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淼杰:中国经济的新发展阶段与新发展理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12 次 更新时间:2022-05-31 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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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淼杰  


2022年4月7日,北京大学党委、北京大学工会、北大物理学院党委和北大国发院党委联合主办线上讲座,特邀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党委书记余淼杰教授,围绕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经济发展的热点话题带来深入解读。本文根据余淼杰教授的主旨演讲整理。


关于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目前有两大热词:“三重压力”和“三期叠加”。

“三重压力”主要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三期叠加”指的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面临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复杂局面,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基于上述背景,我今天与大家做三方面的分享:

为什么说中国经济处在新发展阶段?

该如何认识五大新发展理念?

如何以双循环为抓手,构建新发展格局?

为什么说中国经济处在新发展阶段?

中国经济正处在新发展阶段,这个新发展阶段究竟“新”在何处?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

1.  中国产品的附加值在不断增加,特别是制造业产品的附加值在不断提升。贸易主要分为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两大类。加工贸易的特点主要是“大进大出,两头在外”,意思是我国从国外进口原材料等中间产品,然后经过生产和加工包装,最后出口到全球各地。相对一般贸易而言,加工贸易的生产率和附加值都比较低。在1995年到2006年的这段时间里,加工贸易占据了我国贸易的半壁江山。这一情况在近几年发生改变,加工贸易的比重不断下降,目前降至1/3左右,其产业结构也从生产衣服鞋帽这类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逐步转变为生产机器和运输设备这类高附加值产品为主。

2.  中国出口产品的质量不断上升。如何衡量出口产品质量?一是看单价。比如同样是矿泉水,有的卖三块,有的卖一块。高价的矿泉水质量可能会更好。二是看市场占有率。比如售价相同的两种矿泉水一起出口到美国,矿泉水A的市场占有率比矿泉水B要高,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矿泉水A的质量较好。三是看企业生产率,也就是从产品供给的角度来看产品质量。根据企业抑制性理论,实力强的企业其生产率相对较高,在市场中也会有更多话语权,可以把价格压低。企业压低价格的目的是为了把竞争对手赶出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低价格与产品质量无关。所以我们在衡量产品质量时,既要考虑需求面也要考虑供给面。

已有研究发现,纵观中国入世以来的出口产品质量相关的数据,假设2001年的质量标准为1,2012年的质量标准为1.3,提升了30%左右。2020年的质量标准又在2012年的基础上提升了25%左右。尽管与德国、日本这样的制造业强国相比,我国尚有差距,但近几年中国出口产品的质量提升是有目共睹,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经济在高质量发展。

3.  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指的是企业的技术和绩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曾有一句名言:“生产率不是一切,但长期来看近乎一切。”所以看一家企业或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强不强,主要看全要素生产率是否得到提升。克鲁格曼也曾研究过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他认为“东亚神话”之所以终结,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多年没有提升,一直在粗放式发展而不是积累式发展,这样的模式肯定难以持续。中国的情况如何?一位著名美国学者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2001年中国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约为美国的三成,到2015年这一占比已经升至45%。从这一数据不难看出,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在不断提升,2001年到2015间年增长了近50%。

4.  中国具有独特的、明显的全产业链优势。首先,中国是全球唯一拥有全产业链的国家。按照统计局的分类,我国有41个工业大类,666个工业小类,每个行业的门类都比较齐全。其次,按照海关八位码的标准来估算,中国出口的产品总共约有10851种;如果按照美国的标准进一步细分,中国出口的商品高达15000种。出口多少产品就意味着有能力生产多少产品,由此不难看出,中国有能力生产的产品种类也非常多,全产业链的优势非常明显。

5.  中国产业已呈现出非常鲜明的产业集聚特征。中国每个工业城市都有自己亮丽的产业名片,比如深圳的电子产业、苏州的IT业,河北邢台的羊绒业,廊坊的家具业等。通过产业集聚,企业可以抱团取暖,既节省了运输成本,也便于实现规模经济递增。

6.  三大产业分布。我国第一产业的GDP占比与发达国家差不多,位于7%-8%这一区间。区别在于第二和第三产业。发达国家第三产业比较发达,我国第二产业比较发达。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因为第二产业由制造业和建筑业构成,如果第二产业占比较低,意味着实体经济不发达,那么中国也无法成为“世界工厂”,更无法撑起大量的就业。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实体经济不发达,金融这样的虚体经济也无法健康发展。换言之,只有实体经济健康发展,虚体经济才不会产生太多泡沫。因此,我国第二产业占37% 的现实情况,正是我国作为一个制造业强国的立国之本。

中国的经济总量能否超过美国?对于这一点很多机构都有共识,中国的经济总量一定会超过美国。这一点非常重要。在当今世界,GDP总量仍然是衡量一国实力的重要标准。不过因为我国人口较多,人均GDP距离美国还有一定差距。

中国的经济总量何时能赶上美国?这取决于两点,一是经济增速,二是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因为GDP主要以美元来计算。乐观地看,我国的经济总量大约在2026年能超过美国。为什么这样说?我们按照两国经济增长的基本情况,取一个相对稳健的数值,即按照美国经济年均增速为2.5%,中国经济年均增速为5.5%来计算。与此同时,我预测未来几年,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会长期固定在6左右,由此不难得出2026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这一预测。

在这一计算过程中,人民币汇率这一变量值得我们特别关注。2019年12月,在中美签订贸易协议后,我在一次公开演讲上大胆预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会在三个月内升至6.8,三年之内会升至6.2。后来看,这两个预测都应验了。

这一预测背后的逻辑很简单,人民币汇率只是影响出口的一个因素,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外需。2019年12月15日,中美两国达成贸易协议,这对两国来说无疑是好事。如果非要问对哪国好处更大,我认为这要看汇率。哪国汇率因中美签订贸易协定而上升,哪国得益就更多。当时中国的经济体量虽然很大,但相对于美国而言,还是一个较小的经济体。这就好比中秋节吃月饼,小朋友体型较小,吃一块月饼就饱了,大人体型较大,一块月饼根本吃不饱。因此同样的利好消息,肯定是经济总量相对较小的中国受益更大。

当然,影响汇率的因素很多,近些年唱衰人民币的声音也不绝于耳,但人民币不仅没有贬值,反而一直升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仍然坚信,未来几年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会长期固定在6左右。

如何贯彻五大新发展理念?

新发展阶段对应有五个新的发展理念,分别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些理念如何贯彻?

创新

创新是第一源动力,包含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狭义的创新指的是科技创新,主要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工序的改进,二是产品从无到有的创造过程。现在国家提倡“万众创业,大众创新”,这主要涉及工序的改进,从无到有的创造则需要大型科研机构和科学家的专门攻坚。

许多国家都在强调“研发强度”这个概念。所谓研发强度就是研发投入在GDP中的占比。“十四五”时期,我国提出要提高研发经费,明确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要达到3%左右。这是一个比较高的水平,目前OECD国家的平均研发强度也仅为2.6%,而在深圳这样的发达地区,研发强度已经高达4.1%。

研发包括研究和发展,这两者也不是一回事。中国在发展方面做得比较好,研究则相对落后。因此我国提出基础研究的比重也要努力升至一个相对高的水平,设定了一个基础研究占研发比率上升到7%以上的目标。这一目标并不高,发达国家的基础研究的占比已经达到15%-20%。

到底哪一类产业、哪一类企业可能涌现出更多创新?一般而言,一个产业中居于末位水平的企业很难有所创新。创新需要大量资金,对于身处末位水平的企业而言,能否存活下去都成问题,哪有能力来组织大规模的研发投入?对于那些位居行业前列的企业而言,多少会有一些创新,但多数前沿企业很难像华为一样独具慧眼,创新那么多、那么快。事实上,创新最多的是那些居于中游水平的企业。这些企业需要通过创新从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在我看来,广义的创新更为重要。广义的创新首先是社会规则的创新。比如做好自贸试验区的创新,这需要做好产、学、研、用的融合。目前,我国的研发投入主要集中在“科技创新2030项目”的相关领域,特别强调产学研用的结合,各地都特别强调高校跟地方的融合。

2013年以来,我们已经设立了21个自贸试验区,概括来讲主要做四件事:一是制定准入前的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总体原则是法无禁止即可为;二是通过标准的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比如通过一线放开、二线高效管住(自贸区监管规则)、零关税等措施,推进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三是提高改善营商环境,做好“放管服”的工作;四是资本项目的改革或者资本项目的放开。

目前,这21个自贸试验区基本位于“胡焕庸线”以东(地理学家胡焕庸提出的一条从北向南划分我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亦称“黑河—腾冲”线,它把中国分为东部和西部)。在“胡焕庸线”以东的省份中,只有吉林、山西、江西和贵州没设有自贸试验区,估计未来一两年之内这四个省都会实现突破。

关于自贸区的功能定位,我认为除了挖掘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还应当挖掘各地方的一些特色功能。比如北京的特色是服务贸易,其他自贸区则可以寻求差异化发展。

比自贸试验区更进一步的是自由贸易港。

2020年6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正式公开发布。《总体方案》基本分两步走,先是在2025年实现早期收获,然后到2035年全面开放。早期收获主要包括土地、资金、数据等基本要素的开放,以及一线放开、二线管住,推进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实现要素自由流动等。

自由贸易港更重要的是一些规制方面的创新,比如税率的创新,内地年收入96万以上的个人所得税率可达45%,而在海南只要每年待够183天,就可以享受仅为15%的税率,接近于我国香港地区以及新加坡的税率水平。此外,金融防诈骗和卫生风险管控等方面也将成为海南的发力重点。

当然,自由贸易港的概念不止是河港、海港,也可能是内陆的空港。成都、郑州和北京这样拥有双机场的城市,其实可以发展高附加值的服务贸易,这也是一种改革的思路。

绿色

绿色是现在非常热门的词。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我国将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如果要达到上述目标,核电、水电等非化石能源的占比要在2030年前后达到25%。目前,非化石能源占比为15%,距25%的目标还有一定的距离,时间非常紧迫,仅剩8年。所以我们现在提出要从“能耗双控”转变为“碳排放双控”。目前国内面临较大的双碳压力,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理特别强调双碳目标要统筹安排,但也要有一些弹性。我们在绿色方面任重道远。

协调

协调也有三方面的含义,一是区域协调,二是城乡协调,三是行业协调。在很多时候,行业协调是经济自发的结果,因此我们谈论比较多的是区域协调和城乡协调。

在目前的发展阶段,我们要走城市化、大国大城之路,目标是实现工业现代化、城镇化、新型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新四化”融合,关键是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的协调融合。

首先,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这两者并非紧密相连,有些国家就是因为没有协同好这两方面的工作而陷入落后。比如南非也有城镇化,很多南非人愿意去城市打工,但由于南非并未实现工业化,很多人进城后找不到工作,导致贫民窟的出现,社会也随之动荡不安。与上述情况恰好相反,倘若一国实现了工业化而没有实现城镇化,可能其工业发展和企业发展都非常快,但没有人来打工,导致工资成本很高,企业利润随之下降,最终难以维持。因此,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协调匹配非常重要。

其次,工业信息化的主要目标是给工业化赋能,比如5G和AI。城镇化的基本目标是五大城市群,包括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五大城市群中有两大板块非常突出,即长三角城市群和粤港澳大湾区。这两大板块城镇化和工业化匹配得比较好,因此发展得比较健康。

在京津冀城市圈中,北京和天津发展得不错,河北的北三县(廊坊临近北京的三个县)相对较弱。成渝城市群以重庆和成都两个城市为主,后期发展空间很大,特别是以成都为中心的一小时、两小时城市圈正逐步形成。长江中游的武汉、长沙、南昌也显得比较孤立,相信这两个一线城市群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

一线城市群外还有四个二线城市群,主要包括山东半岛城市群、河南郑州和安徽亳州构成的中原城市群、哈尔滨与长春组成的哈长城市群,以及由泉州、福州、厦门三城组成的海峡西岸城市群。

在当前这个百舸争流的时代,二线城市群的发展速度不见得比一线慢。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一方面要做好城市群、都市圈的建设,另一方面也要做城镇化的建设,同时要严禁撤县。对此,我个人的解读是中央决心要做城市群,但同时也要城市群和城镇群两条腿走路。

共享

城乡间如何协调?如何缩小城乡差距?这些问题都与共享紧密相关。

脱贫攻坚战有几个关键词:5575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1亿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目标顺利实现。脱贫攻坚战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中国脱贫线的标准介乎于联合国“绝对贫困线”和“相对贫困线”之间。因此,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接下来乡村振兴的任务仍然任重道远。

下一步如何做好乡村振兴?我们的一个建议是通过加工贸易的梯度转移来实现乡村振兴。正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随着劳工成本上涨,一些加工贸易产业可以从沿海地区向西部内陆省份转移,帮助中西部内陆省份的群众实现就业,实现乡村振兴。借此机会,广东沿海地区也可以引进新的产业,实现产业升级。

不同地区的产业升级有不同的做法。劳动密集型产业应该转移到海外,比如孟加拉、柬埔寨、越南这样的国家,这主要是出于比较优势的考虑。正如历史上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是从美国转移到欧洲,欧洲转移到日本,日本到东亚四小龙,东亚四小龙再到中国大陆,现在也要从中国大陆继续转移出去,这是一个历史趋势。

同样是出于比较优势的考虑,资本密集型产业应反向而行,向我国中西部内陆地区转移,随后慢慢带动当地经济发展起来。

近一段时间以来,共同富裕是很多企业家关注的热词。经过各界的数轮思辨后,我认为已经达成一些基本共识:一是共同富裕肯定是在效率、公平之间取一个平衡,效率是把蛋糕做大,公平是更好地分配。二是共同富裕不会一蹴而就,但肯定会实现。三是目前共同富裕还处于“把蛋糕继续做大”的阶段,在效率优先的同时一定要兼顾公平。

最近中央针对共同富裕的一些提法也传递出类似的信号。比如防止资本无序扩张,野蛮生长。我认为无序扩张说的是广度,比如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进入别人的领域。野蛮生长说的是深度,比如垄断市场份额。因此现阶段我们还是继续要做大蛋糕,强调效率,兼顾公平,鼓励勤劳致富,进一步降低基尼系数,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正态橄榄型社会。

开放

中国2021年的出口总体表现不错,贸易顺差高达4.4万亿美元,外贸进出口总量破6万亿美元。这意味着在全球200多个经济体中,中国一个经济体的出口量占了20%以上。这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在我看来,今年的出口不会比2021年差,仍有望实现出口额占比15%的目标。

我们的主要贸易伙伴发生了哪些变化?几年前,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是美国,欧盟也是我们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随着2021年RCEP的签署,东盟成为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受俄乌冲突的影响,我国与美国和欧盟的贸易可能发生变化,因此我认为东盟今年仍会是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全球化作为一个基本趋势有没有变化?我的观点是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但表现形式有了深刻变化。衡量全球化主要看两个指标,即在生产和贸易中有没有形成地区化和贸易多边化的现象。比如智能手机的零部件由不同国家生产,最后在一个地方组装,再卖遍全球。这一过程就体现了生产地区化和贸易多边化。

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令WTO多边经贸合作举步维艰,目前WTO的争端解决功能几近瘫痪。于是各国纷纷绕开WTO,把目光转向各类地区贸易协议。在中国入世之前,全球经贸格局是美国欧盟“两翼并行”,当前已逐步呈现出地区贸易合作的三足鼎立之势,即以美国为核心节点的北美经贸区,以德国为核心节点的欧盟经贸区,还有以中国为核心节点的亚太经贸区。

三足鼎立并非三足孤立,彼此间存在非常紧密的联系。北美的《美加墨三国协议》(USMCA)正与欧盟就“跨大西洋贸易投资协定”(TTIP)展开谈判;欧盟和中国之间有《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还有RCEP国际与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以及中国正就《全面进步跨太平洋贸易协议》(CPTPP)展开谈判。

如何做好中国经济“双循环”?

“双循环”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官方文件中,是2020年5月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即“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中国早已告别了低价劳动力时代,中国经济值得看好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是拥有14亿人口、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统一的国内大市场。这既是中国的竞争优势,也是保证中国经济相对稳定的增长潜力的核心源泉。

“双循环”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但并非不要外循环。尽管中国经济已占到全球经济的18%,但仍有其他国家占82%,我们不能因为18%而丢掉82%的市场。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要做的是双循环,并不只是国内的单循环。

“双循环”有没有一个量化的标准?对外循环而言,中国外贸在全球外贸中的占比是一个衡量标准。我认为,占比超过18%可以算做得很好。2021年我国外贸的全球占比超过20%,所以说是非常亮眼的成绩。内循环则可以参考美国的衡量标准,看内贸在GDP中的占比是否大于3/4,或者看外贸在GDP中的占比是否小于1/4。

如何做好国内大循环?我认为可以从几个方面推进:

1、建设“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环境,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

要处理好国企和民企之间的关系。国企不是中国的特产,美国和法国也有很多国企。我们要毫不犹豫地做大做强国企,特别是保证国有企业在上游产业中的领导和主导作用。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纵容国企“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要保持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

对于民营企业要加强指导,创造更加公平、公正、公开的环境,让民营企业更好地生存发展。当前,民营企业已不再是国民经济有力的补充,而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所谓“五六七八九”,意思就是民营经济为中国经济贡献了近50%的税收、60%的GDP、70%的创新和80%的就业、90%的企业数量,大企业中有90%都是民营经济,1.5亿个市场主体的90%是民营企业。

针对近些年民营经济的发展,有一个词叫“国进民退”。我个人非常不赞同这一说法。中国入世前,国有经济占比约为2/3,现在国有经济的占比降到1/2。毫无疑问民营经济占比越发重要,要大力发展。

在我看来,数字经济也是中国经济能否实现弯道超车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样搞专精特新小企业,我国相对于德国而言,优势不算明显。数字经济则有所不同,谁掌握了新技术和新价值,谁就掌握了明天。因此数字经济等知识密集的产业是我国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2、以开放新格局推进贸易自由化,以新营商环境推进投资便利化

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提到“六稳”。“六稳”是循序渐进而非平行分散的。稳预期是起点,现在中国经济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减弱的“三重压力”。“稳就业”是终极目标,就业不稳社会就不稳,就会出现问题。

该如何稳住就业?需要通过稳外资、稳投资、稳金融等方面的举措才能实现。国办提出的15项政策措施就集中在外贸、外资、投资、金融四个方面。

3、以积极财政政策、稳健货币政策提升居民消费

首先要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给中小企业纾困,先保住就业、稳住市场主体,才有可能拉动消费和内需。

如何为企业纾困?我不赞同直接发钱。比如14亿人每人发100块钱,对富人而言这100块钱无关痛痒。对穷人而言,这100块肯定会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所以拉动消费,直接发钱不如发消费券,与其补消费者不如补生产者。如果能保住中小企业,工人就不会失业,能熬过这段艰难时期,企业和经济都会慢慢恢复活力。这两年一直在强调的稳健的货币政策,目标就是给企业纾困。

2020年以来,央行报告曾多次提到:“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为保持货币供应链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央行可能会增加一些货币供给,但总体不会太多。所谓“合理规模的增长”就是规模不大的增长。换言之,中国政府不会“放水”,而同时期美国在“放水”,其结果当然是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

货币政策要精准导向,意思就是不搞大水漫灌。发挥总量的功能和结构的功能,重点扶持薄弱环节和重点企业,比如受疫情影响严重的酒店、旅游和餐饮等接触性行业。以前我们是大银行贷款给中小银行,中小银行再贷款给中小微企业。现在特别强调大银行也要贷钱给中小微企业。

此外,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通过减税降费,政府买单,不断提升可支配收入比重。要拉动内需就必须保证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逐步提升。比如税前工资一万,税后5千,消费者可支配收入不高,又如何能拉动内需?要让消费者消费,必须先使其有钱。

财政政策关注三件事:钱从哪里来?有多少钱可以用?用到什么地方去?比如,2020年我国的财政有30万亿可用,资金的一个去向是要直达地方县级基层。“直达县级基层”这几个字,特别值得关注。说白了就是中央给的钱,省级、市级不能留存,直接到县级。2021年更是提出“地方直达”。具体来看,这些钱主要用在“两新一重”,也就是新基建、新型城镇化和重大的交通水利工程建设方面。

新基建“新”在何处?传统基建是供给决定需求,新基建是需求决定供给。传统基建是“要想富,先修路”,路修到村门口,东西才能卖出去,供给创造需求。新基建是反过来,在人口密集的地区搞特高压、充电桩、5G和AI,这叫做需求决定供给。2021年国家比较重视的产业是新能源汽车,今年则增加另外一个也代表未来趋势的产业,即充电桩。目前政府的要求是车桩比实现1:1。全国约有6000万辆电动车,粗算下来充电桩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三、中国经济外循环

1、继续做好出口

如何做好出口?我认为,企业不能只盯着欧美这些成熟市场,更应当放眼多元化的出口目的地,特别是东南亚国家。

2、扩大进口规模

从广交会到进博会,不难看出扩大进口已经成为我们的一项国策。我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有三类,既有能带来幸福感的消费品,也有能倒逼行业自我革新的汽车产品,还有我国相对发展不足的服务贸易类产品。

什么是服务贸易?假设我们购买美联航的机票飞到美国,虽然只是一张小小的机票,但从国家的角度而言,这就是购买了美国的服务。在商品贸易方面,中国是大额顺差,但在服务贸易方面,中国是逆差。因此进口服务贸易有助于我国进行差异化改革。

服务贸易的发展方向是“扩总量、调结构、树特色”。扩总量主要因为我国服务贸易总量太低。调结构是因为在教育、运输、旅游等产业,我国是逆向输出。每年中国有许多学生前往英美留学,但是英美来中国留学的人数并不多,因此要调结构。“树特色”则是要树立我国服务贸易的独有特色。比如韩国的整容产业很发达,我国是否可以发展中医药产业,在世界上打出自己独特的名片。

3、发展数字贸易

什么是数字贸易?小到我国的工程师给外国公司写代码,大到发展阿里云、华为云等等,这些都是数字贸易,其重要性也日益凸显。

4、中国企业不仅要“走出去”,还要“走进去”

目前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情况排名全球第一。我建议中国企业不仅要“走出去”,还要“走进去”。中国企业“走出去”,有时会遇到妖魔化中国的论调。在我看来,中国企业做了很多好事,但也应该相应地承担一些社会责任,以此扭转当地主流舆论对中国的偏见。比如在毛里求斯投资的宇通大巴,在当地出钱建了很多候车亭,因此获得了很好的口碑。

5、对“一带一路”差异化发展

在我看来,我国应该优先发展海上丝绸之路,而不是平均用力。俄乌冲突已经清楚地暴露出陆上丝绸之路在地缘政治方面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我国已经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结下很好的经贸基础,RCEP签署后更是如虎添翼。所以更应优先发展海上丝绸之路。

6、加强地区经贸合作

RCEP已经签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对我国而言,下一步应该邀请日本加入协议。

RCEP完成之后,中国是优先发展《中欧全面投资协议》,还是优先发展《全面进步跨太平洋贸易协议》(CPTPP)?我认为应该优先发展《中欧全面投资协议》。该协议内容是中国向欧盟开放海运、医疗以及国企所在的产业,欧盟向中方开放可再生能源投资。本来一切进展顺利,但因为政治上的一些原因,《中欧全面投资协议》遭遇挫折。欧盟已经认清,美国是口惠而不实。对欧盟而言“打左灯向右转”才是最优选择,也就是说在政治上靠近美国,经济上转向中国市场。因为欧盟确实需要中国市场,这一点美国没办法帮它。如果《中欧全面投资协议》能够签署,中国会向欧盟开放制造业、海运、金融等市场,欧盟的新能源市场也是我国看重的。

CPTPP跟RCEP有何区别?总体来看,CPTPP比RCEP更难,因为CPTPP是“一刀切”,不论国家发展水平如何,都要达到比较高的标准。RCEP则更具灵活性,根据国家的发展程度可以有例外情况。虽然中国已经积极表态要申请加入CPTPP,在目前的态势下,我认为加入的难度较大。想要加入CPTPP,需要11个成员国全部同意。目前澳大利亚的反对倾向很明显,日本的态度也比较骑墙。此外,中国在环境、劳工和国有企业这几个方面与CPTPP国家也分歧较大。CPTPP中最重要的国家是日本,我国不妨先签署中日韩的自贸协议,跟日本和韩国先有一个自贸协议,接下来再去“攻克”其他国家,这也不失为一种方法。

尽管中国面临百年未有大变局,也遭受百年一遇的疫情冲击,但中国还是进入了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我相信,只要我们贯彻创新、绿色、协调、共享、开放的五大新发展理念,用双循环作为推手来构建我们的新发展格局,明天肯定会更好。


整理:文展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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