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帅:东晋“度田税米”再考:性质、租额与实施背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0 次 更新时间:2020-10-03 16:46:36

进入专题: 度田税米   魏晋田租   升斗之辩   郴州晋简   东晋门阀政治  

陆帅  

   摘    要:

   东晋“度田税米”的性质、租额与实施背景是学界长期以来存在较大分歧或缺乏深入讨论的问题。综合考证文献与简牍可知,东晋“度田税米”的性质不是杂税,而是田租。其征收数额为三升,并非三斗。就现有材料而言,西晋时期自耕农的田租征收方式尚不明确,则东晋“度田税米”与西晋田租制是否为前后取代关系,也不宜定论。“度田税米”的实施背景,除了苏峻之乱后特殊的政治、军事形势,主要与东晋政治权力结构、施政理念的变动有关。“度田”有助于侨民在南方新居地的合法土地占有,则是该政策得以实施的重要原因。咸和五年(330)“度田税米”的实施,标志着东晋政权在南方统治的逐渐稳定与日常化,可视为东晋由北来流寓政权走向南方本土政权的序曲。

   关键词:度田税米; 魏晋田租; 升斗之辩; 郴州晋简; 东晋门阀政治;

  

   赋税制度是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中的基本问题之一。具体到东晋时期,《晋书·食货志》记载,当时曾实行“度田税米”之制,最核心的史料为:“咸和五年,成帝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亩税米三升”。1相关记载还见于《晋书》《建康实录》《通典》等文献,字句略有差别,但大意相同。2

   作为魏晋南北朝赋税制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界就东晋时期的“度田税米”发表了众多成果。3不过,由于文献不足征等原因,学界对于该课题的认识仍不清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度田税米”的基本认识,例如性质(田租还是杂税)、征收数额(亩税米三升还是三斗)、与西晋田租制的关系等方面,存在较大分歧;二是已有研究多数是在综论两晋南朝赋税制度的视野下而展开,至于“度田税米”的实施背景,与当时政治、社会环境更为具体的关联,缺乏深入讨论。

   走马楼吴简、郴州晋简等新近刊出的南方地区简牍材料不乏关于当时赋税名目、征收数额、土地亩产、土地制度等诸多信息,为进一步认识东晋“度田税米”提供了不少新线索,因此显得弥足珍贵。本文拟通过新出简牍材料的利用与传世文献的勾稽,廓清对于东晋“度田税米”的性质、征收数额等基本认识,并在此基础上揭示该政策的实施背景,以期加深对魏晋经济制度、时代特征的认识。

  

   一、田租还是杂税

   关于“度田税米”的性质,过往学界存在多种观点。大体而言,可分为东晋田租开始说、“占田”田租(税)说、西晋田租取代说、杂税说四种。4随着研究的深入,目前学界较为主要的观点是后两种,即西晋田租取代说与杂税说。

   西晋田租取代说以柳春藩、王仲犖、周国林、杨际平等学者为代表,认为东晋政权建立后一度沿袭了西晋田租制,为了适应新的土地占有情况,于咸和五年实行新的田租制度,也就是“度田税米”之制。5杂税说则以高敏、张学锋为代表,认为“度田税米”是额外征收的田税,与田租制并行。张学锋在高敏意见的基础上对税率、税额进行了修正,并进一步指出“税米”的征收对象限于当时大量存在的侨民,而非所有自耕农。6

   “度田税米”究竟是田租还是杂税,文献中没有直接记载。但田租是中国古代的基本赋税制度,也是历代《食货志》记载的主要内容之一。因此,在《晋书·食货志》没有额外说明的情况下,多数学者很自然地将“度田税米”理解为田租。而杂税说否定“度田税米”为田租,将之理解为杂税的主要理由有二:第一,《晋书·食货志》载,东晋咸和五年始行度田税米之制,至太元二年(377)改为口税米,“王公以下口税三斛”。7考虑到“口税米”是“度田税米”的替代政策,两者在征收对象上应当一致,即皆为“王公以下”。但当时制度规定王公贵族具有免课免役特权。因此,如果将“度田税米”理解为田租,便有矛盾之处。但若理解为正租以外的杂税,就不存在上述问题。第二,在古代汉语中,“租”与“税”的词义不同。租是民众交给国家的土地收益税,是正税;税则多用于正税以外的各类杂税,因此当从杂税的方向考虑。8

   笔者认为,这两点仍有值得商榷之处。首先,关于王公贵族的免课免役权,杂税说依据的关键材料有二:一是《晋书》所载西晋户调式中官员、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荫其亲属”和“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的规定;9二是《隋书》所载南朝梁陈时期“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的现象。10杂税说认为,既然衣食客、佃客这些荫附人群“皆无课役”,那么“王公贵人”,即宗室、官僚、士人等,自然也享有免课(即免除赋税)、免役的特权。然而,荫附人群的免课、免役能否与宗室、官僚、士人本身的免课、免役等同,本身是存疑的。就现有资料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僚、士人免役的史料很多,而免除租税的特权,仅有免除商业税的记载,且未必是东晋南朝国家的常例。11刘宋初年朝廷内曾有关于士、庶身份差别的讨论,其中也只提到士人的免役特权,不涉及租税征收。12因此,学界以往一般只强调官僚、士人的免役权。13那么,既然无法确定“王公以下”有免除租、税的特权,就无法排除“度田税米”是田租的可能。

   其次,“租”和“税”,的确词义有别,但正如杨联陞所言,这两个字在古代文献中经常混用。14此外,从走马楼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来看,孙吴时期存在名为“税米”的税种,但并非额外杂税,而是和“租米”一样都属于田租。两者差别在于“税米”的租额相对较高,而“租米”相对较低。15因此,即便出现了“税”字,也不代表一定就是杂税。

   还需指出的是,“度田税米”中的“税”作动词使用。唐代以前,用作动词的“税”往往指征收田租,如传世文献中的“什五而税一”“三十而税一”。16东牌楼汉简中还有“税禾”:“民大男李建自言大男精张、精昔等。母姃有田十三石,前置三岁,田税禾当为百二下石。”17这段文字来自于东汉光和六年(183)临湘县一桩田产纠纷的相关文书。虽然其中的“百二下石”如何理解尚不清楚,但“税禾”意为田租征收是明确的。18同理,将“度田税米”理解为征收田租,并不存在问题,因为“税”和“税米”在古代本就有多种含义与用法。而《晋书·食货志》在“度田税米”之后还有“哀帝即位,乃减田租”和“孝武太元二年,除度田收租之制”的表达,19将“度田税米”理解为征收田租也与文献记载更契合。

  

   二、税米三升还是三斗

   据前引《晋书·食货志》,东晋咸和五年“度田税米”的征收比率、数额为“取十分之一,率亩税米三升”,但由于古代文献中“升”“斗”字型相近,时常混写,因而究竟是每亩“税米三升”还是“税米三斗”,学界长期存在不同看法,加之文献记载匮乏,一直未有定论。20张学锋较早利用走马楼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中的赋税征收木牍,讨论了“度田税米”征收数额,认为孙吴时期长沙临湘地区水田亩产为稻谷5—6石,脱谷为米即2—3石;同时结合《淮南子·主术训》《三国志·钟离牧传》的相关记载,提出魏晋时期南方水田产量应大致相同,“度田税米”的征收比率为“取十分之一”,则每亩大约3斗上下,主张“税米三斗”。21

   不过,亩产5—6石能否代表早期南方稻作水田的一般水平?长沙郡(国)是魏晋时期长江中游稻作农业的发达地带,乃至有“江表唯长沙名[有]好米”的说法,22作为郡治(国都)的临湘县更属于长沙郡(国)的核心区域。因此,将长沙临湘地区的亩产量视作南方稻作水田的一般情况,并不合适。另外,《淮南子·主术训》《三国志·钟离牧传》等文献材料多出自政论家或文人之口,不具有统计意义。23《淮南子·主术训》所载“中田”(即一般田地亩产)“不过四石”,24达不到5—6石,与东晋“取十分之一”“亩税米三斗”的亩产(米3石,折稻谷6.66石)也有差距。《三国志·钟离牧传》反映出会稽郡永兴县的水田亩产约为6石,25但永兴县所在的宁绍平原是当时长江下游最发达的农业地带之一,似不能代表南方地区的一般情况。26

   从其他出土简牍来看,早期南方地区民田的租额、亩产很难达到“税米三斗”、亩产稻谷6.66石的水平。据郴州晋简中的上计文书,西晋桂阳郡某县“县领水田”平均亩租额为稻谷4斗,折米1.8斗,就比“税米三斗”低不少。27里耶秦简8-1519记载秦洞庭郡迁陵县征收田租的新增土地为5 295亩,租额677石,平均每亩租额约1.28斗。简牍记载的租率约为12%,则平均亩产约为1.06石。28江陵凤凰山汉简记载西汉市阳里交纳田租53.365石,裘锡圭据其他简牍推算租额为每亩3—4升,29则亩产当为1—1.2石。事实上,即便是在临湘县的核心区域,有些土地亩产也达不到5—6石。如新公布的走马楼西汉简牍《都乡七年垦田租簿》记载,西汉长沙王刘庸七年(前122)临湘县都乡垦田6 002亩,收租796.575石,平均每亩1.33斗。30按当时“三十税一”的租率推算,亩产稻谷4石,也与走马楼吴简反映的亩产有差距。需要稍作说明的是,秦汉魏晋时期稻作农业技术没有革命性变化,度量衡单位基本一致,因此将秦汉时期的材料纳入比较是可行的。31

   就目前公布的材料而言,直接反映秦汉魏晋时期南方水田租额、亩产的一手资料仍十分缺乏。值得注意的是,新近公布的北大秦简、岳麓秦简及张家山汉简中的算数书涉及田租征收数额的内容很多,租额从最低的“二十四步一斗”到最高的“三步一斗”不等。32张家山汉简出土于今湖北省江陵市,北大秦简、岳麓秦简并非考古发现,但从内容来看也出自今湖南、湖北一带。虽然并非真实的赋税征收记录,但秦、西汉时期的算术书为基层官吏的常用书籍,实用性很强,可以作为了解当时南方稻作水田租额、产量的一个参考。33

   秦汉时期1亩为240平方步。以此计算,上述诸种算数书记载的最低租额为每亩10斗,最高为80斗,远高于前文提及的数值,但这是由于租额计算方式而存在差别。晋文指出,秦及汉初田租数额的测定,实际分为两个步骤:第一,“程田”,即在应纳税田地总面积的基础上,根据一定的亩数租率,如1/10、1/12、1/15,计算出“税田”面积;第二,“程禾”,即根据预估产量的多寡,确定“某步一斗”的“税田”产量租率,再结合“税田”面积,最终得出具体征收额。因此,“二十四步一斗”“三步一斗”只是“税田”的产量租率,并非针对所有田地征收田租的产量租率。34而平均亩租额、亩数租率与“税田”的产量租率,只要三者知其二,就可以推算出另一项。

   当然,这种田租测算方式在魏晋时期已不再使用,但不妨碍利用这套标准对“税米三斗”所反映的生产水平加以比较认识。西晋时期民田的亩数租率不明,前引郴州晋简中“县领水田”的性质也不确定,故不纳入计算。里耶秦简8-1519记载的“税田”租额为每亩1.5石,即产量租率为16步1斗,属于偏下水平。西汉凤凰山田租征收简、走马楼西汉简牍《都乡七年垦田租簿》的亩数租率,一般认为是汉景帝以后实行的“三十而税一”,即耕种面积的1/30。市阳里的平均亩租额以4升计,可推知“税田”租额为每亩12斗,即产量租率20步1斗,比较低。《都乡七年垦田租簿》中临湘县都乡的平均亩租额为1.33斗,可推知“税田”租额为每亩40斗,即产量租率6步1斗,这是比较高的。东晋时期亩数租率为“取十分之一”,若所有土地“率亩税米三斗”,则“税田”租额为每亩米30斗,按45%的脱谷率计算,为稻谷6.66石,即产量租率3.6步1斗,比以上事例都要高。

那么,“税田”3.6步1斗的产量租率意味着什么呢?如上所述,秦及汉初长江中游地区的“税田”的产量租率最少为24步1斗,往上还有20步1斗、11.9步1斗、8步1斗、5步1斗等,最高为3步1斗。这意味着,以3.6步1斗的“税田”产量租率征收田租的水田,亩产已接近秦及汉初官方认定的最高水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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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 2020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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