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我的大学——在中科院大学的演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16 次 更新时间:2020-04-04 23: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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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  

  

   编者按:2016年9月27日,温家宝在中国科学院大学为本科新生上开学第一课《我的大学》。本文文字根据现场视频整理而成。

  

   尊敬的春礼院长,尊敬的丁仲礼校长,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今天来到中国科学院大学感到非常高兴。我退休已经三年半多了,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除了读书、锻炼、会友和写作以外,我主要做了一件公益事业:就是到了5个省山区和贫困地区的19所学校,给孩子做地理讲座。到大学来做讲座这还是第一次。我破了我的规矩了,原来我给我定的只是在中学,而且在县以下的中学。我和中科院应该说很有感情。在我担任领导工作的生涯中,大约有多年在中央负责联系科技工作。到担任总理以后,我仍然十分关心科技和教育。许多科学家都是我的好朋友,都是我的老师,都是我的长辈。他们有的还健在,许多也离开人世,我时常想念他们,怀念他们。

   我本来原定在中科院做一个地理讲座,题目是:人类历史时期的动物和植物的演变。后来春礼院长跟我说,这次我讲课的对象都是新入学的大学生。我一看专业,地学只是一个方面,我那个题目已经不适宜了。因此我自己又重新想了一个题目,叫做:我的大学。我想通过回忆我的大学生活,用心和同学们交流如何学习、如何生活、如何做人、如何奋斗。

   其实我常想两点:在工作的时候,我认为一个人应该把每一天,都当成你生命的最后一天来度过。同学们这句话很重。那你就会十分珍惜这每一天。当你进入一个新的岗位,有了新的进步,这时我又在想,一个人应该有一个新的开端,过去不管你取得多大的成绩,一切归零,现在要从零做起。因为我发现,有些大学生考入大学,以为完成了人生一件大事。但殊不知,这仅仅是学习和生活的开始。

   我是1960年秋从天津南开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地质学院。我当时在北京地质学院,入的是地质矿产系。这所学校大家可能都去过,我总以为当时比现在漂亮,比现在清静。特别是路两旁高大的白杨树以及非常简朴的红砖教学楼,给我印象十分深刻。刚上大学,我感到一切都是生疏的,也是新鲜的。我所在的那个班,有30名学生,大多是从农村来的。当时我的穿着已经十分朴素了,一身褪色的蓝布衣衫,一双布鞋。可是从南方来的同学中,有的还打着赤脚。地质学院的风气,非常朴素。我深知,迈入地质院校的校门,选择了地质专业,就意味着我选择了艰苦生活,也意味着我的一生将会走过一条崎岖的道路。我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并抱定以极大的毅力,克服困难的信心。从上学的第一天起,我便懂得学习的重要,深信奋斗可以创造一切,也可以改变一切。

   我如饥似渴地学习。那时三年困难时期刚刚开始。刚入学时,粮食还可以敞开吃,两三个月以后,便开始定量。大学生每月33斤,还要主动节约三四斤,饭菜的油水又少,同学们吃不饱。为了防止学生超支,食堂的饭票分为基本粮和机动粮。基本粮27斤,就是说每顿三两,留下三四斤作为机动粮。同学们每餐把三两基本粮吃完以后,赶紧离开食堂,连头也不敢扭,生怕控制不住,再吃机动粮就收不住了。即使这样,大家回宿舍躺在床上,还是想着肚皮。经常动议让人到食堂去买“扣黄”,所谓“扣黄”就是用罐头盒蒸的发面苞米馍馍,二两一个。一哄起来,一下就买了很多,饱餐一顿。许多同学一个月的机动粮,几天就吃光了。刚入学那个中秋节,妈妈到北京来看我,给我带来了四个月饼。中秋之夜,我们娘儿俩,坐在东单公园的椅子上,在皎洁的月光下,妈妈看着我狼吞虎咽地把几个月饼吃光。

   然而困难,还不仅仅是吃不饱,入学仅几个月,我便患上了浸润性肺结核。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肺结核还是一种可怕的疾病。患病之初,我并不知道,只是经常咳嗽,下午发烧,浑身乏力,就是绊一脚,也要出一身汗。后来我到海淀区,结核病防治医院检查,确诊是肺结核。由于处于开放传染期,医院要我全休,并且隔离治疗。我想不通。起初我还戴着个大口罩,每天坚持上课,后来发现同学们害怕,我也过意不去,就住在学校给我安排的一个单间,开始休养。那时就注射链霉素,服用雷米封。刚上大学,就染上这种病,还要全休,不能上课,这对我是个沉重的打击,我心情十分焦虑,也感到孤独。一个人住在单间,也感到孤独。

   在那段独处的日子里,我常常想起古今中外遭受苦难而发奋图强的志士仁人的事迹,想着未来光明的前途,心中渐渐开朗起来,坚定了对学习与生活的信心。

   我下定决心,在治疗的过程中,决不能放弃锻炼身体,要更加努力地自学。第一学期结束时,我参加了全部的考试,几门课程,包括没有上完的结晶学,都获得了优秀。不久,病情有所好转,医生允许我每天学习四小时。可我再也不把自己当成病人,解放了。我坚持跑步,打球,不仅全天上课,而且早起晚睡。这以后在大学五年的学习生活中,班上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忘记了我还是个病人。连我也忘记了,只不过还吃药。一直到毕业以前,医生还只允许我每天只学习八小时。谁也不知道,直到大学临毕业时,我才摘掉了肺结核的帽子。也就是说,我五年大学,戴了五年肺结核的帽子。这五年,我以坚强的毅力刻苦学习,晚上熄灯铃响了,我还一个人在教室自习。我不知现在同学们还有熄灯铃没有。常常最晚回到宿舍。同学们常爱跟我开玩笑,他们把门开个缝,门上搁一把笤帚,我一推门进来,笤帚就砸我头上,然后大家哄然一笑。有时晚自习,忘了时间,教学楼也关了门,我读完书,熄了灯,摸黑从厕所的窗户跳出来,因为厕所的窗户是可以打开的。我不仅晚归,还要早起。那时我没有手表,不知道时间,常常在梦中惊醒,悄悄地起来,到教室去读书,有时读了很久天还不亮,我琢磨可能是凌晨三四点钟。

   在大学的五年中,我的各科学习都很好,所有的考试课程,除了一门良以外,全部是优秀。所有教学实习,生产实习,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也都是优秀。我刚上大学的患病遭遇,以及在校五年的学习生活,使我更加坚信:一个人要垮,首先精神先垮,只要精神不垮,就没有任何力量能摧毁我的意志和身体。

   北京地质学院是1952年组建的,她是由清华、北大、天大和唐山工学院几所院校的地质系组成的。这所学校组建时就受到当时地质部的领导李四光部长和何长工部长的重视。1952年12月,政务院任命老红军干部刘型,他曾经担任过农垦部长,担任学校的第一任院长。尹赞勋,他后来到了中科院,著名的地质学家,担任副院长,后来又派“一二·九”的知识分子干部高元贵,做第二任院长。我上学时,高元贵是第二任院长。这些领导,他们有着革命的经历,又都懂得教育,重视教育。当时北京地质学院,拥有全国最杰出的地质学科的师资队伍,他们当中有许多著名的教授,这些教授大多是早年留学欧美,毕业回国后先后在清华北大任教。他们博而专,都是在地学某一个学科有造诣的专家。学校建立之初,他们在专业设置、教材编写、野外实习基地建设上,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那时的教材都是自己的编的。教授上讲堂给学生们讲课,学生们往往会铭记一生。我的晶体光学,就是池际尚先生讲的,她早已去世。池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批归国的留美人员,是我国岩石学学科的主要奠基人,她在地质学院至今有很好的口碑。作为一名著名的地质学家,她不仅奋战在普查找矿的第一线,那时学校,还承包着生产任务,比如山东省的1:20万的填图,那是学校包下来的,同时结合教育。也还长期站在教学科研的第一线,她不仅讲大课,还带实习课,包括讲解费氏台的操作。她讲课时语调平和而清晰,她曾经说:要做一个好教师,就要全心扑在教学上,教书,一定要负责,不能让学生无所收获。她朴素的衣着,和蔼可亲的面容,一直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2005年,我在接见第五届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代表时,作了一篇讲话。这篇讲话,我实际上主要讲,院士、名师、教授要上讲台,要亲自给学生们讲课。我就举了我的老师池先生的例子,然后我把这篇讲话稿寄给了当时的地大校长赵鹏大。我说送上我的一篇讲话,我以这篇文章献给我敬爱的老师池际尚教授,我常怀念她。一大批中轻年教师,是学校教学的骨干,他们一边同老教授一起从事科学研究,一边承担教学和指导实习的作用,他们是一批热爱地质,刻苦钻研,不怕吃苦,甘于奉献的人。他们常年和学生打成一片,成为学生们的良师益友,那融洽的师生之情,即使多年后都难以忘记。

   我在北京地质学院,接受了比较系统的地质专业教育。大学五年,在地貌、地层、构造、岩石、古生物、矿床、水文、地球化学、地球物理、勘探等学科,都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还掌握了岩矿鉴定,填绘地质图,遥感应用等技术方法。这些知识和技能,在参加工作后,都用上了。以至后来担任领导工作时也发挥了作用。我只是说我的体会,和现在不能完全相比。我非常庆幸自己选择了大系,我以为上大学,学科的面广一点要好。因为未来,你所从事的专业是不确定的。我一会儿给大家举例子,很多科学家是经常变动自己的专业。假设我当时只学古专,我只读古生物,我后来,就不能承担一个地质队的全部的技术业务的工作。这是我的体会,我希望现在不管你学什么专业,你所学习的面应该广一些。

   大学,是知识大厦打基础的重要时期,知识面广些十分有益。我不满足于书本和课堂,经常涉猎各种学术理论和观点,让头脑这张白纸画上五彩缤纷的科学画图。同时,抓紧一切时间阅读文史。现在回想起来,我的一半时间用在专业课的学习,一半时间用于课外阅读,主攻科学,兼学文史。同学们听了可能也感到奇怪,这里我想向同学们介绍一下“钱学森之问”和他的教育观点。

   那是2005年7月29日,我去医院看望钱老,向他汇报科技发展规划。他说:“你说的我都同意,但还缺一个。我要补充一个教育问题,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问题。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没有这些是不行的。” 他说:“小时候,我父亲就是这样对我进行教育和培养的。他让我学理科,同时又送我去学绘画和音乐。就是把科学和文化艺术结合起来,我觉得艺术上的修养对我后来的科学工作很重要,它开拓科学,创新思维。”

   大家知道,他在大学期间发表过两篇关于音乐方面的文章,一篇叫做《机械音乐》。这篇文章载在《音乐教育》1935年的第八期。还有一篇文章叫做《音乐和音乐的内容》,这篇文章载在《浙江青年》1935年的第四期。他更喜爱绘画,师从著名国画大师高希舜先生。有的作品抗战的时候放在杭州老家丢了,现在还流失在香港。他有个亲戚曾在一个朋友家里看到钱学森的画,说你要多少钱我都买,那个藏画的人说:你给多少钱我都不卖。

   那次谈的时间很长,他说”我到美国留学,开始到西部的MIT。”他说毕业以后,我就想回来了,我觉得那所学校没有把科学与艺术结合起来。后来,他说“我又到了东部的MIT。”,他说这所学校就不一样了,但是即使这样,他的著名老师冯·卡门对他说:你的艺术比我强。我一直忘不掉,在国家授予他功勋科学家的大会上,他满怀深情地讲了一段话,他说:“我要感谢我的妻子蒋英,是她用音乐启发了我的思维。”就在这次谈话中,他尖锐地提出,这就是钱学森之问: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方才讲的全部是原话。

我刚入学校的时候,带着我父亲他读过的一本《中国地质学》。我父亲要现在还活着,今年100岁了,他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系毕业的。我学地质也受他的影响,他在这本书里头,不知读过多少遍,圈圈点点,写满了批注和感想。我继续在这本书标上了新的标记,又继续读下去。我读的比较早的另一本专业书籍是黄汲清先生1945年写的《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我还喜欢研读《地球化学》,那是我最早读的一本科普读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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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野生地质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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