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力:后叙“1968”:历史记忆形式之一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66 次 更新时间:2006-12-13 01:2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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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力  

  

  「内容提要」几位女作家关于“知青运动”长篇回忆录,为后人勾勒出那一段不应忘记的历史。作为“1968”这一标志性年代的经历者与事件的参与者,她们的经历不仅以其共时性呈现历史的真实面目,而且还因为同一性别的原因,她们在历史的年轮中刻写的是女性作为历史的遭遇者与经历者的生命意义与价值。唯其如此,她们对“1968”一代人的后叙才构成了个人的生命时间对历史时间的钩沉。渐被时间尘封的历史记忆因其女性个人生命经验的再现而打开,历史时间与事件由于女性贴己感性的主体性在场过程而显现出对历史解读的多种可能性。

  「关键词」女性散文/“1968”/历史记忆

  

  历史何以存留个人生命记忆中,或者个人记忆以什么方式铭刻历史时间,这是一个需要阐释的哲学命题。其中所涉及到的历史时间与生命时间,集体记忆与个人记忆,历史性与时间性等等,不一而足地进入了个人生命视野,有时我们甚至要怀疑记忆的可靠性。唯其如此,个人的多种记忆形式的存留就进入了作家的历史创作,作为创作主体,作家从本体论角度强调人的现实存在和理解的历史性,向历史渗透自我价值观,通过对历史的反思,注意历史存在中人的生命存在方式,而不是恢复历史原初的事实。所以作家更重视某一“历史瞬间”的生命记忆,以和历史时间共存和交叠的个人时间记忆对历史进行曾在此的拟真描述,历史时间记忆以个人生命时间记忆再现。经由集体记忆而形成的社会记忆,注重历史理性统摄下的因果关系,线性时间简洁而有序,权力等级决定了社会记忆的形式。但历史自身却包含着多种异质共存的时间记忆,为了不使个人时间记忆遁入集体记忆的黑洞,个人唯一的途径是坚持在集体记忆之外寻找多种异质共存的时间记忆,这些记忆将以生命时间来铭记历史。

  历史以事件标志时间,锁定某一特定的场景和人物,时间才能以人的命运和事件的演绎过程记忆历史。“1968”,这一特定的时间把“六八年人”以永恒的方式写进了历史。对于这一代人而言,1968,不仅是激情燃烧的岁月,而且也是禁忌。从红卫兵到知青,1968年成为这代人生命的分水岭。他们以稚嫩的双肩必须独自承付历史的考验和选择,完成广场狂欢革命者到乡村田野劳动者的转变,重要的不是身份,而是思想。这中间的落差如何衔接弥补?面对历史的黑洞,个体生命自我救赎的力量源自哪里?现实并不能提供答案。思想的跋涉漫长而曲折,不知是历史的垂青还是历史的无情,他们的寻找是以一代人的青春和热血为代价的,甚至是生命。也因此,以K “老三届”为主体的“六八年人”作为特殊的群体成为历史记忆形式之一种。

  今天,我们可以循着“六八年人”后叙的思想轨迹追踪思索,以当事人的回忆爬梳钩沉历史尘封的记忆和一代人生命的真实,因为,得与失不仅是事实与过程,它应该还是对历史的生命铭刻。更是为了忘却的纪念。即使是禁忌,历史也不可能涂抹修改,在集体记忆沉没遗忘的地方,我们更需要对历史质询反诘的理性态度。

  实际上,反思是从青春足迹的自审开始的。

  如何评价这一代人以生命的血和泪镌刻的青春?“六八年人”相信凭借生命的真实能够拥有自我认知的能力。知青文学的创作印证着他们的思考的轨迹。其中,大量的回忆录成为自我言说最为直接的追忆方式。但毕竟是个体生命对历史的感悟,带有极强的个性化色彩,这使他们对历史的叙述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判断。

  张抗抗曾就“青春无悔”进行过深刻的思想剖析:

  一个人、一代人所牺牲和浪费的青春、时间和生命,真的是能用“青春无悔”这般空洞而虚假的豪言壮语,强颜欢笑地一笔抹去的吗?[1](p.2)

  这是一代人的生命之重!思想的重量使历史理性凭借的代价一说何其苍白,张抗抗的拷问不是对着那个空洞的历史理念,而是追问历史场景中每一个“在场者”。年轻不再成为轻信盲目的理由,曾经作为革命主体的知青,本身就是“文革”悲剧根源的组成部分。红卫兵——知青,不仅是身份的标志以及命运转变的分界点,也同样提示他们的行为和思想曾经是“文革”特定的社会基础和价值判断。否定自我是痛苦的,更何况是一代人的青春代价!回忆不都是为了铭记,有时会是遗忘的开始。恰是在以矫饰回避生命真实的地方,集体无意识的幽灵在游荡,忘却的救主来临了。张抗抗以直面真实的勇气面对历史和现实,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社会体制意识形态化以后组织结构的缺陷与弊端,这才是产生那些制造专制与愚昧的始作俑者、鼓吹者和实施者的社会温床。她的自审与诘问穿透了历史与现实幽深的隧道,思想的野火炙烤着自我灵魂的同时,也使欺世盗名者无以遁形。

  回忆录《大荒冰河》随处可见这样沉重的思考。尽管这样做在同代人看来不合时宜,因为正如作者所言,“无悔”的颂歌早已经飘扬为一面旗帜。或许,向前看的观点也早已模糊了历史的记忆,当年的知青已经不需怀想1968年。但是,作者深重的忧患意识使她不能够对错误和虚妄沉默。于是,在她笔下才呈现出鲁迅先生体验过的“决心自食”的精神苦痛。这使她的散文除了人道主义的悲悯还有一份批判的冷峻,在肯定人性的亮色时也看见人性的晦暗,特别是红卫兵——知青头上革命光环外面的丑恶。她的回忆录开始探进历史记忆的冻土层,在“六八年人”集体无意识深处打破禁忌,挖掘诸如贪婪、嫉妒、怨毒、残忍、报复等人性的弱点。作者深刻地指出,企图为人性欠然性自我辩护是历史良知泯灭的犯罪,年轻幼稚的革命热情不应该是“文革”暴行冠冕堂皇的理由。“在这‘革命’的名义下,曾经掩盖了、潜藏了多少私欲和罪恶。我们这一代中的许多人,就是在‘革命的名义’下,走上了‘铺满鲜花的歧路’”(借自冯骥才先生某一小说题目)。[2]对于依附“革命的名义”这类抽象概念而带来的欺骗性与破坏性,张抗抗充满了高度的警觉,因为在历史上从来不乏欺世盗名的表演,或因抽象理念而疯狂的民族悲剧,特别是被各种名义愚弄后庸众的闹剧。因此,作者决不把责任推给任何逃脱的借口。也包括反省自己在丑恶面前的软弱。

  作者叙诉了少年读书时深刻在内心的一件往事。

  杭州一中在“文革”初期充满了“红色恐怖”,一个初三女学生的“反动日记”被查抄后张贴在礼堂里,日记里写到了妈妈年轻时的照片,并感叹“这些漂亮的旗袍,可惜如今都不能穿了……”[1](p.16)荒唐的时代随处都可见到荒诞,一个少女爱美天性的自然流露也能成为罪责,女孩被“专政”后打得遍体鳞伤又被剃了阴阳头,作者的目光追随着她那每天像幽灵一样在走廊里飘过的身影,看见她被揪斗下跪、养猪、扫卫生……

  多年以后,张抗抗把骨鲠在喉的话倾吐了出来:

  离开学校后,我每次想起她的时候,内心总有些歉疚。我想我当时为什么不能给她一些帮助呢?哪怕是安慰她几句。但我不能,我们仅有的一点儿良心、良知和同情心,都已被“文革”的革命口号和恐怖气氛掩盖、压抑、清洗得不见踪影。我自己虽然没有去剪人家的头发、去抄家打砸抢,但我却不敢不参加大批判会,不敢不貌似积极地喊口号。“文革”中直接参与打人揪斗老师的学生,虽然是少数,但在广场上义愤填膺、声嘶力竭地振臂高呼革命口号的人,却是大多数;如果没有台下这些规模宏大、疯狂而热烈的支持者,台上的人能那么斗志昂扬、肆无忌惮吗?[1](p.18)

  作者在扣问道义和良知,更在敲打自己的灵魂。虽然跨越的是30年后的心路历程,但是精神觉醒是不以生命的时间为标志的,因为它来自人性的力量。“文革”红色的海洋曾经以排山倒海之势裹挟了万众,事过境迁,有多少人把责任推诿给历史和时代,于是,天下太平,皆大欢喜,我们开始了新纪元。古往今来,以“断代”的方式记载的新历史比比皆是,而皇帝照样端坐在龙椅上,人民照样山呼万岁。我们这个民族习惯了作庸众和当看客,而反观己身的灵魂自剖则很困难,久而久之,健忘竟成了这个民族的美德,记忆中的伤痕和丑恶似乎已经很遥远了,每每提及好像是在看皮影戏观拉洋片,因不知还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回味因此也有了观感的愉悦。张抗抗正是从历史的深处看见了广场上的“大多数”,也看见了“大多数”中的自己,不仅痛心自己良知的泯灭,更痛心这个民族的疯狂。“六八年人”曾经陶醉于革命的激情,现代迷信使他们毫无保留地交出自我,踏上了一条通往奴役的所谓自由之路。作者深知,如果不触及这个“大多数”,滋生封建主义社会土壤的心理机制将不会改变,民族的悲剧还会上演。

  面对曾迷失的自我及这场民族浩劫,除了剖析盲从迷信的精神病灶,作家对人性的复杂性的思考更为深邃。关于贪婪这一私欲对人性的腐蚀,作者指出红卫兵并没有天生的免疫力,革命小将大公无私接班人的形象同样只能是现代神话。“‘文革’中以抄家为名没收的古董字画首饰,很大一部分落入了红卫兵和造反派的私囊。据悉,当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小将,小将们激动地欢呼雀跃。会见结束后,城楼的警卫们竟然在红卫兵欢蹦乱跳过的地方,拣到不少金条。”[1](p.20)权欲同样会侵蚀年轻人的灵魂,以武斗夺权形式为目的的文化大革命,最终还会以集权统治方式完成。封建主义思想因因相袭,宗法强权的社会土壤无法产生真正的民主自由的现代观念,新一代人的精神世界植入的是原则性的社会主义公义伦理法则,而不可能是人道主义思想,更谈不上产生基于个体信仰的自由主义人义伦理思想。关于这一点张抗抗分析得很透彻,回想“文革”狂乱的年代,作家一针见血地指出,“六八年人”作为共和国的长子,整个成长的过程被灌输的是“恨”,而“爱”则是空洞盲目的。

  17年的教育和文化灌输,传递给予共和国一起成长的“老三届”,不是爱而是恨——阶级仇民族恨。“恨”是革命不革命的主要表现:“恨”是鲜明而具体的:“恨”必须对某一个残留的阶级敌人,以及所有残留着剥削阶级思想的人,行使恨的权利并见诸行动;而爱却是抽象而可空洞的——爱党爱社会主义。而当你无法体现出自己对“领袖”的热爱时,只好借用对“敌人”的恨,来暂时充当和代替爱了。我们成长的那个年代,到处充满了大而无当的“爱”,却很少有人告诉你应该去爱“人”,哪怕去爱一个小动物。“爱”常常以“恨”的形式出现,“恨”是招之即来的,每个人都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莫名其妙地激发起“恨”的情绪,并恨得义愤填膺。“文革”前夕,这代人的“恨”意识的培植,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心理基础,可谓一触即发。这块土壤无论播种什么“爱”的幼苗,都会结出“恨”的果实[1](p.25)。

  作者对社会仇恨心理精辟的分析,点到了“文革”集体无意识的要害处,即人人自危的仇恨意识。普遍的阶级仇恨成为社会政治道德化的表现,“爱”自然成为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内容。这一代人的确是在精神的荒漠中成长起来的,西方以现代人本主义为主要内涵的“博爱”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爱”思想等,都是作为封资修的产物大肆批判的,他们站在东西方文化传承的断裂带上。“恨”自然成为这代人的价值判断,“爱”就根本不会成为个体生命的自由行动。一切爱的根芽都是每个个体内心自我成长的结果,一旦“仁爱”的思想转化成爱的行为,自我则成为道德主体,个人生命价值的定位不在单纯依赖客观的道德评价秩序。爱祖国、爱人民、爱党、爱文化的前提是必须爱自我,那种泯灭自我甚至违背生命本质的禁欲主义式的大公无私,只能是伪道德。一个不爱自我的人是否能够毫无保留地爱他人,这似乎是“文革”中产生的现代神话。反思“文革”中集中体现的社会主义精神价值理念的思想征候,对于思考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伦理思想建设是十分必要的,如何认定国家、集体、个人、他人的伦理关系,是现代性社会道德思考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

  现代人本主义认为,爱的自由体现了生命自由,是生命本然的自由行为。因而爱的情感、爱的思想、爱的行为处于平等秩序中,爱自我与爱他人体现的是现代平等理念,是源于生命本体的自然欲求,也是人性的本然表现。一切扭曲、压抑人性的社会行为都会带来恶果,甚至会催生出人性的“恶之花”,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普遍怨恨的社会心理,正是革命群众以仇恨激发更大社会仇恨的民族悲剧。

  张抗抗把对“文革”中仇恨心理的反思落实到社会伦理思想建构层面上,实际上,也是对社会主义精神理念的深刻思考。与新中国一起成长的“六八年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仇恨,张抗抗认为是源自于内心巨大的恐惧。“天安门广场的红海洋,决不仅仅是一种盲目的个人崇拜,而是一种集体无意识——仇恨意识。当人们怀疑仇恨周围所有的人,认定自己周围的一切人都有被憎恨的理由,所有的人都可能随时从‘同志’变成‘阶级敌人’的时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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