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昕沫:东方外交史研究的体系、原则与中国学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0 次 更新时间:2020-08-10 16:2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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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昕沫  

   内容摘要:随着人类自我认识的不断提升和东方国家整体崛起态势的出现,重新审视和解读东方国家的历史是当代史学界不可推卸的学术使命和社会使命,东方外交史由是而生,并且正以“东方外交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为平台,逐渐形成一个以中国学者为主体,多国学者共同参与的大规模学术群体,发展出世界史研究的一种新研究范式。而新的研究范式的出现亦是中国人在认识自我和认识世界方面观念演变的结果。本文从总结和梳理现有研究东方诸问题的方式、方法,特别是俄日两国的东方学,以及东方外交史研究的既有成果入手,提出如下观点:(1)东方外交史是一门研究“东方”历史的学科,以地理、历史和文化联系而言,“东方”系指自成整体的亚洲和北非,而不是欧洲东部的某一国家或地区。(2)东方外交史研究是借助全球史观(整体史观)构建起来的世界史研究,其研究体系是一种新的东方世界体系。(3)东方外交史研究的主线是各国家、各民族间的交流与互动,是各国文明交往交汇。(4)其研究和编写原则应秉持联系原则、整体原则、比较研究原则和开放性原则。

   关键词:东方外交史;体系;主线;原则;中国学派

   作者简介:杨听沫,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19世纪以降,古老的东方文明在西方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了从主权沦丧到国家重建,从被动应战到主动应对,从彼此兵戈相向到谋求和平共处的一系列角色转型,东方国家开始以自主国家和地区的姿态,或联合或独立地出现在国际社会中。因而,重新审视和解读东方国家的历史,将东方国家视为整体,将东方文明视为与西方文明同等重要的人类文明,将东方社会的发展视为人类社会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既是人类自我认识发展的结果,也是东方国家整体崛起对史学发展的现实需求。东方外交史研究应运而生,从2006至2018年,围绕着东方外交史视野下的台湾问题、朝鲜半岛问题,日本、印度、中亚和东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历史与现实,中国近代史上的中外交流与互动,“一带一路”视野下的东方外交史等议题,“东方外交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成功举办了11届会议,先后出版九部东方外交史研究丛书。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东方外交史国际学术研讨会”逐渐成为一个以中国学者为主体,多国学者共同参与的大规模学术平台,东方外交史也成为世界史研究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然而,任何学科和研究范式的兴起与发展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革新,更需要反思,特别是东方外交史研究,它既成于对“西方中心论”观念的反驳,就更应成为一种更加科学、客观地研究东方历史、看待人类文明的方式和方法。因而,本文试从总结和梳理现有研究东方诸问题的方式、方法,以及东方外交史研究的既有成果入手,探讨东方外交史研究的体系问题、主线问题和编纂原则等,以期为中国的东方外交史研究提供些许参考。

  

   一、从“中国”到“世界”:一种世界观的转变

   历史是对人类过往种种活动的记述与解释,而当人们选择用历史材料说话后便产生了史学。对于史学之精神,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换言之,史学的要义是求真,以通过认识过去而认知人类本身,听起来这似乎应归属于一个深奥的哲学命题,并非笔者能力所及,但笔者也认为,东方外交史研究方法的出现恰恰反映了中国人在认识自己、认识世界方面的变化。在许多人看来,自我认知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他者”的选择与塑造。萨义德认为,对于“西方”而言,“东方”作为一个有意义的(相对峙的)他者形象而存在,在对“东方”的构建中,“西方”完成了自我认同和形象塑造。所以,西方中心论也好,白人神话也罢,或者是现代化问题中西方模式的一家独大,都源于这种自我与他者建构的错位。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在东方的强势扩张打破了在我国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中心观”,从“师夷长技以制夷”“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到提倡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从科学技术,到制度选择,再到思想文化,中国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历程,而在这种转变的背后是中国自我认知和他者定位的转变。究其根本,我们也陷入了以“西方”定义“东方”,以他者定义自我的思维模式中。“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历程中,我们屡次以西方为师,谨‘守’其道却终不能入其门,近几十年来又强调中国之独特,试图‘破’其法而自成一体,那么,在中国日益崛起的今天,是否能够‘离’于这对立之外,将特殊性寓于世界各种国家和文明的共通性之中。”由是,与其在与他者的定位中界定自己,不如在对世界的关照中认识自己。今日中国的历史学科常作世界史和中国史之分,学生自学习历史之日起就是分别学之,学校分别教之,学者分别研究之,但我们都知道二者密不可分。而且,在何种程度上看待二者的关系并付诸研究,这不仅是研究方法的问题,更是一种观念的问题。正是由于对所知“世界”的认识不同,不同历史学家才会写出不同的“世界史”。所以,美国学者威廉·麦克尼尔才会把希罗多德和司马迁都称为世界历史学家。

   在汉语中,早期的“世界”一词与现在普遍意义上的"世界"概念并不相同。能够体现古代中国看待自我与世界的词语或许就是“中国”与“天下”,从这两个词的本义我们多少可以看到古代中国对待自己和自己所认知的“世界”的基本态度。

   关于古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认为,古代中国在当时自己目力所及的世界里运用朝贡制度,“向外示范中国国内体现于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相同原则”,形成“中国的世界秩序”。这种与西方秩序有着极大差异的“中国的世界秩序”,却得以在被西方称为“远东”的地区绵延千年,直至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入侵东亚之前才开始分崩离析。费正清将这一秩序看作中国内政的外延;史华慈认为这一秩序的核心内容是“普天王权观”,与中国相似的还有诸如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中美洲文明,它们在自认为是整个文明世界的地域内争夺和行使“最高权力”。在这种认知下,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中国官修史书也反映了当时中国对“世界史”的书写态度。

   西方传教士的到来和两次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的天朝上国梦,也改变了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黎庶昌、曾纪泽、载泽、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批有识之士开始出游西方,并向中国引介西方。《海国图志》《瀛寰志略》《海国四说》等译作汇编相继问世。1874年,译著《四裔编年表》出版。其后又有《日本源流考》《日本国志》《万国史记》等。至民国时期,国人对于“世界”和“世界历史”的认识渐成体系。而民族忧患意识和爱国热情促使这一时期的中国史学家开始在东西方文明冲突和世界整体性中,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途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出于对当时世界局势和国际关系的判断,政治革命史观成为我们认识世界历史的主要指导思想。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在学习苏联科学院十卷本《世界通史》的编撰体例和治史方式,并将其运用于史学研究的各个领域。

   改革开放后,对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判断和“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提出,都表明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的史学研究也开始越来越积极地引入许多国外研究世界历史的新方法和新观点,如文明史观、现代化史观、全球史观、整体史观等。特别是全球史观、整体史观近年来越来越受到我国史学工作者的认可和运用,而与这种史观转变相对应的是人们对“人类正在从分散走向联合”这一观点的认可,是对“自康德、黑格尔以来,‘世界历史’成为西方思想家描述西方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的反击,是对战后包括中国、日本、韩国、东盟、印度,甚至一些石油国家在内的东方国家整体崛起的反应。

   近年来,构建世界史研究的“中国学派”的呼声越来越高,许多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诚如孟广林教授所言,“在理论框架、研究布局、史料运用诸方面,我们的世界史研究水平与国外尤其是欧美史学界相较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在此情况下,虽然学术界建构‘中国学派’的愿景十分强烈,但这一建构任重而道远,还需要长时间的艰苦奋斗才有可能达到”。陈奉林教授曾在提议我国要构建新的东亚史体系时指出,“当务之急是适当借鉴一些日本学界既有的成功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开辟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新领域,以史学方法论作为治史的有力工具与手段,使用新材料,尝试新方法,提升我国的世界史研究的整体水平”。所以,构建一个新的历史学科以适应时代的变化和需求势在必行,而本文讨论的东方外交史学科即是一个新的历史学科,其研究的主要对象就是“东方”的诸类问题,也可以说,东方外交史是研究东方诸问题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

  

   二、从“东方学”到“东方外交史”:一种研究范式的转换

   对东方诸问题的研究早已有之。在西方,这种针对东方诸问题进行研究的学问(学科)被称为“东方学”。依据大多数学者的观点,“东方学”研究的是亚洲或广义的东方,是在地域、宗教和文化方面与自己(“西方”)有着巨大差异的广阔地域,是西方欲望在其东方研究中的投影。因此也可以说,东方学就是“研究东方(亚洲、东北非洲)各国的语言文字、社会历史、艺术、宗教以及其他物质、精神文化诸学科的总称”。

   东方学萌芽于近代西方,其源头被研究东方学的研究者们追溯到古希腊时期,认为希罗多德的《历史》因描述了埃及、巴比伦和古波斯而成为最早的东方学作品。此后,随着欧洲资本主义对外扩张东方学在许多方面都得以发展,数百年间,西方的东方学为东方诸问题的研究奠定了丰厚的学理基础,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东方学家,设立了许多东方学研究机构,使东方学发展成为一门较为完备的综合性学科。但是,作为西方东方学的研究者和批判者,爱德华·W.萨义德则反对西方将东方学作为一种思想体系而“从高处观察着东方”,更感慨于在这一研究中“东方的实际缺席”,东方学者的“不在场”。1978年,爱德华·W.萨义德的《东方学》一经出版,立即引起了东西方的广泛关注和长期争论,其中既有支持者,也不乏来自东方学界的批判。支持者认为,萨义德揭示了西方东方学是服务于西方殖民东方的学术工具,是“我们”与“他者”对立下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映射的产物。而批判者则认为,萨义德所关注的东方学是文学领域的东方学,所探讨的“东方”实际是偏向于中东阿拉伯世界,因而他缺少更普遍的考察,他批判西方东方学的结果是使东方学与殖民主义划上了等号,他仍然是在用西方话语反对西方话语,等等。

   对于“东方学”在近几十年间的发展状况,有学者以萨义德《东方学》的出版作为结点,通过检索和分析1978—2015年间美国SSCI和A&HCI两大学术文献数据库中的相关数据,认为透过东方学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许多亚非拉国家和东欧地区已经开始积极争取学术话语权,而国际学界的东方学研究热点,也已经“从传统的‘东方通’研究转向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从历史研究走向现实研究与未来建构”。这不得不说是萨氏的一大贡献,特别是对于中国来说,围绕萨义德"Orientalism"而对“东方学”学科的论辩,是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史意义的。不过,也有学者对这种以萨氏的东方学讨论“东方学”的现象做出了另外的解释,认为蜂拥在萨义德和他的东方学批判论周围的,“要么是他的同类人——东方学的旁观者,要么就是对自己的学科没有信心的东方学学者”。

当然,以萨义德对东方学的批判来指摘东方学,似乎有失偏颇,因为毕竟就连萨氏自己也认为东方学就其含义而言,要分为研究学科、思维和权力话语三个层面。近年来,我国学者在解读和解构东方学的同时不断提出和深化自己的理论体系,以“再检视”“重读”“再思考”等词为题审视“东方学”的论著,屡见报端。有学者认为,如果说萨义德所抨击的“东—西”的思维模式,在当时是被他视为西方为自我的存在与扩张而不得不创造出来的,那么在当今全球化浪潮中这种二元对峙的思维定式已不再适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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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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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历史评论》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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