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迅速增长，中国需要建构与自身发展状态相适应的国家与国际理念。在国际理念方面，中国究竟是融入现代化初始阶段由西方国家奠立的现行“世界”（国家/国际）体系，还是重启古代帝国时期系统建立起来的“天下”制度，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理论探讨的问题，而是一个面对现实的行动选择问题。对中国来讲，融入“世界”始终存在巨大的心理障碍。这个“世界”不仅非中国人自创，而且是曾经凌辱今日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帝国主义创制的。因此，必须以“天下”取而代之。但试图激活传统的“天下”理念，一者中国传统所示缺陷不少，二者国际社会的接受度很低。以此，中国需要在融入国际社会这个“世界”的同时，寻求以“天下”理念改进现行国际秩序。

　　 在中国跻身国内生产总值世界前列以及“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家倡导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政策直接推动下，中国学术界在理论上构造与之相应的宏大理论的积极性明显高涨。其中一个引人关注的学术热点，就是拒斥西方国家主导的现行“世界"体系，倡导颇具传统特色的“天下”话语。在这样的话语框架中，现行的国家/国际体系构成的“世界”体系，成为专属于西方人的话语，中国需要另起炉灶，建构属于自己的世界话语体系。因此，拒斥西方人的“世界”话语，重启中国传统的“天下”话语，便成为携手出场的两种主张。此时，两个问题需要人们回答：现行“世界”话语真是一种仅仅属于西方人创制且为西方人服务的话语体系吗?中国的国家话语一定只能是重启传统的“天下”论说，并由中国推向世界吗?倘若不能对之做出十分肯定的回答，那么，是否可以在融入现行“世界"的同时，以“天下”话语为之添加一些活性成分，并因此增加中国国家话语建构的兼容性、减少对峙性，并促成有利于中国被国际社会接受的话语空间呢?对此不便骤然给出答案，但努力方向应无大错。

　　 一、经济大国、儒家与“世界"话语

　　 近十几年，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在资源需要上可以说是显著趋紧。因此，中国不能不在全球范围内聚集自己所需要的种种资源。而非洲，自然也就在中国寻求资源合作的范围内。面对中国在非洲的合作尝试，西方一直指责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中国也一直以“合作共赢”加以应对。确实，正如论者所指出的那样，西方国家在早期现代对非洲的掠夺，造成了非洲自然资源的大量流失，极大地阻碍了非洲的经济社会发展。现在中国跟非洲的合作，可以说是非洲现代史上第二波进入该洲的外国力量。由于中国对自己在非洲的合作所做的自辩比较晚近，因此在一个不短的时间内一直承受着西方国家的“新殖民主义”的指责。直到最近几年，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回应才逐渐增多。中非合作面临的理论与实践挑战仍将继续。这将有赖于中国的专家学者给予更加有力的回应。而这种合作受到的挑战促使人们需要思考的中国国际/世界话语建构问题，并构成笔者在这里讨论中国国际/世界话语问题的现实契机。这表明，中国的国际/世界话语建构，不是一个由学者在书斋里慢工出细活的理论把玩的问题，而是一个被中国的现实国家处境催逼的紧迫问题。

　　 中国的发展，需要建构与之相适应的世界话语。对此，国内一些学者对之有敏锐的感知。刚刚跨入21世纪，赵汀阳便开始了自己对中国世界话语探究的历程。后来，他将会议文章编辑整理，出版了《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一书。该书从哲学的角度切入，以极具张力的陈述方式，展现中国建构世界话语的进取性：他直言不讳地抨击当今世界的霸权国家一直是在国家利益的引导下行为的，根本没有世界理念；而经济总量迅速增长的中国，在这方面恰恰可以填补空白，提供世界话语。“曾经支配世界的英国和正在支配世界的美国从来都只有国家理念，从来都只考虑了自己的国家利益。它们在管理世界方面从来都没有政治上的合法性，更没有哲学上的合法性，因为它们的‘世界思维’只不过是推广自己的特殊价值观，把自己的价值观给予普遍化，而既然它们无法证明他者是不值得考虑的，它从根本上就失去了合法性。问题不在于西方国家不思考世界，事实上它们总是在思考世界，但是‘思考世界’和‘从世界去思考’是完全不同的思想境界。在关于世界政治的问题上，中国的世界观，即天下理论，是唯一考虑到了世界秩序和世界制度的合法性的理论，因为只有中国的世界观拥有‘天下’这个级别上高于/大于国家的分析角度。”中国既然具有优势明显的话语传统，何以不早一些承担自己的世界责任呢?在赵汀阳看来，这与国家实力具有密切关系：只有在中国从物质生产大国迈向知识生产大国的情况下，为世界提供政治哲学支持才会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给予论证的强有力主张。按照赵汀阳的言说，中国的世界话语建构，是在当今世界完全匮缺相关话语论说的情况下，一展中国自古至今就有的理论优势的事项；同时，也是一个揭露西方国家自私自利的国家话语建构，从而彻底超越西方国家以国家看世界的话语策略的契机。

　　 中国的世界秩序建构，首先是一个“重思中国”的事项。这样的重思，前接“检讨中国”，后启“重构中国”。只不过在改革开放数十年的进程中，无论是检讨中国或是重构中国，借助的都是西方国家提供的理论命题、论辩模式与话语进路。当下中国的世界话语建构，应当是“中国本地生产”的。这种“重思中国”的最具思想力度的早期人物是梁漱溟。不过赵汀阳认为，梁漱溟的视野比一般所谓新儒家要广阔，更为关键的是他具有中国文化的优越感。这是将中国文化理解为儒家文化的、视野狭隘的现代新儒家所不及的地方。同时，也是视野广阔却失去了中国文化优越感的李泽厚所不及的地方。后者的“西体中用”，就更是一个明显的失误。据此，赵汀阳确立了两个重构中国的向度：一是走出检讨中国状态下的、旨在纠正“错误”的窘迫，二是确定重思中国的、旨在创造的宗旨。“当中国发展成为一个必须在世界上说话的大国，一个必须做事的大国，一个必须为世界负责的大国，就不得不在思想上有所创造，不能无话可说，不能无所作为，不能随波逐流。在这里别无选择，因为这不是一个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所处地位与形势所迫的事情。”基于这样的判断，赵汀阳强势地表达了激活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以替代西方国家的国家/国际观的主张。

　　 在赵汀阳的论说中，中国经济总量的迅速增长与中国建构世界话语是一个直接关联关系。至于他试图激活的中国传统的天下话语，并不是志在发扬传统儒家的、当代新儒家所言的那一套中国特殊论话语。赵汀阳除了肯定梁漱溟充满自信的儒家论说进路以外，他对新儒家的肯定非常有限。包括半是儒家、半是马列的李泽厚，由于提出“西体中用”的命题，在赵汀阳看来，自己的老师似乎未能触及西方话语的根本缺陷，也没有找到建构中国现代话语的真正进路。由于新儒家缺少对历史文化传统的真正自信，他们既没有成功构造中国的现代国家话语，也没有提供中国的世界话语。

　　 按照赵汀阳的思路，有两个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论证甚为紧要：一是在西方话语中，一直只存在狭隘的“民族国家”话语以及建立在民族国家基础上的扩展话语，即“国际”话语。西方话语中没有“世界”话语。这正是当今国际社会缺乏世界秩序论证以及实际建构的理论现状。二是中国真实具备“世界"话语的深厚储备，尽管在历史上这一话语的实际效用未曾发挥出来，但只要在当代世界演进的背景中激活这一话语形式，它就能对世界秩序的建构发挥出人们远未想象到的重大指引作用。在笔者的论题中，赵汀阳的论证促使人们相信，当下世界，中国与其努力尝试融人西方国家构造的那个由民族国家扩展样式伪装起来的“世界”，远不如重启中国传统的“天下”理念。这样才足以真正开启一个世界体系，减少民族国家间的对立与冲突，克制国际社会无序造成的紊乱与错失。

　　 这两个关联论证得以如此紧密贯通起来的理由，自然是中国经济疾速发展的现实。可以说，缺少了这个现实驱动力量，两个论证的关联想象就很难建立起来。这是赵汀阳展开相关论证之前，就将中国的经济发展作为现实理由摆出来的重要原因。可以说，赵汀阳对“天下体系”之作为唯一真实的“世界”话语对待的长远展望，是切切实实落在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的现实基础上的。循此进路可知，展现中国“天下”话语以求对治“世界"秩序缺失，其实是受现实理由推动的。这是对中国国家实力的一个理论回应，并不单纯针对西方国家仅有国家话语与国际话语的理论缺失。因此，这首先是一套物化的思路，进而对“天下”话语的激活尝试，带有国家崛起之际的文化宣言性质：我们要告诉世界，中国的崛起并不是学习西方的结果，而是因为自己具有千年文明的深厚根底；而中国之所以能够领导世界(尽管是一种展望)，也是因为中国传统中深藏着领导“世界”的思想资源。这两个条件相加所凸显的中国“世界”话语发展潜力，正是西方国家建构国家/国际话语所缺少的东西。

　　 分析起来，这一思路实际上并没有超越批评者所指责的西方现代建构国家/国际体系的基本逻辑。首先，中国GDP的急速增长，是赵汀阳激活天下话语的现实动力。换言之，如果不是中国GDP的迅速增长这个“经济基础”所提供的思考进路，“天下”体系这种“上层建筑”话语是很难进人思想场域的。正是“经济的问题带动了政治、文化和思想的问题(马克思的经济基础理论仍然有效)"。这是一个为激活天下话语而刚性设定的前提条件。这正是赵汀阳的思路仍然沿循着他所拒斥的现代西方国家对待国家及其观念力量的物化思路的体现。就此而言，他所设定的中国“天下”体系对西方“国际”(“世界”)体系的取代关系，就成为一个受制于物化体系实力强弱的取代关系。由此设定，便将他论证中所倚重的道义逻辑分量显著降低了，因为其道义逻辑背后蛰着的依然是他所指责的实力逻辑。

　　 其次，赵汀阳所设定的天下话语对国家/国际话语的取代关系，是一种难以共存，各自显现其整合当今世界秩序功能的对峙关系。其更为直白的表述可以简化为今日国内流行的语式：中国走到这个地步，要终结西方的话语霸权；今日中国的实力，已经足以表述完全属于自己的国际话语。这明显是一种对立性思维的产物，呈现出一种贯通冷战思维与后冷战思路的特点。这是1950、1960年代初期出生的那一代中国人特有精神气质的自然外显：在其青少年时期，他们痛苦地经历了精神上自我胜利，实则被西方全方位碾压的过程；在其进人壮年且具有话语建构能力的时候，依托自己大脑里根深蒂固的此消彼长、你死我活的对立思维，他们便自然会热衷于依托国家硬实力原则去构造一套取代西方国家理念的东西。赵汀阳陈述中设定的中国之“我们”与西方之“他们”的对立框架与陈述格式，就很可以说明这一点。

再次，赵汀阳的论述应和了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对国际秩序建构的紧迫吁求。但对西方基于国家利益的国际秩序设计成败的断定，并不构成对中国激活天下秩序的自然证成。从现代世界史视角看，西方建构的国际秩序确实不太成功，这一体系确实如赵汀阳所说是基于西方国家各自利益的扩展，是“思考世界”而不是“从世界去思考”。但赵汀阳基于中国实力提出的替代性话语，是否真正构成“从世界去思考”的新型话语，是需要理论与实践双重检验的问题。这种检验，不受动机与愿望的主导，而受结果与逻辑的验证。“思考世界”，自然是将世界作为对象来展开的一种思考方式，如此确实是具有内在局限的思考方式。因为这样就将思考对象置于世界之外了，这个世界便不是思考者与之内在互动的世界，而是一个外在于世界却试图给定这个世界以秩序的超级玩家。这是一种非常反讽的情景一个外在于“世界"的国度怎么可以给定世界秩序呢?中国是“从世界去思考”的国度，因此不会自置于一种反讽的境地。但问题在于，内在于世界之中的国家，是否具有超出国家范围以给出对所有国家都有引导力和约束力的世界秩序呢?如要具备这种可能，起码依赖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这个国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