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德文:农村疫情防控及其社会机制——以“隔离”为中心的讨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4 次 更新时间:2020-06-05 11: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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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德文  

   【内容提要】 以“隔离”为核心的疫情防控策略是否可行,不仅取决于传染病防治的技术要求,还取决于人们对疫情“新秩序”的适应性。在新冠病毒疫情防控中,地方政府采取了准军事化的抗击手段,并激活了社会的自我保护机制。不同地方因社会结构不同,疫情防控的具体策略、微观社会机制和社会适应性也有所不同。“全政府-全社会”的疫情防控战略,对社会进行了高度动员,实现了多种社会控制方式的有机结合,从而取得了一定成效。

   【关键词】 新冠病毒 社会隔离 疫情防控 社会机制

  

   一、引言

   2019年12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市发生,并逐步扩散至湖北省和全国各地。新冠肺炎疫情恰好暴发在春节人口大流动时期。仅仅是在核心疫区武汉,在2020年1月23日封城之前,便有五百万人口外流。其中,绝大部分是大学生和农民工返乡人群。这对全国各地,尤其是农村疫情防控提出了挑战。

   疫情发生以来,国家依法将新冠肺炎纳入乙类传染病,采取甲类防控措施严格管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相继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应急响应。中共中央在2020年1月25日成立了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并建立了联防联控机制。中央将疫情防控视作“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地方党委、政府亦用战时状态、战时管制、战时体制等军事术语来表述其疫情防控策略。从政府治理形态来看,各级政府的确也借用了军事组织技术来重构政府行为。比如,党委、政府通过建立疫情防控指挥部来加强统一领导,通过“战时纪律”来强化干部监督,通过“不惜一切代价”来调配防控资源。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将中国的联防联控、群防群治防控方式概括为“全政府-全社会”模式,充分肯定了其效果。

   传染病防治应当秉持早发现、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简称“四早”)原则,是一个广为人知的社会事实。“全政府-全社会”模式在疫情控制上的成效,毋庸置疑。但是,这种模式存在争论。有学者评论,恐惧、指责,以及启用准军事化手段抗击疫情,也许是没必要的①。这一质疑,源自于传染病社会学关于社会隔离的理论认知。在《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中,福柯发现了“隔离”的社会意义。他认为,中世纪麻风病的消失,并非医疗实践的结果,而是和隔离这个社会机制密切相关;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既是一种社会排斥,又是一种精神上的重新整合”的“严格区分”,成了文明社会的“习俗”②。至今,伴随着流行病暴发而出现霍布斯式的医学噩梦——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已经是传染病社会学的核心议题。这个霍布斯式的医学噩梦,主要表现为:第一,对瘟疫的恐惧、恐慌、疑心和污名;第二,道德争议、潜在解决方法和个人出于各种不同原因的转变③。可见,传染病流行中的社会-心理模式,和传染病防控的基本原则,在隔离这一社会机制中重合了。

   本质上,霍布斯式的医学噩梦源自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秩序遭到了破坏。以隔离为核心的疫情防控策略是否可行,不仅取决于传染病防治的技术要求,还取决于人们对疫情“新秩序”的适应性。那么,政府在疫情防控中的战时行为,社会是如何回应的呢?换言之,“全社会”的疫情防控是如何实践的?笔者所在的团队在疫情期间曾对全国除湖北以外的14个省98个县的104个村,以及湖北省内的13个市(州)的28个村(社区)的疫情防控工作开展田野调查。本文以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分析农村疫情防控模式及社会机制。

  

   二、隔离的治理技术

   从医学角度来看,隔离因传染病防治的技术目标而设置。它包括两个环节:一是控制感染源:针对确诊患者、疑似患者、不能排除感染可能的发热患者和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等“四类人员”,乃至于一般意义上的流动人口,采取了必要的隔离措施;二是切断病毒传播渠道:核心是避免聚集性感染,通常采取关闭公共场所,控制人口流动等综合策略。从田野调查来看,农村疫情防控主要采取道路管控和人口管控两种物理隔离技术。

   (一)道路管控

   疫情暴发初期,一些农村地区自发的“封村堵路”等“硬核”防控模式,流传甚广。“外防输出(入)、内防扩散”的疫情防控目标确立以后,道路管控的规范化程度逐渐提高,并成为各地普遍采取的隔离技术。只不过,管控的力度、范围因时因地有所不同。

   道路管控技术是依据疫情防控的属地管理规则而来的。县域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县拥有完整的政治行政功能,反映出国家行为的一致性和制度的整体性;同时,因处于国家与社会的交接面上,其运行更具多样性。因此,全国各地开始启动一级应急响应机制后,县级党委和政府成为农村疫情防控的实施主体。由表1可见,农村疫情防控等级和道路管控范围是相互匹配的。从田野调查来看,绝大多数地区一开始就采取了县与县、乡与乡之间的道路管控措施,包括暂停公共交通,在国道、高速公路等入境口设置检测站。随着疫情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2020年1月25日党中央对疫情防控工作进行了再动员、再部署之后,各地的交通管控等级普遍提升,“封村堵路”成为一些地方采取的措施。只不过,相较于村民自发地用大卡车、推土机、土堆等“硬核”封堵措施,规范设置的卡口都留有应急通道,派专人值守,村民如有特殊情况,亦可凭村委会开具的证明自由出入。在湖北等疫情较为严重的地区,在疫情防控的攻坚期出台政策,明确指出要实行最为严格的24小时村(社区)封闭式管控措施。据此,各地农村采取了限制农户外出,禁止人员聚集等措施。比如,村内有专人每日巡逻,制止人员出门;村民必须有乡镇指挥部开具的通行证才能外出。少数地区,还实行有奖举报、封门等更为严厉的“禁足”措施。

   卡口可以被视作疫情防控过程中国家权力的基础设施。正是通过卡口这一物理装置,乡镇干部、村干部、卫生人员、警察等不同类别和层级的治理力量得以重新组装;各个卡口通过交通线,构筑了农村疫情防控的毛细血管。因此,卡口越多,也就意味着管控力度越高。笔者在田野调查中观察到,华东某镇共有24个村(社区),在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之时,就规划设置了52个卡点。随着疫情防控强度的大幅提升,又在几个防控薄弱环节增加了几个卡点。所有乡镇干部都下沉至村(社区),和村(社区)干部、志愿者等一起守卡点。如此,以卡点为据点,当地政府编制了一张“严防死守”的疫情防控网络。

   (二)人员管控

   就农村防疫措施来看,人员管控的对象主要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对感染者、疑似感染者、无法排除的发热者和密切接触者等“四类人员”进行严格管控,大多数地方都采取了集中隔离方式;二是对在疫情暴发期间去过疫区和来自疫区的人员进行摸排管控,主要采取居家留观的措施;三是对所有人员实行管控,倡导不出门、不聚会,有条件的地方还结合封闭式管理措施严格限制人员外出。

   人员管控是建立在人口信息摸排基础上的。在社会控制上,这一工作的意义在于确定人员身份。对于疫区的摸排工作而言,其重点在于识别 “四类人员”。然而对于非疫区的摸排工作而言,除了“四类人员”,大量排查工作是为了识别有可能被感染的人群。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便是排查来自疫区的流动人口或在疫情发生期间到过疫区的本地人。在绝大多数农村地区,随着工作力度的进一步加大,摸排范围也逐步扩大,实现了人口摸排的全覆盖。

   一旦确认了人员身份,则加以实施“严格区分”的措施。具体而言,不同的对象“隔离”等级有明显差异。第一,对“四类人员”采取最严格的集中隔离措施,由医院等专业机构实施。第二,对高风险人员,实行居家隔离措施。各地采取了包括乡镇(街道)干部、村(社区)干部、村(社区)医生和民警在内的“四包一”工作机制,对这类人员采取定期测量体温,严格“禁足”,提供生活服务等隔离措施。第三,对其余人员,则通过政府宣传,交通阻断,关闭公共场所,取消聚集活动等措施,以社会面管控的方式减少人员交往。

   通常而言,隔离的等级越高,其区别度就越大。各地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对确诊患者都进行了详细的流行病学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在当地媒体上公布。某种意义上,确诊患者在当地并无隐私可言,人们可以轻易识别。各地对高风险人员,亦通过制作“四包一”标示牌,贴公告,温馨提示,拉横幅等方式,在社区范围内广泛告知。很显然,隔离措施是建立在特定的权力基础设施基础之上的,并通过一系列治理技术加以实现的。同时,不同的隔离技术,必定是建立在特定的社会和文化结构基础之上的。

  

   三、隔离类型及其社会基础

   在新冠疫情防控中,各地在对“四类人员”的隔离措施上,基本上都遵循医学标准,采取医院集中隔离的方式进行。从田野观察来看,各地对高风险人群的隔离措施和社会面管控,具有明显差别。

   概言之,隔离是一项典型的社会控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地方政府基于统一的技术要求、疫情严重程度和基层行政风格的不同判断,会采取不同等级的隔离措施。比如,对“四类人员”,按照卫生行政部门发布的技术要求,各地都选择了集中隔离措施。但是,对从疫区返乡人员和外来人口,每个地方的选择就有所不同。田野观察发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具有鲜明的准军事化行政风格的地区和单位,采取了“一刀切”式的集中隔离措施;在出现病例后,政府还采取了宵禁等社会面管控措施。大多数地方则选择了居家隔离措施,辅之以普通的交通和人员管控措施。然而,在湖北的一些农村地区,因为来自武汉的人口比较多,政府和群众对风险的感知反而比较低,一段时间内并未采取有针对性的隔离措施。

   从社会控制的性质来看,隔离措施主要有三种类型(见表2)。一是正式控制。这是一种以法律和法规为依据,并依靠国家权力机构,按照特定程序实施的社会控制。疫情防控中的隔离措施,在《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正式法规中都有相关规定。基层政府和工作人员依照这些规定对特定人群和场所开展隔离措施。

   二是非正式控制。这是一种依据地方性的规范,以特定的社会网络和社会情绪为基础的社会控制。伴随疫情而出现的“社会流行”,包括针对病毒和感染者的社会恐慌、道德评价,乃至于采取未经正式机构授权的社会排斥行为,往往都容易转化为非正式的社会控制。

   三是亚正式控制。近年来,一种介于正式控制和非正式控制之间的亚正式控制方式,在中国社会控制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④。亚正式控制主要依靠社区居委会、村委会等自治机构及半正式行政人员,以地方政策和行政指令为依据,并依赖于个人权威和社会网络所实施的社会控制。在群众路线的谱系中,群众动员往往首先动员党员、村干部等积极分子,并依靠这些群体推行政策⑤,这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亚正式控制方式。这一治理方法,在防疫工作队、“四包一”等疫情防控机制中,也被延续下来。

   在实践中,隔离措施都是不同社会控制方式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正式、非正式和亚正式控制方式还会相互传导。通常而言,正式控制措施越是严厉,亚正式控制的动员程度就越高,非正式控制反应也越大。这意味着,尽管隔离的医学标准和治理技术是一致的,隔离措施的选择,以及权力运作的技术,却是建立在特定的社会和文化结构基础之上的。各地面对疫情的政策应对或许是一致的,但不同社会可能有不同的文化偏好、结构类型,以及可供使用的具体做法。从村庄结构的视角来看,中国农村有团结型、分散型和分裂型三种理想类型⑥。不同类型的村庄,对疫情防控的反应有明显差别。

第一种类型是团结型村庄。在南方一些宗族势力较大的地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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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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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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