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大学》的作者、文本争论与思想诠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2 次 更新时间:2020-10-26 08:2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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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 (进入专栏)  

   《大学》原本是《礼记》四十九篇中的第四十二篇,唐宋时期《大学》引起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地位不断升高,最终与《中庸》一起从《礼记》母本中独立出来,与《论语》《孟子》并为“四书”。“四书”的并称以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志,朱子反复强调读“四书”要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语类》卷十四),因此“四书”又以《大学》为首。《大学》义理精要,篇幅不长,但从文本到思想,相关讨论非常多,在宋以后的儒学发展史上影响极其深远,宋明理学的很多根本性命题、核心话题以及重要争论都来自《大学》。

  

   一、《大学》的作者和时代

   (一)、《大学》的篇名之义

   《大学》本来是《礼记》的第四十二篇,对于这个篇名的意思,东汉经学家郑玄说“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就是说《大学》主要是讲博学,它最后的目标是要引导到为政上。与此不同,南宋朱熹认为“大学者,大人之学也”,大人是相对于少年来讲的,也就是成人。后来,王船山也讲“大人者,成人也”,十五岁以上进大学,为成人,十五岁以前进小学,为少年。按这个意思来讲,《大学》不是仅仅讲博学,它是适合于成人的一个教育文献。

   与《大学》同在《礼记》中的《学记》篇多次提到“大学”这个概念。比如《大学》篇一开始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学记》篇一上来讲“大学之礼”,里面也讲“大学之道”,说“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此外,《学记》里面还提出了“大学之教”、“大学之法”等关于“大学”的论述。由此来看,《大学》所言“大学”应该与《礼记》里面所包含的这些“大学”的论述是一致的。就是说,这个“大学”其实不是讲博学,而是古代教育的一个设置。古代在都城设立大学,西周时期叫做国学,是当时设立的一种最高规格的教育学校。所以,“大学之道”是讨论古代大学教育之法、教育之礼、教育之道的意思。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郑玄用“博学”来解释“大学”,忽略了古代关于“大学”的这些记载。

   大戴《礼记》也提到了“大学”,说“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术焉,履大节焉”(《保傅》),这也讲得很明白,大学是跟小学相对的,这也是说大学为十五岁以上成人的一种学校。朱子也说“《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小学是学小艺的,大学是学大艺的。后来朱熹对此做了一个区分,他说“三代之隆,其法寖备,然后王宫、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有学。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人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因此,大学之道可以说就是大学的教育之道。

   (二)、《大学》的作者

   《大学》的作者在唐代以前没有人讨论过。北宋二程说“大学,孔氏之遗书”,这话说得有一点含糊,孔氏当然是孔子,一个理解就是孔子流传下来的,是孔子所写的。而如果从广义上理解,就是孔门之遗书,当然这个孔门对于古代来讲,不是讲整个儒家,主要还是讲先秦孔子到七十子这个时代。到了南宋,朱熹继承了这个说法,朱熹早年就说得比较坚定,他认为《大学》是“累圣相传”,“至于孔子,不得其位而笔之于书,以示后世之为天下国家者”,朱熹直接认为是孔子所写;“其门弟子又相与传述而推明之”,他的门人弟子进行了传承、论述和发展。照此说,是孔子和他的弟子共同写成了《大学》这本书。朱熹晚年时,对这个说法作了点调整,他认为《大学》分为“经”“传”两个部分,“右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经一章”即通常所说《大学》首章,第一章朱子认为是经,后面是传。他认为“经一章”是孔子讲的话,曾子则把它传述下来。然后说“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同上),传十章是曾子的意思,门人把它记录下来。这样一来“孔氏之遗书”就落到孔子和曾子两个人身上,曾子做了大部分——“传十章”,这是朱熹对于作者的推断。这个推断有没有什么根据呢?朱熹说“正经辞约而理备,言近而指远,非圣人不能及也”,经一章用辞很简约,但是道理很完备,好像说得很近,但包含的意思非常深远,只有圣人才能讲出来这样的话。朱子又说“然以其无他左验,且意其或出于古昔先民之言也,故疑之而不敢质”(同上),可见,朱子对此也不能作完全肯定。“至于传文,或引曾子之言,而又多与《中庸》、《孟子》者合,则知其成于曾氏门人之手”(同上),传文里面引了曾子的话,其中讲的内容又与《中庸》、《孟子》相合,因为《中庸》、《孟子》与曾子的思想也是相同的,所以,他说“成于曾氏门人之手”。

   但是,二程和朱熹的这些讲法并不能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南宋有一位心学思想家叫杨简,他就不赞成,他认为《大学》非孔门之遗书,与二程、朱熹的立场是对立的。杨简是陆九渊的大弟子,因有“朱陆之争”,所以他反对朱熹的讲法,也反对朱熹所根据的二程的说法。他主要所针对的内容是“八条目”。“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叫八条目。杨简针对这八条目讲“何其支也?”怎么这么支离,说“孔子无此言”,“孟子亦无此言”。他说“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谓圣’”,这句话见于传世较晚的《孔丛子·记问》,不见于先秦文献。杨简说“孟子道性善”,孔子说“心之精神是谓圣”,可见“心”未尝不正。这样的话,“何用正其心?又何用诚其意?又何须格物?”所以他的结论是“《大学》非圣人之言,益可验者,篇端无‘子曰’二字”,《大学》首章无“子曰”,说明不是孔子说的话。比如《中庸》,里面有好多“子曰”,但是《大学》里只有两处“子曰”,在杨简看来,《大学》中无“子曰”者都不是孔子的话。所以《大学》非圣人之言,非孔门之遗书。这是杨简提出的一种不同看法,当然他也没有确定《大学》的作者,他只是对二程和朱熹的讲法表示不赞成。

   明代郑晓《古言》上卷引三国虞松的话说“贾逵之言曰‘孔伋穷居于宋,惧先圣之学不明而帝王之道坠,故作《大学》以经之,《中庸》以纬之’”,虞松引东汉贾逵的这个说法,在明代中后期引起较多讨论。这样的话,《大学》、《中庸》的作者都是子思,两者的关系是一经一纬。这个传说如果可靠的话,那么这个讲法比起程朱更有渊源。当然,后来朱子说“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有其一定的道理。

   清初思想家陈确关于《大学》作者的讨论也值得一提。陈确是刘宗周的学生。刘宗周曾说“前后言格致者七十有二家”,就是到了明末的时候,当时能看到的专门讲“格物致知”的观点有72家。刘宗周说“求其言之可以确然俟圣人而不惑者,吾未之见”(同上),就是这72个人都讲“格物致知”的意思,但真正讲得好的还没看到。刘宗周对宋代以来讲《大学》的各种文献是有所不满的。陈确比他更进一步,不仅对宋代以来讲《大学》的这些学术有所不满,他干脆不承认《大学》是孔、曾所作,也不承认《大学》是圣人之言。他说“《大学》首章非圣经也”,不是圣人作的经文,“其传十章非贤传也”(同上),不是贤人作的传文。这就是彻底反对朱熹的说法。他认为《大学》只讲了知,没有讲行,《中庸》还讲了笃行,《大学》只讲格物致知。他说“《大学》言知不言行,必为禅学无疑”,知而不行,在他看来这正是禅学空疏之风。然后他说“不知必不可为行,而不行必不可为知”,他的知行观其实比较接近于王阳明的知行观,他是从知行合一这个角度来讲,批评《大学》讲知不讲行,从而推断出《大学》不是圣人之言。

   (三)、《大学》的时代

   《大学》的基本思想就是三纲领、八条目,特别是八条目里面所讲的,从修身到平天下这个连续的论述,在战国时期的儒家就有类似的思想。《孟子》里面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这与《大学》所论述的那个逻辑是一致的,思想也是一致的。另外,类似的思想见于《礼记》里面的《乐记》,《乐记》里面引用了子夏的话,说“修身及家,平均天下”,这与《大学》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是一致的。因此,《大学》的基本思想应该说与《乐记》、《孟子》的时代相当,同处于一个大时代。前面讲了《礼记》里面的《学记》很多地方讲到大学之道、大学之礼、大学之法、大学之教,说明它和《大学》篇首所讲的大学之道的讲法也是相互呼应的,应该也是处在同一个时代。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笼统的说,《大学》的时代应该是在战国时代,因为它的思想与战国时代的儒学很多讲法都是一致的。

   如果说具体在战国的前期、中期还是晚期?这个目前我们还没有一个定论。以前很多学者也有不同的说法,比如梁启超认为《大学》这本书应该在孟荀之前,不仅在荀子之前,也在孟子之前,这就比较符合朱熹的推论,就是曾子和他的门人,七十子及其后学的这个时代。孟子稍微晚了一点,孟子是学于子思之门人,还不是七十子和他们的门人那个时代。但是,也有学者不是这样认为,比如劳干认为《大学》应该在《孟子》之后,主张《大学》出于孟学。另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它是在战国的晚期,甚至还有认为它是秦汉时代,最晚晚到汉武帝时期。今天大多数学者都不再认为《大学》的成书时间是在秦汉或者汉武帝时期那么晚,而是认为《大学》应该是战国时期儒学的一个代表性作品。这个结论的得出,当然是吸收了我们近四十年来或者更长时间以来考古学关于古文献的发现带给我们对古书新的认识。

  

   二、《大学》的古本与改本

   “《大学》古本”这个概念是晚出的,它指的是《大学》在汉代开始传承下来时候的原貌。《礼记》是汉宣帝时期戴圣所编,到了东汉的时候郑玄就为它作注了,郑玄讲“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他把《大学》理解为博学,这有一定偏差,但是他后面一句话还是有所见的。唐代孔颖达编纂《五经正义》,其中《礼记正义》主要是采用郑玄的注,他自己也作了疏。郑玄注、孔颖达疏的《礼记﹒大学》,这个文本被后人称为注疏本《大学》。到了明代就把这个注疏本《大学》称为古本《大学》,因为它是汉代初传下来的样子。唐以后,宋元时代的学者对这个注疏本不太重视。因为从北宋以后,受到二程和朱熹改本的影响,大家都不用这个古本,更多都采用改本。直到明代开始,因为兴起了对程朱理学的反叛,于是从《大学》首先入手,不仅否定了程朱对《大学》的义理解释,而且完全推翻了《大学》文本的改动,要求回到《大学》的古本。这就是釜底抽薪,从根本上把程朱理学的《大学》论完全推翻。

   《大学》的古本本身是没有分章节的,当然我们今天如果能够出土一个汉代把《大学》分了章的竹简,那自然就是新的发现。但我们现在掌握的文献,还没有看到汉代《大学》文献已经出现分章的记载,所以现在看到的郑注本原来是没有分章、没有分节的。但是后人,特别是明朝以后,就把古本也做了分章。分章的方法有很多,其中比较多的一种是分成了六章。像我们讲的“大学之道”到“此谓知之至也”,把它分为了第一章。第一章就是总论,也就是纲领。从“所谓诚其意者”到“此谓知本”,认为这是第二章,它是解释“诚意”。然后从“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到“此谓修身在正其心”,这是第三章,解释正心修身。再后从“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到“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这是第四章,是解释修身齐家。而后从“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到“此谓治国在齐其家”这是第五章,解释齐家治国。最后从“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到“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这是第六章,解释治国平天下。这样一共分为六章,这是把古本进行分章的情况。

如果我们看《大学》古本,就是《礼记》原来的《大学》文献,它的面貌与内容基本是这样的:第一段就是三纲领、八条目,但是宋朝以前没有人用“三纲领、八条目”的说法,但它确实是以“三、八”为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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