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仕胜 王珏 刘传玺:从加勒万河谷冲突看印度陆锁式安全思维困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98 次 更新时间:2020-09-25 07:42:22

进入专题: 加勒万河谷冲突   中印关系   陆锁式安全思维  

胡仕胜   王珏   刘传玺  

   【内容提要】加勒万河谷冲突错在印度,偶然中有其必然性。这场冲突是印度陆锁式安全思维与实践的最新折射。陆锁式安全思维与实践主要源于印度执迷于追求 “绝对安全边界”。这一思维发端自印度精英层内心深处对 “安全缺口”的历史记忆,熏陶自印度教传统文化,承继自诸如 “前进政策” “缓冲区”“科学边界”甚至 “天然屏障”等大英帝国的殖民遗产。然而,“绝对安全”越追求越不可得。即使 “印太战略”框架下的安全合作搞得再好,也难以助力于解决陆上安全问题。唯有在周边地区坚持合作共赢安全观、秩序观,才是新德里摆脱陆锁式安全困局的最佳路径。

  

   【关 键 词】加勒万冲突 中印关系 边界问题

  

  

   2020 年 6 月 15 日晚,印度边防部队官兵侵入中方控制区搞夜袭,不但破坏了中方边防设施,还率先重伤中方交涉官兵,从而招致中方痛击并导致印方惨重伤亡。由此,原本一场近十年来常见的高原 “群架”,因印方的率性鲁莽,演变成了一场严重冲击中印关系的重大事件。夜袭看似偶发,但偶然中存有必然。

  

   这场冲突是新德里经年推行 “前进政策”的必然结果。

   1962 年的边界战争、1967 年乃堆拉炮击、1975 年土伦山口枪击事件、1986-1987 年桑多洛河谷大规模军事集结、2017 年 72 天洞朗对峙以及当前的加勒万河谷流血冲突,均与印度政府在边境地区推行 “前进政策”密切相关。仅中印关系而言,“前进政策”的破坏力惊人。1962 年的边界战争破坏了两国之间的战略互信,2017 年的洞朗对峙破坏了 1988 年以来双边累积互信的诸多努力,此次的加勒万河谷冲突则将两国领导人过去两年间形成的政治共识与外交成果几乎“清零”。两国关系已经到了非重构而难以重启的地步。

  

   新德里对 “前进政策”长达 70 余年的执迷,从本质上而言,反映的是印度陆锁式安全思维及实践惯性。其突出特点是以陆地安全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要牵引,沉迷于追求绝对安全的陆上边界,执迷于构建 “战略缓冲区”和 “天然屏障”,执着于零和式地缘竞夺观,而不相信合作共赢的安全观。

  

   就在加勒万河谷对峙与冲突期间,新德里同时还与巴基斯坦、尼泊尔发生了边境摩擦。印度,作为一个 “北背雪山三垂大海”(玄奘语) 的大国,在全球化、信息化与智能化的今天,为何仍执迷于陆锁式安全思维与实践,甚至不惜挑起与所有邻国的边境纷争呢? 本文主要对这一现象进行深入而细致的审视与思考。

  

   一、加勒万河谷冲突中的 “安全缺口”迷思

  

   此次印方挑起加勒万河谷冲突的缘起是印方认为,中方在加勒万河谷的边防基建活动,对印度今年计划完成扩建的达尔布克 - 什约克 - 斗拉特别奥里地公路 (DSDBO) 构成严重威胁。这条公路长 255 公里,沿什约克河修建,北端的斗拉特别奥里地有一新扩建军用机场,去年 10 月启用,离中国边境实控线 10公里左右。因为该公路是印度能联通拉达克地区和喀喇昆仑山口的唯一通道,更是印度确保其对锡亚琴冰川实施有效控制的战略要道,印方高度重视其战略价值。

  

   锡亚琴冰川位于中印巴三国交汇处,既是印控拉达克地区的最高点,也是印巴两军对垒的世界最高战场。在新德里看来,掌控这个制高点就意味着可以“俯视”整个印控拉达克地区,监控中巴喀喇昆仑公路,洞察中巴陆上防务互动。然而,加勒万河与什约克河交汇的大河口恰是这条战略公路客观存在的一个 “安全缺口”。出于战略公路的安全考量,新德里必先堵住而后安。

  

   加勒万河与什约克河交汇的大河口原本位于中方自上世纪 50 年代末即主张的中方控制线之内,但在 1960 年代初被印方占控。1962 年 10 - 11 月的中印边界战争中,中国军队将驻守印军赶出河谷。但战后为缓和局势,中方主动撤出加勒万地区哨所 (实际上是从1959 年11月7 日控制线后撤20 公里),仅通过巡逻执勤方式予以管控。1970 年代中期之后,印军恢复并扩大西线越线活动,逐渐实现对包括大河口在内的什约克河的控制,并逐渐进入加勒万河谷、加南达坂等地巡逻。2011 年之前,加勒万河谷地区总体平静。

  

   2011 年开始,印度开始修建什约克河西岸战略通道,遂日益重视加勒万河谷的边防巡逻与哨所修建。2012 年,印军方要求一线部队每月进入加勒万河谷一次 (但 2012 -2013 年间,印军仅维持着一年巡一次的频率,因为中方巡逻频率也低)。此时,尽管中方仍保留对加勒万大河口的 “实控主张”,但实际巡逻时中方一般止步于加勒万河大拐弯处 (距离两河交汇处约5 公里,也是今年 6月 15 日晚爆发流血冲突的地方),并进而将大拐弯处视为 “河口”,作为中方巡逻的折返处与实控线边际。双方一线边防部队对此已有默契。印方此前沿加勒万河谷巡逻时一般也止步于大拐弯附近,并将之命名为第 14 号巡逻点 (PP14)。

  

   相比之下,因缺乏公路设施,中方无法通过地面巡逻维护对大拐弯处 “河口”的有效管控。

  

   莫迪上台之后,印方进一步加大巡逻力度,甚至有意将 14 号巡逻点建成前哨基地,以便日后控制大拐弯处。特别是,随着 DSDBO 扩建工程的不断推进,印度日益担心中方若控制大拐弯处,可轻松 “偷窥”两河交汇地带,继而可“洞察”印方来往锡亚琴战略高地、斗拉特别奥里地机场的军事调动。而且,这个大拐弯处还有一块面积 2700 平方米的三角河滩,若中方在此布建永备工事、前沿哨所等,则中国军队可以很容易沿河谷冲下去切断 DSDBO 战略公路。为此,隶属国防部主要负责边境基建的 “边境公路组织” (Border Road Organiza-tion)一边扩建 DSDBO 公路,一边在加勒万河与什约克河交汇的冲积滩上广建兵站、公路、桥梁、哨所、直升机坪、永备工事等,同时边防部队还增加了巡逻频率至一月两次。

  

   由于考虑到今年 DSDBO 扩建工程必须完工,4 月11 日 “大雪封山”被抢通后,印边境公路组织即快速推进各种 “堵漏补缺”的边防基建活动。例如,为便于印边防军沿加勒万河谷巡逻,不断修建通往 14 号巡逻点的固定工事。印方速度很快,不但在大河口北河滩上新建一片边防设施,增强后勤补给能力,而且沿加勒万河谷先后架设了 4 座贝雷桥,其中一座便桥还越线修进大拐弯三角河滩,直接对中方主张的控制区构成侵入。

  

   仅从基建本身而言,印方已在不断打破双方默契,率先改变边境现状。为因应这种变化,防止印度在边境侵权的道路上越滑越远,特别是为防止印方今后以 14 号巡逻点为起点继续向加勒万河谷上游巡逻甚至顺势占控大拐弯处三角河滩的潜在冲动,中方今年以更大规模更快速度向大拐弯处推进巡逻公路、后勤补给站点等边防基建,并占控三角河滩,修建前沿哨卡,伺机拆除印方抵边越线便桥。于是,双方在大拐弯处形成对峙。两国虽有包括军长级对话等沟通机制,但最终仍未能防止 6 月 15 日晚流血冲突的爆发。

  

   纵观整个事态发展,印方对边境争议区 “安全缺口”隐患威胁的无限臆测以及近似鲁莽失控的 “封堵”冲动,是导致此次流血大冲突的根本原因。本质上,这种不惜制造两军冲突的 “封堵”行为,是新德里陆锁式安全思维与实践的微观折射。

  

   二、陆锁式安全思维的历史源起与实践

  

   印度政府之所以不惜冒着与中方发生军事对峙乃至冲突的风险而去封堵加勒万河口,归根结底在于印度决策圈、战略界和军方长期存在追求 “绝对安全边界”而绝不容忍任何 “安全缺口”失控于人的迷思。这种见 “缺口”就封堵的自我强迫症,是陆锁式安全思维的典型体现,有其历史缘由。

  

   (一) 开伯尔山口的历史记忆

  

   印度所处的这块大陆自成一体,地理环境独特。北部山脉区,从阿拉伯海直到孟加拉湾,一系列崇山峻岭,包括兴都库什山脉、喀喇昆仑山脉、喜马拉雅山脉、高黎贡山脉、帕特凯山—若开山脉,组成一个几乎首尾相连的半圆形高墙,从西往东将印度大陆与欧亚大陆明显区隔开来。其余三面是印度洋,将这片次大陆与其他大陆完全隔离开来。因此,这块大陆又常被称为 “印度次大陆”。然而,看以完美的封闭地形却有一个明显瑕疵,西北崇山峻岭之间有一个天然豁口,叫开伯尔山口。山口不大,全长 53 公里,最窄处不足 600 米。在英国殖民者确立统治之前,印度历史上竟没有任何一个政权尝试去封堵这个跑风漏气的山口。于是,这个神一样存在的山口历史上几乎成为所有外族陆上入侵或进入印度次大陆的必经通道。可以说,在中世纪之前的冷兵器时代,谁控制了这个山口,谁就控制了从印度河平原到恒河平原的辽阔北印度。

  

   公元前 1500 年,雅利安人自开伯尔山口进入印度次大陆,并最终确立了印度文明的底色。从此至 15 世纪末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前,印度文明屡遭外来势力经由开伯尔山口的侵扰。历史上,波斯人、马其顿人、希腊人、大月氏人、嚈哒人 (也称白匈奴人)、塞种人、阿拉伯人、突厥人、蒙古人等先后经由开伯尔这个西北豁口入侵次大陆,或劫掠财富,或就地称王。外族频繁入侵往往不是打断或牵制了印度这片大陆的统一步伐,就是进一步撕裂了印度原有的政治版图。小国林立,内斗不已。一次次的被征服也最终导致当今印度成为了世界上的 “人种、宗教、文化和语言的博物馆”。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印度本来就逃不掉被征服的命运,而且它的全部历史,如果要算做它的历史的话,就是一次又一次被征服的历史”。

  

   由此可见,开伯尔山口曾一直在印度次大陆的历史演进中扮演着塑造者或破坏者的角色。这个山口留给新生印度战略界、决策圈更多的往往是痛苦与屈辱的记忆。这是导致新德里自建国之日起便自陷于陆锁式安全思维的历史缘起。

  

   (二) 英国殖民者的边境 “封口”实践

  

   英国人自海上殖民次大陆后,由于自身即是海洋强国,并不担心殖民利益受到海上其他势力的威胁。实际上,英国人最终凭借着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将印度洋变成了日不落帝国的 “内湖”。故而,英印殖民政府更专注于南亚次大陆的北部山区边防安全建设,堵住包括开伯尔山口在内的所有陆上 “安全缺口”。

  

其中,重点防范对象就是沙俄。就在 1850 年代末英国王室取代东印度公司实现对次大陆的直接殖民统治的同时,沙俄对中亚的扩张已开始对英国人在次大陆的殖民统治构成越来越迫近的威胁。作为次大陆边缘地带的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又属于地缘理论家麦金德的 “世界岛”理论的一部分。为拱卫次大陆的殖民统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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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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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印度洋经济体研究 (202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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