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淑兰:从“解读文本”到“回应时代”:改革开放以来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经典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5 次 更新时间:2020-04-21 20:2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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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淑兰  

   【摘要】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国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可以分为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经典研究”、“发展研究”和“比较研究”。文章梳理了“经典研究”主要成果及其研究脉络,探索了“经典研究”历 经“解读文本”到“回应时代”的阶段特征和研究转向,指出这种研究转向背后研究方法的转变,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指导下对民族理论经典文献的研究,促成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理论”与“方法”相统一的研究路径,推动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的深化研究。

   【关键词】改革开放;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经典研究”

   【作者简介】王淑兰,女,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8CMZ002)的阶段性成果。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同时提出要加快完善包括民族学在内的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从我国民族工作领域看,这就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动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民族学学科发展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民族学下的二级学科,在世界民族宗教问题依然凸显、民族主义思潮依然盛行的全球化时代,在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深入的新时代,坚持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正确指导我国民族工作有效开展的现实要求,也是推动具有中国特色民族学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成果特别丰硕,需要我们全面梳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的发展脉络、阶段特征和内在逻辑,为深入阐释中国特色民族理论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奠定理论基础,为推进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提供中国的经验智慧和思想资源。

  

   一、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的三个维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视角多但研究声音杂,研究成果多但分类研究少,碎片化研究多但整合性研究少,横向发展研究多但纵向对比研究少。总之,缺乏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规律性、层次性和逻辑性研究。依据研究出发点不同,可将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分为“经典研究”、“发展研究”和“比较研究”三种类型。“经典研究”主要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理论为研究出发点,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核心;“发展研究”基本围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的发展而展开研究,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纵向发展研究;“比较研究”主要是通过与西方其他民族理论对比研究,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理念优势及价值意义,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横向比较研究。这三类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一定的研究共时性,同时体现了研究的时序性:从研究内容看,从初期围绕“文本研究”到中期以“理论研究”为主,发展到后期以“理念研究”为特点;就研究方法和研究态度而言,从“被动注解文本”到“自觉建构理论”发展到“自信倡导理念”,反映了中国在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的逻辑转换、演变轨迹和内在规律,充分表明中国在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中所作的有益尝试和不断探索,也是中国民族理论学科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学界不断推动中国民族理论话语体系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改革开放以来“经典研究”的发展脉络及其研究成果

   “经典研究”是对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列 宁、斯大林民族理论的研究,在话语表达上,一般称为“经典作家民族理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或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资料显示,“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民族问题的文论达到300篇(部)以上,字数约200万字,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有2%到3%的篇幅谈到民族问题,在列宁的著作中,这一比例上升了10倍,而在斯大林的著作中,这个比例达到 50%”。这些经典作家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民族与民族问题,揭示了民族形成发展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民族问题的本质,论证了民族问题与社会总问题之间的关系,提出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和途径。实际上,与“发展研究”和“比较研究”比较而言,“经典研究”更注重对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经典的文本研究,这类研究既不探讨其与中国民族理论之间的关系,也不关注与其他西方民族理论的关系,主要是对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的理论内容、基本原则、方法体系、价值理念、发展规律等作出科学研究。

   本次研究以进入21世纪为分界线,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经典研究”概况分为“拨乱反正”后的“经典研究”和新世纪新阶段的“经典研究”,以凸显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经典研究”的阶段特点及其背后研究方法的转变。

   (一)“拨乱反正”后的“经典研究”(1979—1999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以往“左”的错误思潮,破除了“两个凡是”的束缚,彻底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党的工作重心发生转移,社会经济建设逐渐步入正轨,其中包括对我国民族工作事务的全面恢复,新的民族工作事务的开展要求学术界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的研究,纠正以往在民族工作领域的错误指导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中国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的新起点。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民族地区的封闭性和保守性发生了深刻变革,民族交往不断深入、民族与宗教的交织影响、民族利益诉求不断多样化,各民族共同性因素增多的同时,民族差异性也进一步凸显,为此需要对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的民族关系、民族发展、民族平等团结等作出深入持续研究;同时这一阶段国际社会政治格局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等思潮全球泛滥,为抵制国际敌对势力散布的各种谬论,需要在研究立场上不断划清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界限,为此1979—1999年民族理论界对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和精辟论述做了大量的基础研究工作。

   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的编选,主要是在经典作家全集的基础上,选取与民族、民族问题等相关的论述加以编辑。在这个方面,需要既考虑到理论内容的全面性和系统性,同时还要特别关注到翻译的差异性和注释的科学性。1985年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教研室内部印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民族问题著作选》,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理论进一步做了编选工作,相继出版了经典作家论民族问题系列丛书。这些编选研究为后期展开经典研究奠定了基础。

   由于列宁和斯大林不仅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民族理论作过系统归纳,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设发展中形成了诸多民族理论,同时由于受到苏联研究民族问题的影响,改革开放初期,学界比较热衷于研究列宁斯大林民族理论。除此之外,为了深入理解经典作家民族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和主要的思想内容,一些导读类研究成为深化理解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要辅助性和参考性研究。

   改革开放后“两个凡是”的破除和“真理大标准”的讨论,为民族理论界澄清错误观点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舆论支持。这一阶段的“经典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新理论的澄清研究和对新提法的争论辨析中。首先是对“民族问题的实质就是阶级问题”提法的彻底否定。1980年7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所谓“民族问题的实质就是阶级问题”》一文,全面澄清了“民族问题的实质就是阶级问题”错误的理论判断,为推动民族理论研究步入正轨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导向和理论支撑。第二是关于“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的讨论。改革开放后我国主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消灭历史上遗留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在一定时期内成为当时的主流话题之一。第三,关于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大讨论。这是延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关于民族概念的讨论,包括对斯大林民族概念的科学性问题、适用性问题、修改问题、翻译问题等的讨论。可以说21世纪之前,对“经典研究”基本围绕以上几个主题展开,关于这一点通过知网搜索到的数据能够得到印证。如果我们以 2013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中对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研究的十四个专题为标准,在知网上把时间限定在1979—1999年,共搜索到专门研究经典理论的大概250篇主要论文,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民族概念、民族平等理论、民族与阶级理论、民族问题理论。

   (二)新世纪新阶段的“经典研究”(2000年至今)

   2001年美国“9·11”事件拉开了21世纪全球宗教问题、民族问题、种族问题相互交织复杂性局面的序幕,实际上“在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无论是国际社会致力于构建新的世界政治秩序,还是世界人民对和平与发展前景的希冀,都无法回避日益增多的全球性问题,其中民族问题(包括与此交织互渗的种族、宗教问题)及其所引起的矛盾、冲突和恐怖活动,也尤为引人注目”。可以说,在民族主义思潮仍然盛行、阶级斗争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所反映、当代世界民族问题依然凸显的全球化中,国际社会对种族问题、宗教问题、民族问题开始普遍关注聚焦。

   21世纪之初,我国第二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主题是“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会上提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行动、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等一系列发展战略,旨在缩短地区间发展差距,实现最终共同富裕。事实上21世纪中国不仅需要努力解决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同时面临着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三股势力的挑战。也正是这一时期对中国到底怎样解决民族问题开始逐渐出现了不同声音,留学归来的民族学学者针对中国的民族问题在学理上提出了有别于传统的理论话语和对策方案,这类研究认为“21世纪的世界已不再是马列主义创始人当年面对的世界了,帝国主义没有像列宁预计的那样走向腐朽和没落,以公有制为自己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对共产党国家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也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当今的中国社会已经不再是50年代新中国刚刚建立时的情景了”。有学者提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应该“去政治化”,引起了21世纪中国民族理论第一次大讨论,而2010年学界“第二代民族政策”的提出,“可谓对如何‘去政治化’作出了全方位的‘政策理念设计’”。这些研究不仅没能正确解读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持有“过时论”、“怀疑论”,试图套用西方族群范式解决中国民族问题,从根本上看,这直接关系到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指导思想和话语立场问题。虽然第三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和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对学术争论有所回应,但依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科学认识和正确评价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这样的背景下学界推动“经典研究”的意义就不仅是坚持和维护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的指导地位,更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和推进我国解决民族问题健康进程的迫切任务”。这种形势迫使学界开始反思和寻找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新视野和新方法。

随着时代发展和学术研究的不断推进,以往的编选在诸如内容的系统性、注释的科学性等方面都存在一些问题,不能更好地跟进和满足民族理论研究发展形势的需要。2004年中央开始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建设工程,任务主要是对经典作家的基本观点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在18个子课题中包括对民族问题的全面系统的研究。在中央的重视和支持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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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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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宁夏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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