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论中美战略性接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02 次 更新时间:2006-12-19 00:54:00

进入专题: 中美  

王建 (进入专栏)  

  

  从去年8月到今年11月,中美已经举行了三次战略对话,本月以美财长保尔森为首,包括美联储主席、商务部长、能源部长和贸易代表在内的代表团,将到北京进行首次经济战略对话。2005年初当中国记者访问美国五角大楼时,美国国防部官员曾说中美举行联合军演是“为期遥远的事”,但是随着美军太平洋战区司令法伦上将去年9月与今年5月两次访华,中美两国海军已经于今年9月和11月,在双方海域成功进行了首次联合军演。自去年以来,中美在政治、经济、军事关系方面迅速接近,各种举措可谓眼花缭乱,而其背后可以看出,是美国在主动推动对华关系的调整。

  小布什上台之初,曾把中国称为“竞争对手”,自去年以来则改称为“战略伙伴”,自去年以来中美关系的迅速接近,也显然是由美方推动的。美国推动中美关系急速升温,是出于短期考虑还是长期考虑?换言之,中美接近是短期性质还是战略性接近?这是本文所想探讨的问题。

  

  一、经济全球化新格局是导致中美接近的战略性因素

  

  自工业革命以来在以往200年的世界历史中,已经出现过三次经济全球化浪潮。第一次是从19世纪初到二战前,第二次是二战后到上世纪80年代末,第三次就是目前这次,从90年代初至今正在蓬勃进行。

  全球化的动力,是资本对利润的追求。第一次全球化的背景是工业革命后,由于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及其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矛盾,导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源与市场空间不足,需要向海外扩张。以1980年美元计算,1914年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向海外殖民地国家的直接投资超过了1790亿美元,比1980年发达国家投向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高出近1倍,也超过了当年世界全部直接投资的一半。但是投资的主要领域是开发初级产品资源,这方面的投资占50%以上,还有超过30%是投资在运销产品与资源的交通基础设施,只有10%是投在制造业。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掠夺海外殖民地的廉价资源与输出国内过剩产品,获得了丰厚回报。

  第二次全球化的背景,是二战后发达国家通过互相投资与全球专业化分工体系的建立,寻求规模经济的回报。这一时期发达国家之间在产业内部的互相投资,占了世界直接投资的3/4以上,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下降到不足20%。

  冷战结束后,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交换中,出现了一块“新利润”,举例来说,在中国生产的耐克鞋,发达国家的收购价只有5美元,但是到了发达国家的市场上,却要卖到120美元,可以升值几十倍,这种现象在当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中比比皆是。这块新利润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都无法解释其产生的来源,本文由于篇幅有限,也不准备探讨这个理论问题,但就是因为产生了这块新利润,就导致了二战后发达国家通过第二次全球化浪潮所构建的、发达国家内部的产业分工体系,如热汤泼雪般迅速消融,导致发达国家的制造产业优势全面丧失,以及产业资本向发展中国家的巨大转移浪潮。2005年在全球直接投资中,发展中国家所占比重已经上升到超过40%,发展中国家所吸纳的投资主体,也转到制造业方面,以中国为例,在今年头9个月所吸纳的外资中,投向制造业的国际直接投资已占到64•2%。

  第三次全球化浪潮所导致另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发达国家的贸易逆差不断扩大,这是发达国家全面丧失制造产业比较优势的必然结果。美国去年的经常项目逆差已经超过8000亿美元,今年将可能超过9000亿美元,已相当于美国GDP的7%。欧洲诸国的贸易逆差也在急剧扩大之中,据欧盟统计局数字,今年前8个月,欧元区贸易赤字累计为200亿欧元,而去年同期为199亿欧元的顺差。日本虽然仍保持贸易顺差,但总额不断缩小,今年10月份已年比缩小24•8%。

  全球化的新特征,使发展中国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优势,而这个优势在前两次全球化浪潮中是看不到的。在第一次全球化浪潮中,发展中国家是处在被奴役、被掠夺的地位,在第二次全球化浪潮中则被排斥在发达国家的高速增长过程之外,只有本次全球化浪潮,发展中国家才首次在制造产业和国际贸易中,获得了对工业发达国家的全面优势。

  但是也必须看到,发展中国家在新的全球化浪潮中所获得的优势,并不是均衡分布的,而是主要集中在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等少数几个国家,即所谓“金砖四国”,其中又以中国所获得的全球化利益最多,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的资料,自90年代初至2005年,中国已经连续14年成为所有发展中国家中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也是同期世界各国经济增长中排名第一的国家。

  自1981年以来,美国就再没有出现过经常项目顺差,并且在过去的20多年,从几十亿美元急剧扩大到去年的超过8千亿美元。贸易逆差不断扩大,大量进口产品涌入,冲击了美国的国内市场,导致许多企业倒闭,许多劳动者下岗失业,激起了国内的不满情绪,美国政府官员与国会议员也不断提出政策办法,想要改变这种状况,但是产业资本家要到发展中国家办厂,寻求新利润,商业资本家要到发展中国家收购产品,寻求新回报,“走资派”要走,美国政府和劳动者群体在新的全球化历史潮流冲击下,想拦也拦不住,美国经济的生存状态就只能走入了依靠生产金融产品与发展中国家的物质产品相交换的“虚拟资本主义”道路。由于在所有为美国提供物质产品的国家中,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最大,美国经济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就最为强烈,因为中国已成为美国在进入虚拟资本主义时代后的最大利益来源国,所以美国必须保持与中国的最紧密的友好关系。正是美国的经济利益所在,成为美国要主动拉近中美关系的基本动因。

  目前在美国超市的货架上,已经有80%以上是中国产品,欧盟国家也是如此。从去年到今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的增长率略有下降,出现了一个外资增长的“平台”,这个迹象说明发达国家消费类产业对中国的转移,已经大体上完成了。但是,在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结构中,消费类产业所占比重仅有1/3~1/4,“大头”是重化工业,因此从产业转移来说,发达国家的大头还没有动。不是不想动,而是因为重工业进行产业转移,需要发展中国家必须具备更高的技术与装备水平。例如发达国家的机械工业装备中,数控化率一般都在60%以上,美国、日本和德国更高达70%以上,而直到去年,中国工业设备中的数控化率才刚达到30%。因为在许多生产领域,中国还不具备承接发达国家重化工产业转移的条件,所以这个转移高峰就不会出现。相反,直到去年中国的重化工产品贸易还是逆差,说明中国的重化工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还没有形成。但是,随着2003年在中国经济中出现了以重化工产业打头的新经济增长高潮,中国重工业的技术基础正在得到迅速改造。仍以机械设备的数控化率来说,今年生产加进口,中国将新增25万台左右的数控机床,按照这个速度,到“十一五”末期中国的数控化率就可以超过60%,中国重工业的技术基础,就可以基本上与发达国家看齐,所以可以预言,到“十一五”末期,我们一定可以看到一个发达国家向中国进行重化工业技术转移的新高潮。由于重化工业是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大头,所以由发达国家转移重化工业所带动的中国的外资吸纳量和贸易增长率,都会创造出显著高出过去30年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高峰。

  发达国家的重化工产业转移当然也会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但是如果比较主要发展中国家目前的重工业规模我们就会看到,中国比巴西、墨西哥和俄罗斯高出5~6倍,比印度高出10倍,而且基础设施更加发达完善,所以在进入到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重化工产业转移的阶段后,中国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的优势会更加明显,肯定还会成为发达国家转移重化工业的主要指向。

  在继消费类产业转移后,发达国家又将进行更大规模的重化工产业转移,这将使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物质产业的依赖程度,特别是对中国经济的依赖程度更高,也更长久,对走在虚拟资本主义道路上最远的美国来说,对中国经济的依赖程度将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这个前景美国人不会看不到,所以,美国要与中国拉近关系,必然是一个长远打算,是战略性的。

  

  二、在中美战略性接近中,越往后中国越具有战略主动权

  

  在前苏联垮台后,美国成了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也成为世界各类国际关系中的主导,在目前的中美关系接近中,也是美国人想与我们接近,中美关系才能拉得近,从这些变化看,在中美战略性接近中,似乎很容易得出是美国主导与决定着中美关系变化的趋势与未来。但深入分析中美关系未来的演变趋势,情况恐怕不是如此。

  首先,美国的贸易逆差主要是对着东亚地区,而中国正在以庞大的市场和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在对东亚经济进行整合。长期以来,东亚地区各国对美都保持着较大贸易顺差,但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东亚地区开始出现了以中国为平台,整合东亚地区制造业的新格局。具体地说,在过去十几年中,东亚各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我国的香港与台湾,还有东盟各国,都开始把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转变成对中国的贸易顺差,从而出现了东亚除中国以外的各经济体,或是对美贸易顺差额绝对减少,或是顺差增长率显著减慢的趋势,这种情形导致了在东亚地区内部贸易率急速提升的情况,在90年代初,东亚地区的内部贸易率还只有30%左右,目前则已提高到接近60%。只有中国对东亚地区内部贸易率呈现出下降趋势,而对美国和欧洲的贸易率却在上升。从东亚地区的贸易结构看,东盟各国,是向中国提供原料与零配件,日本和韩国、台、港除了也提供零配件以外,还在向中国大陆提供资金与技术和装备。东亚地区各经济体,利用中国雄厚的工业基础、发达的基础设施和廉价生产要素,已经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形成了新的产业分工关系,同时也把各国分散进行的对美、对欧贸易,逐步转变成经由中国对美、对欧统合进行的贸易,以往分散对美欧的贸易顺差,也转变成中国一家对美欧的贸易顺差,这样就使中国隐然拥有了相对于其他东亚国家对美欧更大的话语权,而且中国对东亚经济的整合程度越高,对美欧的话语权就越大。

  此外,随着中国经济在亚洲的崛起,东亚地区的货币关系也在发生变化,也在加强着中国话语权。在美国目前的贸易逆差中,对着东亚的部分约占到2/3,其中中国占到1/2。中国以外的东亚国家虽然也对美国保持着部分贸易顺差,但是大量对美欧的出口产品与中国的出口产品是竞争关系。由于中国的国际竞争优势,使东亚各经济体不敢随意调整本币的汇率,让本币升值,因为这样会在与中国的出口竞争中处于劣势,所以在近年来,东亚各经济体的货币,不得不既盯住国际各主要货币的变化,也盯住人民币汇率的变化,这与以往东亚各国货币只要盯住美元就可以了是大为不同的,因此人民币也逐渐成了东亚货币汇率变动方向的主导,使美国为了维护美元的强势,在东亚地区首先得与中国协调好政策。

  由于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新产业分工体系和新的货币关系的形成,使美国与欧洲离开了中国的参与,已经越来越难以同东亚各经济体进行经济对话,这就奠定了在中美战略性接近中,中国获取主导权的基础。

  世界资本主义走入虚拟资本主义时代,是这个世界大的历史趋势,不仅美国已经走入了这个时代,欧盟诸国也在加速走入这个时代,十年以前,欧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仅为美国的30%,目前则已超过了60%,今年前8个月,欧元区的贸易差额,从去年同期的199亿欧元的顺差,已经转变成超过200亿欧元的逆差,就是欧洲也在步美国的后尘,相继走入虚拟资本主义时代的最好证明。但是美国已经吸纳了目前全球净储蓄的70%以上,而欧盟的经济体量与美国相当,因此如果欧盟经济也加速走上了虚拟资本主义道路,象美国一样用金融产品与发展中国家换取实物产品,由于全球净储蓄的有限性,在美欧之间必然会发生围绕争夺东亚地区净储蓄的矛盾冲突。

  这种冲突主要表现在美欧对货币霸权的争夺,因为东亚各国在发生贸易顺差和取得美元或欧元收入后,需要以美元或欧元资产形式求得保值与增值,美元强、美元资产升值,则东亚各国由贸易顺差所形成的国际资本就会流向美国,反之则会向欧洲流动。东亚地区的国际资本向美国还是欧洲流动,决定着美国与欧洲谁能获得弥补贸易逆差的资金来源,所以美元与欧元的强弱变动,不仅会改变东亚货币资产的流动方向,也会由于货币流动方向的改变,引出贸易流动方向的改变,因为商品只能卖给有支付能力的人。

  由于美欧对世界主要净储蓄的产生地――东亚地区没得选择,而东亚地区则可以根据美元与欧元的强弱变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王建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美  

本文责编:zhangchao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经济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272.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