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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工智能，已经广泛运用于技术领域的人力替代工作，同时开始运用于社会控制。社会是一个复杂系统，社会成员对社会体制存在顺从或反抗的选择。因此，社会是需要控制的。人工智能为有效的社会控制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手段。人工智能对日常社会信息的收集、甄别、筛选与使用，为常态下的社会控制提供了人类智能所不及的便利，保障了社会控制的高效率。但人工智能并不能保证社会控制无条件奏效。基于常态的社会控制，人工智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在社会控制失效、社会动荡和社会暴乱等社会失常的情况下，人工智能也对社会控制无能为力。对持续有效的社会控制而言，保证社会常态，杜绝社会失常，建构良序社会，是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交互作用，发挥社会控制效用的首要前提。
关键词：人工智能 社会控制 社会失常
人类对人工智能（AI）的强烈期待，一方面是将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是解决人类智能的不及而对人的发展发挥助力作用。但这些期待落实于社会进程中的时候，总是与社会控制（social controls）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迅速发展的先进技术，一旦与既定社会秩序不相吻合，必然会造成两种不合预期的后果：要么社会利用相关技术，维护社会秩序，让技术成为社会重构的工具；要么运用技术失当，技术颠覆社会秩序，而让社会陷入紊乱状态。如何使人工智能这样的技术与社会发展、适当的社会控制吻合起来，便成为人们思考迅猛演进的人工智能与社会发展关系的一个重要切口。当下的社会控制，愈来愈依赖人工智能。但社会控制不能单纯仰赖人工智能。社会控制的有效性依赖于社会成员与社会机制的积极互动，也就是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的恰切互动。一旦社会控制超出社会的承受程度，再怎么先进的人工智能也无法对一个失常社会加以管控。唯有成功建构一个良序社会，才能保证人工智能在社会控制中发挥人类预期的作用。
一、社会控制及其智能化
社会的构成是复杂的，因此，为了保证社会的基本秩序，社会需要进行控制。人们习惯于在从简单到复杂的演进线索上看待社会的构成状态，这样的看法并不是针对社会构成复杂性的古今一致性而言的，而是针对复杂性程度高低而言的。相对于单个人、原初组织形态家庭，社会的构成本身一直就是复杂的。尤其是政治社会或国家出现以后，社会构成的复杂程度陡然升高。可以说，社会构成就其存在形态来讲，历来就是复杂的；但社会构成在认知上的复杂性程度，则具有很大差异。尤其是在古今维度上看，更是如此。在古代社会中，人们对社会作为复杂存在的感知与认识，明显是有限的。这与古代社会存在大量尚待展开的社会因素有关，也与人们认知社会的理论积累薄弱相联系。随着社会要素自身内涵的渐次展开，以及人类自我认知的理论积累的逐渐厚实，社会复杂性的认知也就达到一个相应的高度。
社会的复杂性，以及建立在复杂性基础上的社会稳定性，从三个方面直接表现出来：一是需要建构良好的社会价值基础。价值偏好是人各相异的，群体之间的价值立场也有很大差异。因此，当社会需要建构良好价值基础的时候，如何协调个人、群体与社会之间的价值关系，就成为一项困扰人类的恒久事务。二是需要建构有序运作的社会制度体系。这一体系包含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技术等等内容，这些社会要素相互间的制度安排及其适配性如何，决定了社会是否能够顺畅运转。三是需要建构社会日常生活世界的秩序。人的日常生活，一般不外油盐酱醋、衣食住行。但试图满足社会成员对此的日常需要，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既需要成员之间的自发协调，也需要日常社会建制意义上的良风美俗，这是一个社会在日常生活世界长期磨合才能生长出来的底层秩序。如果一个社会确立了适宜的价值基础、建构了有效维护秩序的种种社会制度、确立了日常生活世界的良好秩序，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实现了善治的社会。反之，就是一个让人处在惊恐不安、无以安心生活，更不可能追求卓越的失序和无序状态之中的社会。面对这两种判然有别的社会状态，人们当然需要去精心设想、努力建构和全力维护一种有利于社会善治的秩序机制。这就使一种值得期待的社会控制机制成为必须。失去有效的社会控制，社会就会滑入失序或无序状态，这不能不让人警醒。
可见，社会控制是与社会的结构特征内在联系在一起的。由于社会成员之间在生存与发展上实际存在着巨大差异，为了获得各自所需要的资源而展开的争夺势不可免。建构必要的社会、政治、法律秩序，有助于将这类争夺引导到一个有序而为的状态。否则，全无秩序的资源争夺，必然对一个社会建制的存续发生颠覆性作用。就此而言，社会控制就是一个建构与维护秩序、破坏与颠覆秩序的边际界限的驾驭问题。“社会系统不能认为是完善整合的和自动自我调节的。在任何社会系统中，都将会有相互冲突的社会力量的操作，并呈现辩证的发展。不同的行动者和阶级以不同程度和不同性质的方式关联于不协调的发展。这些由于制度设置的发展和操作影响产生的敌对行动者可能社会地表达他们的不利条件和被剥夺性，例如利用福利或平等（或其他的思想根据）的规范和价值观念。他们也可能被组织（或能够主动地组织，特别在民主社会）和动员起来 采取社会行动改变制度设置或者至少其中（从他们的观点看）不合理的性质。这些活动常常把他们引进同那些利益和职责关联于系统再生产的人们的冲突之中。即冲突的发生涉及制度的维持（再生产）与制度的重建和可能的改革要求的对抗。因此这样的冲突能够干扰或阻止再生产过程，肇始社会改革的阶段。"这是基于社会是一个宏大系统，因此必须对构成这一宏大系统的各个子系统加以调节和适当控制，否则社会这个宏大系统就难以顺畅运转，就有陷入混乱状态的危险。
社会控制的直接目的是为了维护既定的社会系统。但既定的社会系统，肯定会将社会成员区隔为这一系统的明显受益者，相对收益者、明显受损者与相对受损者两大部分，这两部分人群在认同既定社会系统或社会秩序的自我感觉与行为决断上具有显著差异：前者是维护既定社会系统的力量，尤其是明显受益者构成现存社会系统的坚定维护者；后者是不满既定社会系统的集群，尤其是明显受损者构成了现存社会系统的坚定破坏与颠覆者。基于此，社会学给出一种基于防范破坏既定社会规则人群的狭义社会控制理念。破坏既定社会规则，也就是破坏既定的社会控制秩序。按照程度来分，轻者成为人们眼中的越轨者，重者便成为触犯法律的犯罪分子。显然，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则，必须对这两类人进行有效的社会控制。针对越轨和犯罪的狭义社会控制，具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内在社会控制(internal social controls)，二是外在社会控制(external social controls)。就前者言，它寄望于个人对群体或社会规范的认同。一旦社会规范内化成功，一个人就会在有人或无人监视的情况下自觉自愿并且持续不断地守规。这对社会控制来讲，自然是最值得期待的结果。内在社会控制主要依赖于价值观念的塑造和内化。它对社会大多数人来讲，是观念与行动受控的主要途径；对越轨的防止和犯罪的改造来讲，也是最为深沉的内化动力。就后者论，主要依赖于社会制裁手段。这些制裁可以分为非正式的社会控制机制与正式的社会控制机制两类。前一方面主要呈现为个人所在群体的不赞成到群体的拒绝，以及身体惩罚；后一方面则主要呈现为专司社会控制之责的组织与职位的控制方式。如警官、法官、监狱看守、律师，以及立法官、社会工作者、教师、神职人员、 精神病医师和医生，就是实施这类控制权的人格载体。这主要是针对越轨者、犯法人士与犯罪分子设计的社会控制机制。这类社会控制的目的，“旨在防止越轨并鼓励遵从”。
在既定的整体社会系统中，国家权力体系是维护这一系统、旨在捍卫现存社会秩序的核心力量。在社会控制系统中，国家权力总是想方设法让社会 中维护既定系统的力量受到鼓励，而全力使社会中破坏与颠覆既定系统的力量受到强力抑制。同时，国家权力也致力激活社会中那些乐意或愿意维护既 定系统的各种能量，让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一起来同心合力延续既定社会系统。因此，国家会倾力设计行之有效的广义的社会控制系统，同时也会耗费 不菲资源设计并实施狭义的社会控制体系，以期在社会宏观结构与实际运行建制上构造出有利维护社会秩序的社会控制机制。
在国家控制社会、社会自我的进程中，逐渐形成了社会控制的实际体系。在构成形态上，社会控制体系长期呈现为主要依赖人类智能，引入控制技术手段的受限形式。这是技术革命爆发以前的基本状态。但对技术手段的设计与借重，一直是社会控制系统的显著特点。相关的技术手段呈现出从粗糙、稀少到精细、繁多的发展趋势。在古代社会，社会控制基本上依赖人类智能的完成，这是受政治社会或国家建构能够得到的技术支持手段与技术发展水平决定的情形。当其时，政治社会的运行受宗教、政治、军事、法律等手段的支持，即可有效运行。但社会控制中对技术的低度引入是必须的。因为即便是古代社会的控制体系，也不可能完全依靠人力来完成，利用足以延伸人力强度与技巧的技术方式，就成为有效控制社会的必然。譬如通讯上驿站的设置、军事上烽火的引入、社会上密谍的设立等等。随着技术在现代社会的迅猛发展，技术被广泛引入社会活动领域，社会控制的技术水平明显提高。在机械技术时代，社会控制领域大量借助机械制造物以改善人力不及的、处理繁重管理事务的技艺。在自动化技术时代，社会控制领域更是普遍借助各种自动化技术手段处置社会控制事宜。如今人类迈进人工智能技术突 飞猛进发展的时代，社会控制借助种种人工智能技术，进入一个人类智能似乎有所不及的新阶段。
社会控制的智能化，是社会控制与技术系统紧密结合的必然结果。所谓社会控制智能化，一方面是指社会控制设计与运作过程中对人工智能的引入。譬如交通控制智能化水平的大为提高，大大缓解了人类智能直接设计交通控制系统时交通繁忙情况与控制能力低下的矛盾。在电脑模拟设计交通控制系统的条件下，交通疏导的效果得到显著改善。而人脸识别的启用，将长期得不到侦破的刑事案件一举破获，人所周知的北大学生弑母案主角、作案后消失三年之久的吴谢宇，就是机场人脸识别系统捕捉到他的行踪的。数起杀人抢劫嫌疑犯、作案后逃亡达20年之久的劳荣枝则是经由大数据分析现形的。另一方面，社会控制智能化则是指人工智能系统直接作为社会控制系统发挥作用，一般不再需要借助人类智能与人类体能发挥直接控制作用、维持社会秩序。譬如当今中国较具规模的城市社会中，日益发挥重要的社会控制效用的天眼系统。“‘天眼’数字远程监控系统通过企业内部互联网（intranet）和国际互联网（internet）实现远程视频监控，主要适合于连锁店、幼儿园、家居、工厂、公安消防、银行、军事设施、高速公路、商场、酒店、旅游景点、小区、医院、监狱、码头港口等地。”连通几乎所有公私场所的“天眼”，就其直接的数据收集而言， 勿需人力资源，就可以对这些场所的社会秩序发挥保障功能。可见，人工智能系统在社会控制的各个 领域已经开始发挥广泛而直接的作用。
二、社会控制前提与智能化致效
社会控制尽管已经发展到智能化的阶段，但社会控制如何真正奏效，还是一个需要深入探析的问题。一方面，需要理性确认的一点是，社会控制并不是封闭自足的事务，它依赖于种种先设条件。这些条件包括：社会的建构是否公正，社会资源的占有与分配是否公平，社会活动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否相对融洽，社会变革的渠道是否畅通，社会控制的目的是否是为了保护成员权利等等。另一方面，社会控制总是在社会既定系统足以自我维持的情况下，才有希望实现维护既定社会体系的目标。社会控制的效用需要扼住两个端点——一是社会的僵死局面，一是社会的结构崩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