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大学前校长布鲁斯(上):科技海洋的领航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9 次 更新时间:2020-04-01 18: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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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力克·布鲁斯   ​赵静一  

  

   赵静一,毕业于剑桥大学古典学系,获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为该系首位来自中国大陆的本科生。现任剑桥大学达尔文学院及李约瑟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古希腊与中国哲学思想比较。2013 年获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特别优秀奖。曾受邀参与录制 BBC 大型纪录片《中国故事》。2018 年初,与劳埃德(G. E. R. Lloyd)爵士共同编辑的《古代希腊与中国比较研究》(Ancient Greece and China Compared)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成为该领域里程碑式的著作。

  

   亚力克·布鲁斯(Alec Broers),英国皇家学会院士(FRS)、皇家工程院院士(FREng)(2001-06年为主席)、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英国上议院(House of Lords)议员。1965 年赴美国 IBM 开展半导体研究,是纳米技术的世界先驱,获评 IBM 院士。1984 年赴剑桥大学担任电子工程部主任。1990-96 年任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院长,1993-96 年任工程系主任,1996-2003 年任剑桥大学校长(vice-chancellor),期间大力推动大学现代化改革。2004 年,英国女王授予布鲁斯教授男爵爵位(Baron)与“终身贵族”(Life Peer)称号。

  

  

   2016 年春,在剑桥举办的一次李约瑟纪念演讲晚宴上,我有幸与老校长布鲁斯教授相邻而坐,听他娓娓讲述在中国的所见所闻,真是一次难忘而又无比珍贵的经历。第二次见到布鲁斯教授,是在今年五月李约瑟研究所举办的午宴上,他作为研究所的理事参加宴会。当时我跟他聊到 “静一访谈” 的初衷,谨慎表达了采访他的愿望。实际上,对此我并没有报太大希望,因为布鲁斯教授虽已年过八旬,但每天都安排得非常紧张,过几天还要去中国开会。令我欣喜的是,他竟然十分爽快地答应了,而且即刻拿出 IBM 笔记本电脑,把我们的访谈填在了他满满的日程表里,并约好请我去伦敦上议院与他会面。

  

   可以说,在准备访谈的过程中,我才真正意识到布鲁斯教授是怎样一位大人物——他的一生足矣拍成一部令人拍案叫绝、回味无穷的精彩电影。首先,他有着独特的生活与工作经历。他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后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与英国剑桥接受教育,并以出众的声乐才华加入剑桥冈维尔与凯斯学院唱诗班。1964 年博士毕业后,年轻的布鲁斯即赴世界顶级研究机构——美国 IBM 开展研究,在纳米技术方面取得了关键性突破,获 IBM 院士这一最高荣誉称号。在美国工作近二十年后,人到中年的他放弃高薪与养老金,毅然决定回到母校剑桥大学开展学术研究工作,后担任工程系主任、丘吉尔学院院长和剑桥大学校长。布鲁斯教授在剑桥大学进行了大胆改革,大幅度推进学术界与商业界的联系与合作,为学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资本与活力。可以说,没有这位老校长,就没有剑桥大学今天的现代化发展。在他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中,没有哪一刻属于 “事业巅峰期”,因为每一段经历都如他所研究的光束一样辉煌夺目,每一项重大决定背后都有一颗勇于探险、追求创新和美好生活的年轻的心。无论从事科研还是行政,他总是走在时代的最前沿,永远都在挑战自我,激流勇进。当然,老校长令我钦佩的远不止这些,还有他深切的人文关怀和对人生理想的不懈追求。他坚信 “文理不分家”,在工作之余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发挥到了极致——在音乐、航海和滑雪方面,他都达到了近乎专业的水平,称得上是 “最文艺的工程师”。对布鲁斯教授来说,年龄只是一个符号,四十多岁的他照样可以放弃所有,漂洋过海开始新生活。如今,八十岁的布鲁斯依然活跃于高校、业界以及英国上议院,书写着生动精彩的人生篇章。

  

   2018 年 6 月 7 日一大早,我怀着兴奋而喜悦的心情在伦敦上议院与布鲁斯教授会面。上议院新的一天尚未开始,老校长带我穿过一条又一条连绵的历史长廊,轻声讲述一个又一个或惊心动魄或波澜不惊的故事……

  

一、中国的科技腾飞

  

   静一:布鲁斯爵士,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接受采访。我们先谈谈您近期的中国之行,可以吗?

  

   布鲁斯:当然可以。我四、五天前刚从北京回来。这次真是让我大开眼界,跟我九年前去的那次比起来,北京城面貌焕然一新,不光是有许多新建的高楼大厦,令我们一行人尤其感到震惊的是,整个城区都变得更加干净整洁,井然有序,道路中间还栽种着各种漂亮的花草植物。

  

   这次活动是由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联合举办的。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我们,并做了将近一小时零二十分钟的演讲。令人欣慰的是,工程师们当天十分引人注目,因为那天安排的是中国工程院院长致开幕词,而不是中科院院长。习主席的演讲主题是围绕 “创新” 展开的。他在演讲中至少有几十次提到了 “创新” 这个词。他讲到:“现在我们要走得更远,要朝着科技强国的目标迈进,尤其是在纯科学领域。我们的工程师在未来肯定还会取得更加出色的成绩。” 我对习主席当天的发言印象极为深刻。接着,我们到中国工程院和院方代表进行了友好会谈,院长提到他们也想加强与海外人员的联系和交流。2017 年共有十余名外籍人士荣升院士,包括安道琳(Anne Dowling),她曾任剑桥工程系主任,现为皇家工程院院长,还有比尔·盖茨,不过他那天没有到场。

  

   静一:您之前负责比尔·盖茨奖学金的时候就见过他本人吧?

  

   布鲁斯:是的,我认识比尔·盖茨。其实在设立剑桥比尔盖茨奖学金之前我就已经见过他了,这对我为剑桥争取到奖学金帮助很大。

  

   会谈之后,我在北京又停留了两天时间,期间参观了国家能源投资集团。这家新公司刚与其他两家公司合并,现有雇员 33 万人。公司下辖几十个发电厂,拥有自己的船舶和火车运输煤炭,并且在风能和太阳能开发方面也有大型业务开发项目。此外,公司自行安装了风力发电设备,可供电能 13 吉瓦。现在,英国还在为风力发电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自豪,而实际上其可供电能也只有 8吉瓦。

  

   风力发电的主要目的是减少煤炭发电厂的污染。我们还去河北省参观了一家煤炭发电厂,那真的是太震撼了。我之前参观过的发电厂不算多,直觉就是那里的环境肯定很差,尤其是烧煤炭的发电厂,估计到处都是堆积成山的煤炭。不过这次很不一样,感觉更像参观一家整洁的医院。我唯一看到的一点煤炭是在透过一扇窗户观察一条料道的时候,小块儿的煤炭通过料道上的传输带缓缓移动,最后送进熔炉里面。他们已经将燃烧产生的含硫氧化物和含氮氧化物含量减少了80% - 90%,并且正在争取将这两种污染物物质彻底清除。由此看来,他们对未来的估计是正确的,几年之内煤炭发电就会做到完全无污染。当然,燃烧还是会生成二氧化碳。令人耳目一新的是他们还开展了许多二氧化碳存储实验项目,即对二氧化碳中的碳元素进行捕捉存储。在英国,我们也想将这项技术投入到所有的发电厂,不过成本太高了。当时在场和我交谈的中国工程师也提到了高成本这一问题。我的意见是,如果想进一步降低该项技术的成本,可以将工艺和液压破碎法结合在一起。

  

   参观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期间,我还去了一所研究清洁能源的实验室。实验室建筑美观大方,从里到外都是崭新的,室内摆放着昂贵的设备,用以进行实验操作和数据监控。大批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都在那里潜心钻研。

  

   总而言之,这次访问让人难以忘怀。你能够真正体会到,习主席说得对——中国在很多领域已经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二、80年代与中国的第一次接触


   静一:您上次去北京是什么时候?

  

   布鲁斯:记得大概是08、09年的时候。我以不同的身份去过中国多次,第一次是 1980 年,那时我在 IBM 工作。受政府邀请,公司委派我和另外两位同事去中国,其中一位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另一位是康奈尔大学的教授。那时我的研发团队正致力于开发世界上首个纳米结构。事实上,我们的团队是全世界首个运用纳米技术替代微米技术的团队。我决定使用纳米技术而不是微米技术,是因为我将它视为一块纯科学领域,要与商业界区分开来,直到现在,纳米结构主要还是被物理学家用来作极限实验。你可以得到一个纳米结构,而由这个结构组成的导线非常小,小到当有电流流经该线路时,你能清晰地看到每个电子都在沿着导线向下流动,因为它们的能态都封锁在导线内。

  

   那次我们几乎跑遍了整个中国,先是去了西安的半导体研究院。那时的中国是另一个世界。我们是从广州入境的,每个人都带着妻子同行,所以一行总共有六个外国人,加上一个中国人。开始通知我们乘飞机去西安,但最后由于被告知座位不够,我妻子和另外一位女士只能坐火车前往。相比我们而言,她们的旅程可以说是 “人在囧途” ——一路上可比我们有趣多了。我们坐上了飞往长沙的飞机,上了飞机后发现有一半的座位是空的。我们觉得很诧异,不是说没座位吗?然后问了乘务员小姐,她们说很多人会在长沙登机。可到了长沙之后,我们发现其实有一半是下飞机的,基本上没人上飞机。我们还了解到,当时航空公司并没有机票预订系统,所以乘务员不用费心思核查座位。那时候中国的情况大概就是那样。还有一件事令我印象深刻,当时我坐在飞机中部,离乘务员准备食物的机舱很近。我一直谨慎地盯着旁边小煤气炉上正在烧开水的大壶,担心会出什么事。

  

   最后终于到了西安,从机场出来后,我们叫了三辆车。路上挤满了人、骡车和自行车,我始终记得那时见到的人个个都很灵活,大包小裹,左右开弓。你会看到一个背着大衣橱的人还能自如地骑自行车。

  

   之后我们还去了北京和上海,人们对我们特别友好,那是一段十分有趣的时光。记得那时每个人都穿着毛式中山装。只要我们在一个村庄停留一小会儿,没几分钟就有一百多号人围着我们看。为了不那么引人注目,后来我强烈要求,也买一套中山装穿上,然而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对那时的中国人来说,我们看起来太“奇怪”了,就像动物园里的生物一样。那时候,西安的第一批兵马俑刚刚出土不久,就这一点来说,那也是一段特别的时光。

  

当时的中国人对一切都持有学习的态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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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静一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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