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鸿莉:清末京师阅报社考察——基于空间和族群的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2 次 更新时间:2020-11-28 10:3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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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鸿莉  

   摘    要:

   街头贴报、阅报社和讲报社是清末北京中下层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905年至1906年间,北京出现了创办阅报社的高潮,推动白话报和白话文走向街头、茶馆和寺庙,进入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作为一种新式公共文化载体,阅报社的选址附着在北京原有的城市体系之中,折射出清代北京特有的族群空间结构。阅报社既是北京中下层社会超越固有界域的联合,也体现了四民社会松动后新型社会力量的重组尝试。众多贴报人和讲报人的发言,尤其反映了满汉族群对启蒙事业的广泛参与和旗民之间的通力合作。

   关键词:贴报; 讲报; 阅报社; 京师; 旗人;

  

   阅报社是清末下层社会启蒙运动的基本形式之一,最初零散兴起于国内各地,1905—1906年左右在北京大量创办。民间自发兴办的阅报社因其简便易行,在推广新知、启发民智方面效果良好,故清政府将其纳入官方举办的新政事业中。阅报社逐渐成为政府和民间普遍认可和接受的启蒙载体。

   阅报社宗旨首要在于启蒙大众,因此提供的报纸和宣讲的内容倾向简易,并不侧重于精深的理论研讨。学界关于阅报社的研究大多着眼于阅报社阅什么报,宣讲什么“内容”以及阅报社所具有的“开民智”意义1,这些问题无疑十分重要,但若仅从“内容”的角度考察阅报社,则显然有所局限。

   作为一种启蒙方式,阅报社的特别之处还在于其组织形式的意义。李斯颐提出阅报社的深层意义在于:“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报刊与大量普通群众结合在一起,在纵向上一直触及到文盲这一最低层次。”2李孝悌曾对清末下层社会启蒙运动进行过全景式考察,一一考辨白话报刊、阅报社、宣讲(讲报、演说)、戏曲等启蒙形式。他对这一运动进行理论总结时,不仅表彰其“开民智”意义,而且进一步将此运动与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工农运动联系在一起。全书最后一段写道:“中国共产党的信念当然与二十世纪初的启蒙者有着各种深刻的差异,但他们走向人民做宣导、教育工作的基本假设和方式,却和世纪初的启蒙者没有什么差别。……在形式上共产党采用的各种方式和二十世纪初的启蒙者没有什么差异,甚至更为民间化,在技巧上也更趋完善。”3李孝悌的总结与阐释正显示出清末下层社会启蒙运动在组织形式方面所具有的重要实验意义。

   基于上述思考,本文在继续解读阅报社提供的“内容”的同时,还将进一步考察阅报社本身的“形式”。这种解读和考察不以阅报社所提供的报刊或宣讲内容为重心,而是侧重于组织管理层面,更注重考辨阅报社创办人、宣讲人的身份,阅报社的选址、空间性质,阅报社之间的联结和互动等问题。在已有的“开民智”意义叙述模式之外,本文主要从“空间”和“族群”等角度考察京师阅报社的发展:第一,阅报社这一具体而微的小空间如何镶嵌于北京这一城市大空间?第二,作为一种民间自发组织,京师阅报社最初是被谁、以什么样的方式号召和组织起来的?通过对时间、地点、人物完整链条的解读,展现清末新政时期北京中下层社会的启蒙和日常。

  

   一、 沿街贴报

   阅报社兴起之前,北京城首先出现了自发的街头贴报行为。这些街头的贴报启蒙者与日后阅报社的创办者多有重合,不少阅报社的创办人都是从贴报开始其启蒙事业。贴报近乎阅报社的“前身”,具有先期实验的性质。贴报一事,因其简便,出现最早,对于报纸的宣传和普及功效甚大:“始都中无肯阅报者,由热心人士一二辈多方倡导,张报纸于牌,植立通衢供众阅览。”4

   光绪三十一年(1905)新春刚过,北京的大街上开始出现自发的贴报事业。当时的北京街道多风多尘,但贴报的不少,看报的更多,撕报的也有,构成了清末北京街面上的特殊景观:“自从三十一年二月起,一时出了几位热心人。一位松俊三,一位文哲臣,一位刘瀛东。第一处在京城界上贴报的,就是松俊三跟文哲臣。随后刘瀛东、马稚松诸位,约了同志的人,创办阅报处,又制造木牌,沿街贴报。”5“满街上贴报的,从松俊三刘瀛东起首,各处捐贴的,也就越来越多。”6其中,张贴最多的报刊是由彭翼仲创办的《京话日报》。《京话日报》创刊于光绪三十年(1904)七月,是北京第一份白话日报,“都下商家百姓于《京话日报》则尤人手一纸、家有其书,虽妇孺无不知有彭先生。于是声动宫廷,太后遣内侍采购,特嘱进呈”。7《京话日报》及其引领的北京白话报创办热潮,为京师贴报和阅报社、讲报社的发展提供了可贴、可阅、可讲的基本素材。

   街头贴报兴起于光绪三十一年年初,恰好是《京话日报》经营半年在北京渐有声望之 时。《京话日报》第227号报页中缝专门登载《敬谢松俊三先生》的告白,时间为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初二,考虑到广告页的缺失,亦能推论约从二月起,北京城首先出现了松俊三、文哲臣等人自发贴报的行为。8

   最初贴报的松俊三、文哲臣生平事迹不详,他们的名字曾在另外一则消息中被提及:“东城闹市口,一直的到小街子北边,人烟稠密,多贴《京话日报》,才能够供给大家观看。今约会同志,量力捐助,稍尽中国人爱中国人的心。……这报不是洋报,这个报馆是中国人开的。报上的话,若与诸君有碍,可以函商,千万别撕别扯。继立堂 松子□ 荣炽臣 松俊三 荣预华 文哲臣 李道生 英□香 兴寿彭 荣馥亭同启。”9这是同年四月的一则报道,从中可知,松俊三和文哲臣一直持续推动贴报事业,并且约会同志,结成团体。署名人中除松俊三、文哲臣之外,第一位署名人继立堂最为知名。继立堂,名爱新觉罗·继极,是一位满洲宗室。清末之际不少旗人参与北京民间办报、兴学、抵美约、国民捐等开民智运动,继极是其中的活跃人物之一。他曾以宗室身份在白话报上撰写演说,直言宗室“生戴中国天,死葬中国土”,万不能因为这根黄带子而惹来黄祸。10松俊三、文哲臣之名本就有旗人姓名的色彩,松、文二人二月份贴报,四月份就与继立堂等旗人合作,显示出二人与旗人团体的亲近。

   这则启示的开头标明十位贴报人所负责的区域是“东城闹市口,一直的到小街子北边”,表明贴报的地点位于闹市口附近的北京内城。启示末尾,列了九处贴报的具体位置。对照《乾隆北京城图》等北京城图,可确认沙帽翅胡同、大方家胡同、裱褙胡同、西裱褙胡同、六条胡同、新开路胡同、总部胡同、井儿胡同这八条具体胡同以及无明确地址的“齐化门内三元子处”均属镶白旗驻地。贴报人日常贴报往往都会选择自己生活或工作的周边区域,从镶白旗这一地点证据,辅之以松、文二人的姓名以及与继立堂的交往,可推断出松俊三、文哲臣的旗人身份。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北京最早自发在街头张贴近代报刊的或是两位普通旗人,贴报的地点在内城镶白旗治下,主要读者应为镶白旗下的旗人。

   在松俊三、文哲臣之后,广东人刘瀛东也开始在宣南地区街头贴报,并撰演说《沿街贴报》,鼓励这一风气。11刘瀛东时任湘学堂英文教习,湘学堂是在京湖南官员创办的乡学,位于北京化石桥路北12,他自费订购了30份单面印刷的《京话日报》,沿街张贴,共有“30个贴报点在南城,从贾家胡同中间东墙到后孙公园练勇局对过”,“每天步行两个小时左右,依次张贴《京话日报》,风雨无阻”。13刘瀛东每日贴报的起点贾家胡同是宣南多家会馆的所在地,曾国藩曾在此租住。然后他需向北行进,穿过骡马市大街,沿途张贴。终点后孙公园最初系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孙承泽的私家宅园,同治时期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将领购置部分屋舍营建“安徽会馆”,戊戌变法期间强学会和《万国公报》均创办于此。14这些具体的贴报地点浓缩了清代汉人京官的日常居住生活。刘瀛东贴报的主要服务对象显然是居住于宣南地区的士子、学生和汉人百姓。

   刘瀛东的贴报事业不单是他本人的一片热心,《京话日报》亦有相助之功。刘瀛东负责捐报,彭翼仲则“捐助木牌数十面,插立通衢,张贴报纸,供人观看,从此才开了贴报的风气”。15紧随刘瀛东第248号的演说《沿街贴报》,第249号又登载了讷弇演说《保护贴报》。经《京话日报》的宣传鼓动,贴报这一义举立即获得了热烈的呼应,而这一呼应有明显的北京地域色彩。

   刘瀛东在南城贴报之后,东北城立即有了回应:“现在我们大家,也商量了商量,凑了十分,在我们东北城儿,天天去贴:崇松石捐三分,荣伟卿捐二分,安文光捐一分,忧心人捐一分,熙缉园捐一分,康穀臣捐一分,疯子暂捐一分。安定门二条胡同路北恒宅具。”这些在东北城捐钱贴报的人也难以考证,倒是彭翼仲对这一来函的回复提供了少许信息:“玮臣兄台鉴:今天的来函,我想一定是你办的事,所以要加上这段回话。你们大家贴《京话日报》,为的是众人,我也不能道谢。”16现无法确知玮臣是上述捐报人中的哪一位;但同继立堂一样,玮臣不仅组织贴报,同时也是《京话日报》的演说作者,而且是一位旗人。崇松石、熙缉园等名字也明显有旗人色彩。“东北城”“安定门”则显示贴报主要在镶黄旗地界。这是旗人呼应贴报的另一实例。

   一周之内,北京西北城春治先也准备贴报:“要打算开民智,叫人人明白国家的大局,除了看报,没别的法子。现在南城跟东北城一带,有明白人出钱,捐贴贵报,实在是劝化人的好法子。因此我也生了一点热心。我住在德胜门内,北京城里属我们西北角上的人傻,风气最难开。我打算跟着人家学,也要专贴这中国的《京话日报》。春治先顿首。”17春治先也是旗人,曾为《京话日报》撰演说13篇,日后成为《京话日报》的编辑之一。“西北城”“德胜门”的方位描述指向了正黄旗。在清末“排满”思潮中,北京旗人有时大胆宣言:“风俗人心之坏,就全地球而论,莫胜于中国。就中国而论,莫胜于北京。就北京而论,又莫胜于旗人。”18有时则行事低调,如贴报一事,往往罗列具体地名,而不明言旗籍身份。德胜门、安定门这类地名对于一般读者甚至当时的外地人,并不具有特别意义,只是一个贴报地点而已。但对于北京本地居民,则多能心领神会地点背后的族群意味。

   从闹市口、南城开始,进而东北城,再到西北城,民间贴报遍地开花,得到了北京各处呼应。住在贡院东门的伊树轩也要贴报19,跑生意的赵壁臣还将《京话日报》贴在沿途各处。20大街上各处的报牌,也确能引人注意,颇有功用,将一位来京城王府交租的奉天庄头的朋友都感动了。《京话日报》曾登载:“奉省各庄头向例年前到京,到各府交租。这次有某王府的庄头,跟他的一位朋友同来。朋友姓洪名万全,原是奉天一个财主,到京各处闲游。这天走在后门外,看见木牌上贴的报,向人访问情由,十分乐意,赶忙找到西城阅报处,听了半天的演说,正遇讲说国民捐,心中大为感动,自己立定主意,回去到本地劝捐,说这样的好事,不能专让京城里人作,迟到下月底,必亲自来京交捐。正月初七日,已经坐火车出关。洪万全这一去,不知要引起多少洪万全来,这可是贴报的功劳阿!”21

   面对各处贴报的热情,《京话日报》的创办者彭翼仲不禁感慨:“满街上贴报的,从松俊三刘瀛东起首,各处捐贴的,也就越来越多。直引动了固安县的官绅,和保定涞水等处,都照这样儿办。风气一开,传布得狠快。就是宗室旗人里头,也出了几位明白人。大家都知道白话报的益处了,所以又出了一两种。这真是北京城的大快事。”22诚如彭翼仲所言,贴报等启蒙事业迅速波及、影响到了旗人,“在宗室旗人里头,也出了几位明白人”。不过更为确切的描述是,旗人不只是受此风气之渲染,亦不仅是被动的受影响者;旗人本身就是这项事业的兴起者和参与者。以继立堂、玮臣、春治先等为代表的旗人和以刘瀛东为代表的汉人共同构成了清末北京贴报事业的中坚力量。

街头的贴报和讲报、大众的围观和议论,成为清末北京热闹的街景。这一行为持续甚久,只不过由于北京白话报的封禁和流行等因素,粘贴的具体报纸时有变化:“西砖儿胡同北头,住户刘荣廷君,每日在门口儿,粘贴本报,跟《京都日报》《图画日报》三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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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 2020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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