏外城西分厅

外城官立第一阅报处夏果家园王某

盼醒阅报社夏秋  

师爱阅报社夏秋 喇嘛鲍蕴畛

开智阅报处夏秋护国寺崇秋圃

梦醒阅报社夏秋武隆厅

女阅报处八月外城女传习所

讲报社九月健锐营四王府荣润贤、恒寿芝

马驹桥讲报处本年马驹桥

普通教育讲演所本年八旗右翼第三初等小学堂堂长松元,教员荣谦、宝源等

光绪三十三年(1907),阅讲报社仍在持续创办。如北京第五高等小学教员常静仁创办朝阳阅报社,乐绶卿于东四创办第五学区宣讲所,善诱半日学堂附设阅报社,八旗高等学堂学生湍松高创办安定阅报社,博启图创办大观阅报社,魏允文在正阳门外三里河阅报处设立外城公立第一宣讲阅报所等。28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在顺治门和西砖儿胡同也先后有两家阅报社创立。29就某种意义而言,这种总结和归纳是无法穷尽的,因为上述各阅报讲报社还多属团体性质,可在北京城各处的茶馆、医馆、教堂、行会、甚至家中,不断发展出更多零散的、个体的阅报、讲报行为,如“玉器行里,有一个卢玉临,每天上德胜门小市,身上比揣着一张报,到裕丰茶馆里喝茶,掏出报来,对着大众苦讲”。30另外,“日前北新桥西天寿轩茶社铺长王君,购报数份,任人观览,复有愿尽义务诸公捐报数份竭力赞成。以故每午饮茶者,倍于往日。报界之胜于此可见一斑”。31这些大量的、片段的、主题一再重复的材料,证明阅讲报社在清末北京的普及和兴盛。阅报社渗透到京师各处坊巷胡同、士农工商各个阶层、五行八作各种职业、旗民两大族群以及僧侣、回民、传教士等不同宗教背景人士。不论是著名的西城、会友、尚友、日新、正俗、进化等同仁阅报讲报社,还是官立的公艺局阅报社、顺天府衙阅报社,抑或是各种行会、机构所附立的机构,乃至就是凭着一己热情每日携报赴茶馆宣讲的普通人,从1905年开始的启蒙热潮不断地从坊巷胡同的阅报社出发、冲荡撞击着古老保守的都城,“京师自开办阅报社以来,风俗人心颇受影响,实为开通风气之转机”。32

北京阅报讲报社的发展,最直接的表征是数量的增长,另一维度则是其自身组织的发展和完善。阅报社组织性之发展,可从两方面体现出来:一是单家阅报社功能多元化,从阅报到添加讲报,以及增设学堂等功能。二是多家阅报社之间互动联合,规划筹建演说研究会。

北京最初成立的阅报社,并无讲报职能。北京最早的讲报,是以北京平民醉郭为代表的沿街讲报,随后有不少人仿效他走向茶馆、集市等公共空间进行义务演说。北京最早的专属讲报处,由会友堂卜广海设立:“还有一位卖药的卜先生,从前干甚么事,我们不知其详。只因他看了《京话日报》,忽然出了一个顶好的法子,正和程太守的意思相同。他有两间棚房,原先开茶馆,现在改了讲报处。讲报就是演说报,手指口画,当面苦劝。这个力量,比贴报感化的快,比阅报处感化的更快。”33讲报“比贴报感化的快,比阅报处感化的更快”,这是启蒙者对于讲报功效的普遍认知。卜广海创设的讲报处,并非在自家茶馆中添设讲报,而是将茶馆整体改为讲报处,其间差距不小。这家专门讲报处的设立,曾引起了一场小 小的谣言风波。《京话日报》第259号首次刊登有关卜广海讲报处的新闻,第262号的“本京新闻”中即记述了市面上流传关于卜广海卖野药的谣言。随即第263号首善阅报处的朱景龢撰演说《要叫不识字的朋友明白》出来辟谣,并宣传讲报处的意义:“但想着好方法,叫我们这多数不识字的朋友明白,就得照着卜先生的法子做。我也想着立几处演报所,仿照宣讲圣谕似的,天天的演说。……叫那不认字的都明白明白,他自然会激动了热心热血。那一班人,不明白便罢,果真能够明白了,比起识文断字的来,可诚实的多多啦,我中国就真有了指望了。卜先生不必嫌怨,创这一处讲报所,四月初七的报上,已经登过,初九的报上,立刻就会有了闲话。”他鼓励“卜先生千万莫灰心。这个举动,虽不算一件大事,《京话日报》的苦修行,功成缘满,可就收在这讲报所上了。我也要学着办一处,不知道有人帮着讲没有。盼望的很,盼望的 很。”34

朱景龢演说发表不久,于纪龙即回应称:“昨阅初十日报,朱景龢先生,要叫不识字的人明白。看了那一段演说,足见救世苦心,实在令人钦佩。弟由山东来京,携有半律瑟一面,志在弹演圣谕,宣讲故事,也想唤醒愚蒙,尽点义务。今见朱君抱此热诚,并愿招人帮讲报章,甚对在下的本意。朱君如不见弃,请贵馆代为致候,即望驾临山左会馆,面谈为盼。”35朱景龢声援卜广海、于纪龙加盟朱景龢,从报刊发声到回文或回函,均不过三天就完成,可见当日北京中下层社会一呼百应的启蒙热情。

有意味的是,社会上有关卜广海的谣言并非纯属虚构,彭翼仲在数年后道出实情:“回首当日,首先设立讲报处的一人,乃出在一个卖野药的卜巽斋,他本别有用意,君子成人之美,将计就计,敝人把他一抬举,竟自激发天良,作了京城演说界的元始家,你说奇怪不奇怪呀?”36这一追忆可见,下层社会启蒙运动的开展充满混杂的力量,绝非纯粹地、理性地展开。志士借这一运动谋求“开民智”的同时,不乏社会中人参与其中谋取利益。彭翼仲等人淡化了卜广海的动机,并借机广为宣传讲报的妙处,推动北京讲报活动的开展。

讲报在北京愈渐风行,原已成立的阅报社开始纷纷增添演说的功能,如“北城日新阅报处,于七月初五日,每天由六点钟至九点钟讲报”37,“西城阅报处自八月十一起,每日自下午一点至两点添演白话报”。38新创办的阅报社,则将讲报视为必备功能:“清秘堂的翰林,贵少云名福,约定同志的人,要在北新桥立阅报处,带着讲报。”39而“健锐营厢蓝旗,有一位广梦九,约定几位朋友,都是热心开化的人,设立讲报处一所。正黄旗也要立阅报社,除讲报阅报之外,并演说兴工艺的道理”。40

讲报处的创立逐渐进入高潮,其中颇有代表性的是刘瀛东创立的讲报说书处。刘瀛东是北京最早的街头贴报启蒙者,他新办的这所讲报说书处,是北京“开民智”运动中坚持颇久、影响较大的一所讲报处。该讲报说书处三次迁址,每次搬迁,在报刊上均有告白,乃是观察讲报处的一个完整例证:

果子巷讲报说书处,设在巷口内路东(雨来散)茶馆内,定于本月十六日开讲。每天午后从两点钟到六点钟止,不取分文。经理人刘瀛东、王松泉、程启元。41

本处于十六日开演,原在果子巷雨来散茶馆内,因地方狭小,太不便宜,今搬在果子巷内堂子胡同路南四合轩,请诸位每日光临。如有热诚君子,愿代讲演更为感盼。42

本处原设在果子巷胡同内,今搬到骡马市粉房琉璃街西边,久已关闭之复大茶叶铺内。自九月初一日起,每天从午后一点开讲,到四点半停讲,备有茶水,不取分文。每天夜里,从七点至九点,添设西洋射影灯画,并加演说,也不取分文。经理人刘瀛东、程启元、王松泉谨白。43

两月之内搬家三次,可见讲报处的创办和经营殊非易事,需投入不少财力和精力,其难度较贴报和阅报社更胜一筹。在此背景之下,刘瀛东仍然选择一再迁址,并推出更为丰富的讲解形式以期扩大影响,可见启蒙志士对讲报处的热情及下层社会对于这一形式的欢迎。在阅报、讲报之外,不少阅报社开始向教育方向发展。例如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尚友阅报处开始附设普通字母速成师范学堂,半月卒业,分文不取;九月,骡马市讲报说书处添设国民识字义塾。光绪三十一年九月,西北城阅报社同人创设西北城公立半日学堂,专收10岁以上、15岁以下少年失学子弟;三十二年闰四月,又添立小学堂一所。此外,宣化阅报研究所附设半日学堂;西河沿首善阅报处附设官话字母义塾;阜城阅报社添设蒙学堂,一概不收学费;日新阅报处附设半日学堂、蒙小学堂等。但凡行有余力的阅报讲报社,大多投身于启蒙教育和普及教育,并取得初步成效,如“骡马市讲报处,每天早晨,教学生识字,已登前报。昨天有人去看了看,已有四十多名学生,所认的字都能讲解,并能用熟字造句法,很见功效。照此办下去,一年工夫,这一般小学生,必定可以通文了”。44《京话日报》评论刘瀛东所创蒙学称:“京城民立学堂,慢慢得多起来了。可惜有一个见解,还不大实在。大约都存着好胜的心,没有肯办初等蒙学堂的。不从初等蒙学办起,到底总不得法。刘瀛东所创识字义塾,真正是初等蒙学的根基。”45

有阅报社甚至尝试“创办报刊”。在报纸与阅报社的关系上,一般都是先有报、后有阅报社,但北京阅报社的发展中,居然出现了先有进化阅报社再有《进化报》的情况。1906年,北京尚友阅报社创办人王子贞,约同丁宝臣,创办了《正宗爱国报》,当年12月16日正式出版。“1907年,北京进化阅报社,邀集京师名士,创办《进化报》,于当年4月5日出版。”46如果说王子贞参与编辑《北京女报》,创办《正宗爱国报》等尚属个人行为;那么进化阅报社联络同人创办《进化报》,则显然是团体所为。京师阅报社不仅是公共阅读交流的文化空间,更逐步转为富有创造力的同人团体,近似于清末民初蜂拥而起的各种社团。

从阅报到讲报,再到添设学堂,甚至直接办报,成熟的阅报社将“学校、报章和演说”文明传播三利器的功能集于一身,小团体自身的组织结构不断演进。同时,北京不同的阅报讲报社之间尝试互动合作、筹建阅报社之间的大团体。光绪三十一年年底,春治先为首的西北城阅报社联合进化阅报社,商议于三十二年正月召开阅报社的团拜茶会,并由进化、日新拟定阅报讲报社的公共章程,以便结成团体。此次茶会经多番波折,最终于三十二年二月初三在首善阅报社召开,这是北京阅报讲报社首次正式意义上的联合和集会。47三十二年四月,正俗报社高子江专门致函彭翼仲,提出创设演说会的构想48;日新阅报社也提出“我们各社的茶会,以后也是万不可缺的,每月择一个适中的地方,大家聚会一次,研究研究演说的学问,也是彼此有益”。49

该研究演说会至迟已于光绪三十二年五月成立,在演说会章程中提出“本会系联合各报社诸同志会议演说,公同研究,故名研究演说会”。50演说会成立后,除自身聚会研讨之外,还集体参加和组织各种演说活动。如北京著名茶馆昇平楼的主人穆子光约请各报社同人分日演说;阅讲报社“诸位君子,热心公益,一切无不乐从,公同约定,各人认定日期,轮流演说,并研究演说的宗旨,必以忠爱为第一要义”。51于是昇平楼提供茶水桌凳,各家阅讲报社义务帮忙、值日演说,之后半亩园轮流义务演说也是仿照此番做法。研究演说会的设立促成了各家阅报社的合作和互动,从组织上推动北京阅报社的发展。

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京师阅报社在短短的一两年内得到了飞快发展。启蒙志士的喜悦溢于言表:“好了,北京城的风气,可真算是开了。各处立的阅报处、讲报所,东西南北城,到处都是。实在是前些年梦想不到的事,叫人佩服得五体投地。”52“由去年到今年,一年多的工夫,北京城内外,设立的讲报阅报处,不下三四十处。”53这种成功来得如此容易,甚至让人会感到一丝惊讶和不可置信。春治先称:“回想上年春景天,北京城诸位热心人,都是不约而同的打算立阅报社,又有要立讲报所的。诸位志士,虽有热心,又恐怕地面上不准,游移不定,谁也不敢先出头。惟有西城阅报社诸位,领一个头儿,首创西城阅报社。随后就是卜先生,创立讲报所。创始的人,当初办事的艰难,可想而知。自从有了这两处领袖,真是一指不动百指不摇,诸位热心君子陆续的纷纷立讲报所阅报处,至今算起来,已有二十多处了。半年有余,开通过来的人,真也不在少处。”54在日新阅报社期年纪念演说中,演讲者也提到:“去年的今天,本社开办。在那时候,没想到准能立成。阅报处本是一个新花样。庚子以前,谁也没听见说过。如今风气初开,东北城的人,多半还是很顽固,猛孤丁立了阅报社,心里猜着,必定要生许多阻力,恐怕对付不好,碰巧了就许散哄。真没想到,不但阅报处立成,还添设了一个半日学堂。我们日新阅报社,虽不敢自夸有成功,同人的血心,总算没白费。……京城内外,阅报演讲所,已立了二三十处。社会的风气,一天比一天开通。同胞的程度,一天比一天进步。真是可喜,真是可喜。”55以上叙述可以看出创始者们最初亦未料到阅报社的发展如此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北京阅报社的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组织结构最为丰富。北京的阅报社与其他地区阅报社同处于“开民智”的大潮中,之所以能一枝独秀,固然有偍倡者的贡献,也需考虑到北京特有的地域和族群文化。

三、 旗人与京师阅报社

京师阅报社的发展首先有赖于北京白话报的发达。晚清白话报起自南方,但以1904年《京话日报》创刊以及随之引发的北京白话报创办潮流为标志,国内白话报的发展重心由南至北,“清末十余年间,白话报刊的数量在270种以上,仅北京就达84种之多,而上海仅有24种”。56北京成为全国白话报创办种类最多、读者群最为广泛的城市。清末北京的《京话日报》(1904年彭翼仲创办)、《正宗爱国报》(1906年丁宝臣创办)、《北京新报》(1908年杨曼青创办)等白话报鼎盛期的发行量均在万份以上,而同期北京文言报销量过千份者都极少。57北京一地成功的白话报事业为阅讲报社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弹药”——可阅、可讲的“报”。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三家代表报刊,创办人分别是祖籍苏州的彭翼仲、回民丁宝臣和旗人杨曼青,这显示出“京师”的特殊意义。作为清帝国的中心,它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同样是“五方杂处”的多民族交融汇聚中心。与白话报相似,阅报社的创办人、支持者具有同样的族群特征:满与汉的合作。

京师近百家阅报社的创办者中,宝梦伯、长林、恩祝川、春秀、恒十丰、维藻轩、文时泉、俊子良、春治先、乐绶卿、景绍先、崇秋圃、荫向臣、恩向臣、祥如升、志敬之、松友梅、贵福、广梦九、文彝之、恩荫、继昌、多祝三、文竹坪、勋荩臣、祥瑞卿、保泰、吉陞、乐斌、锡琛、荫佑、善懋、荫锡有、善冬华、荣润贤、恒寿芝等数十位均为旗人。如果说北京最早的阅报社、讲报社的发起者都是汉人,那么在阅报社的发展过程中,旗人的作用日渐体现。并且,京师旗人将开办阅报社与本旗现状连接起来,通过兴办阅报社促进旗内风气的开通。

启蒙志士创办阅报社时,实际考虑的第一个问题是阅报社的择址。阅报处最好也要如商铺一般,开在热闹地段,以期招徕读者,实现启蒙的目标。当时报上就直言:“不过在僻静地方,总不大见效,必须拣热闹街道,才有益处。有人采定护国寺街,设立阅报所一处,逢七八庙会的日子,逛庙的人,随意进去都可歇歇腿儿,顺便就把报看了,比别处开设的,更觉得合式。”58上文曾开列光绪三十一、三十二年间北京70家阅讲报社,这些阅报社基本集中于北京内城和外城:“算起内外城地面,哪条大街上,都有讲报阅报处。”59

城外四家比较有代表性的阅报社,分别是广梦九创办的健锐营讲报处、荫锡有和善冬华于门头村健锐营内创办的同德阅报社、荣润贤和恒寿芝于健锐营四王府创立的讲报社以及门头村的香山阅报社。这四家不在城内的阅报处,全部位于健锐营,其创办者都是健锐营旗人。健锐营建于乾隆十三年(1748),系“京西三大营”之一,“光绪年间尚有官兵4136人,连同家眷全员1.5万人左 右”60,庚 子之时,健锐营曾参与北京守城战役,伤亡惨重。在以上四家大的阅报社之外,还有个人的阅报点,如“京西健锐营旗丁荣某,一人独居,家无妻子,明白阅报讲报的益处,就在家里立了一所阅报处,请本营的人来看,去看的人,实在不 少”。61健锐营官兵和家眷皆为旗人。从 远在城外、香山脚下健锐营的阅报风气可以看出,北京的白话报真正走进了清末普通旗人的日常生活。

城内60余家阅报社中,半数以上位于北京内城。与其他城市相比,清代的北京在空间结构上具有明显的特异性,呈现以皇城为中心的军事化、圈层状的隔离形态。旗民分住,旗人居于内城,民人居于外城。内城之中,八旗各依方位分处四方,拱卫皇城。北京的旗民分住格局并非自发形成的民族聚居样态,但二百余年间世代繁衍,既造就了北京内城和外城不同的生活样态,同时也促进了内外城、满与汉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清前中期旗民之间、八旗内部之间界限明晰,清季末叶这些界限普遍松动。62但通过白话报上旗人的言论,可以发现在清末旗人关于北京的地域想象中这一界限仍然有效。63

春治先宣传贴报时曾言:“北京城里属我们西北角上的人傻,风气最难开。我打算跟着人家学,也要专贴这中国的《京话日报》。”64在倡立阅报处的过程之中,也大量出现了类似语调。阅报讲报社的设立成为衡量地区风气的标杆,其创立与否成了风气开通或闭塞的象征:“正黄旗的地面,本来就不富足。……请看西南城、东北城、阅报处、字母学堂,立了也有好几处。惟有我们西北城,只出了一位贴报的春治先。”65居住在西城的宗室凤平则言:“西城亦跟东城一般大,无论什么事,总是东城的人心齐,第一个阅报处,也不是我们西城本地人办的。说到讲报,更是没人敢出头,你说可耻不可耻。”66前一则材料重在论述散学馆,后一篇演说强调讲报处,当中虽含有为了激励本地民气而故意自贬的成分,但其中的事实陈述还是可以揭示出北京开民智潮流当中的一丝隐情——北京第一家阅报社系湖南人创办,而他不是宗室凤平眼中的“西城本地人”;刘廷茂感慨西北城风气开化之慢,而开化慢的西北城是正黄旗的地面。在层层包裹的叙述之下,隐藏着“本地/外地”“旗/民”的潜在分野——位于北京不同方位的阅报讲报社,显示出不同的族群特征,在这里空间和族群形成了同构关系。再联系首节“贴报”中的相关论述,可推论在京师旗人的言论中,北京城的不同地界也指向了这一地界上所居住的八旗。

这些位于内城,尤其是由旗人创办的阅报社,其来往人流中很大一部分是居住在附近的旗人。比如由旗人宝梦伯、恩祝川等创办的日新阅报处是清末知名的阅报社,平常不仅有大量旗人读者,有一次居然还来了一位旗人雅贼。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二十日,有一旗丁前来日新阅报处看报,可转眼之间,揣着两份报跑了。67在这里,创办阅报社的旗人、阅报的旗人以及阅报社外街面上的旗人巡警,共同构成了内城安定门附近一个微小的旗人阅报共同体。

同外地阅报社一样,北京阅报社选址时也会大量利用原有的寺庙和茶馆。中外、日新、克明、乐群、西北城、海淀、通志、强心等阅报社都设于寺庙。寺庙之外,启蒙志士利用的另一个传统空间是茶馆。最早的会友讲报处就系改造茶馆而成,活动频繁而丰富的讲报说书处最初也开设在果子巷的雨来散茶馆内,回民刘域真在自己的茶馆内请人讲报,通俗半日讲报社在李铁拐斜街路南的宝丰居茶馆每日宣讲《圣谕广训》以及各种报章,至于在茶馆内摆放报章供人阅览,简直成了北京很多茶馆的商业习惯。利用茶馆增设阅报,在国内很多城市都能看到,但以茶馆文化著称的城市则限于北京、成都、苏州等地。如王笛所言,“茶馆里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是一个微观世界,显示了现代城市改良的理论和实践的几乎每一个方面”。68

北京的茶馆文化与京师旗人联系颇为紧密。69“京师茶馆……汉人少涉足,八旗人士,虽官至三、四品,亦厕身其间,并提鸟笼,曳长裾,就广坐,作茗憩,与圉人走卒杂坐谈话,不以为忤也,然亦绝无权要中人之踪迹。”70金受申直言:“大茶馆在清代北京,曾走过红紫大运,八旗二十四固山、内务府三旗、三山两火、仓库两面,按月整包关钱粮,按季整车拉俸米,家有余粮,人无菜色,除去虫鱼狗马、鹰鹘骆驼的玩好以外,不上茶馆上哪里?”71对于不事生产也不能无故离旗的旗人而言,茶馆是他们走出家庭这一私人空间后最方便的选择之一。茶馆不仅是饮茶食饭之所,还是交流信息、观鸟斗虫、听书唱曲的公共空间。“燕京通衢之中,必有茶馆数处。盖旗人晨起盥漱后则饮茶,富贵者则在家中,闲散者多赴茶馆。”72“向来有一种喝茶的人,俗称茶腻子,也有上年纪的,也有中年的,这项人在旗的居多。”73及至清末,旧茶馆开始染上了新式色彩。不少旗人选择在茶馆创办阅报社,或者干脆去茶馆讲报,就是因为在茶馆能碰到的“旗人老乡亲”最多。知名者如宗室勋荩臣每日早晨去西四牌楼福禄轩讲报,福禄轩对面的书茶馆永顺轩也添设讲报。还有一名普通的镶黄旗护军明保,会不避人骂地去广和轩茶馆讲报。74

北京的茶馆之设本就因地制宜:“庚子以前,北京大茶馆林立……崇文门外永顺轩,专卖崇文门税关和花市客商,北新桥天寿轩,专卖镶黄旗满蒙汉三固山顾客。灯市口广泰轩专卖正蓝,正白,镶白九固山顾客。阜成门大街天禄轩专卖右翼各旗顾客。”75在这一充满细节的记述中,内城茶馆的主体服务对象是旗人,而且不同方位的茶馆服务于各自地界的八旗组织成员。这与内城阅报社创建时所暗含的“空间”因素正相吻合。其中专门服务于镶黄旗满蒙汉三固山顾客的北新桥天寿轩,正是清末报刊上实时记录的例证,“北新桥西天寿轩茶社铺长王君,购报数份,任人观览”。76北京的老茶馆与阅报的新风气在这里奇妙地相遇。

讲报社兴起后面临的诸问题中,最棘手的是讲报人的延请。第一家讲报处的设立者卜广海,专门在《京话日报》上刊登广告,延请讲报人,并许以“每月送银三两,供给两餐”的条件。77外城巡警西分厅也曾专门考试演说员。78但讲员念白字或者和听众起冲突的事情,仍然不可避免。朱景龢兴起创办讲报处的念头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招请讲报人。但好的讲员甚为难求,各阅报讲报社时常陷入讲员缺乏的困境:“有个姓李的,在东安市场,开设茶馆,自己得了报纸的益处,还要用报纸去劝人。茶馆里定准章程,半日说书,半日讲报,苦于讲员太少,只有李星五一人。报社同志,有工夫请去帮帮忙罢。”79所以对讲员进行规劝、教导,成为白话报有关阅报讲报社的报道重点之一。高子江曾言:“宣讲的人责任很不小,也担着教育的责任呢。不认识字的老哥们,可就全仗着诸位讲报了。……诸位宣讲的时候,必须要认定了宗旨,我讲的虽是报,报上没说到的,也可以说说,但不可粗脖子红脸,遇着谁就骂谁,必定招怨。总要平心静气,想法子要人明白,那可就真算是爱群的君子了。”否则“所说的理固然是奥妙无穷,可惜听的主儿不懂,那也是白费舌。应当就着人家所知道的,细细的批解,再把那些个新理想法往人家脑子里装,不妨加点皮料笑话儿,叫人醒了脾,自然就能引开心窍了”。80

同时,各界同人也积极筹建演说研究会等团体,以便各阅报讲报社之成员可相互切磋、培养讲员、提高演说技艺。报纸的苦劝和兴建团体的迫切愿望,显示讲员始终是讲报社发展的症结所在,阅报讲报社急切需要补充大量富有启蒙知识、而又具演说技巧的演讲者。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彭翼仲的感慨就别有意味:“有众位这们一提倡,跟着出来照办的,接二连三的不断。北京东南西北各城,已经立了十来处。因此之上,京城各阅报处,可就都要添上讲报了。内中有几位宗室老爷,讲起报来,更格外的热心。”81

从彭翼仲的描述可以推断,正是在讲报人这一关键性难题上,旗人贡献良多。以宗室之身份,去小小讲报处讲报,体现出旗人参与启蒙运动的极大热情。虽不能确认这几位宗室旗人的确切身份,但目前可知的旗人讲报人数量不少。比如曾被时人以为“北方小说之能手”的旗人作家蔡友梅,在清末就曾参与讲报,“十六年前,记者甫一登台宣讲,最爱破迷信”。82相声曲艺大师张寿臣早年曾每日去宣武门外越中先贤祠内的宣讲所,听蔡友梅宣讲《京华故事》,并深受启发。83虽然张寿臣听蔡友梅宣讲已在辛亥之后,但蔡友梅自述的“十六年前、甫一登台”的时间正是清末,其时蔡友梅正是讲报社进化社的重要成员。又如在福禄轩讲报的爱新觉罗氏旗人勋荩臣,曾任《京都日报》主笔,《群强报》《北京新报》编辑等。民国后以“尹箴明”“湛引铭”等笔名发表的白话《聊斋》盛行一时。勋荩臣系知名票友,极善讲报,吸引到很大一批专门听众。另如春治先、文啙窳等旗人都曾去阅报社讲报或演讲会上宣讲。胡适曾言,“旗人最会说话”84,善于说话的旗人,成为阅报讲报社天然的讲员。旗人热衷泡茶馆的生活方式,又为阅报讲报社提供了不少启蒙的对象。由此,新式的阅报讲报事业自然地贴合在北京旧有的风气和习俗之中。

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北京各阅报讲报社本拟聚会追悼潘英伯等人,但被西局委员所扰。85事后,日新报社(由宝梦伯等旗人创办)就此事前去定王府面见毓朗。毓朗时任巡警部侍郎,对此专门言道:“追悼一节,我亦很以为然,奉劝大家不必轻信谣言,各报社内,宗室旗人居多,万无排满之理,委员顽固不化,无须同他计较。”86这则材料很有意味,一可见既为新政之产物又系国家暴力机关之巡警,和阅报讲报社之间的矛盾和缝隙;二可见北京当局对于聚会结党实有风声鹤唳之感;最重要的是,这则材料再一次证实京师各家阅报讲报社中的主要活动分子正是包含宗室在内的旗人。

北京城贴报、阅报社、讲报处等事业,几乎同时启动,而且互相交织。光绪三十一年二月间,出现热心贴报的志士,至迟在同年三月十四日前第一家阅报社西城阅报社创立,四月卜广海创办北京第一家讲报处。这种不约而同或非偶然。也许更可解释为北京中下层社会被庚子事变激发出的救亡热情,借助朝堂之上的新政推行以及民间白话报的宣传鼓动,终于寻到适当的途径释放。自从贴报、阅报社和讲报处纷纷设立,北京城的风气为之一转,“阅报社、讲报所实为改良风俗、唤醒国民之利器。自西城阅报社、东城讲报所一一创立,京畿内外,群然继起,文明猛进,为北方近年未有之光彩,诚堪欣慰”。87“报”这一纸上公共空间自如地延伸和进入到北京实体的物质空间,走向街头、照相馆、寺庙、茶馆,进入旗民的日常生活。在北京共同生活居住二百余年后,北京的满人和汉人既归属于不同的族群,又共享着对于“北京”这座城市的认同,从而共同支持了京师阅报社的事业。

结语

庚申之变,英法联军入京,咸丰帝避走热河,圆明园延烧累日。国都失守对官绅士子的思想冲击巨大,“在这种沉重的逼迫之下,以自强回应西人才可能成为中国士大夫的群体意识和自觉意识。而随之开始的效西法的历史过程,则在比较完整的意义上开始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88四十年后,义和团和八国联军接连入京,慈禧太后、光绪帝仓皇出逃。事变之中,因拳民纵火,前门大栅栏失火,京师繁华“一旦而尽”,正阳门城门箭楼半毁。后联军入京,正阳门城楼于八月三日夜焚烧罄尽。89从英法联军到八国联军,从庚申之变到庚子之变,国人所受之冲击更甚于前。与庚申之变影响主要集中于士宦阶层不同,庚子之变不仅深刻影响了朝堂之上的权势斗争、政局走向,也极大地冲击了北方地区中下层的社会心理。清末北京的下层启蒙运动正是激于庚子事变产生的。

清末下层社会启蒙运动中,北京底层大众试图以不同于“义和团”(甚至持相反的理念)的方式参与社会议题。这一运动虽为时短暂,却真正地走进了底层大众:在阅报社听过、看过白话报甚至往白话报上投稿的有车夫、看门人、茶馆里的说书人、济良所的妓女。“民”作为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力量,在不同的叙述范式中常被多样化地定义为团匪、暴民、群氓、狂热分子。但被不断定义的底层民众却鲜少有机会自我表达,清末北京下层启蒙运动难得地保留了底层民众的声音。将之与义和团前后合观,能够更完整地展现清末之际底层民众的政治诉求和情感。

这一运动以“下层社会”为标举,倡导“眼光向下”,但实际的发起人多出于社会的中间阶层,如本文所提及的阅报社相关人物中彭翼仲、刘瀛东等汉人均是官宦子弟,而继极、春治先、啙窳等多出于宗室。这一名为“下层社会”的启蒙运动事实上乃是北京地方中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政治合作和靠拢。陈旭麓指出,“‘中等社会’一词,于古无征”90。桑兵观察到,经过拒俄运动与抵制美货运动,“趋新阶层与下层民众各行其是到若即若离,然后进入分工合作的崭新阶段”。91两次运动都起自南方,尤以上海、广东等地为中心。由此,在其论述中,“中等社会”这一概念虽然指向全国,但在实际的例证中以南方为重。如果将这些运动进行地域化的梳理,会发现影响全国的抵制美货运动在北上后,被清末北京“开民智”运动的领导者纳入本地下层启蒙运动中,构成某种合流。“单拿抵制美约说罢。南省一呼,北省响应,有了这点爱群的心,团体可就结起来了。”92“南省人这样起大誓,北省人还抽孔雀丁字烟,不害羞。”93抵制美货运动与清末北京下层启蒙运动,其发展重心一南一北,却不约而同在1905年出现高潮。这种南北并行的运动,更充分地展示出全国范围内“中等社会”的崛起与自觉。与南方相比,北京地区的宣传和动员更深入到社会底层。

从“京师”这一特殊的“地方”的角度,可以发现北京阅报社的发展背后隐藏着贯穿有清一代的满汉族群关系,而就国家和社会的视野来看,阅报社及它所从属的清末北京下层启蒙运动,又鲜明地体现出庚子事变之后中等社会和下等社会的合作。清末京师阅报社所隐含的满汉关系,指向的是中国最后一个传统王朝的权势格局和政治遗产;它所体现的中下等社会的联合,则显示出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的分解与新型社会力量的重组。作为近代的新兴事物,阅报社在历史中出现的方式细碎、零散而微小,但通过这些残存碎片的打捞与拼贴,结合白话报、学堂、戏曲改良等诸种启蒙实践,可以重构清末北京较为完整的启蒙者群体活动图像。近距离地观察过这一风暴的人都能感受到这些碎片所传达出的整体气息,如李孝悌所言,“我确定这些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关联的报导,其实共同反映出一个新的时代动向”。94

注释

1关于清末街头贴报、阅报社、讲报社等启蒙实践,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具有理论开拓意义。李著提出清末下层社会启蒙运动的概念,并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对贴报、阅报社、讲报社等活动予以系统梳理和阐释。李斯颐《清末10年阅报讲报活动评析》(《新闻与传播研究》1990年第2期)和《清季末叶的阅报讲报活动》(《文史知识》2002年第7期)等文也对清末全国阅报社的总体发展进行了深入考察。闵杰整理了40余家北京阅报社的名录,成为学界研究北京阅报社时利用的基础史料。参见刘志琴主编、闵杰著《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2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00—405页。关于清末北京阅报社的研究还可参见袁熹《清末民初北京的讲演所》,《北京档案史料》2001年第3期;李润波《北京白话报与阅报社》,《新闻春秋》第9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1—99页;卢欣《清末北京的阅报活动(1904—1911)》,《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2010年第1期。

2李斯颐:《清季末叶的阅报讲报活动》,《文史知识》2002年第7期。

3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第249页。

4梁焕鼐、梁焕鼎编:《梁巨川先生济年谱》,黄曙辉编校:《梁巨川遗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页。

5彭诒孙:《山西白话演说报的祝词》,《京话日报》,1905年7月23日,第1版。

6《要教多数人开通》,《京话日报》,1905年6月16日,第1版。

7梁焕鼐、梁焕鼎编:《梁巨川先生济年谱》,黄曙辉编校:《梁巨川遗书》,第31页。

8关于《京话日报》报章性质、创刊过程等的详细考察,参见王鸿莉《〈京话日报〉的甲辰(1904)之困》,《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9《附件》,《京话日报》,1905年5月18日,第3版。

10继立堂:《与众不同》,《京话日报》,1905年4月20日,第1版。清代凡宗室皆系黄带,故民间俗称宗室为黄带子。

11刘瀛东是推动清末北京街头贴报的重要人物,但从无此人详细信息。据《京话日报》等相关报道,刘田海字瀛东,广东番禺人,曾任湘学堂英文教习。经考证,笔者疑其为中国早期驻外使节刘锡鸿之子。

12服部宇之吉编,张宗平、吕永和译:《清末北京志资料》,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版,第192页。

13彭望苏:《北京报界先声:20世纪之初的彭翼仲与〈京话日报〉》,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30页。

14详见王灿炽《北京安徽会馆志稿》,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版;贾珺、刘畅《北京安徽会馆研究》,《中国建筑史论汇刊》2014年第1期。

15《本报十年小影》,《京话日报》,1914年6月26日,第1版。

16《来函》和《复函》均见《京话日报》,1905年5月8日,第3版。

17《来函》,《京话日报》,1905年5月14日,第3版。

18啙窳:《旗人劝旗人》,《京话日报》,1905年2月27日,第1版。

19伊树轩启示:“我住在贡院东门,打算每日贴一张。恐怕独立难成,我又约了五位朋友,共捐报费。”参见伊树轩《哟,我也入了迷了吗》,《京话日报》,1905年7月4日,第1版。

20《四远贴报》,《京话日报》,1905年5月22日,第3版。

21《贴报的功劳》,《京话日报》,1906年2月10日,第3版。

22《要教多数人开通》,《京话日报》,1905年6月16日,第1版。

23《刘冯二君热心》,《大同白话报》,1908年11月11日,“本京新闻”,第3—4版。

24《热心贴报》,《京都日报》第199号,1908年10月,第4版。四种报刊全称为《进化报》《爱国白话报》《京话实报》《京都日报》。

25李斯颐:《清末10年阅报讲报活动评析》,《新闻与传播研究》1990年第2期。

26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第50页。

27阅报社最初由民间自发兴办,相关档案记录较为缺乏。当其发展成为公立劝学所的固定组织内容后,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对民间阅报社进行监督管理,相关档案始有阅报社内容。本文尤其侧重考辨民间自发兴办的阅报社,笔者曾比较《京话日报》与《大公报》《东方杂志》等报刊的相关记录,前者关于阅报社的报道数量最多,内容最为细致。因此本文以《京话日报》为主干,参校其他报刊史料和档案材料。

28朝阳阅报社见《纪阅报社》(《大公报》,1907年3月4日,第3版)。安定阅报社、大观阅报社见《组织阅报社》(《大公报》,1907年9月7日,第4版)。乐绶卿所办宣讲所见《北京女报》第558号,中缝广告,1907年3月23日。善诱学堂阅报社见《善诱半日学堂附设阅报社广告》,《北京女报》第719号,1907年8月25日。外城公立第一宣讲阅报所见京师督学局告示《为魏允文等公立宣讲所出示晓谕事,丁字第96号》(北京市档案馆藏,J004/001/00001)。此外,闵杰据《大公报》1906年11月3日《设宣讲所》报道,将同德阅报社创办日期定为1906年10月。据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京西宣讲所来函》,“敝所自光绪三十一年始创为同德阅报社,后因捐款无几,势难久持,故经理人荫佑、善懋等”。可知荫锡有、善冬华即荫佑和善懋,二人首先于1905年创办健锐营同德阅报社,1906年又于同德阅报社原址设立京西讲演所,聘请两位旗人工部节慎库库使来顺,正蓝旗前锋胜启为宣讲人。(北京市档案馆藏,J004/001/00001)

29《茶馆开通》,《大同白话报》第90号,1908年11月5日,第3版。《刘冯二君热心》,《大同白话报》第96号,1908年11月11日,第3—4版。

30《卖玉器带讲报》,《京话日报》,1905年8月16日,第3版。

31《报界发达》,《大公报》,1905年12月31日,第4版。

32《京师阅报社调查表》,《大公报》,1906年6月27日,第5—6版,“专件”。

33彭诒孙:《山西白话演说报的祝词》,《京话日报》,1905年7月23日,第1版。

34朱景龢:《要叫不识字的朋友明白》,《京话日报》,1905年5月13日,第1版。

35《来函》,《京话日报》,1905年5月16日,第3版。

36《本报十年小影》,《京话日报》,1914年6月26日,第1版。

37《北城日新阅报社》(中缝广告),《京话日报》,1905年8月2日。

38《中缝广告》,《京话日报》,1905年9月5日。

39《叔侄文明》,《京话日报》,1905年8月20日,第3版。

40《健锐营设立讲报处》,《京话日报》,1905年9月30日,第6版。

41《中缝广告》,《京话日报》,1905年8月10日。

42《讲报说书处搬家》(中缝广告),《京话日报》,1905年8月20日。

43《讲报说书处搬家》,《京话日报》,1905年9月28日,广告页。

44《识字义塾的功效》,《京话日报》,1905年11月2日,第3版。

45《办实在事》,《京话日报》,1905年11月6日,第3版。

46详见刘志琴主编、闵杰著《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2卷,第513页。

47有关此次团拜茶会的报道,详见春治先《误解流言》,《京话日报》,1906年2月4日,第1版。《北京各阅报讲报社同志鉴》(中缝广告),《京话日报》,1906年2月23日。《真会造谣言》,《京话日报》,1906年2月26日,第3版。

48高云湘:《来函》,《京话日报》,1906年6月10日,第5版。

49《日新阅报社期年纪念演说》,《京话日报》,1906年7月5日,第1版。

50《研究演说会章程》,《中华报》第561号,1906年7月12日,第11—12版。章程附禁例十条,显示出北京演说会和阅报社讲报的限制:“(一)不得谈革命;(二)不得讽刺朝政;(三)不得排击宗教;(四)不得囿于迷信;(五)除去彼此界限;(六)不得语近谣惑;(七)不得谈论闺阃;(八)不得转文;(九)不得言语过激;(十)不得语近攻讦。”

51《热心公益》,《京话日报》,1906年7月12日,第3版。

52高子江:《奉劝诸位讲报的先生》,《京话日报》,1905年12月29日,第1版。

53代萧益三演稿:《奉劝崇文门外的财主办公益事》,《京话日报》,1906年7月30日,第1版。

54春治先:《误解流言》,《京话日报》,1906年2月4日,第1版。

55《日新阅报社期年纪念演说》,《京话日报》,1906年7月5日,第1版。

56胡全章:《被遮蔽的风景:清末民初北京白话报刊演说文》,《中国图书评论》2011年第8期。

57参见胡全章《清末民初白话报刊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

58《护国寺也要开阅报处》,《京话日报》,1905年7月4日,第2版。

59代萧益三演稿:《奉劝崇文门外的财主办公益事》,《京话日报》,1906年7月30日,第1版。

60柳茂坤、白鹤群等著:《京旗外三营》,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61《旗丁开化》,《京话日报》,1905年10月19日,第6版。

62有关清末民初京师旗民分住格局,《清末北京志》曾记录:“自清入关以来,已有二百六十载,旗的人口繁衍及人世之荣枯盛衰,给墨守此制带来诸多不便,今天八旗分布制度依然如故,但旗人的住址已经十分杂乱。”(服部宇之吉等著,张宗平、吕永和译:《清末北京志资料》,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版,第16页。)而甘博则观察到,民国期间内城“中心一区和中心二区……居住在这里的绝大部分是满族人。……在内城右翼三区,满族人也占了总人口的绝大部分”(西德尼·D.甘博著,邢文军等译:《北京的社会调查》上册,中国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292页)。刘小萌据档案文献指出,清末内城旗界已逐渐消融:“光绪初年,内城汉民不过3万余人,到清季的宣统年间,内城汉民已增至约21万。……随着内城旗界的消融,在同一地域内形成了各旗、各佐领人、乃至旗人与民人的交错杂居。”(刘小萌:《清代北京内城居民的分布格局与变迁》,《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定宜庄据口述等调研发现:“尽管在清中叶以后,八旗禁旅的军事职能逐渐减弱,旗与旗之间的变动也逐渐增多,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对京城实行大规模改建之前,却仍然依稀可辨。”(定宜庄:《北京口述历史·序》,《胡同里的姑奶奶》,北京出版社2017年版,第1页。)这些略显矛盾的观察正体现出清末民初旗人问题的复杂性。笔者认为,较之清前中期,清末旗民分住格局显然大为松动;主要体现在大量民人涌入内城生活,亦有不少旗人因生计问题迁出内城。但同时,从清末到民国期间,许多旗人(绝对数量并不少)保持着按旗划界的方式,居于北京内城,他们的交往圈和婚姻圈仍然局限于八旗之内。因此,从旗民整体的角度,八旗界限松弛,但从旗人内部尤其是个体的角度,相当数量的旗人一直居住于自己隶属的旗地之内。

63这里强调的旗人有关北京的“地域想象”,并不等同于清末北京实际的人口居住情况。王均认为:“从清末民初的十余年间的人口状况来看,北京内城人口基本是40余万人,内外城人口基本是由60余万人向70余万人发展。”(《1908年北京内外城的人口与统计》,《历史档案》1997年第3期。)韩光辉认为:“宣统年间(1909—1911年),京师八旗总人口,包括城四郊旗人共计437862人。”(《清代北京八旗人口的演变》,《人口与经济》1987年第2期。)新政期间,1906—1908年北京巡警厅曾进行京师人口统计。据1908年统计表,北京内城旗民人口数量几乎各占一半,旗人人口略多。北京内外城旗民分住界限似消融,大量民人在内城定居生活。但清末北京地方文献也显示,清末旗民分住的界限并非可有可无,如本文涉及的汉人以及汉人创办的报馆均居住或位于外城,集中于宣南地区。

64春治先:《来函》,《京话日报》,1905年5月14日,第3版。

65刘廷茂:《散学馆大改良》,《京话日报》,1905年7月13日,第1版。

66宗室凤平:《劝立讲报处》,《京话日报》,1905年6月2日,第2版。

67《出了偷报的雅贼》,《京话日报》,1905年8月25日,第3版。

68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422—423页。

69刘佳崇璋在《北京各行祖师调查记略》一书中曾略述京师茶馆之源流:南省之“茶楼”,在北京则呼之曰“茶馆”。是书专门提出北京清代最为流行的大茶馆与八旗的渊源。(刘佳崇璋:《北京各行祖师调查记略》,首都图书馆藏。)老舍指出:“茶馆是三教九流会面之处,可以容纳各色人物。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这出戏虽只有三幕,可是写了50来年的变迁。”(老舍《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剧本》1958年第5期)凌静注意到,“茶馆不仅是饮茶食饭之所,还是交流信息、观鸟斗虫、听书唱曲的综合空间”(凌静:《京旗社会背景下的清末茶馆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3年,第54—67页。)。茶馆这一小空间对于北京这一大城市空间而言,成为具有高度浓缩意义的象征。

70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13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6318页。

71金受申:《老北京的生活》,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158—160页。

72陈庆桂:《谏书稀庵笔记》,小说丛报社1922年版,第134页。

73下等社会人:《造谣言的总机关》,《京话日报》,1906年4月27日,第1版。

74《护军出了明白人》,《京话日报》,1905年9月19日,第3版。

75金受申:《老北京的生活》,第158—160页。

76《报界发达》,《大公报》,“时事”,1905年12月31日,第4版。

77《延请讲报人》(中缝广告),《京话日报》,1905年9月14日。

78《外城巡警西分厅示》,《京话日报》,1906年7月20日,第6版。

79《市场又立讲报处》,《京话日报》,1906年8月12日,第4版。

80高子江:《奉劝诸位讲报的先生》,《京话日报》,1905年12月29日,第1版。

81彭诒孙:《山西白话演说报的祝词》,《京话日报》,1905年7月23日,第1版。。

82蔡友梅:《库缎眼》,于润琦主编:《清末民初小说书系·警世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518页。

83陈笑暇等:《相声泰斗张寿臣先生活动记事》,《天津演唱》1983年第3期。

84胡适:《胡适全集》第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42页。

85《真会造谣言》,《京话日报》,1906年2月26日,第3版。

86《毓将军不信谣言》,《京话日报》,1906年3月1日,第3版。

87《要紧告白》,《京话日报》,1905年9月15日。

88杨国强:《论“庚申之变”》,《史林》2007年第3期。

89郭道平:《庚子事变的书写与记忆》,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中文系,2011年,第189—207页。

90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239页。

91桑兵:《拒俄运动与中等社会的自觉》,《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

92《从来没有得痛快事》,《京话日报》,1905年7月7日,第1版。

93《立誓不用美约》,《京话日报》,1905年7月23日,第2版。

94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自序”,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