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伟东:守土与离乡:同治西北战争期间战区人口的外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7 次 更新时间:2020-10-15 08:39:18

进入专题: 同治西北战争   人口外迁   逃生资本   社会关系网络   潮汐式人口迁徙   水溢式人口迁徙  

路伟东  

  

   摘    要:

   本文以同治西北战争为例, 通过文献梳理和史料挖掘, 系统探讨了战争状态下战区人口向外迁移的特征与规律。研究表明:战争期间, 区域人口外迁数量较少, 迁移主体是那些拥有政治资本和丰富社会关系网络的士绅阶层, 拥有较多财富资本和远行经历的财主、富商阶层, 以及拥有强健体力、不凡胆识和一定生存技能的乡村强人、能人等。战时区域人口向外迁移遵循就近原则, 与战区毗邻的诸省, 尤其是山西、内蒙古等省区是西北人口最主要的避难目的地。从微观上看, 战区人口由战争中心区往边缘区域的迁移呈现出被动的水溢式的特点。从宏观上看, 随着战事从东往西推进, 并不断反复, 整个西北地区的人口迁移又呈现出明显的自东往西的潮汐式特征。总体来看, 传统战争状态下, 除了少数拥有逃生资本和社会网络的士绅、商贾和乡村强人、能人等精英群体外, 绝大部分徘徊在守土与离乡之间的普通民众, 几乎没有选择的能力, 也缺乏逃生的机会, 只能聚居在战区内部, 毫无计划地东躲西藏, 最终死于战火, 沦为战争的牺牲品。这是中国历史上战时人口大规模迁移和人口剧烈波动背景下的一个侧面。

   关键词:同治西北战争; 人口外迁; 逃生资本; 社会关系网络; 潮汐式人口迁徙; 水溢式人口迁徙;

  

   同治西北战争作为近代西北人口发展史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 不但造成了极其严重的人口损失, 也引发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人口史学界历来对此颇多关注, 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地阐述和分析。1但是, 传统范式的人口史和移民史研究大多把讨论的重点聚焦于移民背景的分析、移民史实的梳理以及移民影响的归纳与总结等方面, 对于战争持续状态下最本初的人口变动情况和细部节点问题, 反而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实际上, 人口迁移是典型的具有时间属性的空间行为。在不同空间尺度下, 这一行为具有不同的方式、特征和规律。

   从迁徙方向上来看, 战争期间人口迁徙大体可以分为区域内迁徙与区域外迁徙两种。与绝大多数人口都集聚在区域内部, 进行几乎毫无意义的布朗运动式的逃徙不同。2少部分人选择了及时远离战争区域这样一种迁徙行为, 并最终成功避难。本文在系统梳理督抚奏折、地方史志、时人文集以及调查记录等历史文献的基础上, 深入探讨战争状态下的区域外人口迁移问题。希望这一工作除了可以更加形象生动地展现传统战争状态下小民避祸逃生的真实场景, 增加历史叙事的维度外, 也能够或多或少揭示传统战争状态下避难逃生的不同模式与人口损失之间的关系, 从而可以更好地理解与把握中国人口发展的历史脉络。文中不足之处, 希请诸位方家批评指正。

  

   一、 战争状态下普通民众逃徙方向的被动选择

   战争状态下每个人的利益诉求可能存在差异, 但避难求生是人的本能。所以, 未雨绸缪, 预先计划, 及早举家远徙, 逃离危险境地, 是保全性命的最佳途径。同时, 也是后世观史者想象中的战时小民应该最自然, 也最理想的选择。但真实的历史远比文字描述的历史要复杂得多。实际上, 整个战争期间, 虽然兵火波及之处几乎所有人都处在不停的运动之中, 奔徙逃命, 但其中真正选择及时有效地远离战争区域这样一个正确途径, 且最终成功避祸者并不多。

   西北地区自入清以来, 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 战争渐息, 社会趋稳。小民休养生息, 户口日臻繁盛。及至咸同之际, “重熙累治, 关陇腹地不睹兵革者近百年。社会承平日久, 国既不知备, 民尤不知战”。3因此, 当同治元年大战骤起于渭南之时, 不论封疆大吏、地方官绅还是普通小民, 对战争的发展态势、严重程度以及残酷程度等, 都没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和预备。遇有阵战, 官军本不足持, 民团一触即溃, 对于升斗小民来讲唯一的选择就是逃命。然事前既无筹谋, 遇事亦无良策。兵从东方来则西行, 兵从北方来则南突;兵从陆地来则下水, 兵从平原来则上山。总之, 往哪儿逃、如何逃、逃多久, 全无计划。

   西北汉、回皆系世居, 两族互为乡梓, 彼此和睦, 素有往来。很多地方本无冲突之意, 更无打斗之实。相传大荔沙苑回民西迁以前曾发动三十六村回民集体西行, 其中“和汉民无仇怨而相善者, 皆不愿迁。到非迁不可时, 与汉族邻有相遇于道路, 便对汉人说:‘亲家, 不对啦了!要分离啦!’”4亦或互通消息, 以避祸端。又比如泾阳县西南原上的寨头村, 起事之前回、汉就比较和睦, 回民常透露消息给汉人, 请汉人早逃。但汉人很不在意, 另一方面也实在不愿离开家乡。4

   其实, 很多人对于远逃提醒很不在意, 除了故土难离之外, 主要还在于战事初起之时, 参与双方多系特定事件当事人, 打斗还比较克制, 波及的范围比较有限, 族群也尚未完全割裂。回兵来去匆匆, 时间不长。对于普通民众来讲, 只要躲避锋头便可平安无事。4更有甚者, 居然抱隔岸观火的心态, 驻足围观, 尤似农闲看戏。比如同治元年(1862) 九月二十二日, 回军与清军战于同州府城东门外, 此时战争已经开始整整五个多月。回军趁官军做饭时发动攻势, 歼楚勇数百人于苏氏沟。附近村庄百姓从草桥店一带围观看热闹, 结果“半被掩杀”。5及至战事扩大, 战火烧身, 危及性命, 小民始知四散奔逃。

   远徙避祸首先要有主观意愿, 同时也要有足够的实力。没有远徙的意愿就没有远徙的行动。而缺乏远徙的实力, 则不可能实施远徙的行动。一般来讲, 远徙的实力除了包括一定的财力、体力和物力, 也包括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可靠的信息来源。没有足够的实力, 既无法远徙, 也没有正确的方向。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来讲, 虽有逃跑的意愿, 但缺乏远徙的能力。因此如何逃?能逃多远?逃往何处?其实根本没有太多选择。这在从村域空间尺度下的人口迁徙分析中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6战时绝大多数的迁徙行为都局限于区域内, 而这种迁徙行为几乎都是盲目的, 没有任何计划性和前瞻性的“布朗运动”。

  

   二、 战时远徙人群的类型

   相对于普通民众, 以士绅为代表的地方精英群体因为拥有更多迁徙能力、社会关系和迁徙信息, 足以支持他们远徙避难。比如渭南孝义镇的严树森, 为道光举人, 曾先后历任武昌知府、湖北按察使、河南巡抚等职。同治战争爆发时, 位居湖北巡抚一职。7回军攻入孝义时, 烧了严家的房子, 但他的母亲和账房提前逃到了湖北。4三秦名士贺瑞麟, 是关中理学的领袖人物, 学宗朱熹, 书法亦颇具盛名, 晚年于泾阳之清凉原清麓精舍讲学, 后奉旨加国子监学正及五品衔。8贺氏是战争亲历者, 他本人一度逃难到山西绛州,

   战后安全返乡。9又如同州蒲城县人王益谦, 道光中曾补永安县, 历署蚶江、永春、侯官、政和、将乐等邑, 再任崇安, 最后升汀州同知, 后加按查使衔。“致仕后, 避回匪乱, 居山西之运城。”10

   战争期间, 有相当一部分地方精英把留守本地、筑堡练团, 当成是既可保家安命, 又可效力朝廷, 抑或又能实现些许政治抱负的重要机会。自认为战乱来时正好可以施展拳脚, 有一番作为。因此, 这些有能力远徙的地方精英群体, 有相当一部分从一开始就没有远徙的意愿。即使最后被逼无奈, 不得不逃, 也往往把区域内部的跃级迁徙作为主要的逃生方式, 而非完全远离战场。

   地方精英人物选择这种内聚性的而非外延式的逃生方式, 首先可能与这场战争的特殊性质有关。同治西北战争虽然祸起于回汉之间的睚眦细故, 实则双方积怨日久。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尽管从中央到地方都反复强调剿抚原则, 只分良莠, 不问汉回。但实际上, 从一开始这场战争就带有极深的族群割裂的烙印。随着战争的推进, 几乎所有人都主动或被动地贴上了这种族群的标签, 进而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到战争的漩涡而无法自拔;其次, 选择内聚性的逃生方式也可能与士绅群体自身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与信息来源有关。在传统政区化的地域空间里, 除了生活在政区边缘地带的人们, 其他大部分人的空间认知与空间归属都是纵向的, 而非横向的。对于地方精英阶层中的士绅群体来说, 他们可以获取的社会资源大多是沿着行政的层级自上而下传递的, 而由此获得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信息来源也都是垂直分布。

   从另一个视角看, 这种内聚性的迁徙方式也表明, 对于士绅这样一个地方精英群体而言, 战时远徙避祸能否成功, 虽与实力, 尤其是财力有关, 但更多的是取决于个体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县域空间尺度的人口迁徙分析表明, 处于战争区域那些核心聚落, 尤其是为数众多的乡间堡寨, 虽然筑有围墙, 具有一定的防守力量, 但实际上, 堡寨治城所处地方多为交通要冲, 战略位置重要, 利害攸关, 为战守之利, 参战各方往往反复争夺。同时, 人聚之处, 亦是财聚之处, 为抢夺粮饷兵马等战略资源, 各方攻伐亦极其惨烈。因此, 堡寨治城看似坚固, 实则为危险汇聚之所, 小民避居此间逃命, 风险其实极大。其安全性往往仅停留在心理层面。也正因为如此, 这种内聚式的迁徙实际上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安全。

   相对于士绅群体, 地方精英中的大户财主、富贾巨商及其相关人员, 活动范围是商业化且非行政化的地理空间, 拥有更多的横向社会关系和信息渠道, 因此可以获得较多远徙避祸的机会。明清以来, 陕西商人实力雄厚, 数量庞大, 分布广泛, 在西北盐、茶、大布及皮毛等贸易中均占有重要地位。以陕西会馆为例, 四川、北京、甘肃、河南等十余省均有分布。11这些散布各省的陕籍商人, 还雇用大量的本籍经理、账房和民工。这些人常年往来于陕省与经商地之间, 具有较多的外出机会和旅行经历, 战时最易远徙逃生。比如大荔县西部的汉人在回汉交兵时, “有钱的逃山西, 没钱的逃澄县”。9史料中还可以找到更多相关的案例。比如, 原渭南县政协副主席姜伯范的祖母, 战争爆发后, 起初逃至蒲城、韩城, 以后又逃宜君, 最后绕道远逃陕南洵阳双河口, 主要原因就是他的祖父长年在此做生意。9洵阳虽未出陕西省, 但地处鄂陕交界处, 自双河口沿水路经汉水可直达湖北。且境内复冈叠嶂, 四面阻山, 中界汉水, 12同治年间基本未受侵扰, 是陕西难民逃往湖北的重要通道。

方志中还有大量烈女、孝义、贞节方面的内容, 其中有不少是本地妇女远徙避祸的记载。地方志作为地方精英群体意志的集中体现, 宣扬的就是这样一个群体认同的普世价值, 记载的也都是符合并能代表这样一个群体道德判断标准的人物和事迹。这其中很多的人物, 虽然家庭背景信息都语焉不详, 但实际上, 作为家庭妇女能被记入方志, 并能在有限篇幅中记录姓名加以旌表和褒扬, 其家庭出身大多非富即贵。比如蒲城县米逢元之妻张氏, “回匪之乱, 避难湖广。夫与堂兄相继卒, 时年二十五, 遗孤尚幼, 值岁饥, 茹苦含辛, 矢志不渝。越数年, 携子亲, 负骸骨, 跋涉数百里, 归葬先坟。丁丑之饥, 令子掩埋野殍数十人”。13一个柔弱女子, 如无足够资财, 单身一人显然不可能携子亲、负骸骨, 跋涉数百里安全返乡。大荔县高氏的事迹更为典型, 史称其为“八女井布理问李树本妾, 年二十一, 树本卒, 一子春源, 仅四岁, 氏哀痛欲绝, 含泣抚孤。壬戌回乱, 将避居河东, 虙乡邻流离苦难, 嘱春源按家佽助, 人咸德之”。14其实, 八女井李氏一族是大荔名门,自明代以来就是富户, 一族之内即有四大堂号, 商号中“万顺德”、“万顺贵”等都极有名, 经营湖北大布的同时也开钱庄孳息, 家资亿万。同治年间, 仅被多隆阿盗掘的窖银就多达百万。15方志中的此类信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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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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