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大学前校长布鲁斯(上):科技海洋的领航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83 次 更新时间:2020-04-01 18:14

进入专题: 亚力克·布鲁斯   剑桥大学   中国科技  

亚力克·布鲁斯   ​赵静一  


赵静一,毕业于剑桥大学古典学系,获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为该系首位来自中国大陆的本科生。现任剑桥大学达尔文学院及李约瑟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古希腊与中国哲学思想比较。2013 年获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特别优秀奖。曾受邀参与录制 BBC 大型纪录片《中国故事》。2018 年初,与劳埃德(G. E. R. Lloyd)爵士共同编辑的《古代希腊与中国比较研究》(Ancient Greece and China Compared)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成为该领域里程碑式的著作。


亚力克·布鲁斯(Alec Broers),英国皇家学会院士(FRS)、皇家工程院院士(FREng)(2001-06年为主席)、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英国上议院(House of Lords)议员。1965 年赴美国 IBM 开展半导体研究,是纳米技术的世界先驱,获评 IBM 院士。1984 年赴剑桥大学担任电子工程部主任。1990-96 年任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院长,1993-96 年任工程系主任,1996-2003 年任剑桥大学校长(vice-chancellor),期间大力推动大学现代化改革。2004 年,英国女王授予布鲁斯教授男爵爵位(Baron)与“终身贵族”(Life Peer)称号。



2016 年春,在剑桥举办的一次李约瑟纪念演讲晚宴上,我有幸与老校长布鲁斯教授相邻而坐,听他娓娓讲述在中国的所见所闻,真是一次难忘而又无比珍贵的经历。第二次见到布鲁斯教授,是在今年五月李约瑟研究所举办的午宴上,他作为研究所的理事参加宴会。当时我跟他聊到 “静一访谈” 的初衷,谨慎表达了采访他的愿望。实际上,对此我并没有报太大希望,因为布鲁斯教授虽已年过八旬,但每天都安排得非常紧张,过几天还要去中国开会。令我欣喜的是,他竟然十分爽快地答应了,而且即刻拿出 IBM 笔记本电脑,把我们的访谈填在了他满满的日程表里,并约好请我去伦敦上议院与他会面。


可以说,在准备访谈的过程中,我才真正意识到布鲁斯教授是怎样一位大人物——他的一生足矣拍成一部令人拍案叫绝、回味无穷的精彩电影。首先,他有着独特的生活与工作经历。他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后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与英国剑桥接受教育,并以出众的声乐才华加入剑桥冈维尔与凯斯学院唱诗班。1964 年博士毕业后,年轻的布鲁斯即赴世界顶级研究机构——美国 IBM 开展研究,在纳米技术方面取得了关键性突破,获 IBM 院士这一最高荣誉称号。在美国工作近二十年后,人到中年的他放弃高薪与养老金,毅然决定回到母校剑桥大学开展学术研究工作,后担任工程系主任、丘吉尔学院院长和剑桥大学校长。布鲁斯教授在剑桥大学进行了大胆改革,大幅度推进学术界与商业界的联系与合作,为学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资本与活力。可以说,没有这位老校长,就没有剑桥大学今天的现代化发展。在他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中,没有哪一刻属于 “事业巅峰期”,因为每一段经历都如他所研究的光束一样辉煌夺目,每一项重大决定背后都有一颗勇于探险、追求创新和美好生活的年轻的心。无论从事科研还是行政,他总是走在时代的最前沿,永远都在挑战自我,激流勇进。当然,老校长令我钦佩的远不止这些,还有他深切的人文关怀和对人生理想的不懈追求。他坚信 “文理不分家”,在工作之余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发挥到了极致——在音乐、航海和滑雪方面,他都达到了近乎专业的水平,称得上是 “最文艺的工程师”。对布鲁斯教授来说,年龄只是一个符号,四十多岁的他照样可以放弃所有,漂洋过海开始新生活。如今,八十岁的布鲁斯依然活跃于高校、业界以及英国上议院,书写着生动精彩的人生篇章。


2018 年 6 月 7 日一大早,我怀着兴奋而喜悦的心情在伦敦上议院与布鲁斯教授会面。上议院新的一天尚未开始,老校长带我穿过一条又一条连绵的历史长廊,轻声讲述一个又一个或惊心动魄或波澜不惊的故事……


一、中国的科技腾飞


静一:布鲁斯爵士,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接受采访。我们先谈谈您近期的中国之行,可以吗?


布鲁斯:当然可以。我四、五天前刚从北京回来。这次真是让我大开眼界,跟我九年前去的那次比起来,北京城面貌焕然一新,不光是有许多新建的高楼大厦,令我们一行人尤其感到震惊的是,整个城区都变得更加干净整洁,井然有序,道路中间还栽种着各种漂亮的花草植物。


这次活动是由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联合举办的。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我们,并做了将近一小时零二十分钟的演讲。令人欣慰的是,工程师们当天十分引人注目,因为那天安排的是中国工程院院长致开幕词,而不是中科院院长。习主席的演讲主题是围绕 “创新” 展开的。他在演讲中至少有几十次提到了 “创新” 这个词。他讲到:“现在我们要走得更远,要朝着科技强国的目标迈进,尤其是在纯科学领域。我们的工程师在未来肯定还会取得更加出色的成绩。” 我对习主席当天的发言印象极为深刻。接着,我们到中国工程院和院方代表进行了友好会谈,院长提到他们也想加强与海外人员的联系和交流。2017 年共有十余名外籍人士荣升院士,包括安道琳(Anne Dowling),她曾任剑桥工程系主任,现为皇家工程院院长,还有比尔·盖茨,不过他那天没有到场。


静一:您之前负责比尔·盖茨奖学金的时候就见过他本人吧?


布鲁斯:是的,我认识比尔·盖茨。其实在设立剑桥比尔盖茨奖学金之前我就已经见过他了,这对我为剑桥争取到奖学金帮助很大。


会谈之后,我在北京又停留了两天时间,期间参观了国家能源投资集团。这家新公司刚与其他两家公司合并,现有雇员 33 万人。公司下辖几十个发电厂,拥有自己的船舶和火车运输煤炭,并且在风能和太阳能开发方面也有大型业务开发项目。此外,公司自行安装了风力发电设备,可供电能 13 吉瓦。现在,英国还在为风力发电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自豪,而实际上其可供电能也只有 8吉瓦。


风力发电的主要目的是减少煤炭发电厂的污染。我们还去河北省参观了一家煤炭发电厂,那真的是太震撼了。我之前参观过的发电厂不算多,直觉就是那里的环境肯定很差,尤其是烧煤炭的发电厂,估计到处都是堆积成山的煤炭。不过这次很不一样,感觉更像参观一家整洁的医院。我唯一看到的一点煤炭是在透过一扇窗户观察一条料道的时候,小块儿的煤炭通过料道上的传输带缓缓移动,最后送进熔炉里面。他们已经将燃烧产生的含硫氧化物和含氮氧化物含量减少了80% - 90%,并且正在争取将这两种污染物物质彻底清除。由此看来,他们对未来的估计是正确的,几年之内煤炭发电就会做到完全无污染。当然,燃烧还是会生成二氧化碳。令人耳目一新的是他们还开展了许多二氧化碳存储实验项目,即对二氧化碳中的碳元素进行捕捉存储。在英国,我们也想将这项技术投入到所有的发电厂,不过成本太高了。当时在场和我交谈的中国工程师也提到了高成本这一问题。我的意见是,如果想进一步降低该项技术的成本,可以将工艺和液压破碎法结合在一起。


参观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期间,我还去了一所研究清洁能源的实验室。实验室建筑美观大方,从里到外都是崭新的,室内摆放着昂贵的设备,用以进行实验操作和数据监控。大批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都在那里潜心钻研。


总而言之,这次访问让人难以忘怀。你能够真正体会到,习主席说得对——中国在很多领域已经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二、80年代与中国的第一次接触


静一:您上次去北京是什么时候?


布鲁斯:记得大概是08、09年的时候。我以不同的身份去过中国多次,第一次是 1980 年,那时我在 IBM 工作。受政府邀请,公司委派我和另外两位同事去中国,其中一位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另一位是康奈尔大学的教授。那时我的研发团队正致力于开发世界上首个纳米结构。事实上,我们的团队是全世界首个运用纳米技术替代微米技术的团队。我决定使用纳米技术而不是微米技术,是因为我将它视为一块纯科学领域,要与商业界区分开来,直到现在,纳米结构主要还是被物理学家用来作极限实验。你可以得到一个纳米结构,而由这个结构组成的导线非常小,小到当有电流流经该线路时,你能清晰地看到每个电子都在沿着导线向下流动,因为它们的能态都封锁在导线内。


那次我们几乎跑遍了整个中国,先是去了西安的半导体研究院。那时的中国是另一个世界。我们是从广州入境的,每个人都带着妻子同行,所以一行总共有六个外国人,加上一个中国人。开始通知我们乘飞机去西安,但最后由于被告知座位不够,我妻子和另外一位女士只能坐火车前往。相比我们而言,她们的旅程可以说是 “人在囧途” ——一路上可比我们有趣多了。我们坐上了飞往长沙的飞机,上了飞机后发现有一半的座位是空的。我们觉得很诧异,不是说没座位吗?然后问了乘务员小姐,她们说很多人会在长沙登机。可到了长沙之后,我们发现其实有一半是下飞机的,基本上没人上飞机。我们还了解到,当时航空公司并没有机票预订系统,所以乘务员不用费心思核查座位。那时候中国的情况大概就是那样。还有一件事令我印象深刻,当时我坐在飞机中部,离乘务员准备食物的机舱很近。我一直谨慎地盯着旁边小煤气炉上正在烧开水的大壶,担心会出什么事。


最后终于到了西安,从机场出来后,我们叫了三辆车。路上挤满了人、骡车和自行车,我始终记得那时见到的人个个都很灵活,大包小裹,左右开弓。你会看到一个背着大衣橱的人还能自如地骑自行车。


之后我们还去了北京和上海,人们对我们特别友好,那是一段十分有趣的时光。记得那时每个人都穿着毛式中山装。只要我们在一个村庄停留一小会儿,没几分钟就有一百多号人围着我们看。为了不那么引人注目,后来我强烈要求,也买一套中山装穿上,然而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对那时的中国人来说,我们看起来太“奇怪”了,就像动物园里的生物一样。那时候,西安的第一批兵马俑刚刚出土不久,就这一点来说,那也是一段特别的时光。


当时的中国人对一切都持有学习的态度。我当时是在一个陆军大会堂,或者说是教堂那样的一个地方演讲,台下坐着一百来号人。投影仪的光线投射在一面老旧的墙上,墙上的石灰都已经脱落得斑斑驳驳了。我一边讲课,一边有一位中国科学家翻译,他是一名电子显微技术专家,研究领域与我相似,听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这位科学家的参与倒让我的课堂增色不少,因为当我谈到某些内容的时候,他会直截了当地说:“不,我不同意你的看法。” “我觉得你说得不对。” 有趣的是在我们讲课讲到一半的时候,有一头驴从后门探出头来,然后开始大叫,我的朋友用相机捕捉到了那一瞬间,直到现在还保留着那张照片。这就是我记忆中的八十年代的中国。后来再去就是 90 年代了,尤其是在世纪之交,我来往中国的次数更加频繁。在 04 或 05 年的时候,我成为了中国工程院院士,随后与纽约一家大型投资银行访问团同去,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可以说,我深刻感受到了中国的巨大变化,我认为近些年最值得一提的变化是,北京城完全被打造成了一个二十一世纪的大都市。虽然交通繁忙,但方方面面都运转得很流畅,比我在其他任何地方见到的道路收费系统都要做得好。


三、半导体与纳米技术的发展


静一: 中国在某些技术创新领域的确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不过在其他领域仍然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比如说在半导体研究领域。您觉得是这样吗?


布鲁斯:首先,作为半导体技术专家,我觉得你总结得很对。大陆在半导体行业的研究还有待提高。不过我认为这个受很多因素影响,有一些制约因素其实不单单是技术层面上的。不过我们先从技术问题谈起吧。毫无疑问,半导体制造业务是迄今为止人类发明出的最为复杂的程序,比如说,制造手机芯片就多达五千多道工序。首先,要在微小的半导体芯片内部进行架构搭建,然后在芯片顶端和电源接入口铺上多层线路,完成之后还需将整个半导体密封处理,然后再用几十种光刻技术给芯片排版。排版用的设备使用起来十分繁琐复杂。随便一台用于拍摄芯片的照相机现在就能卖到大概 1 亿美金。而在我刚离开这个行业的时候,照相机的价格还不到 1 千万美金。但即便如此,当时工厂的设备投入也耗资巨大,因为工厂光刻室至少要用到 10 台这样的照相机及相关设备。然后再说工艺,使用材料本身也是极其复杂的。因为知识产权的原因,相关的文献里涉及到研究材料的描述都不太清晰。


我曾经在 IBM 的半导体实验室工作,其实在 1984 年我离开之前,我主要负责的就是半导体业务。即便就当时来讲,我们制造的芯片内部也有多达成百上千的晶体管,存储芯片的则更多,晶体管数量多达几百万。在我刚加入 IBM 的时候,公司才刚刚决定要在单个芯片上放置两个晶体管。随着科技发展,晶体管的放置数量逐渐增加到现在的程度。这几十年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在尝试突破极限,解决问题。起初我们尝试将晶体管数量由四个调整至八个,但是发现其在成品率方面出现了问题,然后我们进行分析核实,解决了问题。后来又慢慢从十六个增加到三十二个。


所以,你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如果你不在这一行,是很难进入到这个领域内的,毕竟这些都是商业机密。这一领域跟专利无关——如果你知道如何操作,就直接去做了,基本上不可能通过反向工程进行验证。假设说你发现了一个好方法来切割导线,从而得到了更细更锋利的线,那么这一工艺的过程并非显而易见。芯片无法被切割开,一切都是商业机密。假如说你要制造新型汽车或是飞机,然后专利上写明了设计规范,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人图省事儿就会直接照搬西方的设计方案。可是芯片的设计却是模仿不了的。再比方说,你刚提到的网络平台的搭建,这一过程也足够一目了然。但就芯片而言,你必须亲自制造才行。


你可以看到,台湾在芯片制造领域就十分出色。就目前而言,台湾在半导体设备制造生产方面仍然占据了市场份额第一的位置。而除台湾以外,比如日本、韩国等等也掌握了相当的半导体芯片制造工艺和技术。美国、法国与德国仍然在做半导体业务方面的研发工作,而英国没有做,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我当时试图挽救英国的半导体业务,但没有成功。我还和撒切尔夫人发生了争执,因为她认为我们应该把钱投到日本,让他们研发然后把技术传授给我们,但我坚信这样不可行,日本很可能会退出。事实证明,十八个月后,英国政府投资的日本富士通株式会社果真退出了。


四、放弃 IBM 高薪职位回归剑桥


静一: 谢谢您对这一问题的详尽解释。现在,能否请您讲讲在剑桥的经历?我想这一问题您大概已经被问过多次了。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离开 IBM 回到剑桥的?


布鲁斯:不是因为钱,这是肯定的。


静一:是啊,当时您从 IBM 回到剑桥,工资削减了一大半。


布鲁斯:是的,工资一下子削减了很多倍,确实是一个问题。其实当时我并没有多想。比起其他人,我算是很幸运的了。虽说有了钱能够做很多事,但我从来不是那种很喜欢积攒一大笔钱的人。我 1965 年从剑桥毕业,年初的时候就直接进了 IBM。其实 1964 年我就打算去,但是那时候论文还没写完。当我快完成博士论文的时候,发现有几个试验结果不正确,所以又重回实验室进行了验证。我在 1965 年 3 月 14 日到了 IBM, 在那儿度过了一段十分美好的时光,因为那时我做着一份年薪 14500 美元的工作,在当时来说,大概是我在剑桥大学当教授年薪的三倍,那时剑桥教授的薪水是 3000 英镑。虽说我们不是百万富翁,但是我和妻子玛丽生活过得倒也多姿多彩,我们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比如野营、滑雪等等。所以在钱这一方面,我是个幸运的人,因为我从来没有为钱发过愁。不过后来我还是鼓起勇气回到了剑桥,当然那时我也存了一笔钱。


我离开 IBM 的原因其实是因为我喜欢做研究,做真正的科学研究。比如,我设计了一台新设备,用它可以制造出世界上最小的金属丝线,并且可以拿它来观察血细胞结构,看到其他人从来没有看到的东西。我用的扫描显微镜是最新的,因为我发明了一种更强的电子源,这意味着即便光束变小了,仍然有足够的电流进入其中,从而得到更高的分辨率。所以说我是真的喜欢做研究,喜欢待在实验室里制造复杂的设备,然后让它更加流畅地运行,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问题。


其实 IBM 也想让我做这些,所以把我选为 IBM 院士。坦白地说,这算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了。我得到了一份独一无二的薪资,可以随心所欲做我感兴趣的事。我甚至都不用到 IBM 上班,只需要做一件事——每年年底的时候,写一份工作报告提交给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告诉他(那时候在这岗位上的都是男性,所以我指的是 “他”)我这一年都去了哪儿、做了哪些事情,等等。我在公司干了五年都没有被指派上级,所有的工作都是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开展。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状态就像给你戴上了一副用丝绸包裹的手铐一样。这是一种很奇怪的心理。整个公司大概只有 40 位 IBM 院士,可是工程师加起来有四万之多。公司每年也就选拔一、两个院士,所以这是一件 “大事”,会给你带来极大的压力。你几乎总能听到人们在走廊议论,“就他?那个菜鸟,凭什么他能当选院士?” 所以一旦你被选上了,你就得证明自己行。IBM 研究实验室其实有点像剑桥,内部竞争十分激烈。我记得实验室有个日本研究员叫江崎玲於奈,他凭借超导体二极管研究荣获诺贝尔奖。有一天,有个 IBM 的技术人员朝着他走过来,问道:“利奥(其昵称),你最近出了什么值得一提的研究成果吗?” 所以说,IBM 院士就是一个经典案例——这并不意味着大家都向你投来羡慕的目光,然后你就可以高枕无忧,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事实上,你得顶住这些突如其来的压力,并且证明你能胜任这个职位的工作。


当我被评上 IBM 院士时,华尔街日报的记者采访了我。当时写的新闻标题有些奇怪,大意是 “在高速公路边上野营”。我觉得这个比喻很恰当。你感觉很好,摩拳擦掌,准备开展学术研究,就好像大半夜在郊外露营一样。可是一觉醒来,你发现旁边有一条高速公路,而那条高速公路就是公司,你觉得必须参与到公司的运作中。所以说,当了两年院士之后,我又被调去了菲什基尔,在那里担任一个高级管理工作。作为实验室主任,我得每天四处巡查,看看大家的研究进展如何,然后给出自己的建议。这个工作责任重大,我感觉肩上的担子总是沉甸甸的,我要确保菲什基尔实验室的顺利运行。


记得那时候我给装配组的成员演讲,大概有四百多人的样子。我说到:“我觉得科学研究就好像长途越野赛,需要花费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完成。面对考验,你们有两种选择。要么在起点拿把刀出来把别人的脚踝砍掉,完了之后你就可以绕着赛场闲逛。要么现在就开始一起跑起来,奋力向前冲。我认为我们还处在第一种状态下。” 那时候有很多恶性竞争,有时候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些问题。


后来,我的偶像查理斯·奥特利爵士(Sir Charles Oatley)在剑桥大学的讲席教授兼电子工程主任一职空了出来。有人私底下告诉我这件事,并建议我去申请。在剑河边散步,建一个实验室,潜心做研究,这不正是我想要的吗?为什么不去?于是,我和玛丽开车直奔机场,我走进航站楼,几乎快走到售票窗口了。转念一想,这也太荒唐了吧,随即转身跑回车上。但玛丽劝我说:“快去吧,去买票。” 玛丽喜欢欧洲,她一直衷爱剑桥。所以最后我还是去了,并且如愿申请到了工程系讲席教授的职位。不过我去了那儿之后事情却又变得复杂了,因为当我回英国任职的时候,两个孩子都去查特豪斯公学(Charter House,创办于 1611 年)上学了。这是一所私立学校,一个孩子一年的学费要超过一万镑,而那时我一年的工资是一万八千镑,所以问题就显而易见了。


之前提出辞职的时候,IBM 的人还问我为什么要辞职。我说:“我只想做纯学术研究。我热爱 IBM, IBM 是世界上最好的管理公司,但是我还没有准备好。” 我当时四十五、六岁,但是要到五十岁才能拿到养老金。没办法,当我决定离开 IBM 的时候,就等于直接撕毁了一张四百五十万美元的养老金合同,也就是说我就没有了养老金。IBM 的人当时还极力劝说我以 IBM 院士的身份去剑桥。但是我想起我父亲曾经说过:“如果你要去一个新的国度生活,真正成功的秘诀就是,你得假装自己将永远在那里定居。你要说服自己过得好像要在那儿终老一样。”(我父亲有在印度和澳大利亚的生活经历,我就是在印度出生的)然后我就回应 IBM 说,“别的剑桥教授年薪也就一万八,我拿着美国十二万的年薪在那里,这怎么行得通呢?”此外,我还想扩展我的视野,我不想只是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那样视野太狭隘了。这就是我选择离开的原因。说到我去那边的薪资可能还不够糊口,IBM 对我真是特别慷慨。他们说,可以推举我成为 IBM 科学咨询委员会的成员。我之前已经是企业技术委员会的成员了,之前和这个科学咨询委员会也有联系,每年委员会有三、四次的会晤,每次两天左右,而通过加入这个委员会领到的报酬比我在剑桥当教授的年薪还要高。因此,IBM 开出的条件缓解了我们刚开始的困境。随后我在 GEC (通用电气公司)得到了一个顾问的职位,如此等等,我慢慢地学会了扩展我的工作和视野。


    进入专题: 亚力克·布鲁斯   剑桥大学   中国科技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s://www.aisixiang.com)
栏目: 爱思想综合 > 学人风范
本文链接: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20694.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静一访谈,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3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