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炳军:春秋政治生态变迁与诗歌创作政治化倾向演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2 次 更新时间:2020-09-30 07:2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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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炳军  

   内容提要:春秋时期政治生态由“王权”政治向“霸权”政治、“族权”政治、“庶人”政治的渐次变迁,促使诗歌创作内容由以祭祀活动为主向以现实生活为主转变,从而使这一时期不同历史阶段的诗歌主旨具有明显的政治化倾向:前期以“王权”为中心,关注点为王室兴亡;中期以“霸权”为中心,关注点为公室兴衰;后期以“族权”为中心,关注点为大夫专权;晚期以“庶民”为中心,关注点为“陪臣执国命”。这种政治化倾向在不同历史阶段关注点的不同,正好反映出诗礼互动内涵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诗歌创作政治化倾向与礼制变革现实性关照的有机结合,正是诗礼文化创造性传承与创造性发展的内在动力。

   关 键 词:春秋时期/政治生态/诗歌创作/政治化倾向/演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诗经》与礼制研究”(16ZDA172)。

   作者简介:邵炳军,男,上海大学诗礼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

  

   所谓文学创作的政治化倾向,是指由政治、经济、文化等相互联系的诸要素共同构成的一种政治体系运行现状和发展趋向的动态社会环境,对文学创作过程与创作内容发生影响后形成的一种文学现象。春秋时期,随着政治格局由“天子守在四夷”向“诸侯守在四邻”“守在四竟(境)”(《左传·昭公二十三年》)①的渐次转变,周王朝的政治生态由“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向“自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论语·季氏篇》)的渐次变迁,即由“王权”政治向“霸权”政治、“族权”政治、“庶人”政治的变革②。那些身处社会变革大潮中的贵族诗人乃至平民诗人、奴隶诗人,自然会更加关注政治生态环境变迁进程中的重要政治事件,其诗作自然会更加强调干预社会现实生活的政治功能。据笔者考证,这一时期传世诗作凡229篇,主要有今本《诗经》所载诗歌183篇,传世文献所载贵族佚诗32篇、平民与奴隶歌谣14篇。其中,直接或间接与政治事件相关者就有177首,比例高达77%。当然,由于不同历史阶段政治生态环境构成要素的差异性,导致政治文化介入诗歌创作的方式与程度不同,这种政治化倾向的表现形态自然会呈现出时代特征。

  

   一、“王权”政治生态与诗歌政治化倾向的基本特征

   春秋前期(前770-前682)③,尽管王权受到严峻挑战,但政治格局依然是“天子守在四夷”,政治生态依然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即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政治格局、政治风气和社会风气综合状态与环境依然是以王权为中心。在“王权”政治生态环境中,诗歌创作形成了独特的文学景观:“正雅”息,“变雅”盛,“正风”歇,“变风”兴。这一历史阶段传世的诗歌作品凡135首(含逸诗2首),占春秋时期诗歌总数229篇的59%。其政治化倾向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怨刺先王覆亡宗周

   幽王十一年(前771),骊山之难、西周覆灭④。这是周王室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彻底改变了西周立国以来的政治生态环境。故像王室“三公”摄司寇卫武公和、卿士凡伯、宰夫家父(家伯父)及佚名之王室大夫等贵族诗人,其笔触多集中于此。

   他们或闵宗周颠覆——“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诗·王风·黍离》),或伤骊山之难——“先祖匪人,胡宁忍予”(《小雅·四月》),或刺幽王以戒平王——“家父作诵,以究王讻”(《节南山》),或刺幽王听信谗言而伤贤害忠——“谗人无极,构我二人”(《青蝇》),或刺幽王宠信褒姒以致灭国——“艳妻煽方处”(《十月之交》),或刺幽王致使宗周灭亡——“赫赫宗周,褒姒灭之”(《正月》),或刺幽王友戎狄而仇诸侯以灭国——“舍尔介狄,维予胥忌”(《大雅·瞻卬》),都从不同侧面对西周覆亡的诸种社会原因进行了深刻反思,以便从历史往事中总结出沉痛的经验教训。这种以史为鉴的文化精神,表现出诗人对“王权”政治的高度关注⑤。

   比如,《瞻卬》首章“瞻卬昊天,则不我惠。孔填不宁,降此大厉。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贼蟊疾,靡有夷届。罪罟不收,靡有夷瘳”,写亡国之象——天降灾祸而士民忧患;五章“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尔介狄,维予胥忌。不吊不祥,威仪不类。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写亡国之因——夷狄入侵而贤者离居;六章“天之降罔,维其优矣。人之云亡,心之忧矣。天之降罔,维其几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抒忧伤之情——天降灾害而国家危殆;卒章“觱沸槛泉,维其深矣。心之忧矣,宁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后”,言离乱之苦——天灾泛滥而生不逢时。足见诗人在上述四章中,侧重写骊山之难后的亡国之象。次章“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则侧重反映了西周末期土地关系的转变——土地兼并现象,天子将贵族们的土地与民人皆占为己有;三章“哲夫成城,哲妇倾城。懿厥哲妇,为枭为鸱。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匪教匪诲,时维妇寺”,选取恶声、不孝、恶灵之鸟“枭”“鸱”来经营意象,象征褒姒乱政祸国。足见上述两章揭示出幽王之所以亡国的政治与经济双重原因。正是诗人具有大胆批判现实的精神,表面上说“哲妇倾城”,似极言女祸之害,实际上批判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哲夫”——幽王宫湦。

   2.诫勉与颂美时王中兴王室

   幽王身死而西周覆亡之际,王室卿士虢公翰拥立幽王庶子余臣为王(史称“携王”),与先前在西申(姜姓申侯之国,为幽王太子宜臼嫡母申后宗国,地在今陕西省宝鸡市眉县附近)僭立为王的废太子宜臼(史称“天王”,即周平王),形成了“二王并立”的政治格局。面对这一政治格局,在依然恪守王位嫡长子承袭制这一宗法背景下,像卫武公和、晋文侯仇、郑武公滑突、秦襄公等大国诸侯及王室中的许多佚名公卿大夫,大都选择了支持“天王”。尤其是卫武公、晋文侯、郑武公、秦襄公夹辅周室,不废王命,帅师护送平王自镐京(位于今陕西省咸阳市沣水东岸)东迁雒邑(即“王城”,地在今河南省洛阳市王城公园一带,位于瀍水以西)。他们之所以成为“天王”政治营垒的股肱之臣,自然是冀望其能够中兴王室;当然,“天王”自己亦有中兴王室之志。故像周平王、卫武公及佚名之王室大夫等贵族诗人,其笔触多集中于此。

   他们或美平王燕群臣典乐之盛大——“是曰既醉,不知其秩”(《小雅·宾之初筵》),或美平王自西申归镐京之仪态——“其容不改,出言有章”(《都人士》),或美平王在镐京宴享群臣之欢乐——“王在在镐,岂乐饮酒”(《鱼藻》),或美平王东迁途中先养后教之明王形象——“饮之食之,教之诲之”(《绵蛮》),或美武士送平王东迁途中不畏劳苦之武士精神——“武人东征,不皇(遑)朝矣”(《渐渐之石》),或美平王在雒邑策命燕享有功诸侯礼节之隆重——“钟鼓既设,一朝飨之”(《彤弓》),或祈愿平王东迁雒邑后能修御备保其家邦——“韎韐有奭,以作六师”(《瞻彼洛矣》),或诫勉平王东迁雒邑后能以史为鉴中兴王室——“质尔人民,谨尔侯度,用戒不虞”(《大雅·抑》),都以不同方式表达出诗人对幽王继任者平王的崇敬之意,寄托了对平王中兴王室的拥戴之情。

   比如,《抑》首章“抑抑威仪,维德之隅”,告诫平王敬慎威仪以显德;次章“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有觉德行,四国顺之”,告诫平王潜心修德以治国;六章“无言不雠,无德不报。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孙绳绳,万民靡不承”,告诫平王要使王令中理以明德;九章曰“其维哲人,告之话言,顺德之行”,告诫平王听受善言是敬慎威仪的直接体现。可见,诗人以富有哲理的语言,委婉娴雅的风格,从潜心修德、敬慎威仪、乐闻善言、政令中理四方面反复诫勉,循循善诱,字里行间透露出卫武公对周平王中兴王室的殷切期望。

   3.赞美与诫勉时君文德武功

   这一时期的诸侯大多为贤明之君,文德懿美,武功卓著。如:卫武公和“箴儆于国”(《国语·楚语上》),晋文侯仇“克慎明德”(《书·周书·文侯之命》),郑武公滑突“善于其职”(《诗·郑风·缁衣》毛《序》),秦襄公“将兵救周”,秦文公“以兵伐戎”(《史记·秦本纪》),等等;诸侯国君夫人,大多为贤惠之君⑥,芘亲之阙,妇道肃雝,如齐桓夫人王姬(共姬)“敬事供上”(《逸周书·谥法解》),卫庄夫人庄姜“淑慎其身”(《邶风·燕燕》),等等。故周平王及周大夫、卫大夫、郑大夫、齐大夫、秦大夫、召南人(国人)、卫人、齐人、秦人、秦宫女等许多佚名贵族诗人与平民诗人,多赞美与诫勉之。他们或美王姬下嫁齐桓公时之盛大场面——“之子于归,百两御之”(《召南·鹊巢》),或美王姬下嫁桓公时之敬和情态——“曷不肃雝,王姬之车”(《何彼秾矣》),或赞卫武公修身治学精益求精之盛德——“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卫风·淇奥》),或美卫庄姜初嫁时清秀、素淡之形象——“硕人其颀,衣锦褧衣”(《硕人》),或美郑武公以好贤而立国之功德——“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郑风·缁衣》),或美郑武公有明德、有才华、有礼节——“我心写兮”“维其有章”“乘其四骆”(《小雅·裳裳者华》),或美齐襄公出猎时和蔼友好之风致——“其人美且仁”“美且鬈”“美且偲”(《齐风·卢令》),或美鲁庄公朝齐狩禚时射仪之巧——“四矢反兮,以御乱兮”(《猗嗟》),或诫勉秦襄公立国后应“其君也哉”“寿考不亡(忘)”(《秦风·终南》),或赞美秦襄公命为诸侯后礼乐之隆盛——“既见君子,并坐鼓瑟”(《车邻》),或赞美襄公命为诸侯后武备之强大——“驷驖孔阜,六辔在手”(《驷驖》),或赞美襄公求贤尚德之执着——“遡洄从之”“遡游从之”(《蒹葭》),或赞美秦文公大败戎师于岐——“王于兴师:脩我戈矛,与子同仇”(《无衣》)。在这些对在位诸侯国君文德武功的赞美之中,不仅洋溢着诗人热烈的爱国情感,更寄予了诗人期望诸侯国君辅佐天子中兴王室的政治情怀。

   比如,《终南》首章选取“终南何有?有条有梅”这一客观事象起兴,以终南山上长满了长寿之楸树与珍贵之楠树,兴“君子至止,锦衣狐裘。颜如渥丹,其君也哉”,言襄公服饰华丽显贵而色彩斑斓,脸色光泽红润而气度不凡;卒章选取“终南何有,有纪有堂”这一客观事象起兴,以终南山上遍地是实用之杞柳与健体之棠梨,兴“君子至止,黻衣绣裳。佩玉将将,寿考不亡(忘)”,冀望襄公封为诸侯后,不忘励精图治,治国安邦,振兴秦族。足见诗人正是选取富有政治文化象征意味的西周王室望山终南山(即王畿岐丰地区之南山)作为兴象,通过凸显其景色幽美而物产丰富之特征经营来自己的文学意象,以象征秦人建国初期的壮阔气象与襄公封侯之后的伟岸形象。平王分封,襄公受爵,秦人始国,霸业之基始定,实乃秦国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故此诗为秦大夫对襄公立国的礼赞之歌,洋溢着秦人的喜庆气氛与愉悦之情。当然,诗人在赞颂之中,更寓诫勉之意。

   4.讽谏怨刺时王无德行为

   西周覆亡之后,王室与诸侯大夫皆担心王室继续衰微,冀望时王能够中兴王室。然而,正是继立者的不德行为,反而使王室更加衰微。如平王宜臼东迁时“弃其九族”(《王风·葛藟》毛《序》),携王余臣“奸命”(《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桓王林“构怨连祸”(《王风·兔爰》毛《序》),等等。故周大夫、郑大夫及携王近侍之臣、平王戍南申(周宣王自西申徙封申伯之国,即今河南省南阳市北二十里之故申城)士卒等许多佚名贵族诗人与平民诗人,讽谏而怨刺之。

他们或刺平王东迁雒邑时弃其九族——“终远兄弟,谓他人父”(《王风·葛藟》),或刺平王劳王师而守侯国——“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申”(《扬之水》),或刺平王用兵不息——“何人不将?经营四方”(《小雅·何草不黄》),或担忧平王东迁雒邑后王室衰微而诸侯不朝——“心之忧矣,不可弭忘”(《沔水》),或刺平王与携王兄弟骨肉相残——“相怨一方”而“受爵不让”(《角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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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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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州学刊》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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