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飞:从清廷政争看光绪五、六年中日琉球交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3 次 更新时间:2020-10-05 08:45:34

进入专题: 琉球交涉   清廷政争   对日决策  

黄飞  

   摘    要:

   摘要:光绪五年至光绪六年,清廷内部政争激烈,发生于此时期的中日琉球交涉笼罩在其阴影之下。恭亲王奕䜣、沈桂芬主导的总理衙门与李鸿章共同掌控对日外交的话语权,形成清政府的对日外交底线,然而这一“同盟”在边防危机引发的政治博弈中瓦解:清流围绕“崇厚使俄案”展开搏击,造成原有中央决策系统的撕裂,为更好处理对俄关系,两宫太后引惇亲王、醇亲王、潘祖荫与翁同龢进入决策班底,并启用南书房作为临时办公地,还命四人参与对琉球分割条约的会商,导致恭亲王、沈桂芬一系的决策权受到挑战;与此同时,李鸿章与沈桂芬渐行渐远,由支持草签琉球分割条约转向上奏反对,并获得淮系疆臣的支持。最终,琉球分割条约被废止。

   关键词:琉球交涉; 清廷政争; 对日决策;

  

   光绪前期,清王朝边防危机层出,日本对中琉宗藩关系的挑战是其中的代表:光绪元年,日本阻止琉球向中国朝贡,光绪五年,日本吞并琉球。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清政府与之进行了一系列交涉,特别是日本吞并琉球后,中日双方在北京进行了直接谈判,并于光绪六年九月,草签了琉球分割条约(1)1。然而,清政府最终未正式签字,此草案被废止。关于草案谈判以及被废过程,学界已有详实的考察。(2)2其中,清政府的态度为何出现反复成为研究者的关注焦点,研究者多认为中俄关系缓和,清政府西北边防压力减轻,是其改变对日妥协态度,否决琉球分割条约的原因。(3)3还有一些学者注意到总理衙门与李鸿章的政治博弈对草案废止的影响,提出李鸿章与总理衙门对琉球分割条约存有分歧,而李鸿章的反对意见占据上风,最终清政府未签字。(4)4此观点提示,对清政府外交决策过程的考察是探求琉球草案兴废历程的重要视角;但同时亦需看到,此观点忽视了决策系统的核心力量-枢廷与两宫的作用,未能注意到清廷内部各政治势力互动的复杂性,将清政府的外交决策过程简单化。基于此,本文从清廷政争视角考察中日琉球交涉,梳理光绪五年至光绪六年清廷主要政治势力的博弈及政局变动,探讨政争背景之下清政府的对日决策过程,以期能够对琉球草案之兴废有新的认识。

  

   一、琉球问题升级与清政府的对日外交底线

  

   光绪五年三月,日本政府废琉球藩,设置冲绳县事,让因日本阻挠琉球向中国朝贡而陷入纠纷的中日关系更为紧张。日本吞并琉球,是对清政府权威的进一步挑衅,令中国体面尽失。日本吞并琉球的消息在清廷内部引起波澜-“廷论多主战”(1)5。然而,在清廷外交决策系统内部,除驻日公使何如璋建议,“宜假兵威以示必争”(2)6,总理衙门与李鸿章皆不主张采取武力举措。

   光绪三年九月,李鸿藻丁忧出值,枢廷格局转变为:军机大臣宝鋆“专说浮话,不管实事”,景廉“颟顸人”,“即有此言,不便遽为典要”,实际权力掌握在沈桂芬与王文韶手中,(3)7沈桂芬在与李鸿藻的政争之中取得优势地位。(4)8日本吞并琉球事发之时,沈桂芬不仅执掌枢廷,还身兼总理衙门大臣之职并居于主导地位。(5)9对朝廷内讨伐日本的主张,他认为“劳师海上,易损国威”,“力持不可”。(6)10领班军机大臣、总理衙门王大臣恭亲王奕䜣获悉此事后认为,“若任其废灭而不问”,“如国体、众论何”,(7)11但也不主张对日本诉诸武力,同意沈桂芬的意见。

   日本吞并琉球后,深谙洋务的丁日昌被紧急召用,“以总督衔会同督办南洋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8)12令其一面负责南洋海防,一边参与琉球一事的处理。总理衙门多次去函咨询,他对琉球一事的处理产生重要影响。(9)13丁日昌认为,琉球乃是“海外一弹丸耳”,其对中国无足轻重,“贡献不足以益我之府库也,人民不足以供我之役使也,版宇不足以卫我之藩篱也,徒以前代以来相沿朝贡,是以仍听其载在职方,羁縻勿绝,并非该岛于我国家有翊戴之劳,我国家于该岛有拱卫之助也”。中国为琉球出面与日本交涉,实为“天朝字小之恩有加靡”。(10)14他判断日本“甘冒灭小之名”的动机不在琉球,“不过欲借端与我开衅耳”(11)15。鉴于此,他提出:“我于海防尚未筹办周备之前,似宜一意主和,内则迅筹战备,外则虚与委蛇,不可存忽战忽和之见。”(12)16丁日昌还注意琉球问题处理的示范作用,避免之后陷入其他属国乞援,“允则力难兼顾,不允则何以厚彼薄此”的境地。(13)17

   光绪五年二月,李鸿章入京觐见,在陛辞时被慈禧询问,“琉球事当若何”。他答称:“惜我无铁甲船,但有二铁甲,闯入琉球,倭必自退。”(1)18此番言论,也委婉表示他认可沈桂芬的意见,不宜出海对日本作战。

   总理衙门与李鸿章的不主战态度,奠定了清政府以外交手段解决琉球一事的基础。

   中琉之间的宗藩关系是中国出面与日本交涉的原因,而总理衙门对自身权利与责任的认知是其确立对日外交底线与目标的基础。早在处理日本阻贡问题时,总理衙门已了解到琉球的两属状态,(2)19对为二属的琉球与日本倾力交涉存有顾虑,(3)20但碍于与琉球的宗藩关系亦不会对琉球坐视不理。(4)21怎么处理与琉球的宗藩关系成为总理衙门等人面对的问题。有学者以“事大”和“字小”来概括宗主国与藩属国之间的关系,“字者,爱也”,“事大在共其时命,字小在恤其所无”。(5)22从宗主国中国的立场来说,“事大”与“字小”阐述了中国的权利与责任:藩属国朝贡臣服是中国的权利,而“抚绥藩服”是中国的责任,二者是中国作为宗主国的体面。

   早在日本阻贡-中国的“事大”权利被损害时,李鸿章就提出“事大”权利没有实质意义,“琉球地处偏隅,尚属可有可无”,“即使从此不贡不封,亦无关于国家之轻重,原可以大度包之”(6)23。李鸿章的意见得到总理衙门的认可,清廷虽不甚看重“事大”权利,但却关注“字小”的责任,以维系国家体面。总理衙门提出:“琉球孤悬海岛,地瘠民贫;二百余年,恪守藩服。今以逼近日本,为所追胁,国势濒危;若竟弃之而不为覆庇,势必为日本所并,诚不足以宣圣朝绥远之恩,而慰荒服瞻依之愿。”(7)24日本吞并琉球是对中国体面的进一步践踏,阻碍中国履行“字小”职责,对此,丁日昌提出:“夫球祀果能尚延一线,则我亦何妨虚与委蛇。”(8)25郭嵩焘则明确提出放弃让琉球“事大”的权利,以换琉球复立:“以宽免入贡为之基,一面遣派使臣会同各国公使保护琉球,听其自主。日本事事取法西洋,即当以西法冶之,大小相维,强弱相制,固无臣事之礼,不令入贡中国,亦不令入贡日本。琉球臣服中国已久,宜中国主其议;一以保护琉球为义,不足与争朝贡。”(9)26郭嵩焘的观点得到总理衙门赞同,认为“所论不为无见”(10)27。

   光绪五年四月,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访华,总理衙门邀请其调停中日琉球纠纷,格兰特应允。恭亲王奕䜣向格兰特阐述了中琉之间悠久的宗藩关系:“琉球一直对中国朝贡,不仅是对清朝朝贡,自几个世纪前,琉球就已开始向中国朝贡。”(11)28他向格兰特表示,中国希望“让琉球恢复原状”,具体来说是“要求日本恢复琉球王国,释回琉球王室,从琉球撤兵,并废除其之前对琉球排他性的主权声明。”(12)29他还表示,“中国寄望于公义”,“中国不以势压人,但也不接受日本的错误行为”。(1)30奕䜣与格兰特的会谈展现出清政的外交理想-让琉球恢复原状。

   为琉球存祀,履行“字小”责任,是总理衙门及李鸿章等人处理琉球问题的的底线,(2)31而让琉球恢复原状是其外交理想。

  

   二、边防危机频发与清廷政局变动

  

   日本吞并琉球后,为防止日本借机进一步生事,清廷下旨加强南洋海防:“琉球外属中国,日本竟敢阻其入贡,夷为郡县,狡焉思启,情殊叵测。亟应妥为备豫,力图自强,以固藩篱。著沈葆桢、吴元柄将南洋防守事宜悉心区画,实力筹办;固不可稍涉张皇,亦不得稍存大意。并著随时探明该国情形,密速具奏。”(3)32日本吞并琉球所带来的海防紧张局面,让李鸿章担心“洋务正恐生变”,(4)33却也让其找到巩固洋务系影响力、安置挚友丁日昌的机会,(5)34他筹划利用琉球危机为处理完乌石山案的丁日昌谋求实缺。

   获悉日本吞灭琉球的消息后,李鸿章即向宝鋆与沈桂芬推荐丁日昌:“琉球距闽台较近”,若丁日昌为闽浙总督,“必早专人确探回报”;今后“闽疆事尤吃紧”,非才望如丁日昌者“不能有济”。沈桂芬对李鸿章的建言拊髀叹曰:“诚哉是言。”在总理衙门向李鸿章“商日本废球办法”时,他提及“台防须得人整顿”,总理衙门遂奏请丁日昌“以总督衔会同督办南洋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随后,李鸿章继续为丁日昌积极奔走,他认为闽浙总督或两江总督,丁日昌可谋得其一。在获悉两江总督沈葆桢“有请假省墓之说”后,他有意为丁日昌争取此职,并致信丁日昌,“以执事署江督,事权更专”。(6)35沈葆桢病逝后,刘坤一授命署理两江总督,但因其之前乞养,“疏词决绝”,李鸿章判断其“似已无意出山”,推测“廷推必令量移”,如此丁日昌成为两江总督最合适的人选。李鸿章在给丁日昌的信函中直言,“江左舍公其谁”,并期望能与丁日昌分任南北洋,相互砥砺,“鄙人更赖有同志之赞助也。”(7)36丁日昌亦对两江总督一职有所期待,丁忧入李鸿章幕的张佩纶在日记中有载:“丁雨生书来,有欲出之意,以为合肥办粮台为名,实在两江一席。”(8)37

   然而,在海防紧张之时,中国西北边防再起波澜-光绪五年底,崇厚擅自与俄国签订《交收伊犁条约》,国家利益受损严重,朝野哗然,挽回国家利益,处理好与俄国的关系成为总理衙门及清廷上下的首要任务。伊犁问题出现后,中日交涉一直笼罩在紧张的中俄关系及由此引发的政争阴影之下。

   “崇厚使俄案”在清廷内部引起极大讨论与争议,光绪五年十二月初五日,清流纷纷上奏,指摘崇厚之误,主张拒约并陈述应对之策,与此同时,“百僚相顾不发,骈头看折,杂然一群鹅鸭耳。”(9)38清流在一般官僚普遍显得游移、无措之时,形成一股牵引决策的力量。(10)39初十日,为商议俄事,两宫太后“叫大起”,“派亲郡王、醇亲王、御前大臣、六部、督察院同议”。(11)40面对清流牵引的声浪,恭亲王及沈桂芬掌控的枢廷未找到解决之法,“以避事为取巧也”,会议之时,“总理各国衙门王大臣皆回避,军机皆兼总理著亦回避”。(1)41面对恭亲王、沈桂芬等人的消极之态,光绪六年正月初三日,两宫下旨命会议的亲郡王及醇亲王参与对崇厚的议罪。(2)42

初八日,清流领袖李鸿藻服阕,(3)43“仍在军机大臣行走,仍兼总理衙门行走”。(4)44李鸿藻回归后,清流士气大振,围绕“崇厚使俄案”,沈、李政争进入白热化阶段。(5)45李鸿藻一直对沈桂芬领衔的洋务活动以及力保和局的对外主张不以为然。(6)46因崇厚为沈桂芬所荐,清流利用“崇厚使俄案”向沈桂芬发难,要求杀崇厚,更换使臣,重新定约,并将之视作搏击沈桂芬的“借城背一之举”。(7)47由清流牵引的严惩崇厚之声浪高涨,沈桂芬亦“致丛众谤”,其本人甚至“懊恼成疾”。(8)48李鸿章在给丁日昌的信函中谈及李鸿藻重回军机处后对沈桂芬全力搏击,不仅打击其领衔的洋务成员,甚至波及到自己:“兰枢于洋务懵未有知,自谓未与前议,领袖清流,顾为借城背一之举,朝局水火已成。其力诋执事与筠老曲意和戎,未宜借箸;亦怪鄙人不以保障北洋自任,皆未足与辨,但恐群喙争鸣,终酿宋明末造之变耳。”(9)49李鸿章此信函中的兰枢指李鸿藻,执事指收信人丁日昌,筠老指郭嵩焘。通过李鸿章信函可知,长于洋务的丁日昌、郭嵩焘以及李鸿章因同沈桂芬一样主张和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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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 2020年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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