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泽: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再探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73 次 更新时间:2020-09-23 22:4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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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修泽 (进入专栏)  

  

   摘要:生产要素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的,应从大历史观把握劳动、土地、资本、知识、技术、管理和数据“七要素”体系的发展进程。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不仅应着眼于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而且应着眼于人的发展和社会治理改革。“要素”和“产权”虽是两个范畴,但在“很大范围内”是交叉的,凡是要素都有产权。建议不采用“赋予”要素产权的表述,而采用“承认”、“尊重”或“维护”的提法。产权是“生产要素的生命”,具有三层含义:一是范围全覆盖,二是过程全贯通,三是生命全周期。要素市场化配置实则是“产权配置”,要素价值实则是“产权价值”。应把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看成是“形神兼备”的有机整体,在实践中紧密结合劳动、土地、资本、技术、管理(企业家)和数据“六大”要素市场配置一体化推进。这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面对历史,需要拿出“自我变革”的勇气。

   关键词: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产权制度;要素生命论

   中图分类号:F123.9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002-736X(2020)09-0001-12

  

   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也是笔者作为一名研究者长期关注并努力探讨的课题。2019年8月,笔者曾在《改革与战略》杂志发表过一篇论文,题为《开放倒逼下的中国经济改革“双突破”论》,其中着力探讨的就是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突破”问题。该论文发表后,引起理论界和新闻界的重视: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体制改革》全文转载了此文,相关媒体对该论文及相关核心观点进行了报道。

   但是,反思这篇论文,现在发现有两个方面的明显不足:其一,相对于产权制度而言,对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分析论述较弱;其二,对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的探究和揭示不够。因此,需要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这个“重点问题”进行再探讨。

   2020年5月18日公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的总体要求部分进一步明确“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其中的第四部分,题目是“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市场活力”。继之,2020年5月22日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在改革部分里作出了“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部署,由此从理论到实践提出了一系列值得研究的问题。下面结合笔者这些年的研究,就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作以下“再探讨”。

  

   一、生产要素的内涵以及如何从大历史观维度把握要素体系的发展过程

   “生产要素”是学术用语,一般也可以把它简称成“要素”。什么是生产要素?《政治经济学大词典》中的定义是:“生产要素是生产某种商品时投入的各种资源。”这样一个界定基本上能揭示“生产要素”这个概念的实质内容。

   当今人类有多少生产要素?从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来看,生产要素的内涵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的,人类对生产要素的使用及其认识也在不断进步之中。从大历史观维度把握要素体系的发展过程,其内容梳理如下。

   (一)马克思之前:劳动、土地“二要素论”

   在马克思之前,人类在很长的时期内,生产商品所使用的资源比较简单,相应地,对要素范围的认识也比较有限,如生于1623年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提出“二要素论”:一是劳动,二是土地。“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成为他留给后世的著名格言。虽然威廉·配第没有分清价值和使用价值,不了解商品作为“使用价值”是由劳动和自然共同创造的,而作为“价值”则是由劳动创造的(不包含任何自然因素),但是,他明确提出“二要素论”是有贡献的。

   (二)马克思:确立资本要素并提出科技与管理的某些思想

   到了马克思时代,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要素的范围明显扩展,人们的认识也有了突破性跃升。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发现并揭示了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即经济活动中表现为生产要素投入能够增殖的价值。这样,在要素问题上,除了威廉·配第提出的劳动和土地以外,增加了资本要素,这是具有突破意义的。

   马克思不仅揭示并提出了资本要素,而且提出了科技和管理要素的某些思想。如在《资本论》和《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科学的力量也是不费资本家分文的另一种生产力”。同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有一句话:“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指挥。”

   虽然马克思讲到科技、管理的作用,但是给后世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资本要素。科技和管理只是思想,尚没有提出系统的“创新”理论和“企业家”理论,因此,科技要素和管理要素没有被后人提到与资本要素并列的地位和程度。科技和管理作为要素得到完整且清晰的确立是之后的事情了。

   (三)马克思之后的发展及党的十五大和党的十六大增加技术要素和管理要素

   马克思之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人类科学技术加速发展,急剧变革,与此相对应,现代科学技术要素明显发展,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新资源。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论述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并鲜明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党的十五大报告在“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部分,第一次加入了“按生产要素分配”。这里的“生产要素”包括什么呢?报告明确提出,“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这就十分清晰地写明了技术要素。

   与此同时,进入20世纪以来,管理(企业家)的作用日益凸显。尤其是1912年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系统阐述“创新”理论的熊彼特,更是明确提出了“企业家”理论,使人认识到管理要素成为发展生产力的新资源。改革开放后,中国以“企业家”为代表的管理者队伍应运而生并茁壮成长。2002年11月8日,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这里增加了一个新的要素——管理(具体指企业的经济管理者,以企业家为代表)。11年后,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健全由要素市场决定的报酬机制”时,重申管理要素。

   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技术和管理两大要素的重视程度,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以及熊彼特等思想家的思想,而且在新的历史时期将其理论更加明晰化。

   (四)信息时代:数据是新的生产要素

   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革命发展迅速,一种新的资源产生,这就是信息资源,包括大数据、5G、云计算等。信息用什么来代表呢?就是“数据”。欧美有学者在书中指出,数据也是一种新的资源,而且是非常宝贵的资源。

   对于信息或者数据,笔者有一个认识过程。2016年5月26日笔者在接受《辽宁日报》访谈时曾提道:“生产要素有老有新,但基本上就是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包括信息)和管理。”在这里,虽然笔者把信息提出来了,但是与“技术”放在一块的。

   2017年,笔者在国家行政学院所作的《用新思维推进新旧动能转换》报告中,开始把信息(数据)作为一个“独立的要素”来论述:“我们要寻找新的动能,很大程度要找新的技术。当然,现在还有一种信息,信息将来有可能变成一种新的资源,跟技术并立。”这里讲的是“将来”,实际上这种预计还是滞后了——不久之后,即2017年1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组织了主题为“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的集体学习,中央领导同志主持会议时讲道:“在互联网经济时代,数据是新的生产要素,是基础性资源和战略性资源,也是重要生产力。”这就明确地把“数据”也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

   (五)结论:新时代要把握“七要素论”

   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讨论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问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讲到要素时,在知识和技术要素中间加了一个顿号,就变成了两个要素,再加上前面的五个,就形成了“七要素论”。

   2020年4月9日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延续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文件的要素范围,即不仅把“数据”正式列入,而且把“知 识”和“技术”分成两个独立的要素,从而形成这样完整的一段:“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 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至此,“七要素论”形成。

  

   二、为什么要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特别是为什么必须与完善产权制度共同作为“新阶段的改革重点”一体推进

   先讲今天为什么要强调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然后重点讲为什么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必须与完善产权制度一体推进的问题。这涉及如何理解和把握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的战略实施问题。

   (一)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三大着眼点:经济改革、经济发展、人的发展和社会治理改革

   为什么在2020年4—5月,中央接连三次出台相关文件——4月9日文件、5月18日文件和总理政府报告——来部署“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呢?简要地说,这是由中国经济改革、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大局所决定的。研究这场改革的着眼点,建议不仅要着眼于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而且要着眼于人的发展和社会治理改革。这是笔者的一个基本构思。

   第一个逻辑:经济改革的逻辑。中国经济改革走到今天,向要素市场化领域推进是必然的趋势和国家战略的选择。中国经济改革“上半场”“下半场”,大体以2018年改革开放40年为界。前40年改革主要是在商品市场领域。经过多年努力,商品市场化程度已达97%,除极个别的、极端重要的政府计划还受控制外,绝大部分都已经放开。但是,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放开方面相当滞后,距离目标还很远,有的要素市场还没有“破题”,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短板”。基于此,新阶段应该把要素市场化作为经济改革的“重头戏”。至于要改革多少年,现在不好预测,因为商品市场化程度达到97%用了近40年,要素市场化需要多少年,这不好确定,要看改革进程。这是一个逻辑。

   第二个逻辑:经济发展的逻辑。这是在面临国内外新形势下促进经济发展,特别是促进创新发展的重大举措。现在我们的发展遇到了体制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怎么解决?需要挖掘内部潜力,其中要素市场化蕴藏着极大的发展潜力。以上两点,已有学者论及,这里不再重复。

第三个逻辑:新阶段促进人的自身发展和社会治理改革的逻辑。笔者比较关注人的发展和与此相关的社会治理改革。马克思说新社会的本质、最核心的命题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008年笔者出版了《人本体制论——中国人的发展及体制安排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这部书有这样一个观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三个解放”的新纪元:第一,解放生产力;第二,解放生产关系;第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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