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淼杰:“改革、开放、创新”三大抓手贯彻落实五中全会精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2 次 更新时间:2020-11-26 23: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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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淼杰  

   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我们必须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格局,协调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也就是说,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当前一项重大任务,也是切实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主要抓手。结合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十四五规划建议内容,笔者以为,可从以下五方面深化改革,形成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内循环。

   1、健全公平竞争制度,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2020年4月份,我国发布《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其中明确指出要对包括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知识、管理等各类生产要素进行市场化配置。事实上,这是中央第一次把数据作为一种基本生产要素明确提出来,也反映了数据作为新时代数字经济的一种基本构成要素,将会对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发挥重要作用。10月份,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中,也明确提出将国务院可以授权的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审批事项委托深圳市政府批准,支持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要求的前提下,推进二三产业混合用地。之所以强调这一点,笔者认为是因为综合考虑到深圳作为全国创新标杆的超大城市,未来对建设用地的需求将大幅提升,为切实提升居民生活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应同步相应提升建设用地的供给。同时,在多个指导文件中,中央都强调要健全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保证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的同时,给民营企业创造一个宜商亲商的环境。

   2、改善营商环境,降低贸易壁垒,尽快形成国内统一的大市场。

   自2013年开始,我国先后在上海等21个省市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一方面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模式欢迎外商对华投资;另一方面大力改善营商环境,改事前审批为事中事后监管报备,积极推行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的各项措施,大力降低了国内地区贸易壁垒。这些自由贸易试验区“放管服”的改革优化了营商环境,随后多层次地推广到全国各地。“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十九届五中全会及十四五规划的建议等多个中央地方文件更是多次强调要贯彻落实。近日,深化“放管服”的改革要求也从实体经济推广到数字经济。日前,国务院更是发文明确多项重点任务,在规范有序的基础上,放宽平台经济市场准入。

   3、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培育内需,拉动消费。

   形成国内统一大市场的目标是为了扩大国内需求。当前,我们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局,国际经贸环境复杂多变,外需波动较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培育内需、拉动消费就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而居民消费的增长需要做到两点保障:

   第一,内需的培育需要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明显提升,正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只有通过减税降费,切实地提升居民的税后可支配收入,如此,即便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没有提升,居民的消费也能得以提升。而减税降费这种积极的财政政策工具会带来更大的财政支出,所以我们应该相应地提高财政赤字率。事实上,国际上多个国家的实践经验都表明,一国的财政赤字率提升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是不会影响经济的正常发展的。

   第二,内需的培育也需要市场主体的健康存在。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只有市场上最重要的主体——企业能在危机中大量存活,居民的就业才能得以保障。只有就业有保障了,居民才有意愿扩大消费。因此,笔者认为,“六稳”的各项内容是层层递进的。“稳预期”是起点,“稳就业”是终极目标,只有稳住了就业,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才能有效提升消费。而事实上,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可以理解为实现“稳就业”的方式和手段。据相关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有90%的市场主体是民营企业,而其中又以中小微企业居多,所以,中小微企业能否在疫情的冲击下存活就非常重要了。简言之,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是保证居民提升消费、拉动内需的有力政策工具组合。

   4、发展“两新一重”,推动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四化融合”。

   202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我们要着重发展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同时,做好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明确提出,十四五期间我们要做好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有机融合。需要强调的是,工业化和城镇化是相互相承、缺一不可的。离开了城镇化的工业化会造成产业“空心化”从而不可持续。同样,离开了工业化的城镇化则因为缺少就业机会容易产业“贫民窟”。所以,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工业化和城镇化需要协调发展。而信息化则是对工业化和城镇化进行赋能升级。不同于以前的“工农剪刀差”机制,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5、以发展都市圈、城市群为重点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在十四五规划期间,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打造创新平台和新增长极。城镇化的发展是要优先发展大城市,打造大都市圈、城市群,同时做好这些新兴的都市圈、城市群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就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长三角以及以珠三角为主体的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协同一体化发展得比较好,京津冀、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还存在着明显的中心—外围城市结构,下一步要做好五大城市群内部的“无缝连接”,避免存在“月明星稀”的经济结构。同时,还要大力发展黄河母亲河流域经济生态圈。

  

   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决不是否定国际循环的重要性,更不是否定对外开放,相反是要更好地开放,要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笔者认为:

   “更大范围”的开放强调的是,之前我们可能更关注对欧美发达经济体的开放,在十四五规划以及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更要加强对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工业体国家的经贸往来。

   “更宽领域”的开放指的是不仅要大力发展商品贸易,也要发展服务贸易;不仅要鼓励外资企业来华投资,更要鼓励我国企业“走出去”,到国外去直接投资。

   “更深层次”的开放含义更丰富:第一,经贸开放的形式更为丰富。不只是实体线下贸易,同时要包括线上数字贸易,这其中又包含了商品数字贸易(比如电子商务贸易)、服务数字贸易(比如服务外包)和数据贸易(比如阿里云、百度云等服务)。第二,开放不仅仅是扩大出口,同样重要的是扩大进口。这是因为扩大进口一方面可以减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同时也能显著提升我国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提升居民福利。我国举办的三届国际进口博览会更是彰显了中国扩大进口、推行全面开放的诚意。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是,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过去四十多年,我国的对外开放主要是遵循已有的国际经贸规则,但在十四五规划期间,我国应主动地参与构建制定地区多边经贸规则。具体而言,我们要做好以下三项工作。

   1、大力推进地区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RCEP)自由贸易协议的实施。

   日前,我国与东盟十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成功签署了RCEP自由贸易协议。该贸易协议目前共有15个国家参与,区域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30%作用。相对于以前我国签订的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区协议,RCEP主要有几点不同:第一,货物贸易更加开放,有90%左右的产品完全免税,并承诺在10年之内削减至零关税。第二,区域内部零关税并更加明确“原产地”原则,这有利于区域内15个国家更好地进行区域贸易,贸易创造作用明显。第三,在投资方面,强调用负面清单的方式进行投资准入谈判,市场准入门槛大幅度降低。第四,协议不只包括货物贸易,还包括电子商务等服务贸易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是个比较高规格的贸易协议。RCEP的顺利签署,不只有利于多个贸易协议国,更有利于巩固以我国为中心节点的亚太价值链和产业链。

   2、积极参与地区诸边贸易协议和国际多边贸易协议谈判。

   事实上,除了RCEP自贸协议以外,我们还应积极参与全面进步泛太平洋贸易协议(CPTPP)。相对于RCEP而言,CPTPP的要求更为严格,涉及到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的内容更多。除此之外,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到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代表的多边经贸谈判中。以WTO的改革为例,我们应该针对里面诸如对发达国家范畴的界定、权利和义务的对称、市场经济国的事实界定等关键事项,提出并宣传好中国方案,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倡议。

   自2013年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目前已有至少65个国家或地区加入到倡议中来,这对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目前“一带一路”的项目合作倡导中,应差异化提倡“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项目。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参与国家是东盟十国,则更应强调我国劳力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与合作。而对陆上丝绸之路的参与国,则更应该强调资本密集型产能的合作。

  

   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中国经济

  

   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同时,在十四五规划期间,要继续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可以说,五中全会和十四五规划建议把创新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这里面包含几点内涵。

   1、以技术创新推动产品质量升级,建设制造强国。

   当前,我国的制造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9%左右,成为全球当仁不让的“世界大厂”。但问题在于我国制造业总体上是“大而不强”,部分核心技术仍然依赖于外国生产。而这些关键技术国外也通常采用“出口禁运”等方式不准出口到国外。对于这些“卡脖子”技术不能简单地存在着“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想法,必须努力做到核心科学技术自立自强。只有以技术创新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产品质量升级,打造完整、高端的产业链,才能真正实现制造强国。

   不过,需要强调两点。第一,要严格区分技术创新和工艺改进。一般的工艺改进可以由各个行业各个企业在实践中不断改进,但技术创新最主要还得靠国家和大型企业投入,依靠国家高端专门科研机构来进行。第二,国家要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来鼓励科研人员进行技术创新。具体而言,就是要完善创新体制机制,实施按“才”分配,按贡献分配的分配体系;同时适当延长专利保护力度和年限,鼓励企业研发。

   2、以制度创新构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突出了创新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核心地位。需要强调的是,创新并不仅仅是指技术创新,也包含内容更为丰富的制度创新。其实,十八大以来我国一直推行的深化改革和全面开放就包含了丰富制度创新内容。比如自2013年开始设立的多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其核心指导思想就是制度创新,要求各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而2020年6月出台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则更好说明了这一点。海南自贸港建设分两步走。在2025年“十四五规划”收官之时,要实现“早期收获”,实现商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动。而到2035年则要实现全面开放,核心是制度集成、规则创新。从落地效果来说,海南全岛在封关下实现零关税、低税率(企业、个人15%)、简税制、强法制、分阶段,逐步建立与高水平自由贸易港相适应的税收制度。

   另外,刚出台的深圳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也是设计出多种政策来推动深圳的科技创新。目前,深圳的创新强度在全国各城市最高,即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4.1%左右,远高于粤港澳大湾区的2.1%平均水平,也高于国际经济合作组织(OECD)的2.6%左右,是当前我国的创新之都。而在“十四五规划”期间,深圳能否继续保持其创新的活力则取决于其能否出台落实落地各类创新激励政策,激发人才创新活力,一方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更好发展政府作用,做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合力共进。

   文章来源:《学术前沿》杂志(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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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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