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定制服务来到德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9 次 更新时间:2020-03-08 21:5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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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万伟  

  

   卫斯理·斯密斯 著 吴万伟 译

  

   1973年的反乌托邦科幻电影《绿色食品》(超世纪谍杀案)描述了令人震惊的时刻,里面有人口爆炸引发的暴乱以及男人称女人是需要性的“家具”。但是,最令人担忧的场景是爱德华·罗宾逊(Edward G. Robinson)进入一家安乐死诊所,选择宁愿死掉也不想再活着受罪了。从前是虚构的小说中的场景,如今已经变成了现实。从前觉得不可思议的协助自杀如今竟然流行起来了。自从该电影放映以来,很多人已经逐渐觉得人活着不再是绝对的善,而是利弊得失衡量之后的结果。生命伦理学的神圣性已经被消除痛苦的欲望所取代,即使这意味着让承受痛苦的人毁灭。这种逻辑的可怕威力已经直接导致了自杀诊所的出现和定制死亡的权利---因为谁也不能替他人判定什么样的痛苦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

  

   协助自杀积极分子坚持认为,安乐死只能适用于重症患者,给严格指导下保护可怜人的空洞承诺。这种陈词滥调在我看来毫无意义。如果真的存在“死亡权利”这回事,如果最重要的利益是“选择”而不是“生命”,自杀权利为何仅仅限于重症患者呢?毕竟,很多人比病人承受的痛苦更剧烈、更长久。一旦人们接受安乐死的道德合理性,这个逻辑必然导致定制死亡服务的出现,任何人都可以随意选择死亡。

  

   虽然如此,我从来没有预料到完整的定制死亡十年后就在西方出现了。看来我应该更乐观一些。德国最高法院最近的判决已经将死亡权利渐进主义抛弃一边,变戏法似地提出自杀和协助自杀的权利问题。而且,该判决公然拒绝将此权利局限在被诊断出疾病和残疾者的范围之内。法院裁定“自我决定的死亡”是几乎没有限制的基本自由,作为保护“人格权”的问题,是政府必须确保“自主性”的保护得到实施。换句话说,德国人现在有权在任何时候为了任何原因杀掉自己。从这个裁定(有英文版,彩色是笔者添加)中,我们看到:

  

   自我决定死亡的权利不仅局限于诸如严重的或无法治愈的疾病等外部因素定义的场景,也不仅仅应用于生命或疾病的某些阶段。相反,在人存在的所有阶段都应该保证这种权利。。。个人基于自己定义生命质量和有意义存在的方式而终止自己生命的决定避开了基于普遍价值观、宗教教条、应对生死的社会规范或客观理性考虑的任何评价。因此,决策者个人没有责任去进一步解释或者论证其决策的合理性;相反,从原则上看,他们的决策作为自我决定的行为必须得到国家和社会的尊重。

  

   法院的裁定还没完。自杀权利还包括协助自杀的权利。

  

   自杀权利还包括在有人提供协助的情况下寻找第三方为此目的提供协助的自由。。因此,机构性保证自杀权利具有深远的影响,意味着这种保护可以延伸到个人采取的被认定为协助自杀的任何行动。

  

   法院还表达了这样的意见:或许需要修改德国的药品法律以便为“国家必须保护的”死亡的绝对权利提供方便。

  

   实践中必须确保让人们履行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的足够空间,这个基于其自由意志的决策应该在第三方支持下不折不扣地严格执行。这不仅要求适用于医生和药剂师等医疗职业领域的法律框架设计方面的立法连贯性,而且潜在地要求法律对其控制下的实质内容的修改。

  

   这实在令人惊讶得目瞪口呆:在德国,自主的个人现在拥有自杀的绝对权利和在自杀时得到帮助的权利,无论什么理由或者根本没有可辨认出的理由,想自杀就自杀。法院的这个裁决涵盖一切,似乎也应用于能够做出自主决策的孩子,因为幼年时期也是“生存阶段”。法院虽然表明必须得到立法支持的等待期限等附属性限制---政府或许限制“特别危险的协助自杀形式”(无论是什么手段)---但是,德国宪法现在事实上已经在要求死亡定制了。

  

   不过,事情还没有到此完结。一个激进的法院裁定会导致另一个裁定的出现。自杀权利很快就会变成公然杀人的权利。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在身体上或心理上实现自杀,而蓄意杀人能够更快捷地实现死亡,且比自己亲手做带来的不舒服感更少些。因为德国协助自杀的绝对权利具有开放性,它不仅仅限于医生,那么,为什么不能允许朋友将朋友杀了呢?

  

   这个裁决也开启了社会无政府状态的大门。现在,国家怎么能限制上瘾毒品的制作和销售呢?毒品也许有危害,但是,如果自主的个人选择吸毒后欲仙欲死的快感,国家怎么能否认人家的决策,禁止这些毒品的商业提供者供应呢?国家怎么能限制采用手术或化学药品改变性别呢?国家能基于什么理由限制四肢健全者(身体完整性认同障碍者)渴望截去健康的肢体或健康的脊髓而获得“残障人身份”呢?如果自杀不再是国家有义务去防止的伤害,国家凭什么阻挠人们毁掉自己正常的身体功能呢?事实上,只要自主的个人渴望采取的行为不直接伤害其他人,国家怎么能限制此人的任何行为或罪恶?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加拿大记者安德鲁·科因(Andrew Coyne)20年前的先见之明。在对国人强烈支持父亲出于所谓的爱而杀害自己残疾的女儿做出回应时,他说“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任何信仰,甚至连反对死亡的论证都无法提供。一个文化,如果丧失对生命的信仰,甚至连为什么应该活下去都无法理解。”如果不改变现有的文化演变轨迹,我们将很快变成“德国人”了。

  

   译自:Death on Demand Comes to Germany by Wesley J. Smith

   作者简介:

   卫斯理·斯密斯(Wesley J. Smith),发现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最新著作是《死亡文化:有害药物时代》。

   https://www.firstthings.com/web-exclusives/2020/03/death-on-demand-comes-to-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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