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文轶 戈利姆比茨基:俄罗斯视角下的新冠大流行:中国角色、中美竞争及俄罗斯的选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80 次 更新时间:2020-08-15 01:53:19

进入专题: 中美关系   新冠肺炎  

曲文轶   戈利姆比茨基  

   内容摘要:新冠大流行突如其来,给中国及其与世界的关系带来巨大冲击。中美关系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稳定及新格局形成的主线。在中美战略博弈过程中,不能忽略第三方视角。本文通过梳理俄罗斯媒体和智库公开发表的文章和报道,对俄国人如何看待大流行中的中国角色、中美摩擦以及中美竞争激化背景下俄罗斯的选择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主要结论:俄罗斯社会对中国抗疫措施及成效的评价较为积极,专家们还揭示了中国体制模式和文化传统在危机治理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俄媒对武汉疫情暴发原因的报道较为平衡;对中美就病毒起源和扩散责任产生的争执评价较为负面;在对中美两国抗疫表现进行比较和对抗疫摩擦进行解读时,俄媒普遍遵循大国竞争叙事,认为中国走强美国变弱的趋势进一步强化,导致中美矛盾激化乃至走向两极对抗;对中美矛盾激化背景下俄罗斯的定位问题,俄知识界的共识是不选边站队,在保持与中国友好关系的同时,努力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为国内发展争取更大的国际空间。俄罗斯精英们进一步提出要使俄罗斯成为独立的第三极力量中心以发挥平衡者作用。在对“俄罗斯视角”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就疫后时代中国对外交往中的几个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

   关键词:新冠大流行;俄罗斯视角;中国角色;中美竞争;俄罗斯选择

   作者简介:曲文轶,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教授;戈利姆比茨基,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研究生。

  

   2020年春天,新冠疫情不期而至。中国迅速采取果断措施,很快控制住了疫情,也为国际社会赢得了宝贵时间。遗憾的是,3月份以后当中国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并开始逐步复工复产时,一些国家陆续开始了疫病大暴发,并最终演变为全球大流行,遭受了巨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美国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加大了对中国抗疫与国际援助的指责,并在国际上就疫病的起源和扩散责任问题掀起了反华浪潮。中国在这种境况下也不得不进行反击与反制,两国在疫情期间的摩擦愈演愈烈,甚至有人开始用“冷战”来描述当下中美两国的关系。

   作为世界上两个最重要的大国,中美矛盾激化必然会对国际政治乃至国际秩序演进产生重大冲击,从而引发第三方力量关注。作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中俄两国在疫情期间在政治和道义上相互支持,并且相互提供抗疫物质和人员支持,正如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接受采访时所言,“中俄合作堪称国际抗疫合作典范”。另一方面,俄罗斯最早关闭了与中国的陆路口岸,并对中国人实施了严厉的防疫监控措施。这些交织在抗疫合作中的“不和谐音符”也受到广泛关注。那么,作为中国唯一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俄罗斯是如何看待中国在大流行中的角色以及与美国的摩擦与竞争的?中美矛盾激化的背景下,俄罗斯人对于自己的立场定位与国际角色又是如何认知的?

   本文以疫情期间俄罗斯主要媒体和智库公开发表的报道和文章为依据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就疫后时代的对外交往提出对策建议。

   一 新冠大流行中的中国角色

   武汉疫情甫一暴发便吸引了俄罗斯媒体的关注,报道内容和关注点随着时间推移变得越来越丰富。迄今为止,围绕中国疫情刊发的报道和评论主要围绕两个议题展开:武汉暴发新冠疫情的原因,以及中国抗疫成功的经验和原因。

   (一)武汉缘何暴发新冠疫情?

   1月下旬,当中国宣布暴发冠状病毒疫情后,一些俄罗斯媒体立即开始讨论其产生的原因。离汉通道关闭当天,“俄罗斯商业咨询公司通讯社”(РБК)即对此作出了报道。该通讯社转引了《南华早报》的相关报道,援引中国科学家发表在《医学病毒学杂志》上的文章说,在比较了病毒和各种动物的遗传密码后,两种毒蛇的基因与新冠病毒最为接近,是最有可能使人感染新冠病毒的宿主。报道还指出,中国居民经常吃蛇和其他野生动物。根据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一项研究,中国西南地区60%以上的人口在过去两年中至少吃过一次野生动物肉。

   与РБК转引其他媒体上刊登的中国科学家的说法不同,1月27日,也就是离汉通道关闭四天后,《莫斯科共青团员报》(Московский Комсомолец)采访了俄罗斯生化学家尼库林(Игорь Никулин),发表了题为《专家在冠状病毒的传播中看到了美国生物恐怖主义的迹象:400个实验室有嫌疑》的报道。这位专家是前联合国生化武器委员会成员(1998~2003),他对武汉暴发疫情的原因进行了推测,直言美国存在实施生化攻击的嫌疑。尼库林首先指出,武汉的新冠病毒疫情“出现了奇怪的巧合”。冠状病毒存在了数百万年,始终只能寄生在某些动物体内,并不能感染人类。但自2000年以来,对人类危险的冠状病毒却越来越频繁地出现,20年间已经出现了8种致命病毒。疫情暴发频率过大,不像是病毒的自然突变。此外,在中国暴发感染的时间似乎是为了最大程度地造成伤害而专门选择的。因为恰逢中国农历新年,会出现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并举行大规模的活动。地点也好像是经过特别选择的,因为武汉有一千多万人口,是中国最大的交通枢纽之一。在给出人造病毒的可能性后,尼库林又进一步推测了病毒可能出现在哪些实验室。他提醒人们注意:中国与俄罗斯一样,被美国的生物实验室包围。这些实验室位于中国的邻国和地区,包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菲律宾、韩国和日本。美国设在外国的实验室共有400个,全部由五角大楼资助并受其监督,而五角大楼的钱在尼库林看来是不可能用于和平和人道主义研究的。美国设在海外的生物实验室所在地或附近总会暴发未知的新疾病。例如,在格鲁吉亚一个实验室附近,一个月之内有一百多人死亡,但却不允许外人进入调查。尼库林主张,“那些认为自己是生物恐怖主义受害者的国家应调查所有这些案件,并将其列入国际讨论(例如联合国安理会)。应该提出美国的境外生物实验室活动的问题。”《莫斯科共青团员报》是较早刊发病毒起源的“美军投毒论”的俄罗斯媒体,但其采访的专家只是从逻辑推理的角度给出了自己的猜测,并未提出有力的证据。

   1月29日《生意人报》(Коммерсантъ)对武汉出现新冠病毒感染的可能原因进行了分析。在动物起源说外,该报还援引美国《华盛顿邮报》的信息介绍了另一种病毒起源版本:武汉海鲜批发市场附近有一个实验室可产生致命病毒,12月下旬那里可能发生了泄漏。在介绍了武汉疫情的西方版本后,该报给出了俄罗斯自然科学院主席团成员祖耶夫(Виктор Зуев)的看法,他认为这种疾病不可能是人造的,“大自然是一切的罪魁祸首。每个人都携带着自己的‘微生物包’:承载着病毒,它们在体内支持着隐蔽的感染过程。最好的例子是疱疹病毒。” 1月30日经济学者拉琳娜(Елена Ларина)接受《论据与事实》(Аргументы и факты)采访时提出,不能排除武汉实验室泄漏的可能,因为任何微妙的技术过程都可能出现偏差,而且冠状病毒完全有可能是非国家行动的工具。拉琳娜还以深圳双胞胎基因编辑事件为例指出,一些个人和商业组织出于私利行事,而且最危险的是不受国家控制。

   至此,在离汉通道关闭后不到一周的时间里,有关疫情暴发的三种可能原因在俄罗斯主流媒体中都得到了反映。此后,针对这三种版本又陆续出现各有侧重或倾向的报道,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支持野生动物说。认为武汉疫情源于野生动物的俄罗斯专家学者多是从中国的饮食、文化和国家特性的角度进行论证。1月29日《生意人报》发表了两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的看法。卡内基莫斯科中心研究人员加布耶夫(Александр Габуев)认为,武汉海鲜市场是个重要的传染因素,因为在市场上不仅出售海鲜,还出售各种活体野生动物,这使得不同野生动物得以在市场内交换各种病毒,而病毒变异后传播给人类。中国的饮食习惯(例如重视新鲜程度)以及经济考量(安装冷藏设施来存储动物食物很昂贵)是中国存在大量活动物买卖的原因。此外,传统上,在长江和黄河以南的省份中,人们经常捕食不同的动物,包括鸟类、爬行动物以及啮齿动物,并以它们为食物。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卢贾宁(Сергей Лузянин)则认为,中国南部暴发冠状病毒疫情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当地居民的世界观。中国人认为野生动物的肉具有神奇的特性,其行为助长了感染的传播:“SARS和冠状病毒的疫源地正好在中国南部各省并非偶然。这与中国人喜好野味和其他的民族特色有关”。在卢贾宁看来,“生活在这些省份的中国人对野味(蛇、蝙蝠等)具有神秘的渴望,认为在节日里吃这些东西会使人获得某种特殊的力量。”在文化角度之外,也有人从科学角度论证动物起源说。4月20日私人通讯社“美丽春天”(Красная Весна)介绍了澳大利亚科学家霍姆斯的说法:这种冠状病毒通常生活在野外,并在生物中找到新的受害者。他说,这是SARS-CoV-2发生的最可能解释。РБК在4月21日报道了世界卫生组织有关病毒起源的看法,认为该病毒可能来源于动物,但尚不清楚它是如何克服物种障碍的,很可能它有一个中间宿主。

   反驳病毒人造说。一些媒体通过引用科学家的说法来驳斥新冠病毒人造论的谬误。4月19日РБК援引中国CGTN电视台的报道:武汉病毒所负责人称新冠病毒不可能是实验室泄漏,因为人类尚无充足的知识以制造该病毒,而且该实验室有严格的工作流程,也不可能出现泄漏。“美丽春天”4月20日介绍了澳大利亚免疫学家麦克米伦的看法,他认为,对于科学家而言,创造一种无法预测其进一步发展和传播规模的病毒是毫无意义的。由于这种病毒确实与蝙蝠固有的病毒有关,因此应注意这个重要事实。尽管蝙蝠的病毒样本RaTG13确实已存储在武汉病毒学研究所,但它不会引起流行病,因为根据基因组序列差异,数十年来的进化变化使新的冠状病毒与RaTG13病毒分离。流行病学专家哈桑·谷则指出,没有任何一个事实可以证明能够在实验室中制造这种病毒。

   支持病毒人造说。4月5日社会政治网报《晨报》(Утро)引用捷克分子遗传学和病毒学家索尼娅·切科娃的说法,指出人造论(包括美军阴谋论和武汉实验室泄漏说)是可能的。切科娃认为新冠病毒的临床特征与其他相同类型的病毒非常不同,基因序列与自然序列并不十分相似,因此不能排除人造的可能性。4月6日《消息报》(Известия)也刊发文章介绍了人造论的说法,称2月4日有匿名病毒专家对该报说,新冠病毒可以是人造的生物武器,因为冠状病毒的大基因组,其潜伏期长以及由此引起的严重肺水肿是可以有效地用于感染的因素。

   支持美军阴谋论。3月24日《共青团真理报》(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发表了俄罗斯经济学家杰里亚金(МихаилДелягин)对于病毒来源的看法。他从谁会从疫病大流行中受益出发,推测是美国制造了病毒,目的是为了惩罚中国经济和本国的银行家。

   支持实验室泄漏说。4月5日《晨报》给出了COVID-19起源的三种版本,其中就包括实验室泄漏说。文章指出,武汉病毒实验室从2005年开始研究SARS冠状病毒,这次疫情有可能是该实验室病毒泄漏所致。以前也曾有过病毒泄漏事件,技术进步不可避免地导致新技术风险的产生,而人的疏忽或大意会引发灾难。4月6日《消息报》借用2015年《自然》杂志上的一篇科学文章介绍了对基因组滥用的怀疑。这篇学术论文讨论了一种可以感染人类细胞的蝙蝠冠状病毒,而文章作者中有两位是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科学家。РБК在4月19日的报道中援引美国的说法介绍了对武汉实验室的质疑。按照“福克斯”的说法,第一名感染冠状病毒的人是武汉病毒所的一个工作人员,但病毒“不是作为生物武器而起源于实验室”,而是由于中国试图在检测和抵抗病毒方面超越美国而致。该报道还指出,法国病毒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卢克·蒙塔格尼尔也支持病毒起源于武汉实验室的说法。

通过梳理上述报道可以看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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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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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0年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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