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　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所取得的历史性的突破和所面临的挑战需要中国管理学家去发现规律、解释现象并指导实践

“发现规律，解释现象，指导实践”，这１２个字所表述的任务是中国管理学界的历史使命，也是本次论坛（指第６７期双清论坛———编者注）所应追求的理想境界。现在是时候了，中国管理学者该登场了，透过经济与社会现象，找出管理变量，推动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因为，中国今天不论宏观，还是微观层面上所面临的挑战，与其说是一个资金与技术问题，毋宁说是一个管理问题。

几个悖论：

（１）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之悖论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苏东巨变后，福山提出了一个被喻为“大思想”的“历史终结论”，即世界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被终结在“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上。中国近年伟大的历史变革似乎并没有验证福山的终极论，中国仍然被西方归类为“威权国家”，市场经济也被我们自家人吴敬琏先生认为是“权贵资本主义”和张朝阳的“半个市场经济”，那为什么又能取得他们也认同的历史性的突变？这需要中国管理学家透过中国情景，找出规律，作出解释。刚过世的社会学家贝尔的“意识形态终结论”也算得上是本世纪的大思想，但在现实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意识形态真的终结了吗？人类取得共识了吗？从１％ＶＳ９９％　而引发的资本主义文化与社会危机，不由联想到贝尔的“资本主义的合法性”的追问，但也未必如张五常所归结的中国竞争力优势：“中国创造了人类最好的体制，既不搞福利，也不搞工会。”这也在考量中国学者和管理层的智慧：什么因素促进了今天中国的变化？

（２）“中国模式”的纠结

“中国模式”原本是西方提出的，而我们老是躲躲闪闪地不认为存在什么“中国模式”，现时也许可称之为“中国现象”，一个显学，这倒给学者们出了一个研究题目，中国差异化发展模式存不存在规律性的东西，哪些值得继续推进下去，哪些须要摒弃，作出调整。

（３）克鲁克曼悖论

诺奖得主克鲁克曼始终对中国经济发展抱有偏见，他认为中国高储蓄转化的投资，以及廉价劳动力所赢得的快速发展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并认为“没有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制度体系不可能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我们自己也常诟病自己是科技与经济脱节的两张皮，那为什么我们已经持续了３０年的高速发展，眼下还看不出有停下来的迹象，是克鲁克曼错了，还是他根本就没有掌握中国情境下的发展规律，而中国情境下的发展规律到底是什么，需要学者们，特别是中国学者们来回答。

（４）唯技术论的悖论

诺奖得主索洛以及增长理论学家罗默(Romer)认为，是否把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否建立起科技与经济结合的制度体系，将直接关系到一国经济能否保持长期增长。中国的实践似乎并未呼应索洛、罗默的观点，中国技术供给大多来自引进，内在创新机制还没建立起来，内生的技术进步成果较少，是索洛和罗默认识上有偏差、偏激，还是其他？需要中国学者回答。

蛮有意思的是，管理学界的巨擘德鲁克却认为：“创新不是一种技术用语，而是经济与社会的一种变革”。吴敬链说得更直率：“制度高于技术”；“生产的发展与其说是技术本身，毋宁说是有利于人的制度安排”。

诺奖得主制度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诺斯也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他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认为：“这些国家具有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和保障个人财产安全的结构体系。”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创新首先取决于制度安排，但也取决于制度及民族文化传统本身的适配性，创新的本质实质上是一个文化问题，而制度、民族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深层次的信念结构，这些信念结构是左右社会经济活动的根本力量，也是一个国家强弱的根源，摆在中国管理学界面前的任务是挖掘并重视这些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信念结构”，并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变革”，找出“有利于人的制度安排”，促进“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　和“保障个人财产安全的结构体系”的诞生，其后才可能产生科技与经济结合的制度体系而成为一个可持续增长的公平型国家，这里有一个因果关系，前因后果是急不得的。

２　中国管理科学发展正处于一个历史的转折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和管理学教育的前20年(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恢复办学起)已经走过了学习、借鉴、模仿的阶段，软硬件的基本骨架已经搭起，这应是一个基本评价。现在面临着后２０年如何走的问题，这里包括发展的战略目标、发展思路等。

中国管理学的发展思路很像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哲学发展思路的表述：中国哲学应从“照着讲”转到“接着讲”。中国管理学不也是应对外来管理学“照着讲”走向“接着讲”吗？

这是一个历史现象：中国近代学术发展曾经多次受到外来文化的传引和影响，但到头来都是本土文化逐渐溶解融合外来文化———管理学也应是这样。特别是管理思想根植于一国社会组织和民族文化之中，管理本质上也是一种文化，因此，必须本土化。中美２个核弹之父：邓稼先、奥本哈默；２种管理思维，２个都成功了，但若２个人互换个位置，可能都不成功（杨振宁）。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日本人颠覆了美国世界制造业的霸主地位，美国人不服，ＭＩＴ深入丰田总结出驰名的精益生产模式(lean production)的经营理念：贴近客户，善待员工，低成本，零缺陷，它根植于日本民族文化传统，美国人很难学到手，就像日本人很难学到美国人的创业、冒险的创新精神，只长于模仿一样。

如果要使中国管理科学得到发展，对当今世界管理科学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必须实现从　“照着讲”向结合中国情境的“接着讲”的转变。至于如何“接着讲”，仍可援引北大汤一介先生关于中国哲学“接着讲”的路径：

(1) 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宝藏，就连诺奖得主们的巴黎宣言也说：“人类迎接　２１　世纪的挑战必须从５００年前的孔子那里寻求智慧”。———更何况管理本身就是文化，须臾离不开自身赖以生存的民族文化传统。

(2) 接着西方管理学讲

但不再是照本宣科，而是融合中国的情境，接着讲中国的管理实践的规律。

(3) 接着中国近现代管理实践讲

包括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管理思想。尽管我们也犯过很多错误，但也取得了很多历史性的成就：中国人数次濒临经济崩溃的边缘时独特地处理化解危机的能力；调整自己，拨乱反正；成功地处理SARS公共危机；适应经济全球化；毛泽东的“鞍钢宪法”：“两参一改三结合”（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干部、技　术人员三结合），以及粤商、浙商、晋商的创业实践等。

后２０年中国管理学的战略目标：建立中国现代管理学。它的特征是融合世界古今中外管理思想的精髓，能够指导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管理实践问题，能够对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对人类的发展作出贡献。

３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面临的挑战

（１）  这是一个信息泛滥而思想、知识及解决方案贫乏的时代

我们是有史以来获得信息最多的一代人，但信息并没有有效地转化成思想和知识，我们淹没在海量信息中，沉浸在无序、混杂的噪声中，沉溺于科学计算，而疏于海量数据挖掘的信息服务，即 IRKP 困境中。一所大学失去了思想和知识的引领性，其社会地位是可想而知的。北大最近在追问：“为什么我们思想界没有李泽厚了”。———出思想、出理念以及从对海量数据的挖掘、分析、优化、决策到提出整体解决方案理应是我们管理学界份内的事。

（２）  这是一个管理研究需求和管理研究成果供给双不足的困境

管理科学研究缺少足够的横向需求支持，大多来自于强势的（如“基金委”）纵向导向，研究成果较难应用于实践，形成了“自己出题目，自己封闭做研究，自己欣赏自己成果”的自娱自乐的窘迫处境。有效的管理研究成果供给不足的后果是“摸着石头过河”和“跟着感觉走”的无奈。这种管理实践状况必须改变。

（３）  这是一个发散的、低水平重复，同质化的管理研究格局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的现状是并不令人满意的：一方面缺乏结合中国情境的新理论的提出；另一方面又缺乏经实证、实验验证的方法、工具的推出。这正如刘源张先生说的：“一方面缺乏影响管理决策的治理理念；另一方面又缺乏经过验证的可操作的管理方法与工具：两头皆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与顶天立地的愿景相悖。”

面对以上管理科学研究队伍、成果、水平３个方面出现的问题，鉴于基金项目在学界评价体系中的地位，“基金委”管理科学部理应负有一定的导向责任，论文导向？还是实践成果导向？这是基金评审的一个价值取向，也是长期拿捏不准的问题。现在连数学界也提到了“问题意识”，“应用是数学的生命线”；力学所童秉纲也认为：“真正好的成果是在解决实际需求上经得起检验的成果”。管理学界当应自省。

“基金委”管理科学部每５年开始都进行战略研究，作优先资助领域研究，寻找科学前沿，我们在仰望天空，苦苦地寻找星星，但我总感觉不到我们管理科学领域的星星在哪里？

“十二五”战略研究，我们明确地提出了３项战略目标：①形成中国特色研究，提升国际学术影响；②贴近管理实践需求，增强实践支撑能力；③完成数据建设框架，奠定扎实研究基础。管理科学部这么明确地提出研究的实践性导向还是第一次。过去有顾虑，怕冲击科学问题的理论性研究，管理科学部今后在评审和资助工作中将考虑建立“实践相关性”(relevant)评价指标，形成管理实践对管理科学研究的需求导向，以及在评估中项目成果的实践指标等，利用多种方式引导科学家重视管理实践和国家重大需求，从中国管理实践中凝聚科学问题，在科学问题与现实问题之间建立明确的　“依存路径”。积极与政府有关部门、企业建立联合资助机制。

其次，“十二五”战略研究着重强调原创性

高水平基础研究，管理科学部将进一步明确“知识原创性”(original)指标在各类项目申请、结题中的重要性。

总之，今后基金项目着力要向学科前沿和国家发展需求２个方向导向。

程序公正不等于基金管理的全部宗旨，“失去灵魂的卓越不是卓越”，基金的灵魂应是如何引领、鼓励科学家的创新，但对于一个“功利”、“浮躁”、“趋炎附势”、“循规蹈矩”的学术环境来说，如何营造一个崇尚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和变革性创新的氛围是我们的追求。

４　几个值得关注的中国管理实践研究

（１）竞争性领域（不包括国家安全领域）的国家创新体系可否拓展为全球创新体系的研究自主创新是国家发展的核心战略，但在实施中各主体的发展诉求与国家战略诉求存在差异，态度明显分化，特别是非国家主体对自主创新态度明显弱化，因此在多年实施上成效差强人意。另外，考虑到科技资源的配置已全球化，一个企业的竞争力不仅取决于其内生的科技资源，而同时取决于其整合社会化和国际化资源的能力，一个企业，甚至一个国家很难在一个产品的整个价值链上都占据优势，逼得它只得守住增值最大的一块，这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一种常态。由此，开放联盟式的创新将是一个主要选择，单打独斗式的创新不符合科技发展的潮流。自主创新与国际合作是相辅相成的，唯有自主创新，才有国际合作的基础；有了国际合作，才能提升自主创新的水平。

（２）符合中国情境的企业治理结构的研究　英美是以股东为中心的企业治理；德国是　“劳资同权”的企业治理；日本是以经营者为中心的企业治理，尽管日本《商法》规定股东进行企业治理，但实际操作上是“内部人控制”，有人认为这是人力资源重于资本的现代观念的反映，也有人认为是经营者失去有效监督的祸根。

中国模仿英美模式，以股东为中心的企业治理，是否适合中国情境和价值理念？国美事件暴露的问题值得研究。另外，大学的治理结构也该到研究的时候了。

（3） 中国企业的重新定义研究

延续了一两百年的经典经济学的概念：“利润最大化”，“股东回报第一”。现代企业的管理概念：“客户价值第一”。席酉民的和谐企业概念：“企业内部管理层和员工的利益协调”。

社会企业概念：对客户、对社会、对环境、对资源的友好。

理想的企业概念：不再以追求利润为唯一目的；人的价值高于物的价值；共同的价值高于个人的价值；用户的价值高于公司的价值；企业利益、社会利益、员工利益一体化。

可否建立一个中国的企业评价指标体系，试试对中国的５００强企业做个评估，指引中国企业的健康发展。

（４）  后工业化社会

中国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是否已接近尾声，后工业化社会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研究，以及如何迎接后工业化社会的到来，已经摆在管理层或学界的面前。

（５）  城市化

中国城市化进程是否已趋缓，如何摆脱二元经济结构，进一步促进城乡一体化的研究。

（６）中国社会建设的架构及路径研究

（７）网络环境下的管理再定义的研究

传统的管理及其理论将受到挑战，IT将重新定义“管理”，在网络环境下，管理决策的主体、工具、方法和过程都在发生变化，这是一个信息技术引领潮流的时代，管理理论与方法工具必须跟着变。

５　期盼中国管理科学研究在未来５～１０年内有一个大变局

能够形成若干具有中国情境的特色研究领域，对国家重大政策制定和企业的重大经营决策的决定提供支持服务，在推动人类管理知识发展中具有显著的作用，并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的学术领导人物。

一个优秀的管理学者，他必须是一个战略科学家，因为管理的职能是统筹优化配置生产力三要素（资本、劳力、知识），一个战略科学家就应该具有以下５个特征：善于多视角、广视野的思考；敢于挑战传统的抱负；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创新冲动；长于组织与沟通的能力；勇于实践的诉求和成果。也就是视野、抱负、创新冲动、沟通能力和勇于实践，一个不能少。还要有质疑精神，因为质疑是科学家最宝贵的精神，要反思、批判，不要趋炎附势，要有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和竺可桢先生所表述的科学精神：“但求是非，不计利害，虚怀若谷，专心致志”———而不是匆匆过客。

（本文写于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