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雪峰:以社会学知识建设现代中国:张之毅“魁阁”时期的学术实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4 次 更新时间:2020-05-20 21:5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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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雪峰  

   摘 要:文章梳理了张之毅“魁阁”时期的学术实践并将之放置于“燕京学派”-“魁阁”的学术脉络中来考察。在传统的宇宙论王权解体的基本背景下,建设一个现代国家成为20世纪中国智识阶层的普遍关怀。从吴文藻到费孝通,再到张之毅的这一智识脉络,在对这一根本性问题的观照下,开创了近代中国的一种重要的社会科学传统:通过“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方法,建构妥当性的社会科学理论,以生产作为现代中国基础的那些妥当性知识。

   关键词:张之毅; 魁阁; 社会学中国化; 现代中国;

   作者简介:马雪峰,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民族社会学、农村社会学。云南昆明650091;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魁阁’时期云南九村镇再研究”(16BSH003)阶段性成果;

   1938年8月,应时任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之邀,受中英庚款的资助,原先任教于燕京大学的著名社会学家吴文藻携眷属、学生从河口进入云南,入云南大学主持社会人类学讲座。第二年(1939年)8月,经教育部批准,吴氏创办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及燕京大学-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1940年10月,因日机轰炸昆明主城,社会学研究室搬迁至昆明郊区呈贡县县城旁大古城村的魁星阁。因而,20世纪30年代末至20世纪40年代中期由吴文藻创建、费孝通领导的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又被称为“魁阁”。

   在费孝通的领导下,“魁阁”形成了一个学术共同体,在云南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实地研究1,实践了吴文藻以“社区研究”的方式实现社会学中国化的理想;当年“魁阁”出版的一些著作,多已成今天中国社会科学的经典;从“魁阁”中走出了一批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了不起的学者。从“魁阁”走出来的诸多学者中,张之毅差不多完全是在“魁阁”成长起来的。1939年7月从西南联大本科毕业后,张之毅即进入“魁阁”跟随费孝通从事实地研究,1946年费孝通因“李闻事件”仓促离滇后,“魁阁”由张之毅坚守,直至1948年他离滇赴闽。[1](P.8)其在云大社会学系、“魁阁”工作时间达9年,这一时期亦是张之毅学术最为活跃的时期,其一生最主要的作品皆产自这一时期。张之毅既是费孝通的学生,又是其重要的助手和合作者。1987年张之毅去世后,费孝通在为《云南三村》所写的序中,有对张之毅深情的回忆,称其“始终如一地和我一条心,急风暴雨冲不散”:

   坎坷多事的人生道路,聚散匆匆,人情难测,但是张之毅同志始终如一地和我一条心,急风暴雨冲不散,也冲不淡我们五十年的友谊。却不期幼于我者先我而逝,他的遗稿还需要我来整理。尚有何言?如果我们共同走过的这一条研究中国社会的道路今后会后继有人,发扬光大,愿他的名字永远留在这块奠基的碑石上。[1](P.8)

   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张之毅的研究重视不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有关“魁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费孝通、许烺光、田汝康等学者身上,围绕这些学者,学界生产了一系列学术作品,如谢泳、王铭铭、于长江、梁永佳、赵旭东、褚建芳、杨清媚等学者的杰出研究。“魁阁”诸多成员中,张之毅及其作品一直未引起学界应有的重视,浩如烟海的学术文献中,至今没有一篇有关张之毅的专门研究文章,以致昆明呈贡区魁阁中有关张之毅的简介居然全是错的。本文致力于对张之毅“魁阁”时期的学术实践做简要的梳理,以探究这位几乎完全是在“魁阁”中成长起来的社会学家的思想框架,以及以之为代表的一代学人对现代中国的想象,为学界有关“魁阁”、社会学中国化等论题的理解提供某种可能性。2

  

   一、以科学的方式认知中国

   张之毅,又名张子毅,1914年1月生于湖南醴陵3。1939年7月,张之毅从西南联大本科毕业后即到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先后任助教(1939.8-1941.7)、专任讲师(1942.8-1945.7)、副教授(1945.8-1947.7)。4

   张之毅加入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后,主要在费孝通主持的“魁阁”工作,跟随费孝通从事社会学实地研究。张之毅在“魁阁”时期最重要的学术工作是与费孝通一起完成了禄村调查,独自完成了云南另外三个村子(易村、玉村、榆村)的调查研究。其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1945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Earthbound China:A Study of Rural Economy in Yunnan一书中,该书的后两部分,即《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由张之毅完成。

   《云南三村》的研究是在费孝通江村研究的基础上展开的。费氏回国两个星期即迫不及待地开始禄村调查。在《江村经济》中,费氏看到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工商业势力的入侵对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的影响:传统农村手工业崩溃、土地权外流、以离地地主为主的土地制度的形成、农村佃户化等。费氏认为,这一系列问题实际上构成了20世纪中国革命的重要基础。费氏对禄村的研究,正是观照着江村研究中发现的这一系列问题展开的。如果说以江村为代表的中国农村社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与冲击引起的,那么在那些受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影响较小的内地传统农村中,土地制度是什么样的?地权是否会外流从而形成离地地主?费孝通的禄村研究既是要验证江村研究所引出的命题与假设,亦是要探索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的土地制度形式。

   通过对禄村的研究,费孝通和张之毅发现,如果说如江村一样靠近大都市的村庄所面临的问题是因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遭遇而带来的乡村手工业破产、地权外流、农村佃户化等问题的话,那么像禄村一样的内地村庄所面临的问题,更多是生产力低下,劳力充斥、呆滞,资本分散等问题。因此,观照着江村、禄村所代表的两种类型的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很显然,现代工商业既是引发江村问题的重要原因,亦是解决禄村问题的答案之一。比之传统农业,工商业能够吸收更多的劳动力、实现更快的资本累积,从而吸收、动员农村过剩、呆滞的劳动力,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创造出更多的物质产品。相比其同时代其他学者,费、张两位先生的可贵之处在于,在中国社会尚未普遍经历工业化之前,他们就能够意识到,城市大工业化的另外一面,往往是农村社会的凋敝。既然工业化大概是未来中国社会无法避免的路子[1](P.13),那么除了城市大工业化而外,有没有其他既能实现工业化又能避免农村凋敝的路子?对于如禄村一样的内地农村而言,工业、商业可能性何在?传统中国的农村社会能否长出现代的工商业?张之毅独自完成的对易村手工业和玉村农业与商业的研究,显然带有这种探索的意味在里面。

   费孝通和张之毅在禄村调查时,意外发现了易村——一个隐藏于大山中,许多村民能以竹子造土纸的村庄。通过对易村的研究,张之毅发现,易村围绕竹子形成了两种乡村工业形式,即编篾器的家庭手工业和造土纸的作坊工业。编篾器所得利润较少,作坊工业则利润丰厚。虽然易村人凭借造土纸的作坊工业获得了大量利润,但张之毅敏锐地洞察到,易村的乡村工业实际上不仅没有解决农村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农村问题的严重程度,其中的关键在于资本的集中。易村的土纸坊为少数家庭所垄断,资本的集中使得作坊工业获得的大量利润仅为少数资本所有者所占有。不同于都市工业,乡村工业很难大量扩张。因为村民从土纸工业中获得的大量利润无法转化成投资其他工业的资本,除必要的消费外,唯一的途径是往农业里去;又由于农业技术的限制,农民从工业里获得的资金主要用来购买土地,因而挤向农业的资金使得田价高涨,农业成本增加,农民生活水平降低、破产,地权集中。如张之毅所说,“工业没有解决乡村资金利用的问题,反而加重了这问题的严重性……贫农的生活,在这种作坊工业发达之下,自会日形困难了。我们若再说乡村工业一定能帮助农民的生计,就未免和事实不合了”[1](P.305)。依靠从土纸工业中积累的资金,易村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乡村金融势力,张之毅将之比喻为“一只可怕的魔手”,土纸作坊主们凭之“攫取附近几十里以内的土地权”[1](P.304)。通过对易村土纸工业的研究,张之毅和费孝通都意识到,发展合作式的乡村工业可以让大部分农民获得工业所得的利润,这可能才是乡村工业的出路所在。正如张之毅所说,“作坊工业若是在合作方式中组织起来,则在这工业中所得的利益,可以分散到一辈需要钱用的农民手上,花在消费之中。他们生计既有了保障,也不必借钱了,这非但安定了工业,也安定了乡村里的土地问题”[1](P.212)。

   与隐藏在大山中交通极其不便的易村不同,玉村地处商业和交通都较为发达的滇中玉溪坝子,玉村在农业上是个半商品性的农村,村中菜地多,农田少。菜地主要掌握在穷人手里,富人主要掌握农田。与禄村相比,玉村土地更为集中,村内最大地主有田80亩,有的离地地主有田近300亩。张之毅根据总体经济状况将玉村的农民分成甲乙丙丁四种类型,甲种农户,以不到4%的农户数,集中了39%的农田;甲、乙两种农户以不到23%的农户数,集中了近80%的农田。土地集中的原因乃在于玉溪商业发达,大地主通过商业积累了资金,购买土地。如江村一样,洋纱、洋靛的进口,使得玉村原有的土花、土靛销声匿迹,仅有的乡村手工业亦受冲击。因而,商业实际上亦加剧了玉村土地集中程度[1](P.363-400)。

   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研究中,张之毅逐渐认识到,乡村工业实际上并非一个单纯的实体,“在这名词之中,包含着很多不同的种类,每个种类有它的特色。各种各类的乡村工业,对于乡村经济的意义和影响,可以有很大的差别”[1](P.305)。因此对乡村社会的考察,应当持一种整体性的立场。可能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继易村、玉村研究之后,张之毅在1945年还做了大理洱海边一个白族村庄(榆村)的调查,最终写成题为《榆村社区生活的整合》的书稿。从其标题和发表的三篇文章来看,张之毅是想对榆村做一个整体性的研究,以考察村庄中的各类事项是如何作为一个整体关联在一起的5。但很可惜,这个长达四十万字的书稿未出版就遗失了。

  

   二、建设现代中国的文化、道德基础

   除了上述实地研究之外,张之毅在20世纪40年代还通过撰写时政文章的形式,广泛参与了当时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讨论。与费孝通一样,张之毅是一个深具传统中国士大夫道德关怀的现代学者。他不仅是一个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社会学家,还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其问学有极强的实践性关怀:学问是要为“平天下”服务的。只不过在张之毅这里,传统的来自先贤的学问变成了来自西方的现代社会科学,“平天下”变成了“建设现代的中国”。在其学术活动最为活跃的20世纪40年代,也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向何处去、建构怎样的中国等问题成为民众、智识阶层普遍关心的根本性问题。通过一系列评论时政的文章,张之毅深度参与了对这一根本性问题的讨论。

   与一般的政论者不同,作为社会学家,张之毅不仅关注问题的表面,而且注意到问题表面下的社会基础。他将现代中国的建设大致分成三个层面,即政治上民主的权力机构的建设,经济上新式工业的设立,以及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牢固的文化和道德基础的铸就。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其专业性的研究多涉及对工业化在中国乡土社会的可能性问题的探讨;作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张之毅以其政论文章参与了如何在中国建立良善的政治框架的讨论;与一般的政论者不同,他不仅关注民主政治的政治基础,还强调良善政治的运行需要有坚固的文化及道德基础的支撑。6除此而外,可能源于其在智识上多受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的影响,除了上述政治与经济的层面外,张之毅特别强调现代中国社会的文化以及道德基础的建设。

在名为《德为本》的文章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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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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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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