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锋:重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价值与地位——《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原创性哲学贡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0 次 更新时间:2020-11-01 00:4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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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锋  

   作者简介:林锋,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众化与国际传播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 100871

   原发信息:《湖南社会科学》第20201期

   内容提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往往被前苏联及我国学者归入“不成熟”或“不科学”著作的行列,深刻了解其遭受质疑的原因,深入探讨其研究的方法论,将为正确认识和评价这部争议性著作,恢复其应有之学术地位创造重要前提,提供某种便利。与学界流行见解的否定性评价构成鲜明对照的是:笔者认为这是一部内容丰富、思想深刻、极具价值,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构建有重大贡献的优秀著作。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部重要的“奠基之作”,该著作有四大原创性哲学贡献:首次阐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核心内容,首次揭示马克思主义“实践”概念之内涵,系统表述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理论要点;首次以生产劳动为视角科学界定“人的本质”,系统揭示人的存在方式;首次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深刻阐明马克思主义的未来社会理论。

   关键词:《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价值/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奠基之作

   在以往苏联及我国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为《手稿》)通常被视为青年马克思在其创立新哲学的历程中写下的一部“过渡性著作”“不成熟著作”,被排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范畴之外。在许多人看来,这部早期著作尚未达到马克思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思想高度,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譬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存在重大差异。不仅如此,《手稿》还被某些研究者指认为一部带有鲜明的“唯心史观”性质、“唯心史观”倾向占优势的“不科学著作”。①长期以来,“不成熟论”“不科学论”的观点充斥于我国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本文系为《手稿》的哲学价值、历史地位辩护。文章所展示的,首先是作者对《手稿》境遇成因的分析、对《手稿》研究之“方法论”的探讨。随后,作者以自己多年的学术研究为基础,谈谈马克思《手稿》的“原创性哲学贡献”。本文的基本看法是,《手稿》是一部蕴含丰富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富有“原创性”,在多个方面(历史观、人学、实践观、未来社会观等)实现了“哲学创新”或作出重要哲学贡献,哲学价值特别突出的优秀著作、杰出著作。恰如其分地说,《手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部重要的“奠基之作”,对马克思新哲学之构建、对“新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有不可抹煞、不可否定的重大功绩,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理论基础、思想起点。

   弄清《手稿》在苏联及我国学界遭受批判的原因,对于人们正确认识、评价这部著作,是不无裨益的,甚至是极有必要的。在笔者看来,《手稿》长期以来遭受不公正的责难,其哲学地位被严重低估,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手稿》颇具“思辨性”、颇为“晦涩”的语言制造了文本理解的困难;二是《手稿》较多地使用了旧哲学(譬如费尔巴哈哲学)的概念、术语,这容易制造一种错觉:似乎《手稿》仍在旧哲学及其思维方式的束缚下,没有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三是“二手资料”、各种“文本解读范式”及学界权威观点(特别是载入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科书的那些主流见解)对研究者及普通读者的深刻影响。[1]

   上述三个方面,对于我们深刻领会“《手稿》在苏联及我国学界何以‘饱受责难’‘命运多舛’”而言,是颇具“启发性”的。根据笔者多年来的观察、判断,《手稿》的批评者们往往是通过对《手稿》(深度不足)的表面化阅读及“不完全阅读”来理解、定性《手稿》的。未能透过艰涩的哲学语言深刻、全面领会《手稿》的思想整体及“关键局部”,未能依靠透彻、充分的阅读真正领略《手稿》的哲学魅力、深邃思想,这成了阅读者未能充分肯定《手稿》学术价值、学术地位的关键原因。显然,只有真正领会、深刻理解,并借此领略文本思想的魅力、深刻性、说服力,才可能对文本本身,对作者(青年马克思)作出高度评价。值得一提的是,在未能完全领会文本观点,未能走进《手稿》的精神世界的情形下,“二手资料”、解读范式、权威见解极易进入文本阅读者的头脑并发生影响。不难设想,一位对文本一知半解感到无助、陷入阅读“困境”的阅读者,带着“二手资料”的“有色眼镜”再度阅读《手稿》时,将会发生什么情形。他越是无法领会《手稿》的艰涩语句,“二手资料”对他的引导性就越强,二手资料在他看来就越“有用”,越有启发性,他对文本的所谓“印象”、所作的“判断”就越是趋同于“二手资料”提供的解读范式。这里不得不提的是,处于“权威”地位的某些学者对《手稿》的片面解读甚至曲解,成了《手稿》饱受责难的重要原因。笔者无意于宣称,凡是“二手资料”,凡是权威学者,均会对理解、定性《手稿》构成“误导”,产生消极作用。不过,从现实情况来看,某些权威学者的消极作用是存在的。正是借助于所谓的“权威效应”(越是“权威”的见解就越受关注,越受认可),关于《手稿》本身的否定性评价得以在学界广泛传播并占据学界的中心地位。作为有志于客观、公正评价《手稿》的阅读者,我们需要明白:任何“权威见解”都不过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的“二手资料”,不应成为我们解读文本的依据和出发点。文本研究者要有独立的学术人格,要有独立探索、独立思考的自觉意识及治学习惯。“独立思考”是学术活动的生命,是第一原则。试想,当我们迷信并依赖权威时,我们就失去了作为学术工作者应有的独立性、主体性,我们的学术精神、学术辨别力就丧失了。

   上文提及的《手稿》遭受“责难”第二个方面的原因,这里同样作一点解释。“较多地使用旧哲学的概念、术语”的确是《手稿》遭受质疑的重要原因之一。《手稿》的不少批评者据此将这部著作归入“旧哲学著作”的范畴。其实,这是一种停留于问题的表面,仅关注表面现象,极其简单、偏颇的思维方式。笔者这里要反问道,“使用了旧哲学概念”就必定意味着与旧哲学完全一致、毫无差别吗?为什么不能有这种情形:青年马克思尚未形成自己完整的概念体系。他借用某些旧哲学概念表达了正在生成的新哲学的思想内容。打个比方,“旧瓶”装的为什么就不能是“新酒”呢?关于《手稿》,其实“真相”恰恰就是“旧瓶装新酒”:马克思用某些旧哲学概念(比如费尔巴哈哲学的概念)表述了不少超出旧哲学家的新思想、新观点。我们还应意识到,使用旧哲学概念并不总是“不合理”的。在《手稿》中,马克思的确使用了“类”“类生活”“类特性”“类本质”[2]等费尔巴哈哲学色彩的概念、术语。不过,这并不是天然不合理的,不是人们否定《手稿》价值、地位的充足理由。客观、公允地讲,这些旧哲学色彩的概念仍有其相对合理的内涵和所指,运用这些概念,有助于马克思正确、清晰地分析问题,阐明观点,这并无不可。况且,马克思还将“类”“类生活”“类特性”“类本质”与“生产”“劳动”“实践”等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范畴关联起来。这就超出了费尔巴哈哲学的思想容量,相当程度上超越了后者。②不能仅凭“马克思使用了旧哲学概念”就否定《手稿》的价值与地位,旧哲学概念也不全是消极的、不合理的。笔者还认为,较之“思想内容”,概念、术语始终是第二位的、从属性的。判断《手稿》的价值,应更多地着眼于这部著作的思想内容,即《手稿》形成了什么“新思想”,有什么学术贡献、哲学创新,而不是纠结于《手稿》是否形成了某个“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新概念、新术语。这种关注方式弊端甚多,将使本末倒置,陷入思维误区。就概念、思想二者而言,的确,马克思的《手稿》在前者上建树较少,但在后者上建树颇多,这对于评价、定性《手稿》,甚为关键,甚为重要。众所周知,概念、术语是为思想内容服务的,是表述思想的工具。在许多情况下,使用既有的哲学术语、旧的哲学概念,同样可以表述新的思想见解、新的哲学原理。

   关于《手稿》遭受质疑的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不可不提。长期以来,人们对“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判断是有一定失误的。人们往往简单地将“人道主义”归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范畴,认定人道主义是后者的“专利”,其实这是偏颇的、不妥的。关于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笔者已有文章(尚未发表)加以阐述。为避免大量重复。这里不作详论。这里只提示读者:无产阶级也有自己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人道主义”并不互斥、冲突,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观之一,对此,恩格斯、马克思均持肯定态度。③《手稿》长期以来被某些国内外学者误认为“前马克思主义著作”“非马克思主义著作”,与这些论者对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片面看法有极大的关系。众所周知,青年马克思的《手稿》有强烈、鲜明的人道主义倾向,但“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并非根本对立、水火不容,而是完全能够兼容、有机统一的。

   在笔者看来,对“方法”“方法论”的探究带有前提性、根本性意义,没有可靠的“方法”,就无法形成正确的结论。为此,笔者在以往的研究中高度关注、重视对马克思《手稿》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笔者早在2010年发表的《如何科学界定马克思早期六部著作的历史地位》一文中就提出并论证了一条可靠的、循序渐进的“马克思早期著作研究”的方法论思路,阐明了五条方法论原则。④后来,笔者在2018年推出的学术专著《重读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前沿问题新探》中又阐释、论证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即《手稿》研究的“价值中立”原则。“价值中立”这个提法当然不是笔者的什么“专利”,笔者借用学界的这一提法,仅是为了积极引导《手稿》等早期著作的研究者按照正确的治学路径和研究方法,严肃、客观、不带价值偏见、不偏不倚地考察、探索与《手稿》相关的复杂问题,客观、公允地认识、评价《手稿》及其“历史地位”。[1]

   笔者提出上述五个方法论原则,强调《手稿》研究的“价值中立”,并非无的放矢,而是针对学界文本研究的弊端有感而发。纠正学界的不良风气,引导读者客观、公正评价、定性马克思的《手稿》,恢复其应有之学术地位。是笔者的真正目的。在笔者看来,真正按照上述方法论思路及“价值中立”原则,是能够,也足以对马克思的《手稿》形成正确认识,作出客观评价的。五条具体的方法论原则,以及相对“抽象”的“价值中立”原则,这六条原则,每一条原则都有现实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研究者都可以从中受益,或受到启发。

   就第一条原则而言,笔者强调的是,研究者需要对《手稿》等早期著作的文本展开细致、深入的个案研究,这种文本个案研究的首要目标是准确领会《手稿》等马克思早期著作的核心思想、主要观点,以此为认识、评价、定性《手稿》等著作的基本依据、文献基础。《手稿》是否“成熟”“科学”,首先取决于、关键取决于这部著作的核心思想、基本观点是否“成熟”“科学”。如果《手稿》的核心思想、基本观点是“成熟的”“科学的”(或者是“基本成熟”“基本科学”的),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那么,研究者没有任何理由将《手稿》排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范畴外。笔者不赞成,甚至坚决反对从《手稿》中找到个别观点的某种“局限性”或“缺陷”,以此来谈论作为思想整体的《手稿》的所谓“不成熟”“不科学”。按照这种极其错误、偏颇的定性方式,那么,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包括许多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作)都将获得否定性的学术评价。试问,哪部著作没有某种“局限”或“缺憾”,是绝对“完美”的呢?

不难看出,第二条原则对于判断《手稿》的“思想史地位”至关重要。只有通过《手稿》与前后期(尤其是后来的)著作的比较研究,才能对《手稿》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地位作出确切、可靠的判断。“比较研究法”可以说是鉴定学界流行的所谓“《手稿》‘不成熟论’‘不科学论’”的可信度的一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方法。文本之间(尤其是前后期文本的核心思想、主要观点之间)的比较研究,将使某些貌似“强势”“有力”“逻辑自洽”的流行见解的谬误性显露,暴露其作为“谬误”的本来面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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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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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湖南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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