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红 马丽娜:坚守还是改变:中国西南古代民族研究“三大族系说”的多学科讨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3 次 更新时间:2020-05-24 07:49:08

进入专题: 三大族系说   中国西南   古代民族  

李东红   马丽娜  

   摘要: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多元”历史过程逐渐被揭开,中国各民族起源、形成与发展研究不断深入的背景下,古代民族研究不能再简单地理解“中华民族共祖”的丰富内涵。通过重读有关古典文献材料、系统梳理新近考古发现、专题探讨语系与族系的关联、汲取中国民族史与西南区域文明史研究新成果等多学科、多视角研究与讨论,把中国西南古代历史归结为“氐羌、百越、百濮”“外来族群迁入结果”的叙事体系,已然无法立足。“三大族系说”是在20世纪中期“民族国家建构”运动中,处于“无献无征、考古无证”情境下产生的学术假说,已经证明是错误的。当前不少历史叙述,面对学术界的新发现、新成果,却不加甄别地沿用旧说,造成西南古代民族历史叙述上的混乱,必须将以修正。中国西南古代民族研究,要立足本土文化脉络与地方传统的梳理,摒弃“外来”思维,实现从“外来叙事”到“本土陈述”的回归。把材料还原到当地民族与文化大背景之中,才能正确地理解古代西南民族与区域历史和地方文化的关系,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丰富多样的历史进程。对“三大族系说”在内的近代以来中国学术史上习以为常的“外来说”叙事传统,包括各种“大迁徙”“大传播”“大叙事”等“典范历史”与“民族常识”的反思与再出发,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历史发展基本逻辑的认识,推动学术创新与进步。

   关键词:中国西南;古代民族研究;“三大族系”;多学科讨论

   作者简介:李东红,云南大学图书馆馆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南昆明,650091);马丽娜,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云南财经大学讲师(云南昆明,650221)。

  

   一、何为“三大族系说”?

   中国古代民族历史研究中,在追溯各民族历史渊源与文化起源时,往往把先秦至秦汉时期活动于西南地区的众多民族群体,归并为氐羌、百越与百濮三大族群系统。进一步的观点是:氐羌族群从西北方南下而来,百越族群由东南方沿海而至,百濮族群或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带,或由中南半岛北上进入。后来,氐羌发展为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民族,百越发展为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民族,百濮发展为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民族,这就是“三大族系说”。此论自20世纪30~40年代被提出以来,经学者们不断发挥,反复强调,成为中国古代西南民族历史的经典性叙述,在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文化研究等不同领域成为“民族研究的常识”被普及和接受,影响所及超越了西南一隅,常出现于有关中国古代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大叙事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三大族系”“进入”中国西南地区之前,这里已然有了2000多年的文明。于是如何来“圆说”考古发现与“三大族系”之间,即事实与理论之间的的矛盾,让学者们大费周章。“三大族系”说的本质,涉及到中国西南古代民族群体“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根本性问题,而民族群体的来龙去脉,是“民族研究”无法回避的关键问题。面对学界仍然把“三大族系”说视若毫无疑义的正统历史知识和典范叙事,我们认为是时候对“三大族系”说进行质疑、讨论和反思了。

  

   二、“三大族系说”的知识生产与传播

   由于“三大族系说”生产、加工和传播的过程尚未被系统研究过,多数情况下,人们是把它看成不证自明的、毫无疑义的历史知识和叙事框架来使用。因此,我们不仅找不到与此有关的专文、专著,甚至连“三大族系”这样的提法也极少见到。

   通过对学术史的回溯,也通过对学术界前辈包括尤中教授、杨庭硕教授等资深学者的访谈中,笔者梳理出这样的一个逻辑:194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范义田《云南古代民族之史的分析》一书提到:西南夷之族,实具有中国民族之三大系。三大系者:一为高原系,指分布于自秦陇高原,青康高原,以至云贵高原的“氐羌系”;二为盆地系,指分布于汉中、四川及湖湘间盆地的“百濮系”;三为海洋系,指分布于云南南部连于印度支那半岛及粤闽的“百越系”。范义田进一步说:“西南夷名类甚多,以今言之,贵州之苗,云南之夷,种类名称至为复杂。而要其本源,实不过羌、濮、越三系而已。”这就是范义田版本的“三大族系说”,也是我们能够找到的学术界对“三大族系说”最早的文字表达。抗战时期,由“中山文化教育馆”编印的《民族学研究集刊》刊发了若干重要论文,其中马长寿《中国西南民族分类》、芮逸夫《西南民族的语言问题》等,提到了中国西南民族的分类问题。

   20世纪40年代,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编印“西南研究丛书”,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作为丛书之一被编印发行。徐氏认为,“大理文化来源,方面甚多,但其中最古之一支,乃由中国西北高原流入”。“大理古代文化,有一支是从西北而来,即是西北高原的羌族文化,是以甘肃为中心,向西康西藏及大理一带扩展”。方国瑜为此书作序时指出:“云南文化之发展,乃自旁注入,而非当地兴起。”在《古代云南之居民与发展》一文中,方先生认为,滇西北与川、康高原相连结地区,居住的是氐羌语族的人群;滇西南与中印半岛相连地区,居住着掸泰语族的人群;与缅甸相连的滇西地区,居住着缅语、孟高棉语族的人群;云南东部与广西、贵州相连的地区,居住着壮傣语族、苗瑶语族的人群。方国瑜用“氐羌语族、壮泰语族、苗瑶语族与蒙克语族(孟高棉语族)”四大语族概念来表达以云南为中心的中国西南古代族群的分类,把“族系”与“语系”关联起来讨论中国西南地区的古代民族。

   联系到文本背后的时代语境,我们注意到,上述有关中国西南古代民族族系归属的讨论,是那个时代“中华民族共祖”研究下的理论延伸,是学术界“民族国家建构”运动的重要内涵,是“民国学术”的热门话题之一。从时代背景上说,“三大族系说”,植根于20世纪前期学术界流行的中国民族起源学说。类似的情况曾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的北方民族研究之中。

   新中国成立之后,“三大族系说”不仅被学术界沿用,而且不断被强调、强化。20世纪50年代徐嘉瑞修订《大理古代文化史》时,继续使用“三大族系”概念。同样的概念和叙事框架在方国瑜完成于20世纪50~70年代的《云南民族史讲义》《彝族史稿》《云南史料丛刊》《方国瑜文集》等系列著作中都可以见到。值得注意的是,方国瑜认为,中国西南古代民族不止“三系”,而应该包括氐羌、百越、百濮、孟高棉“四系”,与芮逸夫的观点相近。

   1977年,马曜主编的《云南各族古代史略》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的序言中说:四千多年前,我国黄河流域的夏部落开始进入奴隶社会。商王朝继之而起,号令多方。这时我国西南辽阔的土地上,活动着羌、濮、越三个大族群。自殷周以来,这三个族群各自分成许多大小不等的氏族、胞族和部落,并且越来越频繁地参加全国的政治生活。

   《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一书影响广泛,“三大族系”的经典叙述因此得以被广为传播,被学术界广泛接受并成为此后中国西南地区古代群体分类“约定俗成”的表述。1990年,江应樑主编《中国民族史》出版,书中用“羌人南徙”“越人西迁”“孟高棉人北移”来说明“西南夷”的来历。尤中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云南民族史》《中国西南民族史》《中华民族发展史》等都主张秦汉时期的西南夷分为“氐羌族系统的民族”“百越系统的民族”与“百濮系统(孟高棉)的民族”。20世纪80年代以来,“三大族系说”及其背后的学术逻辑几乎成为一种历史知识或民族常识。大凡有关中国西南民族历史与文化,特别是云南古代民族历史文化书写的论著鲜有不从此说者,大有“离开此论,如何言说”之势。

  

   三、不同语境下的“三大族系说”

   (一)史籍中的人群与被理解的“三大族系”

   有的观点认为,有关中国西南古代人群总体面貌的文献记载,最早见于《尚书·周书·牧誓》,其文曰:“王曰:我友邦冢君,……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因为孔颖达《正义》有“此八国皆西南夷也”之说,但其中的“羌”“濮”等常常被过度解读为“三大族系说”最早的文字依据。事实上,《尚书·牧誓》有关古代西南人群的文字记载,既简约又多推测之词,并不能确指。周予同就认为,这段文字中的“族群”跟西南古代民族没有关联。

   《华阳国志·南中志》也有关于“南中”人群概况的记载:“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叶榆、桐师、巂唐侯王国以什数。”不少研究者认为,这里的“夷”指的是氐羌,“越”指百越。这样的分析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材料中的时间与空间指的是东汉时期的西南夷。

   比较完整、可靠的记载来自《史记·西南夷列传》,这是汉代有关中国西南地区族群最为详细的“官方”记述: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同一区域内有如此之多的不同名称的人群出现,意味着西南夷地区确实处于“君长以什数”“各据山川,不相役属”,政治组织比较分散的部族社会。

   这段文字从生计形态出发,把“巴蜀以西以南”的西南夷民族群体分为“魋结、耕田、有邑聚”“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和“或土著、或移徙”三大类型。从地域出发,把西南夷划分为夜郎、滇、巂-昆明、邛-筰四大区域。从规模出发,分出了七个“最大”的族群。我们把它概括为“三大生计、四大地域、七大族群”。同时我们也意识到:这里没有提及羌、越、濮,只是在叙述“冉駹以东北”人群时,才说“皆氐类也。”《史记·西南夷列传》的分类标准不是按照语言,也不是按照文化,而是以“生计方式+地域分布+族群规模”的模式来划分。《史记·西南夷列传》被认为是经典的历史民族志材料,对这一重要资料的重新释读,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如果“三大族系”存在的话,它从何而来?从文献的角度看,支持“三大族系说”之“氐羌南迁”的证据仅见于《后汉书·西羌传》,其文曰:

   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豲戎。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巂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

   这段文字告诉我们,战国之际有“氐羌南下”,并止于四川西部与南部,界线是清晰的。西南是否为“百越分布之地”?明确的文献记载,一是来自《华阳国志》之《南中志》与《蜀志》“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的叙述;二是《史记·大宛列传》有“滇越”之称。“夷越之地”为概称,而“滇越”之“越”是否同属于“百越”之“越”,除了用字相同之外,没有任何证据说明二者之间有关联。我们找不到明确的史料说“百越”分布区包括云南或者“百越入滇”之类的史实。《史记·西南夷列传》说:

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僮、髦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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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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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思想战线》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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