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志先: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与明代史学批评的互动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2 次 更新时间:2020-06-17 23:57:25

进入专题: 中国传统史学理论   明代史学批评  

朱志先  

   在明代史学批评史上,传统的史学理论、批评理念、批评方法是一笔无形的宝贵财富,为明代学者进行史学批评提供理论指导和方法借鉴,尤其刘知幾所撰《史通》对明代的史学批评影响深远。同时,明代大量的史学批评实践,一定程度上又推动史学批评理论向更高水平发展,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恰如瞿林东先生所言,“从史学自身的意义上说,甚至可以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造就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史学批评中总是会闪烁出史学理论的火花,而史学理论中则往往包含着史学批评的内容,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鉴于此,笔者拟从传统史学理论与明代史学批评的互动关系着手,考察两者之间是怎样进行互动,怎样成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一道靓丽风景的。

   权舆准的:传统史学理论对明代史学批评的影响

   中国传统史学理论蕴含着丰富的内容,不同历史时段特色各异,诸如经与史、文与质、繁与简、直书与曲笔、会通与断代、心术与名教、《春秋》笔法、实录、褒贬、信史、史权、史法、史意、史才、史德、良史等,这些理论似无形的指挥棒成为学人评判史家、史著及史学现象的标尺。明代史学评点兴盛,体现撰述理念的《春秋》笔法、史家素养的良史之才、史著水平的史家优劣等史学理论对明代学人产生莫大影响。

   讲求属辞比事的《春秋》笔法,借助微言大义彰显其褒贬善恶的价值判断,逐渐成为著史及评判史著的一种范例。明代学者在面对华夷之辨及孰为正统的境遇下,《春秋》褒贬义例自然成为其评价史家史著的法宝。孙应鳌评丘濬《世史正纲》时言“持义当,其于取法《春秋》,以明人心之旨”;何瑭称《通鉴纲目前编》“取法于《春秋》《纲目》,其用心可谓劳矣”;陈邦瞻赞誉谢陛《季汉书》,“得《春秋》之遗意”,使“正论始尽伸,僣渎不复容矣”;李义壮言柯维骐《宋史新编》“击异以统同,纲举目随”,得“春秋之旨也”。王洙《宋史质》序言中亦称“史者《春秋》之教也,论《春秋》者曰明三王之道”。邵经邦甚至言“夫所贵乎良史者”,“其大要须存《春秋》之义,锱铢不可爽也”。孙应鳌、何瑭、陈邦瞻、李义壮、王洙、邵经邦俱以《春秋》之义为标准,对相关史著予以批评。尤其是谢陛在《季汉书》受到批评时,他盛誉自己的著作,“欲于列传之史,接踵范氏春秋之义,比肩习氏,奚不可哉?陈寿有知,固当心服地下矣”。

   在中国传统史学话语体系中,“良史”是评判史家主体及史学著述的重要标准,“塑造了古代史学的学术品格和史家的精神范式”,影响深远。明代学者即以“良史”作为批评史家史著的标准之一。徐?称《季汉书》“降魏为传,又著五十八论,真良史才也”;吴应箕认为姚允明《史书》“非具良史才,又积岁覃精,行坚志特者,乌睹有是哉”?唐世济赞誉沈朝阳《通鉴纪事本末前编》“素臣之业,良史之遗也”;余铎称赵弼《雪航肤见》“为良史直笔,无庸喙矣”;钱谦益言钱岱《两晋南北史合纂》“举要钩玄,或笔或削,盖称良史”。

   中国史学史发展的历程中,自《史记》《汉书》产生以后,史家们逐渐有意识地把众史放在一起,着眼于撰述体例、史料采择、叙事之美等评析史家史著优劣,进而形成一定的史学理论。这种辨析异同、褒贬史学的理论,推动了明代史学批评的多元发展。如文德翼《皇明法传序》言“郑端简《吾学》一编,洁体选言,庶几太史流亚;他则传者,惟陈氏《通纪》一书而已”,“钱塘高叟备取十五朝行事而汇集之,其为书大氐仿陈氏《通纪》而续之。然剜精铲采于叟之功为多”。李贞《史窃序》言“二百年来,业班马者毋虑数十家,惟郑端简晓《吾学编》与吾邑陈明府建《通纪》为最,然近代事未之详也”。薛应旂《宪章录序》言“迩来见《通纪》仿编年而芜鄙,《吾学编》效纪传而断落,遂不辞衰惫,尽出旧所录者,摘什一于千百,汇为斯编,与经世者共之”。无论文德翼、李贞、薛应旂赞誉抑或诟病《吾学编》和《皇明通纪》,史家褒贬之下,它们既是众人仰慕的对象,亦是学界批判的靶子。陈懿典在评价马维铭《史书纂略》时,对唐顺之《左编》、李贽《藏书》、邓元锡《函史》进行比较:“《左编》之作以二十一史为主,而旁搜稗史以成是编。近又有李卓吾之《藏书》、邓潜谷之《函史》,并行于世。然《左编》有义例,而无议论;《藏书》则本《左编》写,独见而为品骘;《函史》外篇以缵八书诸志,内篇以君典臣谟缵本纪、列传。读者于《左编》则苦其端绪之多,于《藏书》则警其褒贬之怪,于《函史》则便其代各为系,而尤疑其挂漏之未免”,而《史书纂略》与《左编》《藏书》《函史》相比,“虽相类,而用意周密,尤为过之”。沈朝阳在评介其父沈越《皇明嘉隆两朝闻见纪》时,更是与陈建《通纪》、薛应旂《宪章录》、王世贞《国朝纪要》、郑晓《吾学编》、高岱《鸿猷录》等逐一予以比较,评其高下。查继佐评析明代实录、《皇明通纪》《吾学编》《皇明史概》《皇明书》时,指出“《国初实录》时或有爱憎,且存忌讳。《通纪》略矣。《吾学编》太质,以四六横纵故事,情未挚。《史概》信而芜,史料勤细,故良备,然似酷仿太史公文法。《明书》非自见之笔。嗟乎!难矣。”陈懿典、沈朝阳、查继佐在批评史著时,非常灵活地运用史学褒贬的理论,依据体例、史料、繁简、叙事等标准对相关史著予以批评,纵横捭阖中展现了传统史学理论对明代史学批评实践的影响。

   史学审美:《史通》对明代史学批评的影响

   刘知幾《史通》是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著作,其间包含有丰富的史学批评理论。《史通》在史学自身的构成上,主要从五个方面展开论述,即史学渊源、流别、史学社会功用、史书编撰要求、史学主体修养和史学批评主旨。对于为何要展开史学批评,刘知幾指出,只有通过对相关著述进行合理的批评,“辨其流”,“通其义”,明其“指归”,究其“本源”,才能使后人明晰其著述之旨。况且,“明月之珠不能无瑕,夜光之璧不能无颣”。任何著述都有优点和缺憾,只有采取客观的态度,才能更好地去认识、去批评。

   《史通》蕴含着浓厚的批评意识和积极的批评态度,深深地吸引着大批明代学者去研读、批评,乃至去继承和发展。像杨慎、于慎行、焦竑、何乔新、何良俊、詹景凤、袁黄、胡应麟、陈文龙、朱明镐等,他们的评史文章一定程度都受到刘知幾《史通》的影响,具体体现在史家修养、史书繁简、史书体裁、史馆修史、评历代史书等方面。以《史记》为例,刘知幾在《史通》大部分篇章里,对《史记》都有所批评,属于解剖式的细致分析,涉及《史记》的篇章结构、叙事风格及文字表述等。这是刘知幾对《史记》进行编辑技术层面的批评。刘知幾此种评判理论亦可谓史学审美式批评,对明代学人影响甚大。

   在篇章结构方面,刘知幾认为史书的篇章结构,类似于国家的律令,只有规范的结构才能使历史史实更好地展现出来。诸如《尚书》《春秋》“以日月为远近,年世为前后,用使阅之者雁行鱼贯,皎然可寻”,《史记》“错综成篇,区分类聚”,《汉书》秉承《史记》,“于其间则有统体不一,名目相违,朱紫以之混淆,冠履于焉颠倒,盖可得而言者矣”。因此,刘知幾对史书的结构编次论之较多。对于司马迁将项羽纳入本纪,刘知幾认为“诸侯而称本纪,求名责实,再三乖谬”,“夫史之篇目,皆迁所创,岂以自我作故,而名实无准”。对于史书编纂中名实是否相符的现象,明人亦论之较多。胡应麟称“史迁列羽纪也,班氏列羽传也,各有当焉”。郝敬言项羽灭秦,分封诸侯,“已擅天下为帝王,为之本纪,非过也”。凌稚隆认为《汉书》中各种合传,“虽不标立别名如儒林、循吏例,而同传之意自见”,因班固采取以类相从的原则,使具有相同特征的人物群体归于一传,从篇章结构的角度讲颇得立传之法。

   在叙事风格方面,刘知幾讲求叙事之美。“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而“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刘知幾指出,为史之美在于叙事,讲求文辞雅致,讲求简明扼要。明代学人受其影响,以注重叙事之美的方式批评史著者较多。何良俊称范晔《后汉书》“简而不漏,繁而不芜,亦可称名史,故世以与班固书并行,似不为过”;《三国志》“称为秽史,然其叙事简严质实,犹不失史家体格”;《晋书》成于众人之手,“最为冗杂”。何良俊是从叙事繁简的角度评析《后汉书》《三国志》及《晋书》。杨慎就史文繁简问题,批评宋、元时期为文冗杂,像《宋史》“览之数过,亦不知其首尾”。王圻则从叙事审美的角度,认为《史记》“疏荡”,《汉书》“跌宕”“有旨趣”,《后汉书》“无文气”。王世贞在评析班固的行文时,指出班固叙事,“虽不得如化工肖物,犹是顾恺之、陆探微写生。东京以还重可得乎?陈寿简质,差胜范晔,然宛缛详至,大不及也”。王世贞在形容班固叙事之美时,以顾恺之、陆探微的写生比拟之,并且和范晔、陈寿进行比较,字里行间透露出其对班固为文的赞美之辞。

   在作史态度方面,刘知幾赞誉“肆情奋笔”“仗气直书”及“善恶必书”;著史时,应“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明代学者在评判史著时,常常以直书、实录为准的。陆深称“史之为义也,不掩恶,不虚美。美者因其美以美之,虽有其恶不加毁也。恶者因其恶而恶之,虽有其美不加誉也”;杨慎曰“国史亦难信,则在秉笔者之邪正也”,“史官直书时事以垂久远,其职分也”。焦竑亦认为“夫记德之史,褒功之诏,传信于天下,史氏职也”,而郑晓《吾学编》等书“多载懿行,而巨憝宵人幸逃斧钺,史称梼杌,义不甚然”,应“善恶并存”。陆深、杨慎、焦竑赞成刘知幾的观点,亦认为著史者应直书其事,并以此来评判史家优劣。

   守先待后:明代史学批评推动传统史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明代官修史书衰落,私人撰史兴盛,史评风气浓厚。史家不仅对历代正史予以评判,对当代史家、史著、史学现象亦是批评甚多。尤其是明代中叶以后,士人渐趋活跃,“或专讲心学;或放浪形骸;或放言高论,批评时政,一时风气丕变。其影响到史学,是激烈的史论出现。史学家以激昂之笔,褒贬人物,品评史事,千古史权,握于其手”。对于此种现象,仓修良先生以“再度以褒贬为中心的明代史学”来概括其特征。在史学批评的实践中,明代学者不仅以传统的史学理论为准的进行批评,同时,又丰富了史学理论的内容,推动史学理论向更高层次发展。

   在史书撰述及史学批评中,史家修养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历代学者对此论之甚多。刘知幾称史家应“仗气直书”及“善恶必书”。元代揭傒斯言修史者,“有学问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与;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不正者不可与。用人之道,又当以心术为本也”。王祎称“公是公非,记善恶以志鉴诫,自非擅良史之才者,其孰能明公议,以取信于万世乎!故人主极天下之尊,而公议所以摄人主,公议极天下之正,而史官又所以持公议者”。余继登称史官修史,“捃摭故实,备册书明示将来,用垂法戒。非一人之书,而天下之公也。非一时之书,而万世之公也”。胡应麟认为史家的素养,“才、学、识三长足尽史乎?未也。有公心焉、直笔焉,五者兼之,仲尼是也”。对于史家的素养,由刘知幾所言董狐直笔,揭傒斯讲求史家心术,王祎指出良史应秉持公议,余继登认为修史应有万世之公的意识,而胡应麟则认为修史者才、学、识之外,更应兼备公心与直笔。此种对史家修养要求的变化,实际是史家继承他人研究的基础上,在大量史学实践中感悟所得。其实,在胡应麟之前,薛蕙对修史者已提出了四种要求,即史家应“深于道德”“通于政教”“明于人情”“精于文艺”,唯有如此,才具备良史的资格。

有关明代史学存在状态的经典概述,当属王世贞所论。其言曰:“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谀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王世贞归结明代官修国史因“人恣”而“蔽真”,私修野史因“人臆”而“失真”,私撰家史因“人谀”而“溢真”。明代以来,学者们在评价明代修史状况时,多会直接或间接引用王世贞此论。卫承芳《明政统宗叙》言“明无史,非无史也,夫人而能为史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中国传统史学理论   明代史学批评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史学理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1752.html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2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