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重:19世纪江南的经济萧条与气候变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7 次 更新时间:2020-03-06 08:4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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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光前半期(1821-1834)是中国经济史的一个转折点。在此时期中,中国经济开始由十八世纪的长期经济成长,转变为十九世纪中期以后的经济衰退。因此对道光前半期的情况进行深入研究,是认识十九世纪中国危机的一个起点。

  

一、“道光萧条”与十九世纪危机

  

   (一)何谓“道光萧条”?

  

   中国在十九世纪上叶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最先发现这一现象的是龚自珍。他在嘉庆末(约1820年)就已明白指出:“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日月,奚暇问年岁!”。因为此衰退始于道光时期,因此吴承明称之为“道光萧条”。他并指出:这次萧条是在清朝国势已衰,农业生产不景气,财政拮据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十分严重。冯尔康也指出到了道光时代,民困导致民变,即经济衰退引起了社会动荡。

  

   吴承明认为“道光萧条”主要是市场萧条,最突出的表现是银贵钱贱,物价下跌,交易停滞,商民皆困;银价由每两合钱1,000文增至2,200文,江南米价跌落约25%。江南由于处于中国全国市场的中心,因此成为这个的主要受害者。事实上,江苏巡抚陶澍在1825年就已明白地说,“江(宁)、镇(江)、苏(州)、常(州)等处,小民生计,外虽见有余,内实形其不足”。后任巡抚林则徐在1833年则说:“民间终岁勤劳,每亩所收除完纳钱漕外,丰年亦不过仅余数斗。自道光三年水灾以来,岁无上稔,十一年又经大冰,民力愈见拮据。是以近年漕欠最多,州县买米垫完,留串待征,谓之漕尾,此即亏空之一端”。

  

   (二)“道光萧条”与十九世纪中国经济衰退

  

   “道光萧条”与麦迪森(Angus Maddison)近年来的研究结论颇为一致。麦氏运用实际购买力的计算方法,对过去中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的GDP(国内生产总值)作了计算。根据他的计算结果,1700年时整个欧洲的GDP和中国的GDP差不多相等,而在1700-1820年的一个多世纪中,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速度4倍于欧洲。然后,在1820年以后的一个半世纪中,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一直在下降,并成为世界六大经济体中唯一出现人均GDP下降的地区。由此而言,1820年代确实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发生大转折的起点。而1820年代正是道光朝前期。

  

   (三)“道光萧条”在江南

  

   上述“道光萧条”所体现的经济衰退,也清楚地表现在江南。姜皋就松江府西部的具体情况,对此有非常明确的叙述。

  

   首先,田价大幅下落。姜皋说:田底价,“下乡之膏腴者最贵,以粮较轻而租易得也。然三十年前亩值七折钱五十两者,甲戌(嘉庆19年,1814)歉收后,已减十之二三。自癸未(道光3年,1823)至今,则岁岁减价矣。癸巳(道光13年,1833)冬间,此等田欲以易钱十千,无受之者。等而下之,有亩愿易一千钱者,则尤难去之耳”;田面价“亦视其田之高下广狭肥瘠以为差等。向来最上者一亩可值十余千,递降至一二千钱不等”。

  

   其次,农业产量降低而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导致农民生产无利可图。“上丰之岁,富农之田,近来每亩不过二石有零,则一石还租,一石去工本,所余无几,实不足以支持一切。况自癸未(道光3年,1823年)大水以后,即两石亦稀见哉!”。“自癸未(道光3年,1823)大水后,田脚遂薄。有力膏壅者所收亦仅二石,下者苟且插种,其所收往往获不偿费矣。地气薄而农民困,农民困而收成益寡,故近今十岁,无岁不称暗荒”。

  

   第三,农民收入锐减,难以维持正常的再生产。“壬癸(1822、1823年)以来,见乡农之凋敝日甚也”;“民生日蹙,则农事益艰,如耕牛有不能养者矣,农器有不能全者矣,膏壅有不能足者矣。人工缺少则草莱繁芜,旱潦不均则螟蟊为患,勉强糊口,年复一年,以至于卖妻鬻子,失业之农,填沟壑、为饿殍者,不知凡几。即素称勤俭而有田可耕者,亦时形菜色焉”。

  

   第四,农村棉纺织业濒临破产。“往年农之不匮乏者多赖之。自近今十数年来,标布不消,布价遂贱,加以棉花地荒歉者及今四年矣。棉本既贵,纺织无赢,只好坐食,故今岁之荒,竟无生路也”。

  

   姜皋所说的情况,与我们根据有关材料得出的结论颇为一致。由于尔后江南经济衰退日益加剧,因此我们可以说1823-34年是长期衰退的开始时期。

  

二、1823、1830年大灾与十九世纪的气候变化

  

   那么,导致道光萧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太平天国革命可以说是道光朝经济衰退的直接后果。因此导致太平天国革命发生的主要原因,也就是导致道光萧条的主要原因。以往学界认为对于太平天国革命发生的主要原因的看法主要有“人口危机”说和“阶级冲突加剧”说。但王业键已指出前一原因不符事实,而后一原因则很难证实。他提出当时“农民――太平天国的主要群众――的不满,很大部分和银价上升、农产品价格下落及经济萧条有关。而且,商业化愈高地区,农民受市场变化的打击愈大,他们的不满情绪也愈高。这点认识或许可以有助于我们了解,何以太平天国政权存续期间的活动范围多局限于长江下游”。

  

   除了上述两个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即西方工业的冲击。道光26年(1846年)包世臣惊呼:“松、太利在棉花梭布,较稻田倍蓰。…”,“近日洋布大行,价才当梭布三之一。…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松、太两属,以木棉入优,精胜苏属。近来洋布盛行,价止梭布三之一,梭布市必减滞,……年复一年,亦断难堪此□削矣!”“商贾不行,生计路绌”。这个原因,在以往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已受到广泛的注意。但是,从中国棉布出口的情况来看,在十九世纪初期,西方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仍然是颇为有限的。因此,除了这个原因之外,应当还有其他原因。那么这些原因又是什么呢?我认为其中之一,就是十九世纪的气候变化。

  

   (一)1823、1830年大灾

  

   导致松江经济在1823年左右开始衰退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天灾。根据地方志的记载,道光3年、13年,苏松两府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大水灾,朝廷累次下令大赈饥民,本地官民也多次捐资赈济。

  

   (1)1823年大灾

  

   道光3年夏,整个松江府七县一厅以及附近的苏州府都大水成灾。这场水灾非常严重,署布政司林则徐说:“苏属被灾之重,为从来所未有。…此数十万饥饿余生,将何术以处之哉?…总之灾分太重,灾民太多,灾区太广…”。

  

   松江的地方文献对此亦有详细记载。例如当时的华亭县知县王青莲说:“道光三年夏,江南大水,松属被灾尤甚。余以七月下旬来权斯邑,淫潦方盛,亟请赈恤,仓粟库钱散无虚日。惟民艰较重,有例赈所未及者。用是续谋义赈,余首先捐廉为倡,而邑之士大夫皆笃于桑谊,效义恤灾,大小捐户共输钱三万一百余缗。…后续举义赈共放钱二万六千余缗,共赈民十七万六千余口”。娄县绅耆也在《请赈募捐公呈条款》中说:“今娄县低区,盖藏素少,猝遭巨浸,不特称贷无门,抑且佣工无所,其稍高诸处,一伤于戽救之工料,再伤于买补之赀财乏食。…(嘉庆)九年之水,一淹即退田,亩虽有高低,而同时补种,一律薄收,是以尚可牵算。今漫淹连月,稍高者犹难戽救,低洼者涸复无期。…高乡田禾,水势渐退,即可耘锄,根已着土可望有收;若在低乡,稻虽透出水面,一望青葱,而积水未消,难以耘锄,根浮力薄;且屡经风水冲激,禾苗节次受伤,未能起发;兼之近遇风潮,水势比前更大,复遭淹没,即或有收亦属歉薄…”。

  

   据姜皋说,在这一年,大雨从阴历二月开始下,一直下到九月,其间仅只在六月和八月略有间歇。大雨引起严重水灾,导致当年水稻绝收。不仅如此,这次大水使得农田被水浸泡数月,从而导致土地肥力严重受损。直到1834年姜皋写《浦泖农咨》时,肥力依然未恢复。因此这次水灾对松江农业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2)1830年大灾

  

   松江尚未从1823年的大灾中恢复过来,又于1830年再次遭大灾。该年夏天,“霪雨为灾,岁饥米贵”。江苏巡抚林则徐说:“江南连年灾歉,民情竭蹷异常,望岁之心,人人急切。今夏雨旸时若,满望得一丰收,稍补从前积歉。乃自六月间,江潮盛涨,沿江各县业已被灾。其时苏松等属棉稻青葱,…惟种系晚稻,成熟最迟,秋分后稻始扬花,偏值风雨阴寒,岁多秀而不实。然大概犹不失为中稔。迨九月后,仍复晴少雨多,昼雾迷蒙,夜霜寒重。乡农传说‘暗荒’。臣犹不信,立冬前后亲坐小舟,密往各乡察看,所结多属空稃,半浆之禾变成焦黑,实先前所不及料。然犹望晴霁,庶可收晒上砻。不意十月来滂沱不止,自江宁以至苏松,见闻如一。臣率属虔祷,虽偶尔见晴,而阳光熹微,不敌连旬盛雨。未割之稻,难免被淹。即已割者,欲晒无从,亦多发芽霉烂。乡民烘焙,勉强试砻而米粒已酥,上砻即碎。是以业户至今未得收租。然赋从租出,租未收纳,赋自何来?又沙地种植禾棉,连岁荒歉,今年风雨腐脱,收成仅一二分。纺织无资,停机坐食。且节交冬至,赶紧种麦,犹恐失时,况雨雪纷乘,田皆积水,春花难种,接济无资,民情窘迫”。

  

   这次水灾使松江已经很严重的情况雪上加霜。虽然遭受打击最甚的是上海的棉花种植,但松江府其他地方也受害极大,因为这些地方棉纺织业所需的原棉,绝大部分来自上海。

  

   此后,到了道光29年(1849),又一次严重水灾发生在松江。在上海县,“夏五月大水,田庐淹没蠲租,发赈平粜施粥,邑人捐银助赈,一如三年,饿莩载道,民不聊生”。在华亭县知县金咸的劝导下,“华邑士民助赈者,计钱三万有奇”。

  

   那么,1823年以来松江不断遭遇大水灾的根本原因何在呢?

  

   (二)十九世纪的气候变化

  

在中国气候史上,十九世纪初期是一个转折时期。气候史学者已证实:在华中和华东,1740-90年的半个世纪是一个温暖时期,年平均气温比今日高出0.6℃。与此相对照的是,1791-1850年的半个世纪是一个寒冷时期,年平均气温比今日低出0.(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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