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敦友:瘟疫、生命与文明——从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讲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97 次 更新时间:2020-10-07 22: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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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敦友 (进入专栏)  

   前记

   新冠肺炎肆掠人类已近一年,目前似乎还看不到其终结的迹象,而新冠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可谓既深且巨,同时也为人们思考人类文明的再文明化提供了难得的新契机。2020年以来,世界各地学人都从不同角度发表了非常重要的看法,对于人们认识新冠及其背后的自然与社会有启发作用。新冠期间我正好从武汉返回南宁,南宁的学生们举办讲座会命我讲演,我即以《瘟疫、生命与文明》为题,阐述了自己的一己之见,其中特别牵涉到人类文明的再文明化问题,或有一得。非常感谢张树成、李海华及诸同学根据录音悉心整理成文,于是便有了这篇作为我思想经历的“文献”,成为我理解人类生活世界的一个记录。

                         魏敦友,匆草于武汉沙湖之滨,湖北大学哲学学院/法哲学研究中心

                                                                    2020-10-7

  

  

   引言

   大家下午好,我们今天有这么一个机会,要特别感谢如山,感谢海华,还有同学们。现在全世界都处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阴霾之下,很多著名的学者都围绕着新冠疫情写了大量的文章,我们国内也有很多著名的学者参与其中。但就像刚才应如山所说到的,在疫情期间是不便于组织大规模活动的,所以我记得海华最早跟我联系,让我做个讲座的时候,我还说疫情期间我们能聚吗?这好像是一个月前的事了。当时我正在思考一些跟文明有关的问题——我今天还特别拿了一本埃利亚斯写的《文明的进程》来讲座,所以我后来跟海华说,就围绕“疫情与文明”这样一个题目来讲吧,借此展开我们相关问题的讨论,从当下回到历史,回到理论,回到思想。当时,这还是一个很模糊的念头,但是今天早上我在想下午要讲什么的时候,我脑海里面突然蹦出灵感来,就讲“瘟疫、生命和文明”。所以说今天这个讲座看起来是个偶尔的事情,但是实际上隐含着很深的契机在其中。我稍稍整理了一下,觉得有三个契机,具体有哪三个契机呢?

   第一个契机,就是我想起了我二姐的病和我与弟弟之间的一段对话。就是在今年二月初的时候,那是疫情非常严重的时候,以武汉为中心,扩散到全国各地,当时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还没有那么严重。医疗资源的缺乏,感染病人的呼嚎,和医护人员的紧张,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我看了之后,非常震惊,也非常难过,有些人根本就没有机会及时有效就医,有的人可能在医院门口甚至在路上就倒下去死掉了。在这么一种令人悲痛的场景下,我就想到了大约二十多年前的一件事情:我二姐当年因结核病长期处在病痛之中,最后还因此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当时就想起,二姐她是一个病人,成了我们家里面的一个中心。那个时候不像现在,那时家里经济条件非常差,一年到头能够略有盈余就不错了,所以在这么一种情况下,二姐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困难之中。我把这个事情写出来了,还给这篇文章取了一个题目叫作《疾病、病人和生命》,我的高中同学看到之后觉得挺感动。我也感到很奇怪,怎么莫名其妙的想起了这个过去了二十多年的场景。记得那时,我从武汉赶回仙桃乡下,见到了奄奄一息的二姐,看了之后,心里很难过。后来,在回家的路上,我弟弟跟我有一段对话。我弟弟说:“哎呀!二姐这个病,病得这么长,好像是没有止境的一个过程。”我们家因为二姐生病,那十多年来消耗很大,那个时候家里又非常穷,弟弟因此觉得二姐的病对家中的负担来说好像是个无底洞。但当时我听到弟弟的这个抱怨之后,一下子就有点火了,就讲了一段让我自己都感到很惊讶的话——我批评弟弟说:“你怎么能这样讲呢?就因为她得了这个病,我们就可以抱怨她、嫌弃她吗?如果我们转换一种看法,她虽然是一个病人,但同时也是我们父母六个子女中的一个,她得了病,是她把我们其余五个人得病的几率都抢了过去,并且承担下来。如果我们这么来理解二姐的话,那我觉得二姐她是个英雄,我们不仅不应该抱怨和埋怨,而且还应该感谢她,应该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来救助她。”我弟弟听了之后,马上改口说:“对,哥哥你说得对!”直到前段时间,这段话都一直促使我去思考“什么是病人”“什么是生命”这样一些话题,但我在前面提及的那篇小文章里只是在文末稍微点了一下,没有展开讲。在武汉疫情非常严重的时刻,我突然想起二十多年前姐姐病重的这样一个场景以及我跟我弟弟上面的那段对话,这使得我重新思考起“我们应该如何来对待生命”“如何来理解病人”以及“如何来构建我们的人文世界”这样一些问题。这就是今天我来缘点学园讲“瘟疫、生命与文明”这个话题的第一个契机。

   第二个契机是什么呢,这与北师大的网络会议有关。我写完那篇小文章《疾病、病人和生命》之后大概过了十天左右,突然收到北师大沈湘平教授的微信,他说:“敦友兄,我们正筹划开一个讨论非常状态下生命政治的网络会议,想邀请你参加”。一看是生命政治的话题,就说前几天我还因为二十多年前我二姐的事情而重新思考到生命的问题,你们马上就要讨论生命政治的问题,这不是很巧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嘛,你们要组织的讨论好像就是迎着我这个话题延展过来的。后来,我就把那个小文章发给了他。还记得,当时我写完了那个小文章之后觉得还有点趣,就叫景山把它放到了我们那个“南邕人语”微信公众号上面,同时也转给了北京大学的郭琼虎先生。郭先生现在主持着可能是中国唯一的、目前也是最大的一个学术网站“爱思想”网,我没有见过这位郭琼虎先生,但我们平时通过网络有一些往来,这个郭先生对我非常好。后来,郭琼虎先生也把这篇小文章发在了“爱思想”上面,所以我就把文章的链接转给了沈湘平教授。沈湘平教授看到后也很高兴,觉得很好。我想,我们今天继续讨论和思考生命政治问题,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思考生命的问题,更多的可能是从法国哲学家福柯,意大利政治哲学家阿甘本等人这样一个角度来讨论问题。后来,沈湘平教授组织召开了一个以“非常状态下的生命政治”为主题的非常盛大的网络会议,我今天还特地把会议的有关内容重新发在“南邕问学”群上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为这个会议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起初题目为《生命政治与人类文明的再文明化》,后来题目改为《从2020年新冠疫情看生命政治与人类文明的再文明化——为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非常状态下的生命政治反思”网络会议而作》。其实,当时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一直在考虑该怎么来写,我想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会议我可能不会写这样的文章,因为题目比较宏大,原来只想写个比较小的,比如说写《什么叫病人》等等,借此对病人的本质进行追思,进行思考,就像海德格尔那样从哲学角度来思考病人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说的病人,更多的是医学上的病人,如果从政治上来讲,什么叫病人呢?也就是说病人他进入到我们的一个社会的结构里面,他的本质在哪里?比如说我二姐作为一个病人,从组建家庭的角度来讲,我们怎么来看待她的问题。实际上我觉得在那篇发给郭琼虎先生的小文章里面,好像我已经隐隐约约地感发出来了一种对生命的思考:我二姐她固然是一个肉身的生命,但同时也生活在一个家庭的伦理之中,我们作为这样一个家庭的伦理的成员,我们怎么来对待她,体现的不是一个自然意义上的问题,而是一个人类文明的话题,一个伦理的话题,一个道德的话题。换句话说,我们完全可以舍弃她,我们可以把她扔掉,像斯巴达那样采取一种非常严酷的生命政治——你出生身体不好或者有缺陷,就扔到山谷里面让狼吃掉,但是我们今天可能不能这样,我觉得就是因为有一种文明的问题蕴含在其中。所以我就想追思“到底什么叫病人”这个问题,然后写篇文章,不过后来没写成,倒写成了话题比较宏大的一篇文章——《从2020年新冠疫情看生命政治与人类文明的再文明化——为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非常状态下的生命政治反思”网络会议而作》,并提交给了北师大那个网络会议。但在二十九号的会议上,我没有按照这篇文章的内容来讲,而是讲着讲着又讲到了一些新的东西,后来发现会议主办方整理出来之后将近有五千字,跟我原来提交的文章基本不一样,于是我把它做了一点小小的修改,题目为《从2020年新冠疫情看生命政治与人类文明的再文明化——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非常状态下的生命政治反思”网络会议上的发言》,这样就相当于围绕同一个主题形成了两篇文章,但文章侧重点有所不同,一篇是文字稿,一篇是发言稿,我的发言稿应该说补充了我原来没有写到的一个观念,就是“生命契约”这样一个观念,讲敬畏生命,这就提出了“重塑生命意识”这样一个话题。我今天早上突然想到,北师大那个网络会议以及那两篇文章是我今天来讲“瘟疫、生命与文明”这个话题的第二个契机。

   今天讲座的第三个契机,这与湖北大学江畅教授交给我的课题任务有关。我去年9月18日重返武汉到了湖北大学工作之后,又回到了那些老兄弟们之中。他们关注的问题是哲学的,很宏大,正好有一位老兄长江畅教授,他接受了湖北省社科联的一个课题,名叫“中华优秀观念文化解读”。江畅教授组织了十个教授来写十个中国优秀文化,当然这十个优秀文化不限于传统文化,但主要是跟传统文化连在一起的。按照江畅教授的安排,我承担了其中的一个,我也感到非常奇怪,我怎么承担了这么一个子课题,这个课题的名称叫做“其命维新”。我们都知道《诗经·大雅》里面,文王有两句话叫作:“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把它抽象出来就是“其命维新”。今天早上我在思考,江畅老师怎么会让我写这么一个课题?这个课题已经写完了,原本想在二月初写完的,后来等到三月初才写完,按照江老师的思路写了两万多字,但是我有我自己的思路。那么“其命维新”,它主要想讨论一个什么问题呢?它讨论的是我们作为一个生命如何来焕发新的生命的精彩,这叫新命。“周虽旧邦”,这是周武王和周文王灭了殷商并建立新的周王朝之后,他们在思考自己的使命时所提出的一种观点。也就是说,他们原来是一个偏远的部落,是一个小国,现在成了一个天下大国,他们的生命可能跟原来的那种部落的格局就不一样了,面对一个新的天下格局必须创造出新的文化和绽放出新的光彩来。所以,我们经常讲的“回到西周”这么一个观念与我前面提到过的今天讲座的两个契机,也有一个内在的关联——先是提出思考生命,然后提出生命政治,最后谈到新命观。今天,我们怎么去思考我们自身作为一个生命的问题,然后让生命往前发展和向上攀登并使之成为一种新的文化和绽放生命光彩,开放出一个新的文化的结构,我想这里面肯定有一些重大的内在的问题需要我们去努力思考和澄清。所以我在思考我们今天的讲座讲什么的时候,突然想到了这些问题。这些好像很偶然,但我今天略加思考后又发现不偶然,就好像我离开了南宁之后,现在又回来了,如山和海华又要我来做个讲座,于是我们今天坐在了一起,一起来讨论生命的话题,看起来这些都是很偶然的事情,但前前后后它自有内在的逻辑,并不是偶然的。关于生命的思考,关于生命与文明的内在思考,就是要思考作为一个文化的生命,我们如何创造出新的精彩来,我想这就是生命的内在逻辑。这就是我想讲的第三个契机。以上就算作今天讲座的一个引言吧!

下面,我想在这个引言的背景之下讲三个话题。这三个话题和我在北师大网络会议上讲的不一样,我列个目录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与思考。第一个话题是“2020年新冠疫情中的文明与野蛮”;第二个话题是“当代人类文明中的结构性困境”;第三个话题是“人类文明的再文明化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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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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