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天下、国家与社会:我们怎样看“五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22 次 更新时间:2020-05-05 11:40:55

进入专题: 五四运动   天下   近代国家  

罗志田 (进入专栏)  

   “天下”的崩解与双重转化

  

   近代中国一个宏阔的时代转变,就是“天下”的崩散及其多重演变——向外转化成了“世界”与“中国”,向内转化成了“国家”和“社会”。李文森(Joseph R. Levenson)有个很有名的论断,说天下转变成了中国,其实天下也转化成了世界。以前中国人说到天下,根据不同的上下文,可以有很不一样的意思。最基本的意思是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又不仅指物质空间,而是指整个人类社会。当然很多时候也是指我们现在说的中国,如在说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时候,“天下”更多是指即皇帝实际管理的空间。但这仍然是一个开放的概念,因为道大无外,有德之君不能阻拦他人(the other)的向化,也需要通过万方来朝证明自己的有道,所以“天下”更多仍是我们今天说的世界。

  

   这个外向的转化已经让当时很多人搞不清楚了,还有一个内在的转化,就是化成了国家和社会。另外还有其他一些新范畴,例如文化和政治,这些都是天下时代所没有的,因此造成了很多困扰。这些我们现在很熟悉的名词,对他们来说则是让人很头痛的新名词。像文化和政治互相矛盾、国家与社会的紧张等等,都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联,让人无所适从又不得不有所抉择(还有一些未转未化的面相,却被上述新名词遮蔽而常使人视而不见,造成的困扰还更复杂)。

  

   我们看一下杜威和傅斯年在五四学生运动当年的不同认知,就可知“国家”和“社会”这一对名相在当时的扑朔迷离。那时正在中国的杜威(John Dewey)曾把运动描述为“一个民族/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而运动的当事人傅斯年看到的,则是此时“中国算有了‘社会’”。

     

   他们两位,一是运动当事人,一是现场观察人,而对五四的即时认知显然是不同的。这样的歧异表述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一方面提示出五四的多样性从一开始就存在,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国家”和“社会”这两大外来概念及其反映的实体,此时或许尚在形成中,于是出现了这类见仁见智的表述。所以五四不仅如我们一般所知的是个时代分界点,它还见证和表述了“国家”和“社会”在中国的诞生。

  

   五四前后的中国思想界,曾对究竟是推进“社会”领域的改造还是“政治”层面的革命,或者说中国的发展到底应该是由社会来推动政府,还是由政府来主导社会,有过较长时间的广泛争论。不少人虽没参加正式的辩论,自己也在思考类似的问题。这些言论和思考背后,就是当怎样认知、界定和因应诞生中的“社会”与“国家”(时人常把政治和政府、国家当成可以互换的同义词)。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争论,是因为那个时候的人认为国家和社会是紧张和对立的。这样的认识部分是外来的,部分是因为曾经涵盖这一切的“天下”崩散了。在天下时代,没有所谓国家和社会的对立,时人口中的朝野,不一定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朝野”,更多是说读书人在江湖和庙堂之间相对自然的流动。读书人理论上是要代百姓立言以沟通上下的,但他们的责任并非仅此一点,所以即使面对君主,他们也不是民间的代表。这个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楚的,至少可以肯定,那些口占朝野之人,说“野”的时候心里想的往往不是广大人民。故朝野之“野”的确向民间倾斜,却不全是今日意义的社会。

   既存的朝野观念可能帮助后人理解国家与社会,却不一定能纾缓两者之间的紧张。或可以说,五四前后国家与社会的兴起及其间的紧张,很大程度上是那个时代一个更具根本性的变化——天下的崩散所致。上述争论背后未曾表出的核心,就是“天下”含义的现代演化。

  

   作为新概念的“国家”

  

   仅从汉字来讲,“国家”和“社会”都是很早就已经有的组合,不是五四时代才出现的。但在包括五四时期的近代,这些就是名副其实的(从日本传入的外来)新名词。陈独秀就说过,在他二十多岁八国联军来的时候,他“才知道有个国家”,以前就不知道“国家”是什么。陈独秀还是中国敏于新事物的少数先知先觉,他都要到八国联军来了之后才知道“国家”,那不过是在“五四”前二十年的事情,那么其他人知道的可能就更晚了。所以,对他们来说,“国家”真的是一个新概念。

  

   庚子后不久,也就是陈独秀知道“国家”后没两年,我们就看到梁启超写文章指责中国人“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两位都是中国的先知先觉者,一是个人的认识,一是大众或至少读书人的认知。从他们的见解反观,国家的确是一个新事物,后来所谓的国家观念或国家思想,那时很多国人确实没有。

  

   可是梁启超是举人,陈独秀是秀才,他们当然熟读科举考试最看重的“四书”。孟子早就说过“天下之本在国”(《孟子·离娄上》),《大学》中也有治国和平天下的区别与联系,他们难道真的不知道有“国家”这个概念吗?我想他们肯定知道中国传统中本有关于国家的论述。可是他们对这些经典中的言说弃而不顾,而径取西方关于国家的外来定义。等于根本就不承认原有概念的存在,而承认新概念所说的国家才是“国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他们的取舍本身就揭示出“国家”名相的断裂,特别能展现思想领域的权势转移(下面所说的国家,也循“名从主人”之意,基本不出新定义的范围)。

  

   所以,对于知有国家或不知国家的那一两代人来说,“国家”就是一个外来的新概念。在此基础上,梁启超、陈独秀两人都重视“知”,陈独秀说我原来不知道,梁启超说大家都“知有”或“不知有”。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分际,后来不少人曾对中国是不是一个“国家”展开争论,侧重“知”就可以展缓这方面的判断。我们如果可以倒放电影,梁启超所说“知有”的内容,就是天下时代的现象;而 “不知有”的内容,就是新时代(也可以说是国家时代)的现象。

  

   如果确认当年的国家是个外来词,它有多个层面的意思。若用英文说,至少有country,nation和state,其中country和state两个层面又都有超出于群体人的含义,特别需要有所分疏:当我们说世界与中国时,这个“国”可能近于country多一点,而不一定是state;然而与“社会”相对的“国家”,却正是state。五四学生运动常被称为“爱国运动”,而一般所谓爱国主义里的“国”,又介于两者之间。如果从所谓普遍抽象的意义言,这个“国”应是country,但时人却常常是从state的角度来思考“爱国”。

  

   那时对“爱国”有一个持续的辩论,现在还时有延续。被誉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曾正式说他不爱国,而且主张大家都不爱国,这最能体现“爱国”问题中“国”的“转化”:一般提倡爱国的人所说的“国家”是country意义上的“中国”,而陈独秀建议不爱国的时候指的是state,即中国的国家机器。他的逻辑是,国家都不爱我,为什么我要爱国家呢?类似的论述当时和后来都还为人所重复,其实这些人所说不爱的“国家”指的都是“国家机器”意义上的国家。所以,“国家”在那时是一个有很多层次和面相的新概念,导致对“爱国”的不同认知。如果仔细辨析就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人说的“国家”是“state”意义上的“国家”,可以看到一个从country向state转移的显著进程。

  

   问题在于,在“国家”还被一些人推崇时,另一些人已经开始质疑了。刚才提到的傅斯年在说他看到“社会”诞生时,已在打算放弃国家了。他那时说过一句后来广被引用的话——“我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这中间的一切(他明确点到了“国家”),“都是偶像”。对五四人来说,“偶像”是拿来“打破”的,所以“国家”在五四时期也曾是一个被否定的对象。我们甚至可以猜测,或许就因为傅斯年已经不喜欢“国家”,他才从五四运动看到了“社会”的诞生。而对于同一个运动,比较喜欢“国家”的杜威看到的就不一样。很多时候,一个人看到的其实就是他想看到的。或许两人多少都带有求仁得仁的意味。

  

   “社会”概念的模糊与流行

  

   而傅斯年眼中特别看重的“社会”,在清末同样是个让人看不清楚的新词。傅斯年的北大同学田培林回忆说,他在清末的新学堂读书,小学教科书里有“社会”一词,学生“知道有‘人’有‘家’有‘国’,可是社会非国非家”,怎么也不懂。而老师(大致和陈独秀是一代人)显然也不知道“社会”那从外国引进的新意思,只能以过去演“社戏”或者“救火会”一类的“会”和“社”来解释,反复讲了一礼拜,还是没讲通。可知在河南的新学堂里,“社会”这一新词给师生带来很大的困扰。

  

   前面说了,“国”的概念我们本来就有,只是原来的论述被放弃了。田培林说学生们知道有家有国而知有社会,可知“国”虽有不少新义,但毕竟与旧义相衔接,普通人尚易领会(其实未必真算“知有”)。而“社会”则意思更新,既与人、家、国之字义相关联,然又非国非家,实更复杂。从梁启超提倡的“知有”视角看,“社会”是一个比“国家”更新的概念。现在的近代史论述讲到“社会”,好像较早就在中国普及了。其实是少数到日本留学的人以及受他们影响的人爱说社会怎么样,而那时中国很多人并不明白社会何意。有时他们说“社会”,指的可能就是以前的“会社”。

  

   “社会”新到什么程度呢?我给大家举个例。我们知道英文society在晚清最初多被翻译成“群”,然后才出现了“社会”的译法。这个译名从群到社会的转移,可能就定型在1919年前后。在座的王汎森老师当年整理过傅斯年的手稿,大家看的时候要注意看注释。傅先生在1919年写了一篇《时代与曙光与危机》,初稿中说“近代的思想有两种趋向:一是个性的;二是群性的。前几个世纪是个性的发展,近几十年是群性发展”。而修改稿则为“近代的思想有两种趋向:一是个性的;二是社会性的。前几个世纪是个性的发展,近几十年是社会性发展”。两个“群”字都被改为“社会”了。

  

   这已经是1919年了,对熟悉新知的北大学生傅斯年而言,以“群”说society仍是更加耳熟能详的表述。但也就在那时,“社会”的对译已更流行,于是出现了这样的修改。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社会”这个词很早就已经固定了,不仅田培林学堂的师生在清末搞不清楚,像傅斯年这样的趋新之人也有个认识的过程。这很能说明“社会”是一个仍在过渡中的概念,而且定型相当晚。另一方面,“社会”含义的不确定,似乎不影响它的流行,到1919年底就有名为《新社会》的刊物出现了。

  

   用“现在进行时态”理解早熟的概念

  

让后来的研究者不知所从的是,从陈独秀不知“国家”到杜威看到“国家”的诞生,从田培林不解“社会”到傅斯年看见“社会”的出现,也不过就是二十年左右。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国家”和“社会”就从一个先知先觉都都不甚清楚、不够熟悉的概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罗志田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五四运动   天下   近代国家  

本文责编:heyuanbo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近现代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1166.html
文章来源:原载《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5期”五四·青年”专刊,转自探索与争鸣杂志公众号

39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