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超级全球化”与人道主义危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08 次 更新时间:2020-07-15 15:59:47

进入专题: 全球化   人道主义  

郑永年 (进入专栏)  

  

   冠状病毒导致一场全球性的人道主义大危机。每天有无数人染病,也有无数生命逝去。从健康到染病再到死亡,这是一个并不长的过程。如果生命是人类社会的基础,人类智慧的意义就在于拯救生命。不难理解,自冠病疫情暴发以来,人们展开了新一轮的政治制度争论,即哪一种政治制度更能拯救生命,更体现生命的价值。

   一直高举自由主义大旗的《经济学人》,2020年2月18日发表一篇题为《类似冠病那样的疫情在非民主国家更为致命》的文章,对1960年以来所有流行病数据的分析发现,“在任何特定的收入水平条件下,民主国家的流行病死亡率似乎都低于非民主国家”。文章说,主要原因是专制政权“不适合处理需要信息自由流动,以及公民与统治者之间需要公开对话的事务”。

   《经济学人》在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西方的疫情并没有像后来那样严峻。如果在今天,《经济学人》可能要考虑是否可以发表这样的文章了,因为很难有经验证据来支持这样宏大的论断。冠病横行,没有国别的认同,更没有政治制度的认同。

   人们且不作民主与非民主国家的比较,例如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比较,这一论断也无法对西方的疫情作出解释。西方民主国家一直被视为言论自由、信息自由流通的典范,而且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先进的医疗和公共卫生体制。这如何解释西方所面临的如此严峻的生命危机呢?

   冠病暴露西方国家的问题

   当冠病开始在美国大肆流行时,总统特朗普宣称美国是安全的,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经济体,拥有最强大的医疗体制和数一数二的医疗技术。美国的老百姓则没有感觉到这种安全,因为这个时候能够给老百姓带来安全的是口罩、洗手液、防护服和呼吸机等。在缺乏这些医疗物资的情况下,最强大的经济体也难以为老百姓提供安全。

   医疗物资不足是明显的。4月3日,纽约州州长科莫在每日疫情通报会上,向公众展示了目前纽约州紧缺的医用防护用品,呼吁纽约州的制造商转产加速生产,并承诺将为转产的公司提供经济帮助。会上,科莫拿起一个N95口罩说:“令我难以相信的是,在纽约州,在美利坚合众国,我们连这些材料都造不出来,我们都要向中国采购这些材料,我们还互相争抢中国的材料,这些不是什么复杂的材料啊!”

   医院病床不足、人工呼吸器不够、前线医疗人员缺乏必要防护设备、底层民众无法负担高额医疗费用,这些都是冠病疫情所暴露的美国问题。

   与其他民主国家比较,美国拥有较低的医生、病床与人口比率。美国卫生政策非盈利组织凯撒家庭基金会(Kaiser Family Foundation)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美国每1000人口只有2.6名医生,低于意大利的4名及西班牙的3.9名;虽然美国总体医院员额高于大部分可类比国家,但近半人力并非临床医务人员。

   在病床与人口比率方面,美国每1000人只有2.8张病床,这数字虽与加拿大、英国相近,但低于意大利的3.2张与韩国的12张。

   美国面临的更大问题是医疗设备、器材的严重不足。在疫情暴发前,全球口罩约一半来自中国,疫情发生后,中国国内口罩需求大增,世界多国也纷纷囤积必要医疗用品;加上美国事前并未针对大流行作准备,国内很快就面临设备器材缺乏的问题。

   高昂的医疗费用更是致命的。凯撒家庭基金会检视2018年美国肺炎及相关并发症诊治费用,预估在没有出现并发症的情况下,治疗冠病须花费9700美元(约1万3500新元)左右;但若出现严重并发症,治疗费用或高达2万美元。这个金额对那些没有医疗保险的美国民众来说,难以负担,因此就算疑似染病,也可能因为担心付不出钱,选择不接受筛检治疗,或拖到情况严重才就医。

   这种情况不仅可能让一般民众感染风险提高,也会增加冠病重症病患人数,令医院负担更沉重。而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调查,2018年美国高达275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为总人口的8.5%。

   不过,并非所有民主国家都像美国那样。例如,德国的情况就截然不同。德国在疫情初期也出现过严峻的情况,医疗物资短缺,还截留了本来应当运往他国的医疗物资。但德国很快就扭转局面。德国的冠病死亡率仅2%,远远低于意大利的13%和西班牙的10%。这里面的因素有很多。英国肯特大学的病毒教授罗斯曼认为,德国死亡率低的一个关键就是早期确诊,因为这样可以阻止疾病传播。德国每天可进行多达10万次病毒检测。

   足够的病床是另一个关键因素。德国的人均医院病床比例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在经合发展组织(OECD)40个国家中排名第四位。德国每1000人中有8张床位,意大利则为3.2张。德国的医院数量全欧洲第一,大约为1900所。同时,德国的重症监护病房床位大约有2万8000张。

   经济和社会的脱嵌

   同样是发达的民主国家,为什么美国和德国的情况竟然如此不同呢?人们已经从各个角度来探讨各国抗疫表现的不同,包括不同的抗疫方法、不同的领导能力、不同的治理制度及其能力等。但所有这些解释都忽视了一个结构性的要素,即由全球化所造成的经济和社会的脱嵌(dis-embedded)。

   任何国家,经济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两者是互相嵌入的,即经济嵌入社会之中,社会也嵌入经济之中。一旦经济和社会脱嵌,或者脱钩,就会危及社会的存在,产生生命危机。

   经济本来是社会的内部部分,但自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到19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西方社会经历了两次主要的经济与社会脱嵌运动。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之后,经济被视为一个独立的领域,有其自身的规律,社会和政府无须干预。这是第一波,是经济社会在一个国家内部的脱嵌。1980年代以来则经历了第二波脱嵌,因为全球化,这一波的脱嵌发生在国际层面,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各国失去了经济主权。这一波全球化因此也被称为“超级全球化”。

   波兰尼(Karl Polanyi)在《大转型》中描述了第一波脱嵌。18世纪末和19世纪上半叶发生了两种变化,第一种变化发生在经济领域。工业体系迅速扩张,改变了商业和工业之间的关系。生产涉及大规模的资金投资,生产商不愿意由政府来控制投入供应或产出渠道。与此变化密切相关的第二个变化,则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兴起。作为一套思想体系,经济自由主义相信市场具有自我调节能力,并在此基础上为一系列新的公共政策提供辩护,促进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市场调节。这也就是英国“放任自由”经济学的起源。

   根据波兰尼的说法,这种自由放任经济哲学的“诞生之初,只是对非官僚主义方法的一种偏好……(然后)演变成一种名副其实的信仰,认定人类的世俗救赎可以通过一个自我调节型市场来实现”。亚当·斯密用“看不见的手”为自由市场做辩护,但到了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则接受了贫穷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适者生存”,也对经济自由主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说到底,在和社会脱嵌之后,经济成了自主的“自然秩序”;因为“自然秩序”是不可改变的,社会必须也只能服从这个“自然秩序”。无疑,这种观点直到今天仍然拥有很多信仰者,无论在实践领域还是在理论领域。在实践领域,美国有不少人主张救经济要比救人更重要;在理论领域,1980年代之后的所谓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把自由市场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经济自由主义的确推动了经济发展,但社会对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是一个被人们称为“原始资本主义”的阶段,人成为资本的奴隶。社会的惨象在马克思、雨果、狄更斯的作品中得到充分的描述和分析。这也是一个动荡的年代。资本主义的惨无人道性质,导致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

   社会主义运动推动了从原始资本主义到福利资本主义的大转型,而最终造成今天人们在欧洲所见的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很显然,这种转型并非经济和资本发展的产物,而是社会斗争的产物。福利社会既照顾了资本的利益,也照顾到社会的利益,政府通过税收政策向社会提供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等服务。

   全球化带来的利弊

   社会主义产生在欧洲,欧洲尤其是北欧国家也成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大本营。德国最为典型,基本上实现了社会和经济之间的平衡,德国的经济也被称为“社会市场体系”。而作为资本主义大本营的美国,直到今天在所有民主国家当中,是最强烈抵制福利社会的。奥巴马总统期间想进行一些具有欧洲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例如针对社会底层的医保改革),但特朗普一上台就废除了。

   尽管美国也有向欧洲民主社会主义学习的呼声,实际上也有民主社会主义的需要,但美国仍然是一个资本主导的社会,整个体系围绕着资本的利益运作。这可以解释本文前面所讨论的德国和美国在抗疫行为上的巨大不同。

   应当说,西方福利社会并没有实现经济和社会的互相嵌入,而是解决了两者脱嵌所产生的问题,使两者达到一个均衡状态。但1980年代之后数十年的经济全球化,则在更大程度上导致经济和社会的脱嵌。这一波全球化的主要特点,就是资本、技术和人才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和高度流动。如同上一波,支撑这一波脱嵌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经济和社会在全球层面(超国家层面)的脱嵌,导致各国失去了经济主权。今天,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可以宣称拥有经济主权。如同经济和社会在主权国家内部的脱嵌,全球化也大大促进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配置,进而创造了巨量的财富。

   结果呢?今天人们都在问:个人在全球化中得到了什么?社会得到了什么?国家得到了什么?答案似乎很清楚,那就是全球化除了产生了极少数富人之外,个人没有得到什么,因为收入和财富分配越来越不公;社会没有得到什么,因为中产阶层越来越小,社会越来越分化;国家也没有得到什么,因为国家失去了就业,失去了税收。

   冠病疫情则指向所谓的国际劳动分工所带来的生命代价。西方发达经济体都面临医疗物资短缺的问题,这并不是说这些国家没有能力生产医疗物资,而是不生产了。在全球化下,发达国家把很多低附加值的生产线或产业链,搬到劳动力和土地价格都比较便宜、环保要求不高的发展中国家去了。

   在和平时期,国际市场可以正常营运,谁都可以从全球范围内的劳动分工中获得利益。然而,一旦像冠病那样的危机来临,各国政府都转向内部需要,所谓的全球市场甚至区域市场就不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发达国家面临物资紧缺,挽救不了老百姓的生命。

   经济和社会可以脱嵌,但社会和政治不可以脱嵌。在民主社会,政治权力来自社会。“一人一票”使得政治和社会互相嵌入更为深刻。那政府如何解决经济和社会脱嵌所带来的问题呢?在全球化状态下,政府没有经济主权,没有任何有效方法来限制资本、技术和人才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全世界政府联合起来”的设想,但这仅仅是乌托邦,因为很显然政府不是统合世界而是分化世界的主角。

   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全球化的方式。当推动全球化的发达国家,因为全球化而挽救不了本国老百姓生命的时候,人们就必须严肃检讨和拷问全球化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人们那么热烈争论全球化的未来。无论这场争论会导向什么样的政策结果,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继续脱嵌,大规模的生命危机还会发生。

  

  

进入 郑永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全球化   人道主义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国际关系 > 国际关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2107.html

5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