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大力:中国历史上的族群和国家观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0 次 更新时间:2020-09-27 00:3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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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大力  

   当代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是汉族以及诸多的中国少数民族一起参与中国国家构建的共同历史成果。中国的疆域,是分别由数十个不同民族各自世代居住、或在由若干个不同民族共享的场合下世代居住的历史家园所构成的。

  

   中国古人有不愿意受外族统治的意识吗?

   12世纪,南宋将领岳飞面对自己国家的北部领土落入女真人之手的严峻局面,在一首中国人都知道的词里写道:“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比岳飞稍晚,一个出使金国的南宋使臣范成大,描写他在宋朝故都开封城的地标“州桥”遇见当地百姓的情景说:“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问使者,几时真有六军(天子统领的军队)来?”钱锺书以为,在女真国家统治下的北方汉人,大概不敢站在大街上拦住宋使臣高声问话。但他同时又引用其他几种史料,证明本诗确确实实传达了藏在他们心里的真正愿望。

   推翻蒙元王朝的朱元璋,曾用这个口号来动员反元:“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在此之前,他还说过:“慨念生民久陷于胡,倡义举兵,恢复中原。”

   此种意识也同样生动地反映在南宋士人不甘接受金统治华北的事实的议论中:“一屈膝则祖宗庙社之灵尽污夷狄,祖宗数百年之赤子尽为左衽。……天下士大夫皆当裂冠毁冕。”

   这些只是很多类似例证中之最广为人知者。因此,若问中国古人有没有不愿意受外族统治的意识,答案是“有”。但这其实不止是一个简单的有无问题。所以需要对这种意识作以下四点更深入的说明。

   第一,这种意识反映出对不同人群间文化差异的鲜明而强烈的意识,如“左衽”、“冠冕”。

   第二,被明确感知的,还不止是文化差异,而已经从文化差异被提升为一种族群的、即对是否出于共同血统的认知与区别。在这里,“夷狄”指的就是与汉人不相同的族群。请看下面一段话:“良嗣族本汉人,素居燕京。自远祖以来,悉登仕路。虽食禄北朝(此指辽朝),不绝如线。然未尝少忘遗风,欲褫左衽,而莫遂其志。……良嗣虽愚憨无知,度其事势,辽国必亡。……欲举家贪生,南归圣域。”

   为了理解这段材料,需要对它的背景作一简单介绍。12世纪初的中国,统治着大部分汉地社会的是宋王朝。但汉地最北方的一部分地区,则位于宋朝之北的辽王朝版图之内。这时女真人建立的金国从辽朝的东北边境发展起来。金先攻灭辽朝,占领了属于辽的那部分汉地,后来又进一步南下,逼迫宋朝向南撤退,占领了汉文化的发源地和历来的根据地,也就是整个华北。所以在这段时期内,华北的汉人,在先后被迫接受辽、金统治之际,曾经历过一个希望自己所生活的那片土地能回归宋朝的短暂阶段。

   说这番话的人叫李良嗣。他在这里明确使用的“族”,即是族属或血统的概念。所以“左衽”或“右衽”,不仅是服饰差异问题,通过它体现的是夷夏之别的重大区隔。族的意识,在它带有共同血统观念的意义上,就是一种族群意识。

   可是第三,上述族群意识并不必然地带有排斥非汉族群之政治统治的意思。“辽国必亡”(辽亡当时还没有成为事实,但说话的人认为已是不可避免的事实),是李良嗣之所以愿意归顺宋朝的前提。这不止是他一个人的想法。辽将亡之时,燕人投奔宋境者,皆以“契丹无主,愿归土朝廷”为言。即便如此,他们仍然把这时还逃亡在外的辽朝末帝看作是自己的“故主”。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此我等故主也。使主在,岂敢遽降南朝?乃故主已亡,誓不从女真,所以归投南朝耳。”换言之,长期处于契丹人统治下的北方汉人,并不因为朝廷与自己之间在文化、族属上的差异,以及他们对这种差异的不满(甚至严重不满),而动摇对于辽王朝的政治忠诚。他们为此还这样评论宋朝人对他们的误解:“南朝(指宋人)每谓燕人思汉(此指汉族的宋政权)。殊不知自割属契丹,已多历岁年。岂无君臣父子之情?”可见以君臣关系为标志的政治认同,可以超越对于不同人群间文化差异的意识,超越对每个人群所特有的只存在于本人群之中的共同血统观念,也就是对不同人群的族裔认同之间所存在的差异意识。

   现在再举几则很说明问题的材料,进一步充实上述结论。

   宋太宗曾率军北至幽州(今北京)城南,被契丹战败后退却。“城中父老闻车驾之还也,抚其子叹息曰:‘尔不得为汉民,命也!’”幽燕地区的汉人在文化与族属方面的集体身份意识,从理念上说并不与他们身为契丹臣民的政治认同绝对不相容。不仅如此,在界定他们“是谁”的问题时,政治认同,也就是“父老”们所说的“命”,才是居支配地位的。

   “近有边民旧为虏(指女真)所掠者,逃归至燕。民为敛资,给导以入汉界(指南宋界)。因谓曰:‘汝归矣。他年南朝官家来收幽州,慎无杀吾汉儿也!’”金统治下的汉人愿意资助和接引被金俘虏的南宋边民逃归故国,可是他们自己都没有跟着一起逃离。因为他们与前述“父老”们相似,文化与族裔认同与他们对于“命”的认可是能兼容的。

   “侗燕人,住在九州之地。每念先世陷于边地。昨来见贵朝初得燕山,举族相庆,谓自此复为中华人物,且睹汉衣冠之盛。不谓再有此段事,不知自此何日再得为中华人物!”说话人李侗是投降金朝的辽人,在南宋派人出使金国时,受金朝之命陪伴宋使。这是他私下对宋使说的心里话。宋军趁辽被金攻败之机,暂时占领原处于辽控制下的部分华北汉地时,他曾盼望宋能成功。但现在已经不敢再有这样的想望了。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到宋金对峙的中期,南宋从被俘的金军将领、兵士中,发现有流落在北方的宋人后代。“或当阵被擒者,乃大将之子;或受命出战者,乃中原之人。”关于被宋俘虏的金军里,究竟有谁是宋朝的“大将之子”,我们现在找不到具体证据。但宋人自己这么说,应该不是没有根据的胡说。

   上面的材料证明,在传统中国,与族裔认同相比,政治认同更占支配地位。二者之间可能存在张力,但并不相互颠覆。其中占第一位的是政治认同,也就是王朝国家认同。

   第四,也就是最后一点,现在回到我在本文开头引述的那些材料。我要指出,朱元璋的“驱除胡虏”云云,与辛亥革命时期的“驱除鞑虏”,性质是大不一样的。传统社会中那些从表面看来很像近现代民族主义诉求的种种表述,至多只能称作是某种“伴生性的原民族主义”(associated proto-nationalism)主张。它实际上是在“两国相争,各为其主”的政治斗争,尤其是在征服战争时,作为国家主义或者“爱国主义”的动员手段而被加以利用的一种意识。它依附于“两国相争”的特定历史形势,因此也往往熄灭于“两国相争”了结之时。最高统治集团与被统治者之间族裔的不同,并不成为衡量政权合法性的基本依据。因此朱元璋在建立明朝后才会调转头来说:“元虽夷狄,然君主中国且将百年,君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元之兴亡,自是气运,于朕何预?”他强调,元先失天下于“群雄”(有时一漏嘴,他也会说元失天下于“群盗”),明朝是从“群雄”手里夺得天下的,所以他声称元的灭亡与他无关。

   实际上,传统“帝国”一般都是多民族的。在传统中国,每当建立一个新王朝,都要“易服色、颁正朔、改年号”。这表明它们确实需要向大众呈现能证明自己获得“正统”的合法性依据,但它与统治人群与被统治人群在族属上是否相同基本无关。处在蒙元初期的汉人主张“能行中国之法,即为中国之主”,就说明族属问题不是证明政权合法性的基本元素。

   现在我还要举一个最为人所知、但又很少为人详知的例证,也就是被很多人误认为是代表了传统时期中国民族主义典型立场的文天祥的例子,来说明“伴生性原民族主义”与近现代民族主义之间的重大区别。

   公历1279年3月19日,盘踞在广州湾海面之上的厓山岛(今已成陆)内的南宋流亡小朝廷,受到元军的总攻击。当时这个岛“方圆八十一里”,上面聚集了二十万军民。战争只持续了一天,宋军全线溃败。文官首脑陆秀夫仗剑驱迫妻子跳海自尽,他自己登上小皇帝的舟船,对宋朝末代天子说:“太皇太后在杭州投降,已经受尽欺侮。陛下绝不应再受这样的屈辱。”接着他将小皇帝绑在背上,一起投水而死。后宫百官从死者以万计。七日后,尸浮海上达十万余具。南宋结束。

   厓山战前已经被俘的文天祥,这时被押解在元军舰队中,亲眼目睹了自己国家的灭亡。他写诗说:“唯有孤臣两泪垂,冥冥不敢向人啼。”这首诗的题目很长,叫“二月六日海上大战,国事不济。孤臣某坐北舟中向南痛哭,为之诗曰”。由题目可知,他是自己国家最终败亡的不幸见证人。

   早在这之前,他已经下定“一死之外,无可为者”的必死决心。他描写自己的心志说:“虽刀锯在前,应含笑入地耳。” 战事结束后,他随班师的元军被带到元朝的首都北京。在那里,他经受了一轮又一轮的劝降攻势,但始终没有妥协。1283年,元统治者几经权衡,勉强下决心处死文天祥。他在刑场上写了两首诗,之后英勇就义。

   文天祥之死是宋朝历史上最感人的一幕,他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道德英雄之一。连蒙古人也承认:“赵家三百年天下,只有这一个官人。”但现代人对他究竟为什么而死,很容易会产生某种时代倒错的误解。

   文天祥死在南宋最后灭亡的四五年之后。这在当时就引起过一些人的怀疑:“或疑公留燕,所以久不死者。”

   人们希望他“死国”的心情看来十分迫切。甚至在他从广州被押解北上的时候,就有人怀疑他不敢以身殉国,所以沿途散发传单,“遂作生祭丞相文”。写祭文的人想让文天祥看见把他当做已死之人来祭拜的文章,“以速丞相之死”,也就是催促他快快自杀。

   人们的怀疑并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文天祥被捕后三四年不死,他确实在等待。他自己说:“当仓皇时,仰药不济,身落人手,生死竟不自由。及至朔庭,抗词决命。乃留连幽囚,旷阅年岁。孟子曰:‘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如此而已。”其中第一句说的是他曾经试图自杀而没有成功的事情。无论如何,按他引用的孟子的话,他确实在等。

   那么在等什么呢?

   他本人曾对一个前来劝降的从前同事说:“傥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无论这个主意是否始出于前去劝降的王积翁等人,文天祥本人至少是认可此种安排的。这里提及的虽是以道士、也就是以“方外之士”的身份回到故乡去,但中国的“方外之士”哪有不拜朝廷君主的?所以他的真正意思是,如果可以放他回家,从此做元朝统治下的一介平民,这便是他可以接受的。今后朝廷若有事,他也愿意以一个平民的身份帮着出出主意。

   因此,如果元朝能把他当作一个平民放归乡里,这就是文天祥完全可以同意的一种安排。他在等,也包括在等待这样一种可能性。但元朝没有给他这一选项。元朝给他的选择,始终只有两项:在元朝做官(忽必烈认为从南宋入元的人当中,能做他的宰相的,只有文天祥);或者被处死。要他在元朝做官,这是文天祥万万不能同意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文天祥毅然选择了后者。

   文天祥的立场,还能从他对另一件事情的态度上看出来。

   他有两个弟弟,年长的叫文璧,也是南宋末年的官员,后来投降了元朝。文天祥得知文璧仕元以后,写信对他的幼弟说:“我以忠死,仲(指文璧)以孝仕,季(指文堂)也其隐。……使千载之下,以是称吾三人。”“仲以孝仕”,即指文璧为侍养老母亲而降元入仕,接受了元朝委任的官职。“季也其隐”,即要求幼弟读书山林,走隐居的路。

他在这段文字里用的是“三人”一词,说后世会因为他们弟兄三人的不同选择而对他们加以称赞。但在说出这番话时,他心里想到的,却是另一个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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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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