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群慧 贺俊:未来30年中国工业化进程与产业变革的重大趋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21 次 更新时间:2020-06-27 10:2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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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群慧   贺俊  

   作者简介:黄群慧(1966-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管理学博士;贺俊(1976-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北京 100044

  

   关键词:工业化;新工业革命;通用技术;产业政策;未来30年

  

   内容提要:与发达国家不同,当前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一方面要完成自己的工业化进程,推进工业化从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转变;另一方面,这个工业化的过程又是工业化和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过程,是在新工业革命加速拓展的背景下实现的工业化。因此,未来30年是中国深化工业化进程、实现工业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未来中国的工业化是在新一轮工业革命加速拓展的背景下展开的,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对我国的工业化推进方式和配套政策都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中国当前制造业下滑过快、服务业占比上升过快的“过快去工业化”倾向,应当引起政府和学界的高度重视,防止“过早去工业化”是未来中国深化工业化需要解决的紧迫问题。从技术突破、产业组织结构变革和各国产业政策部署的最新趋势看,作为最主要的通用技术和使能技术,5G和人工智能的加快突破及其大规模的商业化应用已经成为中国工业化和参与国际竞争的主战场。为了更好地适应新技术经济范式的要求,产业政策的体系、重点和实施方式必须适时进行调整。

  

   标题注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创新发展理念研究”。

  

  

  

   与发达国家不同,当前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一方面要完成自己的工业化进程,推进工业化从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转变;另一方面,这个工业化的过程又是工业化和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过程,是在新工业革命加速拓展的背景下实现的工业化。

  

   这个双重叠加的任务要求我们在工业化战略中一定要牢牢把握两方面原则,一是必须遏制中国出现“过早去工业化”倾向,保持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合理占比,防止制造业比重过快下降;二是抓住新工业革命提供的战略机遇,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智能化融合的新型工业化,通过抢占5G和人工智能等新工业革命制高点深化工业化。因此,未来30年是中国深化工业化进程、实现工业现代化的关键时期。

  

   一、防止“过早去工业化”是中国深化工业化的急迫问题

  

   20世纪60年代以后,工业化国家制造业就业人数急剧下降,总体约减少了2500万岗位,欧盟国家制造业就业至少减少了约1/3。同时,制造业和第二产业在三次产业增加值中的占比也逐步降低,这被认为是“去工业化”。20世纪80年代,东亚一些高收入国家也开始自己的“去工业化”过程,甚至一些中等收入的拉丁美洲国家和南非在推进激进的经济改革后也开始“去工业化”。由于这些国家还没有实现工业化,人均收入远低于工业化国家,所以被认为是“过早去工业化”,而且一些学者认为这是上述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重要原因。当一个国家和地区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30%以后,制造业所带来的技术渗透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和外汇储备效应都已经得到充分体现,服务业效率提高能够承担支持经济增长的引擎,此时制造业占比降低被认为是“成熟去工业化”;但是当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制造业就业低于整体就业的5%,就开始降低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这就是“过早去工业化”,由于制造业发展不充分,取代制造业的可能是低技能、低生产率、低贸易度类型的服务业,这些服务业无法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来替代制造业的作用,无法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如果从工业化是生产要素组合从低级向高级的突破性变化的过程这个界定出发,“过早去工业化”实质是没有实现生产要素组合的高级突破性变化而工业化进程却被中断(黄群慧,2018)[1]。一般认为,“去工业化”呈现规律性的原因是由于制造业就业人数和人均收入呈现“倒U型”的关系,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制造业就会下降。不仅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后发国家相对于早期工业化国家而言,制造业的就业峰值以及制造业达到就业峰值的人均收入水平都在不断下降,这意味着“去工业化”现象产生的条件要求更低,也就是呈现出在更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出现了“去工业化”的典型特征事实。

  

   近年来,我国产业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第二产业比重已从2006年最高的47.6%下降到2017年的40.5%,同期第三产业比重从41.8%提高到51.9%。其中,工业比重从2006年的42%下降到33.9%,呈现一种“过快去工业化”倾向。虽然第二产业和工业比重下降、服务业比重提高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我国工业比重的下降既有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作用,也有经济“脱实向虚”的不利影响。近几年,中国服务业占比提升速度的确过快。1978-2011年,中国服务业占比年均增长约0.6个百分点;2011-2016年,中国服务业占比年均增长约1.5个百分点。应该说,服务业占比快速增长是前所未有的。同样,世界上也少有如此速度的结构变迁。1985-2014年,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例增长了21.3%,而同期土地稀缺OECD国家、其他东亚国家、印度、其他南亚国家、土地富足OECD国家、拉丁美洲、中东与北非、次撒哈拉非洲、世界平均、发展中国家平均变动分别为10.6%、7.5%、14.1%、9.1%、7.0%、12.5%、-0.3%、1.9%、6%和7%,中国是服务业占比增速最快的。对服务业占比过快上升不能持过于乐观的态度,这是因为相对于实体经济尤其制造业而言,服务业具有两方面缺陷:一是服务业资本深化程度不够,占比过快增长会使全社会人均资本降低,进而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影响经济增长速度。近些年,服务业占比提升而经济增速下降,出现了所谓的“结构性减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个问题。二是服务业发展由于知识专用性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大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占比过快增长不利于经济的包容可持续增长。因此,服务业占比过快上升对于经济增长而言可能并非“善事”。

  

   因此,对于中国当前制造业下滑过快、服务业占比上升过快的“过快去工业化”倾向,应该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预防。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2017年德国人均GDP为44470美元,制造业占GDP比重为20.7%;2016年日本人均GDP为38972美元,制造业占GDP比重为21.0%;2017年韩国人均GDP为29743美元,制造业占GDP比重为27.6%。而中国2017年的人均GDP仅为8827美元,制造业占GDP比重为29.3%,仅略高于韩国。我国作为一个还未实现工业化、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必须坚定不移地推动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的发展,避免“脱实向虚”,并将制造业比重稳定在一个合理水平。考虑到中国人均GDP不到一万美元的发展水平,并参照德国《国家工业战略2030》制定的25%的目标以及韩国接近28%的制造业比重,在2025年之前,中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应保持在大约30%的水平为宜,到2030年之后中国制造业占比至少应保持在25%以上。

  

   二、新工业革命是深化我国工业化的机会窗口

  

   从历史上看,科技和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是“革命”。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科技和产业革命,学术界大体上有两到三次科学革命、三到六次技术和产业革命等不同分类。1983年,英国经济学家佩蕾丝按照技术经济范式的转变,将1771年以来的技术和产业革命划分为五次,即早期机械时代、蒸汽机与铁路时代、钢铁与电力时代、石油与汽车时代和信息与通信时代。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在发达国家纷纷推进“再工业化”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世界在经历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的蒸汽时代、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电力时代后,进入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信息时代。德国则从工业化阶段入手,将信息时代细分为基于信息技术的自动化阶段和基于物理信息系统的智能化阶段,形成从工业1.0到工业4.0的四次工业革命分类。无论如何划分,学界达成的基本共识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以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为基本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一直在孕育发展。从技术经济范式角度分析,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至少已显现出以下特征(黄群慧,2016)[2]。

  

   一是以信息技术的突破性应用为主导驱动社会生产力变革。20世纪90年代以来,计算机芯片处理技术、数据存储技术、网络通信技术和分析计算技术获得重大突破,以计算机、互联网、移动通信和大数据为主要标志的信息技术、信息产品和信息获取处理方法呈指数级增长,并在社会经济中广泛运用,与现实生活深度融合,由此带来诸如电子商务、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生产生活方式的革命性变革。与此同时,能源技术、材料技术和生物技术等创新也取得程度不同的突破性进展,以信息技术为核心共同构成新一代高新技术群,为社会生产力革命性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

  

   二是以信息(数据)为核心投入要素提高社会经济运行效率。人类的社会活动与信息(数据)的产生、采集、传输、分析、利用直接相关。随着信息技术的突破发展,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物联网、个人电脑、移动终端、可穿戴设备、传感器及各种形式的软件等信息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在“云(云计算)+网(互联网)+端(智能终端)”的信息传导模式下,信息(数据)逐步成为社会生产活动的独立投入产出要素,而且可以借助数字物理系统等大幅提高边际效率,成为决定社会经济运行效率、促进可持续发展以及提升现代化水平的关键因素。信息基础设施的重要价值正日益凸显。

  

   三是以智能制造为先导构造现代产业体系。现代产业体系创新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来自制造业发展,而制造业发展又可以为其他领域提供通用技术手段,推动技术创新。伴随芯片技术的突破发展、互联网设施的发展完善、传感器价廉量大的供给和先进制造技术的日臻完善,智能制造产业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导迅速发展,支持和带动了智慧农业、智慧城市、智能交通、智能电网、智能物流和智能家居等各个领域的发展。智能制造依靠数据、软件等核心要素投入,以工业互联网为支撑,以电子商务为平台,促进了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加快了对传统产业的改造,推动三次产业在融合发展中逐步转型升级,形成具有更高生产率的现代产业体系。

  

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意味着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而对发达国家则是再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新工业革命对于我国工业化进程而言,是一次重大历史性机遇。从经济增长理论角度看,由于新工业革命提高了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素质,将有可能极大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为经济增长带来新动能。即使从总需求看,由于新工业革命的发展需要,大数据、云技术、互联网、物联网、智能终端等新一代基础设施的巨大投资需求,也会直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看,由于新产业革命下分工协作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柔性生产、共享经济、网络协同和众包合作等分工协作方式日益普及,在保证规模经济源泉的基础上,又极大地拓展了范围经济,挖掘了经济增长的新源泉。可以说,新产业革命塑造的世界经济发展新动能已经初露端倪,(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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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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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习与探索》(哈尔滨)201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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