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玲:救灾、生产与治淮: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治淮民工动员中的前后关系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8 次 更新时间:2020-09-08 08:07:49

进入专题: 淮河治理   以工代赈   基干民工制   治淮委员会   前后之争  

葛玲  

   摘    要:

   1950年,受制于当时的资源条件,淮河治理初期仍然采取人力为主的施工方式。首年治淮实施的工赈政策,使淮委很少面对劳力不足之困,但“救灾”与“治淮”的矛盾却让精工成为难题。工赈政策退场后,“生产”与“治淮”的矛盾又以前后之争的形式表现出来。淮委自1953年冬修时开始试行的基干民工制,虽然缩小了出工比例,但前后之争并未消除。“精工”与“剩余”的内在冲突使人员固定成为难题,并在合作社内部演变为“交资记分”争议。前后之争的持续存在,既有经济利益的因素,也与淮委和地方工作重心不同有关。

   关键词:淮河治理; 以工代赈; 基干民工制; 治淮委员会; 前后之争;

  

   受限于当时的资源条件,1950年开始的淮河治理采取了人力为主的施工方式,并由此产生了民工动员问题1。既往研究多认为,民工动员虽是治淮的主要问题,但在政治动员和增加工资的政策作用下,民工招募和劳动纪律都有了改善2。当然,也有研究发现,同期开展的其他水利工程建设,即便采取了这些措施,诸如民工逃跑3和强迫出工4等问题也很难得到解决。这些研究多立足于工程实施者和民工之间的二元分析,并不适用于治淮民工动员问题的研究。

   治淮民工动员并非二元互动过程,而是治淮委员会(简称“淮委”)、地方党委和政府(简称“地方”)与民工之间的三方互动过程。淮委作为政务院成立的豫皖苏三省协同治淮机构,独立于三省地方党委和政府,和三省地方并无行政隶属关系,其政策对地方缺乏行政约束力。在治淮问题上,淮委和地方是事实上的合作关系,淮委发起的民工动员任务需要地方组织实施。而地方在治淮民工动员中的组织者角色,使得其态度和行动会直接影响民工动员的成效。淮委、地方和民工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条件下的前后方关系。在此关系中,淮委及其主导的工地代表前方,地方代表后方;民工的身份则具双重性,上堤前的民工代表后方,上堤后又被视为前方的代表。本文之意不在呈现具体的民工动员过程,而是讨论淮委、地方和民工之间的三方互动,在治淮民工动员中形塑出了一种怎样的前后方关系,并分析形成这种关系的原因。

  

   一、“救灾”与“治淮”:工赈之下的精工难题

  

   1950年的淮河水灾推动了治淮决策的出台5,水灾背景下制定的淮河治理方案也受到灾害的影响,“以工代赈”就是典型事例。在中国,每当重大灾害发生时,工赈就是政府救助灾荒的重要政策之一6,民国时期的淮河水灾救助亦是如此(3)。

   工赈结合救灾与治水的特点,使其在政务院治淮决定颁布前就受到了沿淮地方党委和政府的重视。1949年皖北水灾发生后,时任中共皖北区委书记的曾希圣就强调,“政府拨粮,人民出力,以工代赈”7是解决皖北灾荒的重要办法之一。1950年的淮河大水,皖北受灾尤重,全区灾民多达990余万人。此时对于皖北区党委而言,治淮固然重要,救灾更是刻不容缓,于是兼顾两种诉求的工赈再次成为政策首选。8月1日,曾希圣在致华东局并转中央的电报中强调,“度荒治水两者密切结合”对根治皖北水害尤为重要,二者结合的办法就是以工代赈8。8月12日,华东局在给中央的请示中提出,治淮可以“支持皖北,度过从今秋到明夏的严重灾荒”,请求中央在当月工程计划送呈前先拨粮7亿至8亿斤以筹办工赈9。

   8月21日,皖北区党委在水利部主持召开的治淮会议上提出“疏河蓄水并重”的治淮方针,并强调这样做便于以工代赈。在他们看来,蓄水是面的作业,相较于疏河培堤,更能吸收大量民工(灾民),因而更适合工赈需要。在与会者对用治淮工粮救济灾民提出异议后,皖北区党委的解释是,用治淮工粮动员灾民参与治淮,可以兼取治淮救灾之利,“而非徒劳无功”10。29日,曾希圣呈送中央的报告再次强调,皖北850万灾民(重灾700万,轻灾300万作半数算)口粮的解决必须依靠工赈,且除治淮“想不出另外工赈办法”11。由此不难看出,在严重的灾荒面前,救灾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考虑。

   皖北区党委和曾希圣的吁求,在1950年10月14日政务院颁布的《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中得到了回应。《决定》虽然没有明确采纳皖北区党委“疏河蓄水并重”的治淮方针,但对以工代赈还是给予了支持,并要求在工程实施前“先拨一部粮款”,配合“以工代赈需要”12。第二天,《人民日报》的社论也呼吁,治淮“除去技术性较高的工程以外都要实行以工代赈”13。不过,相较于地方对于工赈的热衷,社论在提倡工赈的同时,也提醒各地注意精工原则,以免影响工程进度和效率,造成工粮浪费。

   社论的提醒并非杞人之忧。1950年11月召开的全国水利会议反复提及工程浪费问题,时任水利部部长傅作义的开幕词14和副部长张含英的年度工作总结15,都将工程浪费视为水利建设的主要问题之一。副部长李葆华更是指出,华东冬修工程就因为民工组织不力浪费粮食100万斤。为此,水利部拟定的1951年治水方针要求各地加强施工组织,实现“用较少的经费办成较多的事业”之目标。16

   水利部对工程浪费问题的关注表明,政务院虽然认可工赈办法,但在具体实施中,水利部与地方的考虑并不完全一致。水利部和作为治淮主导机构的淮委更关注工程效率;有着灾荒救助压力的地方党委和政府,则希望尽可能扩大工赈面,缓解救灾压力。

   水利部门和地方政府在治水和救灾上的诉求差异,首先反映在地方民工组织中的地域选择上。1950年的淮河大水给皖北和河南带来了严重灾害,两地都出现了大量灾民。在工赈政策下,为了兼顾治淮和救灾,两地在民工组织中都确立了灾区优先的原则。例如,河南省信阳专区治淮指挥部在1950年冬修工程总结中指出,各地应当注意多动员灾区与近地民工参加,因为灾区与近地群众多与治淮有直接关系,灾民需要以工资来解决生活,工作效率一定会高17。皖北同样要求出工名额不能单纯按人口比例分配,应该坚持“灾区多出,非灾区少出”的原则18。这样的地域选择明显体现了地方借助治淮进行救灾的思路。

   此外,淮委和地方在具体出工对象的要求上也同样存在差异。按照淮委的要求,治淮工程尽管要结合工赈,但为保证工程效率并减少浪费,各地在民工动员中应坚持精工原则。如果按照这一要求组织民工,工赈的救济面就会大幅缩小。为此,曾希圣在1950年12月的第二次治淮会议上要求各地在组织民工时必须克服“完全不要半劳动力的想法”19。于是,凤阳县在1951年春修中规定:“半劳动力灾区不得超过12.5%,非灾区不得超过10%。”20这样的规定同样表明了地方对救灾的关注。

   曾希圣的要求和凤阳县委的规定,都是为了尽可能实现治淮救灾的目标。但是,在基层实践中,半劳动力的标准往往很难把握,以致一些老、弱、病等劳动能力较弱甚至不具备劳动能力者都被组织到了工地上。比如,在1950年皖北冬修中,淮委为了确保精工,在上工前安排了身体检查,但因有些地方临时换人,工程开始后仍有老弱妇幼上堤的情形。怀远县茨淮区的6081名土工中,就有妇女956人;其中既有50岁以上的老人,也有十四五岁的孩子21。

   在以工代赈的政策下,基层组织者的“换人”操作,多是出于救灾考虑。老弱妇幼齐上堤,既可以从数量上完成民工组织任务,又可以缓解后方的救灾压力。当然,就各地的实际情形看,老弱妇幼上堤并不全是地方组织的结果,也有自愿的成分。比如,在1950年冬修中,重灾区河南省上蔡县黄埠区就有妇女争着报名上堤22;皖北五河县五北区1000余名妇女老弱在上工前的检查中被精减,有的妇女直接哭了起来23。正是意识到老弱妇幼上堤是对灾后生活有顾虑,卫生部在1950年11月的全国水利会议上建议各级政府在组织民工时,应告知他们有困难会另外救济,不必争相上堤24。

   卫生部的建议自然符合水利部和淮委的期望。因为从水利部和淮委的角度看,工赈毕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救灾,仍要以治淮工程的顺利实施为前提。也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地方和淮委产生了分歧。在受灾严重地区的地方党委和政府眼中,治淮既是摆脱水灾危害的工程,也是缓解灾荒的手段。因此,虽然淮委反复强调精工的重要性,但在地方的民工组织中,老弱妇幼上堤的现象仍然难以禁绝。例如,在1951年春修中,河南省西平县仍有老小病弱齐上工的现象,该县金刚乡的150名民工中还有六分之一的老小民工25;汝南县高尹、孙文两段河流疏浚工程中,老弱残疾民工占总数的11.59%26。在皖北,地方党委和政府虽然按照卫生部的建议,尽力说服老弱妇幼不上堤,但对有一定劳动能力的妇女还是“网开一面”,通过全劳动力、半劳动力的掺杂编组和互借工粮,以及鼓励半劳动力从家中自带代食品等方式,对部分不符合精工条件者进行了照顾27。

   皖北地区对半劳动力上堤的照顾说明,地方党委和政府仍然期待工赈之下的治淮能够发挥救灾与治水的双重作用,这对地方成功度荒可以起到积极作用。1951年9月,曾希圣在总结首年治淮的成就时就谈到工赈对救灾的重要作用。他说:“去年治淮工程方才开始的时候,是1950年巨大水灾之后,淮河流域有1300多万人口,急切需要依靠以工代赈,来度过水灾以后的困难时期。”28

   工赈之下的老弱妇幼齐上堤,对淮委来说也不全是烦恼。上堤劳力的不断精减表明,在工赈的政策环境下,淮委较少有劳力不足的困扰。相较于民国时期治淮工程中的工夫征募之难,不断提倡精工对于淮委而言更像是“幸福的烦恼”,但这样的“幸福”并未持续太久。随着灾情缓解和工赈政策的退场,治淮工程在地方民众心中的地位也随之改变。如果说治淮在灾荒背景下是灾民走出困境的“期望”,灾情缓解后则成为他们安心生产的“负担”。此时,淮委担心的不再是人员如何精工,而是怎样动员足量的民工参与治淮。

  

   二、“生产”与“治淮”:灾情过后的前后之争

  

   在首年的淮河治理中,地方对全劳动力、半劳动力齐上堤的坚持及灾民的治淮积极性,多是因为他们希望借助工赈度过灾荒。以灾情严重的皖北地区为例,解放伊始,当地就将生产救灾视为首要工作任务29。1950年水灾发生后,“生救治淮”、土改成为皖北的两大中心任务,其中灾区更是以“生救治淮”为重30,甚至中央明令不许推迟的土改也被推迟31。在此情形下,虽然淮委不断强调精工,各地仍然组织了不少老弱妇幼上堤,救灾显然是重要考虑。

   1950年冬修结束后,沿淮各地灾情有所缓解,灾区生产逐渐恢复。治淮虽然仍是地方的重要工作,规模也在扩大,但灾民的治淮积极性却随着生产的恢复逐渐消退。比如,1951年春修时,宿县专区灵璧县的上工人数就不及冬修之时,原因是灾情缓解后农民在生活上有了更多办法,加之河工难做,因此不愿再上堤32。类似灵璧的情况,在整个沿淮出工区都较为普遍。1951年2月下旬,宿县专区治淮指挥部呈送淮委的汇报显示,春修时民工的治淮积极性显著降低,而且有了更多的顾虑。首要的是担心因参加治淮“搞不好地”而“影响春耕”,所以更愿意留在家里“做些副业生产”;也有民工觉得治淮经济效益不高,“当鱼贩子比做工强”。331951年冬修时,怀远县动员好的民工听说徐州做工日赚8000元(旧币值,1955年币制改革后为0.8元;为行文统一,下文全部采用新币值)的消息后,20余人当即提出不愿再去治淮34。不过,在国家严格控制人口流动后,外出做工并非易事。因此,农民对治淮经济效益的评估多是与家中农业生产作比较,生产与治淮的矛盾随之显现。

有关生产与治淮的矛盾,曾希圣在1951年3月的皖北区党委第二次地委书记联席会议上指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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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2020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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