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英:上海新闻出版业改造之考察(1949—1956)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2 次 更新时间:2020-04-30 10:21:54

进入专题: 新闻出版业   秩序   改造   规范  

杜英  

   摘    要:

   本文从新闻出版单位的秩序建构和新闻出版物的规范两个层面梳理了1949至1956年间上海新闻出版业之改造。在此过程中, 公私单位在数量多寡和实力优劣上发生了逆转;行业内部构建起专业化、分工化、等级化的结构关系。本文认为, 共和国初期上海新闻出版机关缺乏一个关于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的明确蓝图。“新连环画”、“新年画”等代表了新闻出版机关所致力追求的理想的文化产品。但这种规范恰恰是基于与旧连环画、旧年画等相区分, 并对其旧品格进行破坏、删除、改造而建构出来的。新的文化秩序在体制改造中或可较为快速地完成建构, 但文化品格的规范却路途漫漫。

   关键词:新闻出版业; 秩序; 改造; 规范;

  

   1949年的政权变革推动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大转折。一方面, 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建构决定了文化单位及相关人员面临新的分流、重组;另一方面, 具体到文化领域内部, 各文化单位在执行或应对政策的过程中, 呈现出丰富的面目。本文试图避免单向度的研究视角, 即或将新闻出版业简单视为政治力量改造的被动对象, 或无视其时文化体制、经济要素、商业动力之作用而视上海文化为屹立不动之固有对象。以下将以1949到1956年间上海新闻出版业的改造为中心, 理解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文化建构之复杂性。

  

   一

   新闻出版业的秩序建构

   1949年新政府对新闻出版领域进行分类, 旨在辨清各经营者的政治性质,

   重在接收国民党的官僚资本。在上海, 有文管会新闻出版处专门负责管理上海报社、通讯社、出版社和广播电台, 研究其政治背景, 提交处理意见 (1) 。他们对国民党党政军各系统经营之新闻出版业, 接收之;私营电台、报刊和出版业, 一般予以管制, 研究后再行分别处理;进步者则采取保护政策 (2) 。原国民党主持的新闻出版单位在新政权开端即被清理出局。比如, 1949年5月27日原国民党上海广播电台被接管 (3) 。其余20余家原公营电台, 分别由政工部宣教部、青委、政务委员会、公安局等部门接管。除原上海电台职员量才录用外, 其他电台人员均由其负责人自行处理 (4) 。

   清理原国营单位仅是新闻出版业秩序建构的第一步。1950年代前期由于私营单位在上海新闻出版业中占有优势, 它们成为新闻出版机关进行格局构型的主要对象。

   登记成为新政府选择文化资源, 建构文化秩序的首要手段。1949年5月27日, 上海市军管会出台政策要求本市所有已出版、将出版或将复刊之报刊, 及已营业、将营业或将复业之通讯社, 均须申请登记。申请时, 须详细填写其历史沿革、财务组织、经营情况、负责人及主要编辑的政治主张、政治经历及其与各党派和团体的关系等 (5) 。此次登记核准的重要依据是“政治背景”。新闻出版处对于“靠近中共的”和纯科学的刊物准予登记出版;“中间的”暂不发登记证;反动报刊, 予以禁止或不予登记 (6) 。但政治倾向并非登记核准的唯一依据。在具体的实践中, 还有其他因素参与其中。1951年, 上海新闻出版业认为私营小报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 并拟对上海仅存的两份小报 (《大报》、《亦报》) 采取停刊或合并的政策。1952年2月《大报》停刊。而私营《通俗报》却于1952年2月2日创刊。该刊原拟出三日刊, 后新闻出版处未准, 改出周刊。该刊经理胡凤子为旧上海“小报头子”, 各地推销处的负责人也多为旧小报报人, 内容风格接近小报。而新闻出版处在文件中也将其定性为“小报”。《通俗报》得以创刊似不能排除以下因素。该刊邀请了民主人士顾执中挂名为社长兼总编辑, 并于1951年10月20日由恽逸群介绍到上海市新闻出版处申请登记 (7) 。其时, 顾执中为民盟盟员, 九三学社上海副主席。而恽逸群则担任华东新闻出版局局长之职。

   登记成为新闻出版机关限制私营出版、发行业发展的常用手段。据出版总署统计, 1950年全国私营出版社的数量为184户, 1951年

   为321户, 1952年为 356户, 1953年为 290户, 1954年为 97户 (8) 。其中, 上海私营出版社的数量占据全国私营出版社80%以上的比例 (9) 。由上可知, 私营出版业在1951、1952年处于兴盛阶段, 至1953年始逐渐被遏制。就发行而言, 1952年上海私营发行业的销货额已占全国私营销货额的66.55%。其中, 有181家书摊未经核准。私营发行业中有专卖旧书, 有专卖影印书, 还有很多兼营出版商的各种出版物。1952年, 新闻出版总署已对私营出版、发行业之发展态势起警惕 (10) ;1953年, 华东新闻出版局担心私营发行业专门代售新华书店不卖或卖得很少的书, 有形成两个发行市场的趋势 (11) 。1952年8月16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管理书刊出版业印刷业发行业暂行条例》和《期刊登记暂行办法》。8月25日, 出版总署指示各地办理书刊营业及登记工作。1952年10月上海新闻出版处对出版业发行业重行登记, 历时约1年。至1953年12月, 上海私营出版业由321家减少至252家。至1954年12月, 上海新闻出版处又通过核发营业许可证整顿上海私营出版社, 81家私营出版社仅33家核准营业 (12) 。

   随着文化政策的调整, 登记实施的强度和针对的范围逐渐加大。1952年上海市对新闻出版业进行登记时, 出租摊、流动书摊及无设备不固定的书摊不予登记。但到了1955年, 书刊租赁业也纳入登记范围。1955年7月20日国务院公布《管理书刊租赁暂行办法》, 规定经营书刊图画租赁业务者须向当地文化行政机关申请或重新申请核准营业, 经核准发给营业许可证后, 凭许可证向当地工商行政机关登记, 领取营业执照。该办法对旧有的租书摊铺放宽尺度, 但对公布后申请开业的租书摊铺一般不予核准 (13) 。12月, 上海市文化局对私营图书租赁业按“过去从宽, 今后从严”的方针登记, 并规定各摊店在缴送登记申请时, 需同时呈交其存书目录。登记后, 私营书刊租赁业应在原地或指定地区营业, 不得流动营业或晚上八时后营业。准予经营者由新华书店发给购书证, 规定购书地点 (14) 。

   登记与核准营业在推动上海新闻出版业的格局构型方面成效显著, 它不仅推动了公私企业数量上的消涨, 更逆转了公私企业在实力上的悬殊。1949年至1950年底上海的首轮登记淘汰了大量的私营单位。其时上海共有400余家杂志申请登记, 核准者有104家 (除停刊及自行撤销登记者外, 出版者计83种) (15) 。私营电台方面, 1949年6月申请新设、复业和继续播音的私营电台有41家 (16) , 获准的有22家, 电台未被核准的理由是有机器问题或历史问题 (敌伪时期有前科) (17) 。1949年公营出版业在资金、干部、生产力方面约占全国出版业的四分之一 (18) 。几轮登记后, 1953年全国出版业中私营出版业无论在生产力还是销售量上都极其有限。据1953年出版总署对全国89个大中城市核准营业的出版业的统计, 私营出版业图书期刊的出版册数仅为总数的9.66%;用纸令数为总数的12.11%;资金额和人数分别为总数的25.38%和28.94%。发行上, 私营发行业的销货量仅占总数的19.50% (19) 。

   如果说登记与核准营业推动着新闻出版业的除旧布新, 那么, 组织化、专业化与集体化则意味着更为细密的格局构型。1949年以后, 诸如联谊会、协会、同业会等形式加速了行业内部以及行业间的组织化进程, 并由此实现自上而下、彼此牵制的行业结构。这种架构同时也是新政府全面组织、改造社会基层的结果。以连环画出版业为例。1949年后, 从连环画的绘制、出版、发行到租赁各个环节都成立了联谊会。1949年5月到12月间, “上海市连环画出版联谊会” (当时称协会后改为联谊会) 成立, 有会员90家, 大部分为旧连环画出版商 (20) 。1950年1月8日, “上海连环画作者联谊会”成立, 囊括新旧连环画作者138人, 7月又增至210人。1950年5月22日, 连环画出版者的统一组织——“连出联”成立, 约60家旧出版业和20家新出版业共同参加。1950年7月1日, 上海连环画的统一发行机关——连联书店成立, 加盟者共计39家;同年上海连环画书摊联谊会“连摊联”成立 (21) 。其他出版行业也有类似的组织。比如通俗读物出版业中, 1950年4月21日由16家书店发起组织了联合机构“通联”。至9月, 参加该机构的书店达71家。9月1日, 又成立发行机关“通联书店”(22) 。上述组织如上海连环画作者、出版者及书摊联谊会等, 名为民间团体, 实为新闻出版处与有关部门合作筹组的组织, 旨在加强对行业及其从业者的领导与改造 (23) 。在这种组织架构中, 同一行业内部各个环节存在着互动关系。如旧连环画出版商之所以加盟“连出联”, 与连环画作者的组织化脱不了干系。据沈同衡文, “连作联”集体编绘35种新连环画的出版, “促使旧出版业急需获得新的出版发行路线, 而主动地要求与新出版业合作” (24) 。而凡委托连联书店发行的新书, 具由连环画出版业联谊会评审组审核通过后始得由该店发行 (25) 。

   1950年代前期, 国家逐步由统筹兼顾、公私兼顾的新民主主义出版政策逐渐向先公后私、加强私营出版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调整。一方面, 对部分“较正当”的私营单位加以利用、改造, 通过联营而走公私合营的道路;另一方面, 对部分私营单位则以停业、迁移、转业等方式加以限制、淘汰。上海私营报社和电台的公私合营或国有化分别于1953、1954年完成。私营出版业因数量多, 情况复杂, 至1956年方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在此过程中, 新闻出版机关采用了种种限制措施。出版方面, 1953年总署要求新华书店限制进销私营出版社出版物 (26) 。1954年新闻出版机关通过广告限制、银行贷款限制、控制定价等经济措施淘汰私营出版业。它包括国营报刊可以未经核准营业为理由对部分私营出版社的广告一律不予刊登, 对已核准的私营出版社在刊登地位和收费标准上与国营出版社有区别, 对私营出版社的书籍预约广告应以各种理由不登或少登。而未经核准营业的私营出版社银行一律不给贷款 (27) 。至1956年, 全国除13家宗教出版社外已无私营出版社 (28) 。同年, 全国新书发行业或已全行业公私合营或已成为新华书店代销的分支机构 (29) 。至此, 一个遍布全国的发行网建立起来, 而1950年初全国新华书店只有741个销售单位 (30) 。

改造私营新闻出版业, 其宗旨不限于改变产权, 更在借此统辖宣传领域, 进行专业化分工。专业化成为社会主义文化统筹规划的重要体现。1952年在沪各报进行分工调整。《解放日报》继续发挥党报作用。《劳动报》发挥全国总工会华东办事处及上海总工会机关报的作用。《新闻日报》加强地方性, 以报道上海经济建设为中心, 更好地联系与教育占其全部读者90%左右的本市市民以及工商界。《文汇报》进一步明确以中小学教师、高中学生与部分大学师生为主要读者群。《新民报》以文化娱乐、体育卫生及社会活动为主要内容 (31) 。这种分工并不局限于地方范围, 还包括地方和中央的文化单位间的协作。1951年全国文联对文艺刊物进行调整分工:大行政区级的应办成综合性文艺刊物, 发表优秀作品, 着重指导本地文艺普及工作;省市一级的应办成通俗文艺刊物, 主要发表供给群众文艺活动的材料 (32) 。而北京的《文艺报》、《人民文学》、《说说唱唱》等全国性的文艺刊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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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10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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